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1期名门望族高第街金家大盐商大地主沧桑落幕 办学堂搞教育彪炳青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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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期名门望族高第街金家大盐商大地主沧桑落幕办学堂搞教育彪炳青史
第171期名门望族【高第街金家】大盐商大地主沧桑落幕 办学堂搞教育彪炳青史
2008-0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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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来源:
1947年,是金曾澄的七十大寿和金宝树新婚之年,
金氏在高第街拍了全家福。
金曾澄为中间戴眼镜者。
家族故事名人传奇 第五十六期(总第171期)
按广州繁华的北京路侧翼有一条街叫高第街,从晚清到民国,这条街上生活着两个距离权力核心很近的大家族,一个是被誉为“广州第一家族”的许家,另一个则是随着岁月流逝、有些被人所淡忘的金家。
许家的故事本栏目已做过专门讲述,这次记者有幸采访到高第街金氏后人,为读者讲述金家的故事。
历史的枢纽
风雨高第街 金氏渐行渐远
高第街许家,名人辈出,民国初期的军事将领许崇智、大教育家许崇清、鲁迅夫人许广平等,他们的故事早已在坊间口耳相传。
而昔日与许家同住一条街的金家,给人印象深刻的,似乎只有民国教育家金曾澄。
事实上,高第街上的这两大家族有着不少相似的地方,如两个家族中都有人做过清朝的盐商,两个家族经商发财后,都对后世的教育非常重视,有意思的是,两个家族都出了知名的教育家。
而如果再上溯两百年,金许两家皆以科名显于坊间。
从金家的族谱来看,金曾澄的曾祖父叫金菁兰,曾住卖麻街,金菁兰是清代嘉庆庚申(1800年)的举人,当过直隶知县;金菁兰兄弟四人,一人中进士,两人中举人,另一举人为金菁芧。
《广州城坊志》一书中记载,嘉(庆)道(光)年间,“羊城金醴香员外(金菁芧)、张南山师(张维屏)、许宾衢观察(许祥光)、史穆堂太史(史澄),四家皆以科名显”,时人以汉代金张许史四世家比之。
这可以看出,许家和金家在近代广州地方史上的地位。
寻找金家的后人颇费周折,先是从汪兆镛的后人处得知,高第街以前有个姓金的大盐商,几经打听加上机缘巧合,幸运地见到了从加拿大回广州探亲访友的民国教育家金曾澄的儿子——金宝树先生。
一个阳光柔和的下午,我在二沙岛的一间茶舍,倾听这位慈祥的长者畅谈家族故事。
金宝树回忆说,解放前,金氏六房在高第街的大宅里曾住了100多人,当时金家田产很多,在光复南路、十八甫、东山梅花村甚至番禺中山都有田产,如果把金家六房的田地加起来,估计都要成千上万亩了。
可以想见,如果时光倒流六七十年,作为一个显赫家族,金家在广州的地位显然是被人羡慕的。
金宝树拿了一张摄于1947年的“全家福”照片给我看,那一年,正是金曾澄的七十大寿和金宝树新婚之年,全家人照了一张合影,金曾澄夫妇在前排中间,两侧依次是儿媳妇、儿子及女儿。
金家的媳妇服装华丽,手上戴着两个戒指和一对镯子,温润气息扑面而来;而金家的儿子皆西装领结,这是那个年代富贵人家最鲜活的全家福记忆。
可谁又曾想知,就在抗战期间,四处逃亡的金曾澄回到广州后曾作诗:
“膝前儿女成欢笑,乱后亲朋事往还;无限离愁感摇落,暂凭樽酒慰时艰”,这位曾当过清代学部主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校长、教忠中学校长的教育家感叹战乱、动荡、政权交替给家族生活带来的离乱之苦。
60多年沧海桑田,同一条街上的两大家族经历着嬗变,金家的后人绝大多数去了海外,分布在美国、澳洲、加拿大、中国香港等地,金家位于高第街敬业苑的房子也早已被拆掉。
虽然许家的“许地”至今还在,虽然许家在广州仍有不少后人,但当年高第街两大家族的名望和气派,早已在繁华北京路的喧嚣中趋于平淡。
后世访谈
金宝树,民国大教育家金曾澄之子,1924年生。
金宝树先生白发童颜、一束长须,整个人显得神采奕奕。
他精力充沛,跟记者畅谈了一个下午,没有半点劳累,真让人怀疑这是不是84岁的老人。
现居加拿大的金宝树几乎每年都会回广州一次,访亲会友。
现在的金氏早已没有了昔日的田产房产,金氏后人大多数去了海外。
而作为一段传奇记忆,金家已融进广州近现代的历史当中。
金奉天是清朝的大盐商
记者:
很多人都知道高第街许家,但对金家了解不多,金家一直在高第街么?
金宝树:
本来金家住在卖麻街,到我爷爷时,搬到高第街。
我们祖籍浙江绍兴,到我父亲这一代,来广州已是第五六代人了。
我爷爷金奉天是大盐商,拥有一支运盐队伍及十六七条盐船,盐仓当时设在乐昌,他赚了很多钱。
听说,我曾祖父当过广东盐运使的幕僚,因此我爷爷才有机会当盐商。
做生意发财后,我爷爷就在高第街买了房子,从卖麻街搬了过来。
记者:
在高第街时,你们家有多大?
金宝树:
金家和许家是高第街上的两大家族,金家在敬业苑,整个家族房子占地大概二三千平方米。
我爷爷有六个儿子,同住一个大房子,有100多人,到我们这一代男的有19个,女的有21个。
当时的房子大部分是两层,宽且深,像北方的四合院。
记者:
你爷爷六个儿子都住在一起?
金宝树:
以前老房子,凡有红白事,在大花园都搭个戏棚,唱戏,摆酒宴。
大概1927年的时候,土匪闯进我家,烧了一部分戏棚。
当时不光是我们家族,别的家族也有火烧的情况。
我爷爷(金奉天)一看,害怕了,一旦火烧,那整个房子都完了,于是把房产分为六块,每个儿子一块,每块面积大约400平方米,中间还开了一条路,叫敬业苑;财产也分为六份,各家各自建屋。
高第街上的店铺有不少是我们金家的,后来分了之后,有的儿子就卖掉了。
我们家(金曾澄)建了三层楼,里面有个花园。
民国时期的大地主
记者:
大家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金宝树:
我有些哥哥年纪比我大很多,他们不务正业,讨小老婆,抽大烟,吃喝玩乐,反正家里有田有地,有屋有钱,好像一生无愁了。
有的哥哥快到中午了才起床,起床后让厨师炒几个小菜,找人喝酒、下棋,整天玩乐度日。
我爸爸排行第六,受过高等教育,我们家对孩子要求较严。
那时我们年少,但也知道了这样下去一定完蛋。
我们家一共10个兄弟姐妹,5男5女。
小的时候,每人一个奶妈,一个佣人。
另外还有做工的。
那时每顿饭最少开四桌。
那还是我们一家,整个大家族的六分之一。
记者:
当时金家的产业都有什么?
金宝树:
我爷爷请了两个管家管理内外财产,一个管理房地产业务,一个管理家居的账务。
我伯伯有多少产业我不清楚,应当说真是不少,金家在沙河天平架、鸭仔塘买了三个山头的地,内有五个鱼塘,不知多少亩地,专为家里人去世后葬在那里。
当时管理的人是当地的乡长,我们叫他“贵叔”,解放后政府收去了。
记得1946年或1947年秋天,我经手我们家地租——以前都是管家去收——我坐着木船到番禺、中山去收租,从番禺一直下去到中山,我们在中山都是上田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
当时收租是收谷票,不收实物或钱,谷票是由当地县政府发的,一担二担的。
拿到谷票后,可以在广州换取大米或卖掉。
我们家的地产很多,在光复南路、十八甫、木排头、东山、梅花村都有。
1946年左右,我做建筑要投标,当时要有押金,没有押金就拿房子押。
我从家里拿出了30多个房地产契,问(投标组织者)够不够,说够了。
我们现在广州还有房产,在光复南路,1958年政府把房子拆了再建,我一直在交涉,到现在还没解决。
1957年我父亲去世时,我在广州住了几个月,当时整理家里字画,装满了四个阳江生产的大皮箱。
我每天在阳台只能整理几幅,差不多整理了两个多月。
我回香港时这些字画不让带走。
后来这些字画都没有了。
记者:
你们在香港有地产么?
金宝树:
我们家没有,我伯伯有。
以前我们家每一年去香港玩一次,住在鹿角酒店,据说那个就是我们四伯伯的。
我们每一年就住在那里,玩一个礼拜回来。
以前,别人给我爸爸说在香港和澳门买房子,他都不要,他说,始终都要落叶归根在广州的。
开银号,亏了几十万白银
记者:
除了你父亲是教育家外,你的伯父都做什么?
金宝树:
老大老二在家享清福,三伯父打理盐的生意和银号,四伯父管房地产等业务,五伯父留学日本学牙医,我父亲留学日本学教育。
记者:
你们还有银号?
金宝树:
我们以前在西关光复南路对着浆栏路转弯的地方有个银号,叫金昌银号。
有一天,经理来找我三伯伯,当场跪下,说,三老爷,对不起。
原来他炒黄金亏了。
怎么办,三伯伯说把账目拿来看看,一看,惨了,于是六兄弟晚上开会,很大的事情。
如果不把钱拿出来的话,金昌银号就没了,金家的面子也没了。
要拿出来的话,钱的数目太大。
后来,我爸爸要拿出6万块白银,那时候6万块白银可以买高第街的七八条巷子。
别的伯父拿了多少,我不知道,我父亲拿钱的事他写下来我们才知道。
我三伯伯一天到晚拜佛,经理是他请的,最后才导致这样。
还有整个金家的佣人的工资都放在银号中,光佣人就有200多个,更不用说其他人。
这次亏损的总数,我估计要有几十万。
“别人有欠我们钱,不要追着他还”
记者:
你父亲给你讲过家族里的事么?
金宝树:
我父亲非常低调,有时会讲一些。
父亲当过清朝的学部主事。
他参与创办了时敏学堂,后来去日本留学,才二十多岁。
在日本,他加入同盟会,当时是胡汉民、钟荣光推荐他去。
我们家有钱,就捐了一些。
但父亲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没做什么事情。
父亲一生都在为教育奋斗。
1957年他在广州一家医院去世,前一天中午,我和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罗培元去看父亲。
罗培元说,医生说,活不了几天了。
晚上我陪父亲聊天。
父亲说,“我一生没有求过别人去当官,什么官都是他们要我做的;我没有欠过别人钱,别人有欠我们钱,不要追着他还”。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父亲走了。
“他一生花在教育上的钱真多”
记者:
你父亲当过广东高等师范学堂的校长?
金宝树:
陈炯明时期,高等师范学生本来是公费的,学生每个月拿5个小洋,陈炯明把学生的经费挪作军费,学校没钱了,教职工没工资,高师派两个代表找我父亲。
父亲说没问题,我来设法解决。
当时,我们金家有个金昌银号,用钱方便。
钱不够就把房子押到银行,以此维持学校运转,这样维持了几个月。
后来陈炯明垮台了。
陈炯明垮台前,把钱还给我们,但这些钱因陈炯明垮台都不能用了,钱都是新的,一束一束的。
我父亲的学生很多,学生为父亲生平写的文章也很多。
我看到台湾有个人在文章中说,金曾澄是“高师”的“奶娘”。
台湾有很多“高师”的学生。
很多人不知道,我父亲酒量很好。
“高师”每一届学生毕业典礼晚宴时,毕毕业生排队敬酒,我父亲一仰而尽,来者不拒。
陈济棠时代,我父亲在广东省政府当省府委员,他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和体育。
以前凡是远东运动会,父亲都当领队,这都需要拿钱出来的。
他一生花在教育上的钱真多。
记者:
当时你父亲是如何管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
金宝树:
当时“高师”是开放教育,谁都可以发表意见,言论自由,你看到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提出来。
大会上可以,私人也可以,班级也可以,很自由。
“高师”存在的这段时间正是广东动乱的时候,但是“高师”没有乱过,大不了不给钱。
我在台湾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办教育,没有人要的职位就让金曾澄去当,好的不会让他当的。
我父亲完全不争,只要是教育的就无所谓。
记者:
后来你父亲还当过中山大学的代理校长。
金宝树:
当时教育界有两大派,一是朱家骅,一是个陈立夫,两派对立。
我父亲则夹在中间。
1942年,中山大学迁至坪石的时候,让我父亲当中山大学的代理校长。
父亲让我连发三封电报到重庆教育部,推辞此事,他知道这个差使不好干。
第四个电报是蒋介石发来的,命令以党国的利益要接受这一职务,是党要让他当校长的。
父亲知道推不了,就走马上任。
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
记者:
小时父辈是怎么教育你的?
金宝树:
我在中山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在越秀路上。
中学时,日本人来了,我到了香港,到广州大学的中学读书,有五六年。
香港沦陷后,我又回到国内,中学还有一年毕业,我在中学就读土木工程,后来去广东工业就业学校读了一年。
毕业后就去读中山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1942年考入中山大学。
在坪石上中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政府发动青年参军,有个口号是“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我就参加青年军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又回到中山大学,继续完成学业。
我们的家族对教育很重视,光我们这一代40人当中就有20人毕业于中山大学。
父亲很重视教育,我们家族前二房的哥哥不上学,后四房的孩子都一定要到学校去,这跟我父亲从事教育工作极有影响。
“中大很多学生反对他,他都一个一个接见”
记者:
你父亲有什么爱好?
金宝树:
父亲喜欢喝酒,我们家有个酒房,大概有15个平方米,里面都放酒。
他也喜欢写字,以前广州很多招牌是他写的。
我们家三楼有个书房,光是一整套全新的《万有文库》就一万多册,还有其他的书。
现在都没有了。
记者:
你怎么评价你的父亲?
金宝树:
父亲很开明,从来不骂人,心胸宽阔,心态好。
谁有困难找他,他一定帮忙,所以他吃亏的也比较多。
很多人向我们家借钱或请求帮忙找工作,他尽力帮忙。
在中山大学时,很多学生反对他,他都一个一个接见,提出什么问题都会答复,给你办,如果办不了,也会记录下来。
在高等师范时,我爸爸不喜欢演讲,但喜欢给你回答,能解决的给你解决,不能解决的以后给你答复。
他允许学生自由辩论,但不许做人身攻击。
“我一生只办教育,实在没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记者:
你家10个孩子后来都做什么?
金宝树:
解放后,我们大家族中很多人都去了香港。
我在香港做建筑工程及材料商。
我弟弟当设计师。
我另外一个哥哥是汽车修理厂的厂长。
在香港必须自己找工作。
我妹妹在香港当老师。
最小的妹妹一直在广州,在儿童电影院当过院长。
还有一个在北京六建工作。
记者:
解放后,你父亲为什么没有留在香港,而是回来了?
金宝树:
广州解放前我们都去了香港。
李济深和我父亲关系很好。
我父亲到了香港之后,许崇清和李济深找我一个在广州大学当教授的亲戚,说去香港请金先生回来,他一生都在办教育,广州有很多他的学生,他住惯了这里的大房子,在香港住不习惯。
我告诉父亲说,我们现在香港是住不习惯,不过回去又干什么呢,你回去我不回去。
李济深又打电话要父亲回去,说有什么事他来担保。
1952年父亲回到广州。
他说,我一生只办教育,实在是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
而且他以前在坪石中大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派人抓中大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他马上派人送信让学生赶快走。
返回广州后,父亲写了坦白书、思想改造的材料,不久当了文史馆副馆长。
记者:
大家族往往和大家族联姻,你们都有哪些亲戚?
金宝树:
父亲、汪兆镛和胡汉民三人都是表亲,三人是同年中的举人。
我二伯父的女儿嫁给了汪兆镛的儿子。
我们的亲戚还有碧江姓苏的、沙湾姓何的、大良姓龙的、顺德姓何的等,这些也都是大家族。
当时有句话,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就是门当户对的意思,当时的婚姻都是大家族结为姻亲,都讲求“高高大大”的。
家族逸事
金刘不通婚
金家的根源,很多人不知道,金家族谱上也没有写。
金宝树的母亲曾告诉他,金家本姓刘,在汉朝时因与皇帝同姓,一路逃难,后来改姓金。
金宝树曾查找金家族谱,发现姓金的从来没有跟姓刘的通婚,男女都没有姻亲。
可能是因为同族不通婚。
当年金家的族谱早已被家人烧毁。
农民不揭发大地主
金宝树回忆说,土改的时候,要揭发地主,有人发动种田人揭发清算金曾澄,当时金曾澄是广州市文史馆副馆长。
种田人的说,“我凭什么清算他,我们老板对我们很好,我们说歉收了,今年有什么天灾,交不了租,他就不收了,不仅如此,他还问需要什么,他常借钱给农民买农具、种子等。
等我们收成好时再还给他”。
租田的农民没有人出来揭发金曾澄,这样才过了关。
嫁丫头送田地
金宝树说,父母对种地的农民很好。
以前,穷人家养不起孩子,会送到大户人家当丫头。
丫头大了就要嫁出去。
金家每次嫁丫头,我妈妈都要送田地作为陪嫁礼物。
而当逢年过节时,黄埔那边与我们家有关系的一些农户都会给我们家送各种农产品。
70年前金氏家庭进餐用公筷
金宝树回忆道,70年前,金家吃饭就用公筷,金家的人先吃,佣人后吃,怕小孩子把菜弄得不干净,于是就改用公筷。
公筷是红黑漆的,金宝树自己用的是象牙筷子,他说,“小时候吃饭,先要用公筷把菜放到小盘子中,然后用自己的筷子再夹过来”。
金宝树结婚陈济棠一大早就来贺喜
1947年金宝树在广州结婚,在南园酒家连摆两天酒。
南园酒家可以摆100桌以上,当时金曾澄在广州四大酒家,南园、北园、西园和文园中都有股份。
金宝树说,我爸爸有名气,做酒楼也希望有名气的人来。
南园以前很漂亮的,很大,都是花园,如今是现在海员俱乐部。
当年同时是金曾澄的70大寿,喜宴和寿宴放在一起,金宝树说,广州整个官场上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只有市长欧阳驹没有来,因为他母亲过世了,其他军政界、教育界、司法界的都来了,非常热闹。
金宝树说,父亲人缘很好,从来不得罪人。
结婚当天,第一个到金家贺喜的是陈济棠,早上6点多就来了,金宝树还没有起床。
金曾澄已起床,赶紧叫醒金宝树。
金宝树回忆,当时是欧阳驹当市长,本来请他做证婚人,结果不巧遇上他母亲去世,他说不好意思,就把汽车借给我用。
以前高第街是不让汽车进去的,路很窄,在路口有个牌子,禁止汽车进入。
怎么办?
后来市长下令,这一天汽车可以进去,用胶带把牌子盖住。
而陈济棠那天不知道这情况,他把车子停在路口,自己走进去。
因他个子小小的,别人也没认出来。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宋金绪
本版摄影/翻拍 本报记者 黄皓
感谢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倪俊明先生、美国华侨莫铿先生、广州王均池先生、广州莫绛枫女士的帮助。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1912年2月成立的广东高等师范学堂。
金曾澄曾任该校校长。
在广东教育史上,金曾澄不可或缺。
金宝树近照。
金宝树青年时照片。
2008年1月,夕阳西下的高第街,一对抱婴者步履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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