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任正非接受新华社专访供给侧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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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任正非接受新华社专访供给侧改革
华为任正非接受新华社专访:
必须坚定实施供给侧改革
5月11日消息,新华社目前播发了对华为任正非的7000字专访,专访内容涉及华为成功的秘诀、国内目前的创业环境,以及科技创新和深入改革开放等话题,凸显国家对供给侧改革的坚定信号。
任正非表示,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得益于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得益于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
针对外界质疑华为为何不上市的问题,任正非表示,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
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面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任正非说,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
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
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对于如何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任正非表示,第一,减税,先把税减下来。
第二,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机制。
然后,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
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
有理论创新才能产生大产业,当然有技术创新也能前进。
此外,任正非还说:
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
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成功密码:
“坚持只做一件事”
记者:
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
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
任正非:
第一,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
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
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
后来,华为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我们感到税负太重,很多同事说把钱分了算了。
这时深圳出了“22条”,提出投资先不征税,等到收益后再征税,实行了好几年。
这个时候我们就规模化了。
第二,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
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
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
密集炮火,饱和攻击。
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元到600亿元,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
引领世界后,我们倡导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个开放、共赢的架构,有利于世界成千上万家企业一同建设信息社会。
第三,华为坚定不移持续变革,全面学习西方公司管理。
我们花了28年时间向西方学习,至今还没有打通全流程,虽然我们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经很好了,但和爱立信这样的国际公司相比,多了2万管理人员,每年多花40亿美元管理费用。
所以我们还在不断优化组织和流程,提升内部效率。
记者:
华为每年花上亿美元请IBM顾问团队来帮助管理企业。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价钱改进管理?
任正非:
你们知道吗?
丰田的董事退休后带着一个高级团队在我们公司工作了10年,德国的工程研究院团队在我们公司也待了十几年,才使我们的生产过程走向了科学化、正常化。
从生产几万块钱的产品开始,到现在几百亿美元、上千亿美元的生产,华为才越搞越好。
我们每年花好多亿美元的顾问费。
我们走出国门、走向全世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交付,全是请世界各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帮助我们。
第一步就是认真学习,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规范化。
现在我们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简单一些、更好一些。
记者:
华为有没有弱点?
任正非:
有。
华为公司3年前应该快垮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有钱了,怕苦了。
我们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
大家都想在北京买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
我们就琢磨:
为什么不提升一线作战的人的待遇呢?
我们确定非洲“将军”的标准与上海、北京的标准不一样,年轻人在非洲很快就当上“将军”。
你在非洲干,就朝着这个非洲“将军”的标准,达到了就是“将军”,就可以拿“将军”的钱。
现在我们的非洲员工根本不想回来。
记者:
创新能把华为领向一个怎样的未来?
任正非:
比如4K高清电视,现在北京、深圳都还做不到,但四川全省连边远农村用的都是4K高清电视,就是我们和四川电信合作做的。
4K电视会把带宽、信息管道撑得很大。
手机很快也是2K了,也会把信息管道撑大。
这么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来做!
4K现在还没有到来,VR(虚拟现实)就要到来了,还能互动,流量会远远大于4K。
这是阻挡不住的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巨大的战略机会。
香港、澳门马上也会实现。
四川的实践证明,普通的农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带宽。
坚守“上甘岭”:
“中心是有理想”
记者:
华为成长过程中,正逢中国房地产爆发,您是否动摇过?
任正非:
没有。
没炒过股票,没做过房地产这些东西。
记者:
没有诱惑么?
任正非:
没有。
那时,公司楼下有个交易所,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
我们楼上则平静得像水一样,都在干活。
我们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
记者:
是怎样形成这样一种文化的?
任正非:
傻,要总结的话就是傻,不把钱看成中心。
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坚守“上甘岭”。
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者:
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任正非:
因为我们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为理想和目标而奋斗。
守住“上甘岭”是很难的,还有好多牺牲。
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创新者窘境:
“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
记者:
历史上很多大公司几乎在一夜之间倒闭了,就像在《创新者的窘境》里写的一样。
您有没有这种忧患意识?
任正非:
至少在大数据传送这个领域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即使有“黑天鹅”,也是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
我们可以及时把“黑天鹅”转化成“白天鹅”。
我们内部的思想氛围是很开放自由的,“黑天鹅”只会出现在我们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
我们这里已经汇集了世界主要的技术潮流。
记者:
您对华为的未来比较乐观,但是您自己也在强调“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为什么?
任正非:
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公司也会懈怠,我们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长完了以后会不会变懒呢?
我们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第二,我们国家一定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物权都有物权法保护了,至少知识产权要等同于物权。
国家要保护知识产权,才能有发明。
记者:
前段时间您和爱立信签订了一个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任正非:
是的,签订后我们公司高层欢呼雀跃,因为我们买了一张世界门票。
我们一个普通员工写了个帖子,说“我们与世界握手,我们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们保护原创发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创,最后这个原创就会发展成产业。
修宽航道:
“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
记者:
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挺残酷的,但刚才听您讲到和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自如地对话,这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都讲企业竞争搞焦土政策吗?
任正非:
那是别人说的焦土政策,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华为是小公司的时候就很开放,和别人总体都是保持友好的。
为什么我们在国际市场有这么好的空间?
因为我们知识产权的“核保护伞”建立起来了,这些年我们交了那么多的知识产权费给别人,当然我们也收了非常多的专利费,和那么多公司签了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别人嘛。
我们现在发展速度比别人快,进入的领域比别人深,我们还要顾及世界的发展。
记者:
华为都是在主航道作战,那现在主航道是越来越宽了呢,还是越来越窄了呢?
竞争对手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强了,还是怎样一个情景?
任正非:
主航道只会越来越宽,宽到你不可想象。
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出未来信息社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只是把航道修宽了,在航道上走各种船,游艇啊、货轮啊、小木船啊,是别人的,运营商也只是收过路费。
所以我们要跟千万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管住“两条堤坝”:
“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
记者:
在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怎样?
您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
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政府基本不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
法治化、市场化,其实政府只要管住这两条堤坝,企业在堤坝内有序运营,就不要管。
政府最主要还是建立规则,在法治化和市场化方面给企业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记者:
深圳创新型经济如何走在全国前列?
任正非:
深圳就是要率先实现法治化、市场化,这方面要走在全国前面。
打知识产权官司,法庭要公正判决。
记者:
过去有一个阶段,珠三角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
您怎么看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厂之路?
这条路对创新发展、创新驱动有怎样的价值?
任正非:
20多年前你来华为看,会觉得华为是家快关闭的工厂。
我们是利用两台万用表加一台示波器在一个烂棚棚里面起家的。
我们曾经也是落后工厂,落后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厂还可怜。
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现在珠三角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东南亚去了。
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数高科技公司成功了。
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你只要给他条件,他就会改进自己、赶超自己,慢慢就会发展。
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记者: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制造业的支撑,所谓高科技也是没有基础的?
任正非:
是的。
我们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组成的?
每个零件都是高科技吗?
不可能。
我们的产品是由多少零件组成的?
以前买这些零件,我们都是付人民币,到东莞提货,现在是付美金,到东南亚提货了。
走向繁荣:
“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记者:
您觉得现在抓住国际机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重点应该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
第一,减税,先把税减下来。
减税可以带来企业持续减负,从而增加更多投资和创新,企业有钱搞研发,这样就可能得到休养生息和喘息的空间,产业就能做大,税基也大了。
第二,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机制。
华为这些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是3:
1,每年经营增值部分,按资本与劳动的贡献设定一个分配比例,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起来了。
记者:
创新跟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
任正非:
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
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我们还是得发展实体企业,以解决人们真正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中心,才能使社会稳定下来。
记者:
有人说这些年改革的动力有弱化的现象,您怎么评价?
任正非:
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实现不了,它的动力就弱化了。
但真真实实的是,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辘轳篱笆狗都没有变,你怎么能变成“富二代”呢?
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努力创造、缓慢健康成长的心态,每个人的满意度就提升了。
战略耐性:
“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记者:
美国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创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
高科技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沉得下心,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
我们搞科研,人比设备重要。
用简易的设备能做出复杂的科研成果来,而简易的人即使使用先进的设备也做不出什么来。
记者:
中国有可能成长出许多个“华为”吗?
任正非:
可以的。
第一,小企业做大,就得专心致志为客户服务。
小企业特别是创业的小企业,就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真心诚意为客户服务。
小企业不要去讲太多方法论,就是要真心诚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卖出去的。
只要真心诚意去对客户,改进质量,一定会有机会。
不要把管理搞得太复杂。
第二,先在一个领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个“螺丝钉”。
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胀。
我始终认为企业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发展。
泡沫经济对中国是一个摧毁,我们一定要踏踏实实搞科研。
一个基础理论变成大产业,要经历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要有战略耐性。
要尊重科学家,有一些人踏踏实实做研究。
如果学术研究泡沫化,中国未来高科技很难有前途。
不要泡沫化,不要着急,不要大跃进。
没有理论的创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们公司在世界资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个能力中心,没有这些能力中心科学家的理论突破,就没有我们的领先世界。
中国必须构建理论突破,创新才有出路。
小改、小革,不可能成为大产业。
记者:
您说的理论创新是指基础研究?
任正非:
理论创新比基础研究还要超前,因为他写的方程也许连神仙都看不懂,就像爱因斯坦一百年前写的引力场方程,当时谁也看不懂,经过许多科学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终于证明理论是对的。
很多前沿理论突破以后,人类当时都不能理解。
记者:
华为聘用的国外科学家很多?
任正非:
我们海外研究所的科学家大多是外国人,所长是中国人,所长就是服务。
我们“2012实验室”现在有700多位科学家,今年会到1400多人。
记者:
高科技发展应该以基础理论为支撑?
任正非:
有理论创新才能产生大产业,当然有技术创新也能前进。
日本一个做螺丝钉的小企业,几十年只研究螺丝钉,它的螺丝钉永远不会松动,全世界的高速铁路大都是用这个公司的螺丝钉。
一个螺丝钉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
我去过德国的小村庄工厂,几十年就做一个产品,打出的介绍图不是说销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额多少,村庄企业啊!
记者:
就您在华为成长过程中的感受,我们国家在未来一轮经济周期怎样才能“抢占”高新技术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
首先不要有“抢占”这个概念,一抢,就泡沫化。
就是踏踏实实做基础,融入世界潮流,与世界一同发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来三十年:
“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记者:
有人说深圳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其中的一个动力源就是华为?
任正非:
未来信息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想象,未来二三十年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最大变化的时代。
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现等等,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会崛起非常多的大产业。
我们面对着极大的知识产权威胁。
过去二三十年,是从落后通信走向宽带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现多少大公司,美国思科、谷歌、Facebook、苹果,中国没有出多少,就是因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
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大产业,比如VR虚拟现实,中国在这些产业是有优势的,但是要发展得更好,必须有十分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记者:
您觉得中国应该建设和发展怎样的一种商业环境?
任正非:
我认为中央提出新常态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适当发展慢一点,有发展质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个专家说,投资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个钢铁厂,再建一个钢铁厂,又再建一个钢铁厂,规模就做大了;第二种叫普罗米修斯投资,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有了火才有人类文明,这就是创新突破。
我们国家提出要沿着创新之路增长经济,是正确的。
外延式增长,投资越大产品越过剩,价格越来越低,投资效果越差。
记者:
在您看来,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机遇,同时面临的大风险是什么?
任正非:
我觉得,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问题。
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
中国的情况还是比别人好的,只要不让假货横行,就出不了大的问题。
防范危机:
“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记者:
您觉得深圳未来的危机在哪里?
任正非:
很简单,14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匹兹堡,有钢铁。
70年前,世界的中心在底特律,有汽车。
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
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
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记者:
华为是深圳本土成长的企业,您对深圳的城市发展比如国际化、改革开放等有怎样的期望?
任正非:
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
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空间发展。
我们国家最终要走向工业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工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
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既然要发展大工业、引导大工业,就要算一算大工业需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个要素在全世界是怎么平均的,算一算每平方公里承载了多少产值,这些产值需要多少人,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
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中国企业走出去:
“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记者:
对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有没有一些建议?
任正非:
首先中国要建成法治国家,企业在国内就要遵纪守法。
你在国内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头破血流。
所以我不支持中国企业盲目走出去。
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立竿见影,会几十年一百年慢慢释放影响。
第二,要学会在中国管理市场经济,在中国你死我活地对打,还活下来了的话,就能身强力壮地出去跟别人打。
中国要加强法律、会计等各种制度的建设,使自己强盛了走出国门。
不然企业走出去会遇到非常多的风险,最后可能血本无归。
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钱就能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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