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制度与信任机制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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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制度与信任机制分析
和谐社会:
制度与信任机制分析
摘要:
信任在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制度的高层到底层都渗透着信任的作用,宏观上,社会整体制度对其他层次的制度信任产生重大影响;中观上,社会部门的失范影响着人们的信任;微观上,制度建构来源于信任的社会功用。
社会制度和人们的信任间存在着相互的作用,信任有利于良好制度的建构,制度的建构又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和谐社会需要寻求制度的良性发展和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关键词:
制度信任资本
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4-4914(2008)05-021-02
郝奇曼说过,信任是一种特别的资源,人世间唯有这种资源越利用越丰富。
因为人们相互之间信任的机会越多,维持信任关系的时间越久,也就越加相互信任。
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它们可被分为宏观、中层和微观的三个层次。
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决不是要取消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恰恰相反,强调制度和重视个人作用是一致的,因为正如泰勒和克莱默所理解的那样,制度三层次中的微观层次实际上已经涉及了个人因何信任或不信任的心理原因。
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宏观和中间层次制度的信任机制都涉及民主社会秩序以及其他信任问题。
一、在宏观层次上,社会的整体制度对社会其他层次的信任形式和特征具有重大影响
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复合的承诺和信任关系。
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人民将权力托付给政府,政府以承诺维护所有公民的权利、增进他们的福利,保护他们的民族国家利益等来取得他们的信任。
一旦人民认为政府因政绩或其它问题没有能充分遵守承诺,他们就可以停止对它的信任。
至少从理论上说,公民和他们的公仆之间是一种平等的横向关系。
但是,在专制权力的国家制度里,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则是一种纵向的等级关系。
君主或者其它形式的专制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包管人民的一切需要和福利,这是一种父权式的承诺,条件是人民无条件地奉献绝对的信任和忠诚。
在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中,每一个占位者都只对他的顶头上司负责。
他向上司承诺忠诚,只要得到上司的“信任”,他便能保住位置。
上司的信任比他在这个位置上的实际能力更重要。
在这种承诺和信任的关系中,“背信”指的不是不尽职守,而是“背叛”上级。
更为严重的是,背叛上级也就是背叛整个权力集团,这种背叛行为会使当事人受到最严厉的组织惩罚,那就是被当作“叛徒”。
组织惩处“叛徒”残酷无情的程度胜过“敌人”,这种对“背信”的报复方式是严密权力等级和个人效忠关系所特有的。
宏观权力结构通过一级级的中层制度和体制向社会中延伸。
宏观和中层制度间有联系,但也有区别。
中层制度和体制除了受最高权力的集中控制(如通过一级级的党委和党支部)之外,还受到具体社会活动领域、行业、职业等专业规则的影响,所以中层制度往往表现出独立性。
专业领域或行业中的信任往往不只是建立在权力上下级关系上,而是有它们自己的信任标准。
密希拉曾分析过这样4种行业信任标准:
能力、公开、关爱和可靠。
以一个校长、系主任或一个公司经理为例,他首先必须有能力,有真学历、好阅历、研究专长、办事经验等等;他还必须诚实、按规章办事、不循私舞弊等等;他应当关心体贴下属,大家办事,不只为自己升官发财而专走上层路线;他更需要有好的人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诚信可靠。
中层制度的这些信任标准可以保证每个机构内部最大程度的真诚交流和有效合作。
然而宏观的和中层的制度是否值得信任,取决于其信任基于何种权威形式;而这又会影响微观层次上的信任,也就是个人的心理层次上的信任。
在个人层次上,“(信任的)心理分析关心的是人们为什么信任,他们的信任度因何下降或加强”。
社会中人们的信任程度降低、出现信任匮缺现象,一般与两个原因有关。
其一是社会大环境中的制度可信性大幅度下降,受影响的中层制度可以遍及所有行业、职业或社会活动领域,如经济、商贸、教育、医疗等等。
其二是社会腐败严重,腐败现象不断曝光,大家见怪不怪,从而对信任抱普遍的怀疑态度,这两点正是造成当前中国社会普遍信任匮缺的原因。
中国日常生活中许多微观层次上的失信现象,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弄虚做假、利欲熏心、渎职违法,其实都与某种中层制度腐败有关。
二、从中观层面看,严重腐败是导致信任丢失的主要原因
在各领域腐败问题中,对社会上个人信任度心理摧残作用最大的是那些本应与主持社会正义最有关的领域,如司法、新闻、教育等。
在这些制度中,信任问题最后还会落实到个人,因此而见出个人责任的重要。
强调制度落实到个人就是强调制度由个人所构成、所运作。
再好的制度也不能保证自动良性运作。
这就形成了制度和个人不能偏一的特点。
在职业或行业制度中,程序越公开,标准越明确,人们对它的信任度也就越高。
入行是个人对行业的承诺,承诺遵守它的规则,维护它的尊严。
接受入行规则是行业对个人的承诺,承诺他在行内的权利和应得的关照。
行业与社会成员的承诺和信任关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有在行者个人对行业的承诺,才有行业对社会的承诺;有行业对在行者的信任,才有社会对行业的信任。
现代职业的制度比传统行会更具民主性质。
正如拉森所说:
“形似行会的现代职业,与它们的古代前身相比,其特点是有职业宗旨和标准。
从历史和职业逻辑来看,讲究职业标准都具有民主意义。
职业标准化降低了(古代行业的)不确定性和保密性,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技术或认知技能。
因此,那些先前因行业保密而被排斥在职业特权之外的人们尤其欢迎职业标准化。
”现今中国的许多现代职业不但没有用它们应有的民主意义去正面影响社会,反而变成了一种利益特权,与政治和经济特权沆瀣一气,成为社会非正义的另一种来源。
这些职业和行业的信任机制出了毛病,除了职业制度本身的原因(如从业人员入行的程序和标准、有关业务水平、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的行内监督等等)之外,有制度而不遵守或者钻制度的空子、以制度之名破坏制度,更是一个问题,是不可能单靠完善制度来解决的。
信任本身并不能自动成为社会之善。
信任匮缺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信任,而是要什么样的信任。
只有弄清楚信任应有的价值内涵,才有可能把信任引往美德和社会之善的方向。
在今天的中国,影响人们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普遍信任匮缺不仅涉及多层次的公共权威,而且更涉及一般的活动和人际关系,如购物、服务、提供或接受帮助、熟人来往、邻里相处、单位人事关系等等。
信任匮缺不仅是一种“缺乏”,而且更是一种对人的生存心理的侵蚀。
科恩指出,拒绝信任对人有异化作用。
不信任令人焦虑、恐惧、疑神疑鬼、惊慌不安、愤世嫉俗、冷漠绝望、与世隔绝。
在人际交往中,不信任使人总是从坏的动机揣摩别人的行为,戴着阴谋论的眼镜看世界,觉得到处充满敌意、暗藏杀机、遍布陷阱。
这样的不信任反倒为任何凌驾于制度秩序之上的权力运作提供了当然的合理性。
无论是在宏观层,还是在中层,再好的制度秩序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契约和合同,不同于卢梭所说的那种以人的自由为本的“社会契约”。
实际上契约只有体现了自由契约的实质价值(即个人独立而自由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才具有正义性。
那些带有强迫性、欺骗性和控制目的的制度秩序是没有正义价值的。
坚持人在制度中的个人责任,不以制度之名随心所欲,从实质价值上来帮助制度实现它的承诺,这些都是每个制度中的个人所能够、也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起到了这些作用,制度中的个人就能帮助一般人增强对制度的信任。
信任制度不只是指可以预测制度可能怎么对待我们,而且更是指相信它会善待我们。
如果我们预测一个制度会压迫我们、排斥我们,那么这种预测是不能称作为“信任”的。
只有当我们相信一个制度是正义的,体现人对人的善良意愿,我们才会真正信任它。
拥有了这种信任我们的社会才会向着更稳定的秩序发展,才能真正构建一个诚信有序的和谐社会。
三、从微观层面看,制度和道德习俗直接确立了信任
信任能不能在人们之中建立和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完善程度和道德习俗的受认同程度。
首先,合作带来互惠。
合作的基础是关系的持续性,合作得以保持是“未来对当前投下的影子”,合作是需要双方之间的信任与默契的。
正如卢曼所说“信任关系在带有同一种结构的社会背景中找到了它喜欢的土壤,这结构的特征是:
关系相对持续,相互依赖,以及某种不能预料的性质。
”
其次,他人的评价与习俗的作用。
李斯曼说:
人是他人取向的。
他总是看着他人,他的得意与失望都是在与他人对比中形成的。
尼采说:
“没有评价,存在的胡桃是空的。
”中国也有句老话叫“富贵而不返乡如锦衣夜行”。
这些都揭示了人的存在状态中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他人的眼光。
而这种评价常借助于习惯的方式传播着,这也应了齐美尔的说法,信任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
但这却造就了生活的稳定性和预期性,产生了人们心理上的安定和信心,这种心理感受帮助人们掩盖和克服本体中的不可预期性。
第三,简化的功用。
信任是一种态度,一种心理活动,信任的重大功用之一便是简化。
人必须借助现在,“现在是他不可避免的置身之地,他必须剪除未来以符合现在,即简化复杂性。
”“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概括出一种行为期待,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
”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
第四,秩序井然的心理保障。
信任是秩序井然的保障条件,因为信任可以使人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确定性。
信任同社会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信任在社会秩序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
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
”
第五,信任是制度资本的核心因素。
制度分析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制度影响甚至支配着行动者和组织的行为。
制度资本反映了制度场域中有关规则的社会文化知识和技能,组织需要行动者在履行代理人职责时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
这里包括了制度场域所认可的价值、规则和规范,财富、权力和名声。
而这些价值与名声等都是值得人们去信任的,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A.O.Hirschman,"AgainstParsimony:
ThreeEasyWaysofComplicatingSome
CategoriesofEconomicDiscourse".AmericanEconomicReview74(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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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
2.TomR.TylerandRoderickM.Dramer,"Whither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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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annan.cn)
3.NiklasLuhmann1984:
TrustandPower.JohmWileyandsonsChichester,NewYork.P13
4.NiklasLuhmann1984:
TrustandPower.JohmWileyandsonsChichester,NewYork.P93
5.BernardBarber1983:
TheLogicandLimistofTrust.ButgersUniversityPress,NewBrunswick,NewJersey
6.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
安徽省警官职业学院安徽合肥23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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