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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领域热点问题观点综述

财政经济领域的十个热点问题

1.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到底几何？

一种观点认为总体风险可控，局部风险较大。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中国公共部门以债务率水平为关键指标的债务总量，迄今总体上处在安全区，但局部地区存在比较高的风险积累。

其判断的依据是：

按照审计结果，10.7万亿元债务余额，约相当于2010年GDP的26.9%，再加上公共部门债务、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券等，中国的公共部门债务率应在50%—55%。

按照欧盟的标准，债务警戒线是公共债务占到GDP总量的60%，而中国还处在这一数据之下，仍处于总量风险可控的安全区。

副所长刘尚希认为，10万亿元地方债务不会导致债务危机。

其判断的依据是：

地方政府的各种公共资源、公共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加起来有三四十万亿，远远超出现有政府性债务规模。

即使剔除不能变现的，可以变现的也远远超出了现有的负债规模，据此判断地方政府性债务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另外，债务风险的大小还要看债务的使用情况。

债务用好了，产生好的效果，会推动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这些年，地方政府借了很多债，也形成了一大批优质资产，比如说政府花钱修路，这条路的收费经营权可以抵押出去。

这些优质资产不仅仅是对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提供了某种保障，同时，这些优质资产对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为创业和经济增长增强了后劲。

随着经济的蛋糕大了，债务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从今明年短期看，中国经济不会因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出现系统性的连锁反应。

其判断依据是：

第一，因为中国经济总量非常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10万亿的债务余额，中国总的贷款规模将近50万亿元，GDP规模为40多万亿元，不会对经济产生根本性冲击。

第二是虽然平台数量很大，搞清楚情况不容易，但由于各地的差异非常大，只要处理妥当，发生共振的可能性也小。

但没有超过警戒线并不意味着没有危机，政府借债一定要控制。

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主任曹红辉认为，地方政府负有的6万亿元偿还债务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今后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

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虽然可能有所回落，但仍将保持一定的水平，3-5年内还不至于发生实质性改变。

因此，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将保持同步增长的势头。

地方政府债务大多是中长期贷款，短期内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坏账。

且省市一级的平台大多是规范设立和运营的，依托有效的项目现金收益，不太可能出现全面的系统性风险。

加上此类基础性贷款没有通过衍生产品转移风险，潜在的信用风险也未扩散或放大。

因此，中国地方政府潜在的债务风险根本不可能诱发美国联邦债务风险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那样的全面金融危机。

所以，他认为地方债务的风险整体仍可控。

地方政府中长期的债务结构决定了其风险不可能集中爆发，而会逐步反映在一些地区和项目平台上。

因此，爆发区域性债务风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国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张承惠认为，总体债务风险不大，但地方债务有结构性问题。

未来的风险隐患主要是在财力较弱的市、县一级，如果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不解决，再加上偿债高峰和财政收入增速回落碰到一起，债务问题可能恶化。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债务规模占全国GDP的27%这样一个水平还是可控的。

依据是，超过70%的收益已被用于投资铁路、桥梁以及购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手上的资产和债务是同时增长的。

因此，负债水平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恶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认为，总体上地方债不会带来财政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债就不会带来财政风险。

相反，如果地方债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那么本来完全可以应对的风险就可能酿成一场无法应对的金融风险。

中银国际发布报告认为，假定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在10.3万～12.3万亿之间，2010年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为6.7万亿元，中国的债务率只有45%，仍在可控范围内。

根据中银国际的测算，单单凭借财政盈余和项目自身的盈利能力，偿还9万亿贷款需要14~15年。

而且，长期的偿债能力取决于宏观经济增长以及项目的盈利能力。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认为，尽管地方债务规模巨大，但与很多经济体相比，中国债务增长模式运行良好，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债务不那么令人担忧，以2011年至2015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0%计算，中国债务比率到2015年将降至GDP的45%。

国金证券在近期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1至2年内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可能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但地方政府高负债率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否出现系统性风险，取决于融资平台贷款新增规模能否控制下来、经济是否会经历大落以及土地市场是否会停滞，目前看来，地方政府负债率尚无“近忧”。

另一种观点认为地方债务风险较大。

穆迪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被低估3.5万亿元，从而令银行业遭遇更大的损失，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可能达到8—12%，而正常情况下仅为5—8%。

穆迪同时表示不排除未来会将中国银行业信用前景下调为负面。

标准普尔表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公司不良贷款规模可能在未来几年增长，这可能加大商业银行的信贷损失，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不会出现全年亏损。

如果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显著低于预期，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以及主要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都可能承受下行压力。

惠誉最近称，有迹象显示35家中国企业存在公司治理不善的问题。

这些公司的信用评级大都低于投资评级，其他问题还包括独立董事任职时间长、所有权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上、营业收入和资本支出大幅增长，以及现金债务比例过高等。

与此同时，市场过度强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可能会导致低估基础设施贷款的风险；此外，考虑到房地产几乎和中国经济各个领域都相关，房地产贷款风险已成中资银行资产的最大威胁。

与此同时，惠誉预测，未来几年内中国银行业出现运营困难的风险极大，银行业危机或在2013年中期前爆发。

渣打银行经济学家王志浩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欠的4万亿元到6万亿元贷款永远不会得到偿还。

王志浩说，最后的解决办法可能会是，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5.7万亿元的债务。

高盛高华研究表明，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国有银行面临的地方债务违约的风险较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就大得多。

南京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的贷款总量中有20%投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小规模银行相对较高的风险只能部分为较高的资本金所覆盖，这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认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和地方投融资平台所隐藏的风险远高于某些部门和学者的预期。

地方债务问题影响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不仅会大大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和整个银行金融系统风险，降低经济发展效益和国家主权信用，还会使CPI、房地产价格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保持高位运行，更会延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财政体制、土地财政、收入分配改革等对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改革步伐。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被低估，审计署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是到县政府一级，县以下的乡、村等政府债务不纳入统计范围。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地方债”确实存在超过两万亿的高风险债务，而且其中超过90％都是银行贷款，因此，中国银行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受的负面冲击远未过去，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高风险债务，确实可能引发银行风险，连带引发整体经济的风险。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地方债务不仅有风险，还很大。

其判断的依据是：

近期媒体报道的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事件（如滇公路、陕西高速）将会不断出现，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会难以保持高速增长。

地方投融资平台上的债务有没有风险，取决于两点，第一，借债是否过于激进，超过了自身的偿还能力，现在从西南一些地区的高速公路建设而言，这一点可以确定无疑。

第二，投资的项目是否具有起码的资产回报，如沪杭高速公路一样成为现金奶牛。

这基本上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些上市的高速公路暴利超过房企，但多数公路门前冷落车马稀，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员徐小庆认为，尽管地方政府债务系统风险较小，但流动性风险不可忽视。

地方政府债务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再融资风险。

据中金公司测算，未来3年须支付的债务本息预计将达到2.2万亿元至3.1万亿元，其中，2011年就须支付0.9万亿元到1.2万亿元。

2.对于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以及未来走势的判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今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坚持对房地产调控的基本政策还会进一步见效。

坚持对房地产调控的基本政策还会进一步见效。

同时，还应该完善满足人民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供给。

因此，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非常强烈，销量和房价僵持不下，反映了市场供需状况，需要进一步增加供给，包括用地、资金等等，以及政策导向，甚至在规划都要有非常明确的导向，来抑制投资和投机性的需求。

否则，基本生存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以及投资、投机性的需求结合在一起，仅仅通过限价和限购恐怕很难得到根治，但是这些方法和措施在必要的时候，力度还应加大。

由于其特殊性，所以政府还必须负起比较多的责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24日在大连参加后达沃斯-金石论坛时称，此轮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的成果显著。

此轮宏观调控带来的将是一次全新的行业洗牌，在这次的房地产调控后，开发商如果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提高产品品质、服务质量、企业管理和资本运作能力，行业的门槛在复杂激烈的竞争中不断提高，势必会将那些不够多元化专业化、缺乏实力的小企业逐步淘汰，这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对后面市场的发展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总结此轮房地产调控的重点时，巴曙松分析，补偿保障房建设是房地产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

此轮保障房建设如能如期达标，这无疑是宏观调控的一大成果。

对于年底是否会放开限购，巴曙松称这一轮紧缩持续的时间会比想象的长，是否会取消限购，是否会出现松动都是市场的猜测，都是取决于一些地方政府债务的能力，从目前来看是软着陆格局，从高位偏热逐步的回落。

而保障房政策的大力推出以及存量的大增长会放大市场的供应，另外由于从严从紧的房市调控尤其是限购令的出台，市场产生观望情绪（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购房者），导致需求持续萎缩，这种调控结果直接导致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的变化。

这样，一方面加大供应，一方面抑制需求，从而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房地产调控的政策效果应该会逐步显现。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政策出台得如此频繁，一是政府在出台房地产政策时考虑了太多部门利益；二是房地产政策偏离公共性，即政策不是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更多听取相关利益部门或主体的意见，从而使得不少政策把既得利益制度化而不是让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平衡；三是全面去除住房市场赚钱效应这个基本精神无法真正落实。

如果买房不存在赚钱效应，如果住房不能成为投机炒作的工具，那么住房合理需求就自然生成，政府房地产政策根本无需限购、限价来遏制不合理需求。

在成熟的市场中，信贷及税收才是去除住房赚钱功能最有效的经济手段，相对来说限购令、限价政策成本要高些。

下半年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应转向到更有前瞻性的经济手段上来，不要为少数部门利益所左右。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认为，第一，依靠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生存和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货币利率还是严重的负利率，在过去三年来，我们的利率平均水平是多年来最低的，包括今天也还是历史低位。

第二，依靠恐慌性购房需求支撑、投机性购房的时代和已经过去。

第三，依靠低风险并可以轻易将风险转嫁给其他相关者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本世纪前十年，房地产市场一路向上，房价几乎只涨不跌，开发商可以通过涨价将风险转嫁给购房者，投资者可以将风险转嫁给接盘者，稳赚不赔。

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的市场，将会是优胜劣汰的市场。

第四，依靠不断涨价才能挣钱的时代过去。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如果目前的调控政策能够继续明确自己的诉求，坚持限购政策不动摇，持续对房地产的资金链进行加压，开发商唯一的选择就是让房价回归理性。

而关键的关键，就是管住银行，坚持限购，切断开发商通过信托等“曲线输血”的通道，房价的回归就只是时间问题。

3.民间借贷的风险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风险非常大，有产生“中国式次贷危机”的危险。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温州民间借贷泛滥，既有过于依赖数量型工具调控的原因，也有名义利率偏低导致银行与民间利差过大的因素，低利率助长了资金投机行为。

因为整体的社会资金链收紧，调控过多的采取数量型工具，而不是提高资金价格；同时，名义利率偏低而社会中的实际利率又非常高，市场利率水平落差比较大，从而导致大量需求和投机，以及资金的涌入，并且前几年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等主要投机领域不被看好也是重要原因。

郭田勇进一步表示，民间借贷问题处理不好，可能会演变成为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民间借贷主要投向两类企业，一个是房地产企业、一个是就是像温州这样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虽然承受不了这样高的利率，但它们有时会考虑目前的经济形势与市场情况不好，可能是暂时的。

另外，由于资金链紧张也是暂时情况，所以中小企业就可能选择民间借贷。

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企业不借贷，可能就要面临停工的境地，同样损失巨大。

一旦经济形势的发展没有达到企业所预期的程度时，企业盈利就可能持续下降甚至亏损。

当无力还贷的时候，民间借贷的问题就暴露无遗了。

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认为，高利贷是可怕的堰塞湖，但堵不如疏。

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围追堵截而消失，相反，却能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

善用民间金融，首先要把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而后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发展，放开利率上下限区间，使小型金融机构获得合理的利润。

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民间金融衰，则中小企业衰。

一旦民间金融崩溃，中小企业将遭遇一场浩劫。

另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借贷并不像报道的那样严重，但是违约率会上升。

中金报告指出，已经发生的违约事件多与过度举债或涉足投机领域有关，而且在温州，出问题的中小民营企业在当地仍是少数。

目前温州民间信贷平均利率大致在24%-25%，利率达50%-60%的民间信贷并不多。

但未来几个季度中小企业的违约率会上升，特别是年底中小企业将迎来支付员工工资和应付账款的高峰。

中金报告估计2012年的银行业小企业不良贷款将增加1550亿元，相当于公司贷款总额的0.46%。

民间借贷的违约并不会直接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但是存在数种间接传递的渠道。

如2008年下半年，浙江省内某大城市的银行就曾因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了不良贷款率从0.9%上升到2.5%的情况。

实际上，银行自今年中期以来就注意到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并且进行了客户排查。

因此，银行受到牵连的风险基本是可控的。

特别是地方政府也开始警惕民间借贷隐患，中金预计一旦局势恶化地方政府会和2008年一样出手维稳并协调各方进行债务重组。

中金认为货币政策全面放松的可能性较小，但政府将使用针对性的措施化解风险。

银监会针对性的监管政策或财政政策将能更加有效的解决问题。

此外，监管机构不会禁止民间借贷，但是会打击民间借贷中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4.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

二是微观分配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

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不健全。

企业工资决定主体不明确，由经营者说了算，我国尚未形成一个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发展而同步提高的增长机制。

三是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

“人群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选择：

初次分配领域可供选择财税政策有：

一是打破行业垄断，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的监控，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并可以适时征收暴利税。

；二是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重点打击以权易钱、倾吞公有财产、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诈行骗等违法行为，取缔各类非法收入，规范财政法规，严惩贪污腐败分子。

再分配领域的财税政策选择有：

一是要完善税制，包括采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个税制度，健全财产税制度（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二是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包括加大支农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教育支出，做好转移支付工作。

此外，还可通过“一疏二堵”的税收政策来增加人们对第三部门的捐赠额，即个人和企业捐赠慈善和公益事业，可以提高其税前扣除比例，甚至是免税待遇；开征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个人财产转移进行限制。

鼓励人们关心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提升三次分配效果。

5.对于目前通胀压力的判断

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短期需关注债务重组以及由此带来的欧洲主要金融机构的波动，这些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对中国而言，温和的通胀压力将长期存在。

他建议中国应将对美债的投资逐步分散到与中国相关的实体经济方面，但这也需要美国减少对投资的限制。

李稻葵还表示，中国经济“软着陆”正在形成。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的苗头，未来若干年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这个放缓是必要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必然要求，所以“软着陆”实际上正在形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软着陆”。

中国的情况和国外不一样，中国经济是一边发展，一边调整，一边改革。

所以这一轮“软着陆”的一个最大的成果就是房地产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积攒了十几年的问题已经开始调整。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认为，国际流动性依然充裕，导致中国输入型通胀压力持续存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高位反复，走势仍有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发达国家形势大都恶化等外部因素给中国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了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

中国外需将面临更大压力；国际流动性依然充裕，输入型通胀压力持续存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更加剧烈等等。

目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十分复杂，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还不少；受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热钱大量流入，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经济增速放缓明显。

今年，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不稳定因素有所突显，CPI涨幅高位反复，走势仍有不确定性。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中国的通胀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峰值。

未来只要信贷增速能够保持正常水平，通胀水平将会持续减速。

因此中国现在收紧银根的做法可能要告一段落，而由于收紧银根，中国的经济活动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开始放缓，这也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

收紧银根让经济增速放缓的作用是逐步显现的，中国经济增长骤降风险较小。

首先，与发达国家经济慢速增长不同，目前中国经济放缓是由政策导致，中国政府收紧银根旨在为经济降温；而美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仍然疲弱，政府还需要去刺激经济发展。

在过去两年中，中国的投资活动主要由基础设施项目驱动，这些项目的建设工期可能有三四年。

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政府收紧银根，未来几年，包括高铁、城市地铁项目等在内的实质性项目仍会持续进行。

而正因为这些基础设施的存在，慢速增长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

其次，因为中国的居民消费需求，大多数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强劲，因此紧缩银根对于居民并无太大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中国居民家庭的储蓄率很高，高息政策对居民来说反而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们能有更多利息收入，继而可能刺激消费。

综合来看，虽然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中国货币环境收紧会使中国经济放慢，但鉴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加上消费需求的韧性，中国GDP增长速度仍会达到8%～9%。

6.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问题

理论上说,大规模建设保障房,可增加住房供应,降低对商品房的过度依赖和房价上涨的恐慌。

但由于建设保障房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因此保障房的用意不是要降低房价,而是一种改善民生的行政手段。

从长远说,保障房会减少社会对住房的过度依赖,从而抑制投资性需求。

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认为，1.3万亿元以上的巨额开支，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是不可能的，政府大包大揽模式也不是一个能保证较高效率的好模式。

必须积极引导，拉动社会资金的参与，才能顺利实现保障房建设目标。

对于当前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各种情形在内，情况多有不同的局面，贾康表示各地经济适用房、“双限房”供给方面漏洞甚多、弊病丛生、管理成本甚高而扭曲现象防不胜防的现实，除“共有产权”式的有利于封杀套利空间的经济适用房，他并不支持再继续提供完全产权经济适用房。

针对廉租房和公租房项目吸引社会资金能力较差的特征，贾康表示，可以采取以BT、BOT、土地‘拼盘开发’、政府按揭以及与私人持有者合作等方式予以解决。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指出，不同意用现在这种“大跃进”的方法建设保障性住房。

最低收入人群不是固定人群，例如当大学生没有毕业、没有收入时，他们的家庭可能要归为低收入家庭，需要保障房。

但一旦这些学生有了较好的收入，其家庭就不属于低收入家庭范畴了。

不可能建好保障性住房等着适宜人群来分配，而是要覆盖人群进行等待、排队才能购买。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房地产市场应分为两个市场，一个是商品房市场，另外一个是保障性住房市场。

每1000万套保障房里，有400万套是给棚户区改造的人群的，就是把破房子变成新房子，这和原来就没房子的人没有关系；第二部分是经济适用房，尽管国家给了优惠政策，但没有一定的资产额度的人购买也存在困难。

至于公租房和廉租房，大学生毕业后肯定不是最低收入阶层，也没有资格申请。

唯一可能有希望享受到的是20%的公租房，但200万套房分配到660个城市中，每个城市分配到的有限。

此外，国家强力推进保障房，但又没有一部相对完善的法规性文件，难免让地方钻漏洞，为完成任务而偷换概念。

拆迁房、棚户区改造、公务员分房（低价购房）、教师分房、定向安置房等，摇身一变都加入了保障房之列。

7.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

减税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十二五”期间，第一个大的减税空间就是优质税，前面已经做了所得税的两法合一，增值税转型之后，要进一步推动增值税的扩为，这个扩为就是要把增值税用来替代，置换服务业现在实际上实行的营业税，营业税它的弊病就是形成比较多的重复征收，而第三产业要鼓励它发展，如果拿增值税来替代它，增值税有一个好处，可以减少重复征收，实际上使服务业它的税负下调，这是结构性减税很重要的方面。

好处就是可以适应现在我们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换代的需要。

另外一个结构性减税就是对于小企业，已经推出的优惠减税措施要继续推行，而且要想方设法进一步利用。

对一些草根创业行为，小企业发展，应该更多的体现税收的优惠和支持。

还有就是创新，企业的研发投入，怎么样更实在的得到所得税抵免等等税收优惠，怎么样鼓励企业，大家一起来努力，更有积极性来创新，升级换代，这样也是共同形成一个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局面，对于全局来说是一个长远意义非常明显的激励导向。

还有就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它怎么样减少低端税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明确的说，马上要开会研讨，是不是提高起征点，官方所说的税率扣除。

随着物价上升水平，做动态调整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在这里面如果要考虑更全一点，提高起征点同时，有没有可能把九级超额累计工薪收入所得现在的制度把它优化一下，不要搞九级，是不是可以缩到六级，五级。

低端的税负调低，高端的税负怎么样让它适当的增加，怎么把综合的因素加进来，这也是更充分的来研讨，估计也是一个渐进过程，很难说一步就取得多大的成效，很可能是多步的来渐进的调整优化。

这些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增税减税合在一起的一个举措，在“十二五”期间，在环境税这方面，一方面要考虑是不是推出，针对化学燃料消耗的碳税，如果能够推出碳税，对于多排放企业增加了一个税收负担，但是同时应该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