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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

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

王彦君

2012-9-1414:

57:

55　　来源：

《自然辩证法通讯》（京）2005年06期

　　作者简介：

王彦君，浙江大学哲学系讲师。

（浙江杭州310028）

　　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出现了认识论转向，由此带动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向科学哲学的过渡。

作为世界科学哲学的“次生形态”，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既是苏联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回应，同时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发展的产物。

　　关键词：

俄罗斯科学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转向

　　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认识论转向”

　　当代俄罗斯科学哲学延续于苏联时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后者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专门领域，其早期研究旨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解释相对论、量子力学、达尔文学说、自然科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丰富“物质”、“因果性”、“必然性”、“偶然性”、“空间”、“时间”等范畴（[1],p.310），即集中在“本体论”层面。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其标志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логиканаучногоисследования）的兴起。

　　1962年5月，基辅举行了首次“科学研究的逻辑”会议，П．В．科普宁（И．В．Копнин）做了题为《辩证逻辑与科学研究》的报告。

他提出：

“在科学和科学认识对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研究关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哲学的任务就是找到自己在科学认识发展中的位置。

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研究认识本身、研究科学研究的逻辑。

”（[2],pp.3,5）

　　1964年，П．В．科普宁又在《科学研究逻辑及其基本概念》一文中对进一步把科学研究的逻辑理解为“对主体在认识现实中取得新的科学结果的过程的分析”。

同时，他还对科学研究的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作了比较。

他指出，虽然科学研究的逻辑的基础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但它并不是它们的简单应用，而是一个有自己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的专门理论知识领域。

可以说，这是对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中一个特殊的方向。

”（[3],pp.41-42）这个特殊的方向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科学认识本身为对象、旨在探索科学发展机制和程序的专门领域，它确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П．В．科普宁这一构思是大胆的，它构成了俄罗斯科学哲学的雏形。

　　1965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П．В．科普宁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本论文集囊括了科学基础、科学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解释、科学评价和科学进步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科学哲学的所有内容，堪称是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二座里程碑则是197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

这次会议把“哲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史的共同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突出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地位。

在这次会议上，П．В．科普宁做了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和现代科学》的重点发言，他再次强调：

“研究认识论和科学认识逻辑的哲学家不可能绕过发生在本世纪科学中的巨大变化。

因此令哲学家感兴趣的不仅是在客观世界中新认识了什么，还有获得知识的新方法和新手段、知识的结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思维本质的范畴、以及既有知识对未来认识的追求。

”（[4],p.28）这次会议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遂成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主流。

　　1981年，苏联哲学界召开了第三次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当时的苏联科学院院长А．П．亚历山大洛夫（А．П．Александров）在开幕词中给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下了一个新的定义：

“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跨越科学探索和思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更加关注自然界以及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中心之一。

”（[5],p.26）这实际上是从官方角度承认了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认识论转向”的完成。

　　二、“认识论转向”的哲学根源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出现“认识论转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它不排除苏联学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但是更为根本的还是其自身哲学的发展，正如孙慕天先生所指出的，科学哲学在苏联的兴起也是作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一般哲学思潮总体发展趋势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哲学界围绕辩证法本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潮，它的基本论题就是把唯物辩证法理解为认识论，把认识论问题放在哲学的首位，这种思潮为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6],p.12）。

而这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就涉及到俄罗斯科学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

　　某些俄罗斯学者对科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持否定态度。

1997年，Е．А．马姆丘尔（Е．А．Мамчур）、Н．Ф．奥夫钦尼科夫（Н．Ф．Овчинников）、А．П．奥古尔佐夫（А．П．Огурцов）联合发表了《祖国的科学哲学：

初步总结》一书，其中就涉及到对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

　　首先，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问题上，作者并不否认苏联时期的科学哲学曾在这一传统下工作，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它所预设的把一切现象（包括认识）看作是不断发展的过程的观点；但是作者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包含的一系列原理并不为这一学说所独有，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以往的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吸收来的，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苏联的科学哲学并不具有必然的依赖性。

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可取的，当年П．В．科普宁也正是持有同样观点，才主张在唯物辩证法内部开辟一个以科学本身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上，作者则否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方法的初始思想和范例。

他们解释说，老一代的苏联哲学家曾经提出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逻辑与方法的任务，企图弄清和再现《资本论》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科学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则意识到马克思的方法并不能作为辩证地再现科学思维的完备基础，他们通常采取另外的途径，即分析科学认识本身、分析科学的文本、实际历史和当前的科学实践。

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不能作为认识的工具，也不能充当方法论的背景，更不能充当更加宽广和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科学认识的前提。

（[7],pp.252-255）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须知，探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曾经是苏联哲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М．М．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Э．В．伊里因科夫（Э．В．Нльенков）、А．А．季诺维也夫（А．А．Эиновьев）、П．В．科普宁等都曾在这一领域内工作，也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苏联哲学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地位，从而把认识论特别是科学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

如果否认苏联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价值，就将使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失去理论前提。

当代俄罗斯哲学家В．Ж．（В．Ж．Келле）就承认“在苏联，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苏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决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的”（[8],pp.1,2）。

　　因此，在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

　　第一、苏联国家制度的改变并没有割断其哲学史的联系，当代俄罗斯的科学哲学几乎继承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全部创作队伍和研究内容，它不可能忽略、更不可能否定它在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兴起和发展的历史；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对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所起的作用，恰恰不是简单的概念和范畴上的优惠，而是在哲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上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兴起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重大转向。

　　三、辩证唯物主义内部对话与哲学的认识论本质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哲学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了重大转折（注：

有关这一重大转折的说法可以参见Новаяфилософскаязнциклапвдия（Ⅵ）．М．：

Мысль，2001г.,с．202.），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为苏联哲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氛围，使苏联哲学工作者结束了为斯大林－日丹诺夫肤浅哲学做诠释的历史，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结构和功能等问题。

同时，苏联新一代的哲学工作者也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十月革命以后生人，在二战前后接受过正规的哲学训练，谙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他们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上就与老“正统派”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之争。

　　本体论派的代表是Г．В．普拉东诺夫（Г．В．Платонов）、В．П．罗任（В．П．Рожин）、В．П．图加林诺夫（В．П．Тугаринов）、М．Н．鲁特凯维奇（М．Н．Руткевич）等，他们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种表述——“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9],p.484）——把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意识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意识的运动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10],p.519）并根据这个定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总四分”的结构，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

　　认识论派则为年轻一代的哲学工作者，包括Э．В．伊里因科夫、А．А．季诺维也夫、П．В．科普宁以及Б．М．凯德洛夫等。

他们注意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表述：

“……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

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9],p.364）于是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认识论，更确切地说，理解为科学认识论。

　　认识论派的观点受到了“正统派”的批判。

1957年，В．П．图加林诺夫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就指出：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哲学家，他们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反对整个世界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一些哲学家反对存在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

还没有根除与此相关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认为是认识论的思想。

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不同形式的贬低。

”（[11],p.60）他认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意义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和世界观。

　　由此可见，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功能问题，它关涉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学科地位、进而关涉到自然辩证法的性质。

由于争论的双方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可以把这场争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内部对话”，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1963年，Г．В．普拉东诺夫和М．Н．鲁特凯维奇共同发表文章《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设出发，认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相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并建议把这一科学称为“自然辩证法”。

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整体上研究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而自然辩证法则具体研究这些规律（诸如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的表现特点（[12],p.140）。

　　认识论派则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看作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独立的哲学科学。

1964年，Б．С．格里亚兹诺夫（Б．С．Грязнов）等人联合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地位》，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具有统一的对象、方法和理论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一哲学的所有方面和基本观点都是不可分割和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家之间明显的专业化不是由哲学分化引起的，而是由具体科学分化和哲学知识体系的丰富引起的。

”因此，“没有足够的理由判定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同辩证唯物主义相并列的一个特殊的哲学科学。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仅仅是对一个确定的哲学研究的门类的评述，它不可能被限制和分类在辩证唯物主义之外。

对具体科学材料的哲学思维必须紧随现代辩证唯物主义。

否则它就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唯物主义的。

”（[13],pp.47-48）

　　Б．С．格里亚兹诺夫等人着重划清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与具体科学、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他们一方面否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另一方面则确定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地位，他们说：

“辩证唯物主义如果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论，那么就应当（在不排除科学研究的理论）以具体科学所提供的认识材料为基础。

一般来说，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

1）对具体科学的哲学解释（如事实、规律的发现，建立新理论）；2）对科学研究过程本身的认识论分析。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科学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成为这些问题的具体材料是科学的一般结构，研究过程的结构，科学认识方法的性质，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科学分类原则等等。

”（[13],p.47）这实际上就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是科学认识论的思想。

　　与此同时，И．Д．潘茨哈娃（И．Д．Панцхава）和Б．Я．帕霍莫夫（Б．Я．Пахомов）也认为：

“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因此必须承认，在涉及自然界的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应该以解决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途径不断丰富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

因此，在科学的现代发展阶段，哲学不是直接地分析自然规律：

它事实上是通过分析自然科学材料来完成的。

”（[14],p.56）他们不反对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把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有机界的结构和发展的一般图景、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关系、生物体中发射形式的发展、人类起源的前提等问题都看作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那就混淆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

　　而П．В．科普宁则更为坚决和彻底地提出，“在当今条件下，哲学无法把握所有的现象和过程，因为，第一，哲学不拥有各门科学用其研究自己对象的各种现代化的方法；第二，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它已经变成各种不同专门科学的体系。

来自哲学家方面的种种洞察物质结构奥妙和生命有机体进化的企图，这只能导致复活业已过时的、将科学远远抛在后面的自然哲学观念。

……哲学不是直接同事物和过程打交道，而是同关于事物和过程的知识、同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打交道，这就使哲学的本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受到某种深刻的影响。

”（[15],pp.332-333,343,348,480）П．В．科普宁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本性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这些表述竟然同维也纳学派的领袖М．石里克的观点出奇地相似！

　　通过以上的争论可以看出，如果认识论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唯一的哲学（注：

须知，在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官方哲学或主流哲学的地位。

），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看法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他们对整个哲学的看法的改变。

而这种改变是苏联学者开展现代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社论《唯物辩证法的现代理论问题》，对本体论派与认识论派的争论进行了总结。

社论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完全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把它完全归结为本体论；但是社论又称：

“唯物辩证法是研究科学认识的本性和条件、科学认识对现实的关系、科学认识真实性的条件、科学认识的起源等。

唯物辩证法的宗旨就是探求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条件、科学中新知识形成的前提和结构等的总的依据的，它起着科学认识的总的基本方法论的作用。

”（[16],pp.12-13）这实际上是站到了认识论的一边。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Ю．В．库沙科夫（Ю．В．Кушаков）发表文章《“自然哲学”怎样才是可能的？

》，对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骤然看起来颇为陈旧的‘自然哲学’观念竟如此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之中呢？

”

　　他提出了三个原因：

“第一，在实现建构‘自然体系’的自然科学方案时所遇到的某些客观原因；第二，由于企图截然划清和确定综合科学知识的自然哲学纲领和自然科学纲领之间的明显界线而造成的一系列原则性困难；第三，对于以哲学方式和以自然科学方式考察自然这个根本不同的角度来说，都存在有利于自己相当有力的论据，因此这两种考察自然的方式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

”由此他认为：

“自然哲学的问题群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是‘长存不灭的’，不仅如此，而且在今天故意抹杀它正和不加批判地复活过时的思辨自然哲学一样，也是一种‘倒退’。

”在这里，Ю．В．库沙科夫就指出了本体论派和认识论派在“自然哲学”问题上进行长期争论的实质，即双方都没有对“自然哲学”的现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例如，在评价古典自然哲学结构时，往往都默认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任务是相同的，而不同只是在二者的实现方式上，后者是以思辨的、抽象的方式实现的。

（[17],pp.48,50）

　　Ю．В．库沙科夫可谓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

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自然哲学（философияприроθды）已经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然哲学（натурфилософия），如果说原来的自然哲学是一种以建立总体自然观为主要使命的“本体论化的自然哲学”，那么这种具体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包括自然律的意义以及方法论依据的自然哲学则可称之为“认识论化的自然哲学”。

苏联学者没有顾及这一区分，而采取了彻底抛弃自然哲学的态度。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认识论派坚决反对旧的自然哲学的观点，也不可能有苏联哲学向认识论的急速转向，也不可能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就像在西方如果没有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坚决拒斥，也不会有科学哲学的兴起一样。

因此，在科学哲学兴起的途径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综上，本文探讨了在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的作用问题。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给予俄罗斯科学哲学的不是直接的、具体的范畴和理论，而是深刻的哲学背景，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内对科学认识论的肯定。

　　承认认识论的主导地位在西方哲学实现于17世纪，在俄罗斯则延迟了近300年。

这其中的原因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它表明，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对知识进行反思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国家哲学，曾极力排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成果；但是，现实的科学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苏联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科学认识论迟早要登上它的舞台——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身就十分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而苏联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展的科学哲学研究格外关注科学知识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从而在西方科学哲学之外开创了一个大异其趣的研究方向，这一点则值得我们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注：

参见拙作《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社会文化导向》，《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4期，95-98页。

）

　　本文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孙慕天先生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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