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第5章 约翰罗冒险家和预言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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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第5章约翰罗冒险家和预言家
约翰·罗是人所共知的,这位苏格兰名人的第一本传记在他生前即已问世。
“约翰·罗体系”在法国垮台之后,欧洲所有的文字都描写过他,18世纪法国政治著作家无一人不提及他的。
19世纪,随着现代银行的创立,信贷和投机交易的大发展,出现过研究这位信贷的热烈倡导者的活动及思想的新浪潮,他被当做天才的冒险家和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通货膨胀的世纪”——使人们对这位名人重新发生了兴趣。
约翰·罗想通过发行信贷和纸币来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这个思想正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反危机政策的基础(当然是以新形式出现的)。
资产阶级学者认定,约翰·罗和凯恩斯是极为相似的:
“法国的财政大臣、来自罗利斯顿的约翰·罗(1671~1729年)……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间的相似是这样深刻和广泛,甚至连他们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也是如此,这使有的唯灵论者以为,好像能在凯恩斯那里发现被重新改造了的约翰·罗。
”①新近出版的一些关于约翰·罗的书籍的标题是很有意思的,《通货膨胀之父》,《信用的魔法家》,《银行家罗不寻常的一生》。
约翰·罗在大部头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占有光荣的地位。
危险的事业和大胆的思想约翰·罗1671年生于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他的父亲是钱号经理,也放钱生息。
1683年他的父亲购买了一块不大的领地罗利斯顿,从而成了贵族。
由于有钱,加上仪表堂堂,派头十足,约翰·罗很早就开始了赌博和打斗的生活。
20岁时,用一位同学的话来说,罗“已对形形色色的浪荡生活非常熟悉”。
他觉得爱丁堡过于土气了,于是就到了伦敦。
在伦敦,这位年轻的苏格兰人很快就以“花花公子罗”的外号而闻名。
1694年4月,他在决斗中打死了人,法官以杀人罪判他死刑,经一些有影响人物的说情,威廉三世国王赦免了他,但死者亲属仍不放过他。
不等事情最后了结,罗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逃出了监狱。
他从30英尺高处跳下,结果脚脱臼了。
他的出路只有一条——到国外去,他挑选了荷兰。
在伦敦三年期间,罗不光寻欢作乐和大吃大喝。
由于受到了一些相当好的实际教育,他还具备了各种货币事务上的计算能力,他对于1688~1689年革命以后伦敦所出现的熙熙攘攘的财政事务倒是相当熟悉了。
英格兰银行于几年后成立,这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约翰·罗是银行事业的浪漫主义者。
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免奇怪:
银行和浪漫主义者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
但是,当时是资本主义信贷萌发时期,它的可能性(机会)多得不可思议。
无怪乎约翰·罗在自己著作中多次把银行制度和信贷的发展比作“发现了印度”,即发现了通向印度和美洲的海路。
贵金属和稀有商品正是通过这条海路流入欧洲的。
当时还未曾经历过的信贷力量在约翰·罗那里找到了自己的赞助者、颂扬者和预言家。
在荷兰,约翰·罗精心研究了当时全欧最殷实、规模最大的阿姆斯特丹银行。
1699年罗的足迹又出现在r巴黎,之后他去了意大利,带着一位年轻的有夫之妇、英裔女人凯特林·西涅尔,此后她便陪伴他到处漫游。
在创办一个新型银行这一想法的驱使下,约翰·罗于1704年回到了苏格兰,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设想。
国家正处于各种经济困难夹击之下,商业停滞,城市中的失业,企业精神受到压抑。
好得很!
罗有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1705年他在爱丁堡出版了《论货币与贸易,由国家供给货币的建议》一书。
罗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理论家,他的经济兴趣也从未越出过货币信贷问题的范畴。
但是由于为自己的方案而进行的顽强斗争,他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思想在经济科学中却发生了作用。
圣西门公爵是约翰·罗人品的一个重要目击者,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罗“是一个有体系的人”。
为了实现自己体系的基本原理,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约翰·罗断言,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于国内货币数量充裕。
他并不认为货币本身就是财富,他清楚真正的财富是商品、企业和贸易,但是充裕的货币在他看来可以保证充分利用土地、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
他写道:
“国内贸易有赖于工人就业和商品交换……国内贸易’有赖于货币。
货币数量越多,就业人数就越多……良好的立法可以使货币流通达到最大限度,使货币流向对国家最有利的部门;但任何立法……也不能使人们就业,如果流通中没有足够的货币为更多的人支付工资的话。
”①罗显然不同于老的重商主义者,尽管他也在流通领域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他决不颂扬金属币,反而完全贬斥它。
二百年后凯恩斯称金币为“野蛮人的残迹”,罗也完全可能这样说。
货币不应是金属的,而应是信贷的货币(它由银行按照经济需要而创造),换言之应是纸币:
“使用纸币是迄今增加货币量的更好的方式。
”②罗的体系由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构成。
第一,对银行家他规定要实行信贷扩张政策,即让他们有权发放超过银行金属货币储备若干倍的贷款。
第二,他要求银行是国营的并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
这是不难理解的,尤其因为类似问题(在其他条件下以其他形式)在今天仍具迫切性。
如果银行家的资本是100万英镑,吸收存款100万英镑,又发行并贷放100万银行券,那么,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这样的:
资产(借方)负债(贷方)金币200万英镑私人资本100万英镑贷款100万英镑存款100万英镑银行券100万英镑合计300万英镑合计300万英镑这样的银行当然是绝对可靠的,因为它的英镑完全可以偿还存款和银行券,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求现。
可是罗不无理由地问道:
该银行的用处就这么大吗?
一般的用处当然是:
保证清算,保藏黄金以免丢失和磨损。
但是如果银行发行银行券(比如1000万)并用以拯救经济,则它的作用便会无可比拟地增大。
这样便可得下表:
资产(借方)负债(贷方)金币200万英镑私人资本100万英镑贷款1000万英镑存款100万英镑银行券1000万英镑合计1200万英镑合计1200万英镑这个银行冒着一定的风险:
如果银行券持有者要求兑换300万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银行倒闭,或者说停止兑现。
但是罗认为,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和必要的。
其次他还认为,如果银行在某个时候不得已而停兑,这也不是多大的灾难。
在上述例证中,银行的黄金储备只占发行银行券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少(如果计人存款利息的话)。
这就是所谓部分储备的原则,它构成了整个银行业的基础。
依据这个原则,银行就能够有弹性地扩大信贷,充实流通。
信贷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约翰·罗是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人之一。
但是,在这个原则中存在着危及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危险。
银行家倾向于“贪得无厌”地膨胀信贷以取得利润,这就有可能使银行遭到破产,给经济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
另外一个危险,或者这一危险的另一方面,是国家滥用银行的这一非同寻常的能力。
如果银行扩大发行银行券,不是为了满足经济的实际需要,而完全是为了弥补国家预算赤字,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通货膨胀”这个词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不过正是它威胁了约翰·罗的银行以及他进行试验的那个国家。
约翰·罗看到了信贷的长处,但他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它的危险。
这是他的体系在实践上的主要弱点,结果导致了体系的崩溃。
罗的观点理论上的缺陷在于他幼稚地把借贷、货币和资本等同起来。
他以为扩大贷款和发行货币即可创造资本,从而增加财富和就业。
然而,任何信贷也不可能代替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及物质资源。
罗在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中所规定的并于10~15年后在宏伟规模上付诸实践的信贷制度,具有鲜明的财政冒险主义的特点。
约翰·罗属于“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之列,同时马克思又嘲讽地指出,此人“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
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①征服巴黎苏格兰议会拒绝了创办银行的建议,英格兰政府也两次拒绝了罗的申请(这一呈文使他十年后获罪)。
为了准备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的法令,罗不得不再去大陆。
他在那里过着赌徒一般的生活,大搞有价证券、珠宝和古旧书画的投机买卖。
孟德斯鸠在《波斯通信》(1721年)中,借一个旅游欧洲的波斯人之口讲述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说到欧洲大多数地方的赌博……成为一个赌徒,这本身是一种社会地位。
这个称号可以代替显贵出身、财产、尊严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
它已经成了社会地位中的一个等级……”
正是这条道路为约翰·罗创造了社会地位和财产。
关于他赌博方面的才能有不少神奇的传说,诸如沉着冷静、神机妙算、非凡的理解力以及赌博得手给他带来的巨额酬金。
当他最终决定在巴黎定居时,他带到法国的财产约有160万利弗尔。
不过,巴黎吸引他的不仅是赌博和投机。
随着财政危机的尖锐化,他越来越感觉到这里正是实现他计划的地方。
国库空虚,国债剧增,信贷动摇,经济处于停滞和萧条之中。
罗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能通过创办有权发行钞票的国家银行的办法加以扭转。
1715年9月路易十四死去,罗的机会来了。
他在过去几年间曾逐渐地向菲利浦·奥尔良公爵暗示了自己的想法。
奥尔良公爵是老国王的侄子,他在国王继承人年幼时是摄政王。
他信任约翰-罗,在他排挤了其他对手,掌权后不久便召见了约翰·罗。
摄政王用了半年多时间说服贵族委员会和巴黎议会,因为后者害怕激进措施,而且不信任外国人。
罗倾向于拒绝国家银行的主意,而赞同私人股份银行。
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迂回机动的把戏,从一开始银行就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1716年创办中央银行,它在头两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约翰·罗俨然成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行政官,精明强干的实业家,老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在摄政王的支持下,他牢牢掌握了法国所有的货币和信用系统。
中央银行的钞票(罗在这一时期成功地控制着它的发行)遍及流通,时常甚至以对硬币的差价而在流通中生了根。
同巴黎的高利贷者相比,银行贷款利率适中,因为在工业和商业中曾自觉地对它予以了调整。
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
大破产约翰·罗并不忠于祖国,但他忠于自己的思想。
开始,他向苏格兰和英格兰,向萨沃依公爵和热那亚共和国提出自己的思想,结果均遭拒绝,未能取得成功。
当法国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时,他真诚地感到自己是一个法国人,不久他便入了法国籍。
后来,当他觉得为了体系的成功而有必要改信天主教时,他就这样做了。
毫无疑问,罗确实相信自己的思想。
为了在法国实现这一思想,他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而且是全部心血。
圣西门公爵这样评论约翰·罗:
“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任何的贪婪和欺骗。
”这是可信的。
但是,他的体系的确定不移的逻辑本身却把他变成了一个骗子。
1715年12月,约翰·罗在给摄政王的信中再次解释了自己的想法。
信中有一处令人费解、简直是故弄玄虚的地方:
“但是,银行并不是我的想法中的唯一的东西,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东西。
我要创立一种制度,以其有利于法国的变动而使欧洲感到震惊,这些变动比发现印度或建立信贷更有意义。
国王陛下能够把王国从目前的令人失望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使王国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使财政走上轨道,振兴、支持和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
”①两年以后,隐藏在这些含糊不清的语言背后的东西终于清楚了。
1717年底,罗创办了他的第二个大企业——印度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创办之初是为取得当时归法国所有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开发权,所以当时人们把他的公司称为密西西比公司。
表面上看这没有什么新奇。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活跃了一个多世纪,荷兰也有类似的公司,但罗的公司与众不同。
它不是商人小团体的联合,在它们之间分配股息。
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预先就是售卖给较大的资本家集团以在交易所积极流通之用的。
该公司同国家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不限于从国家那里得到大量的特权,以及在许多方面的垄断权。
要知道,在公司董事会中,同这位沉着冷静的苏格兰人并排就坐的竟是法国摄政王菲利浦·奥尔良公爵本人。
中央银行于1719年初移交给国家,更名为皇家银行。
公司同银行合并。
银行为资本家提供货币信贷以便购买公司股票、进行它的金融事业。
这两套系统的管理权统统集中在约翰·罗一人手中。
总之,约翰·罗的第二个“伟大的思想”就是关于资本集中与联合的想法。
在这里,他又成了超越自己时代的预言家。
只是在19世纪中叶,股份公司在西欧和美国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股份公司已经囊括了几乎整个经济。
大型企业不是单个资本家甚至几个资本家力所能及的,无论他们多么富有,为此需要把许多人的资本联合起来。
顺便指出,小股份持有者只交钱,对公司事务并不发生什么影响,管理权操在上层人士手中。
密西西比公司的大权就掌握在约翰·罗和他的几个帮手的手中。
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进步作用时曾指出:
“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
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①股票买卖中的投机倒把是股份事业的必然产物,罗的体系使这种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他的公司建立一年站稳脚跟之后,罗便转向大规模的旨在抬高行市和推销股票的活动。
他带头购买了200张面额500利弗尔的股票,每张股票当时只值250利弗尔,但答应半年后每股按面额500利弗尔偿付,不管当时值多少。
在这个极不合理的交易中,如很多人所指出的,有着很大的好处。
半年时间股票价格超过面值好几倍,巨额利润流进了约翰·罗的腰包。
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
对他来说现在再增加多少金钱已没有特别的意义。
他的目的是要吸引股东们的注意力,激起商人们的兴趣。
这段时期他大力扩展公司的事业。
预计到未来的发展,他把实际的情形同精明的广告结合起来。
约翰·罗开始在密西西比河谷殖民,并在那里建立了城市,该市被命名为新奥尔良以纪念法国的那位摄政王。
因为招不到自愿移民,政府依照公司的建议开始把小偷、流浪者和妓女流放到那里去。
同时,罗有组织地编造并广为散布各种诱骗人的消息,说那里有个神奇的富裕的世界,那里的居民非常欢迎法国人,用一点小玩意就可换回黄金、宝石和其他财宝。
他还把耶稣会教徒送到那里,呼吁印地安人加入天主教。
罗的公司合并了好几家法国原有的殖民公司,成了最强大的公司。
这些公司中原有的几十艘船舶,打着约翰·罗的名义,在罗的助手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些大船队,经法国运送白银、丝绸、香料和烟草。
在法国国内,公司从政府手中取得了包税权。
应当为它说句公道话,这件事干得比它的前任要合理和有效得多。
一般来说,所有这一切是出色组织、大胆经营同不可遏止的冒险主义和直接交换的奇怪的混合物。
尽管公司支付的股息十分微薄,可它的股票从1719年春天起就像气球一样不断看涨,这正是罗所期望的。
在精心操纵市场的同时,他又策划发行了新的股票,并以越来越高的价格予以推销。
对股票的需求超过了它的发行数额。
成千的人不得不在公司大门口夜以继日地排队等候,登记购买。
尽管如此,到1719年9月公司已经售出了面额500利弗尔到5000利弗尔的股票。
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不去排队,而是缠着罗和其他经理给增加名额。
要知道按5000利弗尔发行的股票,明天就能在交易所中卖到7000~8000利弗尔。
有人想通过火炉烟囱钻进罗的办公室,有的贵夫人吩咐车夫在罗的门前把马车弄翻,为的是诱出那位对女人特别殷勤的英雄,让他听取自己的申请。
罗的秘书靠收取贿赂发了财,这些钱是从等待会见的罗的申请者手中索取来的。
摄政王菲利浦的母亲,一位刻薄的年迈的贵夫人,在给住在德国的亲属的信中曾生动述及这个离奇的时代。
她说:
“人们那么巴结约翰·罗,他日夜不得安宁。
一位公爵当众吻了他的手。
”
还有更奇怪的事发生在坎卡布瓦街,即交易所诞生和兴盛的地方。
从早到晚,那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人们忙于买进卖出,讨价还价。
面额500利弗尔的股票可以涨到10000利弗尔,直到15000~20000利弗尔。
财产迅速膨胀。
在这些日子里,产生了今天人所共知的一个词:
…百万富翁”。
发财致富的狂热,把各个阶层的人都汇合到一起来了,这种情形即使在教堂里也没见过。
贵夫人同马车夫平起平坐,公爵同仆役作交易,神甫同小店主讨价还价。
这里只有一个上帝——金钱!
人们已不大愿意用金银来计算股票了。
叫得最响的时候,10张股票的价格等于14或15公担白银。
几乎所有的支付都用银行券进行。
所有一切纸的财宝(股票和银行券)都是这位苏格兰的财政大师创造的。
1720年1月,罗被委任为法国财政大臣,实际上他早已管理国家财政了。
正在这时候人们感觉到了在他的体系下的第一次地震。
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收集起来的巨额货币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少部分用到了船舶和商品上,大部分则用于国库券。
事实上,公司在赎回股票所有者债券的同时已经承担了全部巨额国债(20亿利弗尔),这就是罗许诺建立的财政秩序。
怎样安顿公司日新月异的股票呢?
因为罗的银行还在不断发行和使用新的成亿的银行券。
这种秩序是不可能持久的。
罗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而他的为数众多的对手、心怀恶意者以及有点远见的投机家们都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当然希望把股票和银行券赶快脱手。
罗的回答是维持股票的稳定行情,限制银行券兑换黄金。
支持股票需要货币,于是罗拼命地发钞票。
他在这几个月中颁发的许多规定和条例都带有惊慌失措的痕迹。
罗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他的体系快要完蛋了。
1720年秋,业已变成贬值纸币的银行券顶多只值票面银价额的四分之一。
各种商品的价格急剧上涨,巴黎缺粮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慨。
从11月起,银行券不再作为合法的支付手段,体系开始废止了。
在最后关头,罗还继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有一天,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愤怒的人群(他们要求以贬值的纸币兑换足值货币),来到摄政王府寻求出路。
看得出来,罗消瘦了,失去了平日的自信和礼貌,动不动就发火。
巴黎流行着许多讽刺诗和笑话,控告约翰·罗,旁及摄政王。
布尔本公爵(据说他靠股票投机赚了2500万利弗尔,而且及时变成了实物)要约翰·罗相信他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巴黎人不会杀死嘲弄了他们的人的。
可是罗却有理由不这样想,也不愿抛头露面,除非在适当警卫的保护之下,可他已失掉了大臣职位。
巴黎议会向来是反对约翰·罗的,现在则要求审讯并绞死他。
最亲近的公爵则建议顶多把他关进巴士底狱,菲利浦也感到最好摆脱开自己宠信的这个人以平息愤怒的浪潮,他最后的恩典是决定要罗离开法国。
1720年12月,约翰·罗带着儿子悄然逃出巴黎,来到布鲁塞尔,而他的妻子、女儿和兄弟则仍留在巴黎。
他的所有财产很快被没收,用于偿还欠款。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约翰·罗体系及其破产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二百五十年了。
在18世纪,约翰·罗基本上是挨骂的。
不过,在这方面更多的是道义上的愤慨,而不是冷静的分析。
20世纪中叶,路易·勃朗在其《法国革命史》中,还有其他一些类似派别的社会主义者为罗“恢复名誉”,而且想把他描写得好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先驱者。
按照路易·勃朗的说法,约翰-罗攻击“作为富人货币”的金银,企图用“穷人货币”——纸币进行流通。
罗创建规模巨大的银行和贸易垄断公司,显然是想借此确立一种同资本主义无情竞争的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联合原则,路易·勃朗还把罗的某些经济措施描述成旨在保障劳动人民生活的自觉的政策。
事实远非如此。
罗企图确立的联合原则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原则。
他全力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及其丧失了社会活力的社会阶层中保守的分子。
罗想把自己公司的所有股东以及自己银行的所有顾客都联合起来并使之平等,这里有贵族和资产者,也有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不过,罗要把他们联合起来当资本家。
罗的体系所做的一切,资本主义在后来完全实现了。
马克思说: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①“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
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
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
”②在这个意义上,罗是一个进步的活动家,但他不是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即使同布阿吉尔贝尔相比也是如此。
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他对人民、对农民的深刻同情,而这种同情正是布阿吉尔贝尔的光彩之处。
的确,这同冒险家、赌徒和投机家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
他感兴趣的是大金融资产阶级,对他们的经营精神寄予厚望,这就是他的政策。
他对自己公司的股票是支持到底的,而对银行券则撒手不管,听其自然——股票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而银行券则散布在广泛的阶层中间。
约翰·罗的体系及其破产使财产和收人发生了不小的再分配,它进一步损害了贵族的地位,这些人为了投机,卖光了自己的领地和房产。
摄政王时代的事件削弱了专制王权。
另一方面,罗的财政魔法也打击了城市贫民,使他们深受物价昂贵之苦。
滥发的纸币有很大一部分零散地积攒在手工业者、商人、仆役甚至农民手中。
罗体系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就是产生了一批善于把得自疯狂投机的财富保存下来的暴发户。
逃出巴黎以后,罗还活了好几年。
他成了一个穷人,当然不是饥寒交迫,而是说他不会再有自己的马车和深宅大院了。
他过着流亡者和流浪者一样的生活,他没有再回去看望妻子(其实他们始终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和女儿:
他未获准回法国,他们也未能离开那里。
开头几年罗还没有丧失返回法国、为自己辩解并继续进行活动的希望,他屡次致信摄政王不厌其烦地解释一切。
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他的经济思想依然如故,只是行动上更小心谨慎和更耐心罢了。
1723年,菲利浦·奥尔良公爵猝然去世。
罗的一切希望——恢复职务和财产,甚至继续领取摄政王给他的微薄养老金——一下子都破灭了。
新当权者对他不加理睬。
这时他住在伦敦。
英格兰政府认为他是个很有影响和狡猾的人物,硬是把他打发到德国去了。
这时候的罗只剩下一个大财政家和盛极一时的大臣的影子了。
他变成了一个爱唠叨的人:
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剖白自己或指责敌人。
听众总是不缺的:
人们认为这个苏格兰人一定有把纸片变成黄金的某种秘密。
许多人以为他不会这么傻,不把他的一部分财产藏到法国以外的地方去,用无论什么办法捞取好处,最迷信的人甚至相信他是个术士。
罗的最后几年是在威尼斯度过的。
在赌博(能治好他这个毛病的只有坟墓)之余,他同许多客人交谈,并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著作《摄政王时期财政史》。
他想以之在后代人面前为自己声辩。
这部书二百年后才问世。
1728年,有名的孟德斯鸠在欧洲旅游时曾看望过他。
孟德斯鸠发现,罗有点衰老,但仍像从前那样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并准备捍卫自己的思想。
1729年3月约翰·罗因患肺炎死于威尼斯。
约翰·罗和20世纪人们曾以为约翰·罗体系那样骇人听闻的破坏性事件再也不会重演了,但他们错了。
同19和20世纪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企业相比,罗的企业(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想像力)看来就像是儿童玩具。
上世纪中叶,罗的思想及他的中央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在法国精明的财政家贝列拉兄弟的企业——巴黎股份银行creditMobilierC!
)——中似乎复活了。
拿破仑第三是这个投机巨人的庇护者和经营者,就像菲利浦摄政王在罗所创办的公司方面扮演的角色一样。
如果要问这个银行用什么手段“增加自己的业务”,并且使法国的全部工业发展都受交易所把戏的支配,马克思回答道:
“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
”②下面我们就来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
动产信用公司在普法战争前不久就破产了,但它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它开始了银行事业的新时代——创建与工业紧密联系的投机银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财政资本的形成就是来自那些大股份公司的发展,它们在一系列工业部门中占据了国家的地位,来自大银行的发展及其同工业垄断公司的融合。
但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发展,有人这样说。
那么破坏性事件指的是什么呢?
约翰·罗的密西西比冒险,能同19世纪末法国一伙人着手进行的大骗局相提并论吗?
为了修建巴拿马运河,这伙人招集了80万股东,之后便陆续侵吞了它们。
约翰·罗体系的破产,能同1929年纽约交易所的破产相比吗?
或者,罗的通货膨胀同20世纪“超级通货膨胀”能相提并论吗?
在20年代的德国和40年代的希腊,货币贬值不计其数。
通货膨胀问题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通货膨胀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正常的”和经常的特点。
它加深了经济困难,使社会冲突激化,推动了货币危机。
顺便指出,同约翰·罗的纸币贬值相比,现代通货膨胀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方面的现象。
现代通货膨胀是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程,它时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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