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国别排放账户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增长的治理框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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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国别排放账户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增长的治理框架

二氧化碳国别排放账户:

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增长的治理框架

内容提要:

本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研究成果基础上，设计了既开放包容，也能促进排放空间优化配置、减排和技术进步的国别排放账户框架;并按人均相等原则对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间进行了公平的初始分配核算，还基于可得数据核算了各国账户当前可用预算，得到四个结论:

第一，全球总排放量必须减少;第二，发达国家需要筹集大量预算才能到目标年实现账户硬预算约束的要求;第三，中国己经为全球减排做出了积极贡献。

虽然中国的账户目前尚有可观的可用预算额度，但小于未来发展的需要，为此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第四，发达国家账户虽然当前己经出现赤字，不过并不绝对限制其在未来增加排放，但它们必须通过买入额度或出让先进技术换额度等办法，为其排放筹集预算。

关键词:

碳排放国别账户；排放限额和交易；国别减排绩效指数

一、引言

不少文献（如陈文颖等，2005;丁仲礼等，2009a}2009b;樊纲等，2010;潘家华等，2009）提出了要在各国间公平地分配温室气体排放配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提出了在全球范围公平有效解决温室气体问题的理论框架，即“碳排放账户方案”。

碳排放账户体系包括两个主要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按人均相等的原则界定各国历史累积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对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间进行初始分配。

第二个环节是，根据国别排放预算和实际排放量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对账户进行动态核算。

本文旨在给出该方案的具体设计，①并进一步阐明碳排放账户体系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现有数据尝试将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之间进行初始分配核算，并基于可得数据初步测算各国账户当前时点的余额。

本文还将简要展望中国②未来排放空间。

本文第二部分具体介绍排放账户体系的设置。

第三部分说明排放账户体系的重大意义。

第四部分基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表之后的一些新的气候科研成果，将全球1850-2049年总排放预算在各国（地区）间公平地进行初始划分核算。

第五部分根据可得数据尝试测算各国当前时点排放账户余额。

第六部分展望中国未来工业化进程的排放需求与可用排放预算。

最后是结论。

二、排放账户体系的设置

前文指出，碳排放账户体系包括两个主要环节。

下而依次阐述。

（一）按人均相等原则对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间进行初始分配

温室气体具有全球范围内分布的均质性，排放后将长期存留，有的可达数百年。

温室气体本来是人类生存条件之一，但超过某个阂值将会对人类社会带来危害，形成负外部性。

虽然科学界仍在争议温室气体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气候变化，但一旦政治决策层普遍接受了温室气体增加经由气候变暖而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应采取行动加以限制的观点，则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现有技术条件下，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碳排放增加，在此意义上，“可排放空间”也就意味着“发展空间”。

由于温室气体的均质性和长期性，公平分配排放空间，就须坚持“按人均相等的原则来界定各国历史累积排放权和未来初始排放权”。

具体的预算分配办法是，按各国当前人口占全球的比重，将全球碳排放预算进行初始分配。

本文的全球碳排放预算的含义是，为在2050年把温升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工业革命到2050年整个时间段内，地球可以承受的人为排放累积总额。

（二）排放账户滚动核算，并要求各国到目标年实现账户平衡

划分排放预算基础上，就可以依托一套排放账户体系实施全球气候治理。

账户体系记载各国从全球碳排放预算中分配到的初始排放预算，并记载因各种情形而导致的排放预算的动态变化。

基本核算框架见表1。

从中可见，以某个国家在t年年初的排放预算作为起点，加上该国t年核增的排放预算，减去核减的排放预算，就得到t+1年年初的排放预算。

表1中，在t年核增的排放预算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通过国别排放交易体系买入预算，既包括本国企业从他国购入的预算，也包括本国政府从他国购入的预算。

另一类是，向他国转出节能减排和碳捕获封存等技术而换来的预算。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技术转移己经获得足额经济补偿，则不核增技术转出国的排放预算。

t年核减的排放预算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通过国别排放交易体系卖出的预算，既包括本国企业向他国出售的预算，也包括本国政府向他国出售的预算。

第二类是从他国转入节能减排和碳捕获封存等技术而核减的预算。

当然，如果技术转入国己经付给转出国足额经济补偿，则不核减技术转入国的排放预算，也不核增转出国的预算。

第三类则是本国在t年的实际排放量。

不难理解，在某个时点上，排放账户预算可能是正数，代表排放账户预算超过实际发生的累积排放量;也可能是负数，代表排放账户预算小于实际产生的累积排放量;还可能是零，代表排放账户预算正好等于实际产生的累积排放量。

但排放预算必须是“硬”的而不能是“软”的，其含义是，各国通过自我减排（增排）、排放预算交易和技术交易等，到某一目标年（如2050年）使各自账户预算为非负。

这样，才能不突破全球总排放预算。

（三）账户体系包容和鼓励各种减排措施，但不追求实际排放远景趋同

从表1可见，排放账户体系兼容各种减排、技术研发和转移等途径。

比如，直接减排、产业结构变化、碳捕获和封存、CDM机制、JI机制、排放交易、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后的减排效果等，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为各国账户预算的变化。

这就为多种形式的减排努力提供了激励机制。

由此可见:

第一，排放预算和实际排放量是不同的概念。

第二，初始分配的排放预算并不构成一国实际排放量的最终预算约束，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通过各种渠道核增核减滚动形成的。

这也意味着，虽然初始分配的预算人均额在国别间相等，但经过各种事项的长期动态核算后，最终预算的人均额在国别间并不必然相等。

第三，到目标年的实际累积排放量，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初始分配的预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张的排放账户硬预算约束，显著不同于陈文颖等（2005）提出的“两个趋同”，即人均累积实际排放量和人均实际排放量到目标年趋同。

该主张虽然体现了公平原则，但却把各国账户平衡的办法限定于自我的内部调整，不利于排放预算的优化配置和减排技术研发推广。

我们主张的开放包容的账户体系，只要求目标年届时的账户预算为非负，而不要求截比到目标年各国人均累积实际排放量相等，也不要求目标年当年各国人均实际排放量相等。

（四）如何处理贸易中内涵的转移排放因素

一些文献（如樊纲等，2010;顾阿伦等，2010）强调贸易中内涵的转移排放因素。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虽然有合理性，但是有一定程度误导。

我们（刘培林，2011）认为，只要按照一定原则在国别间清晰而公平地划分排放预算，就不必根据贸易中内涵转移排放，核增或核减各国排放预算。

排放预算在各国清晰划分后，就成为私人产权}h}质的生产要素，贸易品的价格就内含了排放要素的机会成本。

此条件下，一国贸易格局是权衡排放要素是否用于以及用于什么贸易品生产的综合收益之后形成的。

一国出口排放密集度高的产品，那就意味着其认为这样做更合算。

反之亦然。

当然，这个原则适用的时间范围是在各国划分排放预算之后，而之前时期贸易格局则是在排放空间尚未清晰及界定产权情况下发生的，各国并未把排放预算作为有价的稀缺要素予以综合考虑。

这就是说，当N年开始实施排放账户体系、在国别之间对全球排放预算初始划分时，应把N年之前历年的贸易内涵的转移排放核算清楚。

但核算这个口径的转移排放时，不应把所有N年之前出口中内涵的排放都从出口国实际排放中扣减。

严谨而合理的做法是，通过一般均衡模型估计出排放和其他产品的影子价格，以及该影子价格体系下的影子贸易格局。

之后，以该影子贸易格局作为比照基准，把超过该基准的出口中内涵的排放从出口国实际排放中扣除，对进口国进行对称的处理。

但出于几方而原因，下文具体划分国别初始排放预算时，未对这些历史上的贸易内涵的排放进行调整。

一是在目前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排放密集度高的产品，而早期发达国家也曾经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过排放密集度高的制造品。

两者有相互抵消效应。

二是缺少系统数据，难以保障研究的准确性。

（五）基于账户体系的国别减排绩效指数

设定硬的排放预算约束之后，排放账户体系不仅能促进自我减排，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开展排放交易，以及促进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的激励机制。

为综合反映各国减排绩效，可以在排放账户体系之下，构造一个综合性减排绩效指数，逐年滚动计算。

了国在t年的减排绩效指数定义式是:

为了说明这个指数的政策含义，先分别介绍式子右边的两项的含义:

第一项的分子代表J国在t+1年年初的排放账户可用预算;分母代表该国t年实际排放量。

两者相除的含义，就是该国在t+1年年初排放账户预算，可支撑该国按t年实际排放规模持续排放多少年。

W式右边第二项的含义则是:

从t+1年开始到目标年份T，一共还有多少年。

综合起来，该指数含义就是该国t+1年年初排放账户可用预算，能支撑该国按t年实际排放规模排放的年数，与目标年之前的年数之差。

指数可能为正，代表该国t+1年初的排放账户预算，足够支撑该国按t年排放规模一直排放到目标年份还有余;可能为负，代表该国t+1年初的排放账户预算，不足以支撑该国按t年排放规模排放到目标年份;还可能为零，表示该国t+1年初的排放账户预算，恰好能支撑该国按t年排放规模一直排放到目标年份。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指数值会发生变化。

比如，某国在t年指数值为负，但如果t+1年一次性买入巨额排放预算，或者研发出减排效果巨大的技术，则可能t+1年时指数就会大幅度提高，甚至变为零或正数。

否则反之。

可见，该指数是一个量纲为“年”的指数，消除了国家大小、绝对排放量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跨年跨国之间可比的良好性质。

比如，倘若t+1年时c国指数值大于t年的数值，则表明c国截至t+1年为对防比全球变暖做出了比截至t年更大的累积贡献;否则反之。

再比如，倘若t+1年时c国指数值大于t年D国的数值，则表明C国截至t+1年的累积贡献，比截至t年D国的累积贡献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国别排放账户体系的硬预算约束，要求到目标年时各国该指数均非负。

三、以账户体系促进碳排放生产率持续提高和绿色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其实质要求是不断提高碳排放的生产率。

也就是说，用同样数量的碳排放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或者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和服务产生尽可能少的碳排放。

建立全球气候治理的排放账户体系，有两个核心要素:

首先是公平分配初始排放权，其次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交易使碳排放预算流向碳生产率高的地方，实现碳排放预算优化配置。

如果说前者追求的是“公平”，后者则注重的是“效率”，二者的有效结合是排放账户体系的精妙之处，它所体现的正是“产权初始界定，经由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思路。

提高碳排放的生产率，从静态角度看，要求排放预算向生产率高的主体集中;从动态角度看，要求不断研发推广排放强度更低的产品、技术和工艺，形成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一）账户体系能使稀缺的排放空间带来最大产出，并以最低总成本实现给定的减排目标

静态角度看，给定的全球碳排放预算在国别间初始分配后，排放预算就是和土地、石油类似的稀缺生产要素。

排放账户体系提供的交易渠道，能使排放预算配置到碳排放边际生产率较高的主体中，直到各主体排放边际生产率相等。

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交易渠道还能使减排成本较低的主体多减排，直到各主体减排边际成本相等。

①最终格局是能保证给定的全球碳排放预算带来最大的全球总产出，或者说使全球以最小的总成本实现给定的减排目标。

这就意味着，各国实际发生的排放量，并不局限于初始分配的排放预算。

在目标年份之前，赤字国家仍然可以增加排放总量，排放增速快的国家也不必降低排放增速，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通过排放交易、技术转让和其他综合性措施，筹集到足够的排放预算，并到目标年满足排放预算硬约束的要求。

减排量大的国家也可从减排中受益，具体机制是，减排节约出来的排放预算可以出售给排放量大的国家。

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在账户体系提供的激励机制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并受益。

（二）账户体系将促进减排技术研发推广，形成新的技术和经济增长点

从动态角度看，排放账户体系的硬预算约束，客观上为各国提供了长效激励机制，促进各国研发推广先进节能减排技术，进而核增本国排放预算，改善本国排放账户平衡状况。

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从短期看固然要花费一定成本，但新技术突破会带动投资增长，形成新经济增长点。

比如，节能设备、清洁能源、减排、碳捕获和封存、低碳产品、更加高效的管理软件等，这些技术一旦获得突破并在商业上成熟，则会带动巨大投资。

不仅促进减排，也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根本地、全而地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

四、各国1850-2049年初始排放预算的初步核算

排放账户体系首要环节是核定各国初始排放预算。

为此，首先需确定全球总排放预算。

（一）全球总排放预算

1.以2℃目标作为核定全球总排放预算的基本前提

“截至到目前，己经有包括C8国家和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在内的133个国家，认可要把温升控制在2℃以内（相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

这133个国家的人口和排放量分别占到全球的80%和75%}"（WBCU}2009}p14）这是本文确立全球总排放预算的基本前提。

由于数据原因，需要按两个时间段，即1850-1999年和2000-2049年两个时间段，分别核定全球排放预算。

之后加总得到全球1850-2049年的总排放预算。

2.2℃目标下2000-2049年全球CO2人为排放的预算Meinshausenetal.（2009）通过分析大量排放情景发现，2000-2049年期间人类活动累积排放1000CtCO2，则2050年比工业化前平均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倘若该期间累积排放1437CtCO2，则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

详见表20

3.1999年以前全球CO2人为排放的预算

全球总排放预算，除了要考虑上述2000-2049年的预算外，还必须把1850-1999年期间各国实际排放量也纳入全球总排放预算范畴，在国别间予以重新公平分配，而不能简单地按谁排放谁就拥有相应排放预算的“祖父原则”进行处理。

要再次说明的是，排放预算与实际排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个国家的历史累积排放量，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其对应时期的排放预算。

基于这样的概念区分，就不难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别排放预算上的争论焦点。

发达国家的观点是，历史排放量就等于对应时期的排放预算;

发展中国家则强调两者不能混同.

发达国家混淆两个概念的具体主张，往往以带有迷惑性的而目出现。

他们提出从一个晚近的年份（如1990年）开始作为起点，并承诺未来一个时期减排比例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表而上看似乎发达国家承担了更大减排义务，但实际上是连起码的减排义务都没有承担。

这是因为，一旦以晚近年份（如1990年）为起点，则之前的累积排放就自然而然按照先到先得的祖父原则，默认为这些排放国的当然排放预算，历史旧账则一笔勾销。

丁仲礼等（2009b）对IPCC,UNDP和DECD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机构或研究人员提出的7个减排责任分摊方案②的分析表明，这些方案均忽视了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积排放量己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预算。

在核定各国排放预算时，把历史排放量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默认为发达国家的当然预算，极不公平。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累积排放都应该纳入全球总排放预算，在国别间重新公平分配。

如潘家华等（2009）、丁仲礼等（2009a}2009b）和樊纲等（2010）也都提出了类似主张。

这种主张具备有力的科学基础。

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发表以后的新的科学研究表明，2050年的温升幅度与2050年前所有的累积排放量的关系非常稳健。

比如，Meinshausenetal.（2009）估算的2000-2049年期间的全球排放预算，正是考虑了历史累积排放的基础上测算出来的。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累积排放（记为X），则2000-2049年的排放预算要比Meinshausenetal.（2009）报告的水平多

由此可见:

（1）既然历史排放对当前乃至未来的温升都发挥着作用，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己经挤占2℃目标对应的全球可排限额，那么，就不能简单沿用祖父原则把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视为其当然排放预算，而应该把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可排量作为全球总排放预算，在国别间公平地初始分配。

（2）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该把实际发生的累积排放量和各自的初始排放预算进行对照。

一国实际累积排放量越大，意味着消耗了越多的排放预算，留给未来的排放预算越小。

（3）各国历史排放无论是计入全球排放预算范畴时，还是作为各国对其排放预算的消耗进行核算时，都应按实际量足额计算，而不能按碳循环或CO2寿命周期衰减经验公式进行折扣。

4.全球总排放预算的核算结果

根据上述，全球排放预算如表3所示。

表中2000-2049年的全球排放预算，选取了Meinshausenetal.（2009）给出的到2050年温升超过20C的概率为25%和50%所对应的全球总可排量，分别为1000CtC02和1437CtC02。

表中1850-1999年的全球排放预算，就是各国实际产生的排放量之和。

具体包括三个部分:

1850-1999年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排放为970.1CtC02，来源于GAIT8.00（WorldResourcesInstitute}2011）;1850-1999年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排放为539.7CtC02，根据Houghton（2008）的碳排放数据推算出来;1980-1999年国际航空航海产生的排放为12.2CtC02，根据GAIT8.0（WorldResourcesInstitute}2011）推算出来。

综合起来，如果温升超过2℃的概率限定在25%，则全球CO2人为排放总预算为2522Ct;如果温升超过2℃的概率限定在50%，则全球总预算为2959Ct

（二）以当前各国人口比重为依据划分各国初始排放预算的测算结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提出的划分办法是，按人际公平原则和当前各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划分全球总排放预算。

不过，具体用哪个口径人口数据作为划分依据，涉及到一些复杂的问题。

比如，如果认为1850年的一个英国人和2007年的一个南非人和2049年的一个印度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排放预算，则应该把1850-2049年历年各国人口数据加总，而后均分全球排放预算，再根据各国在该期间内历年人数之和，求得相应排放预算。

我们采用当前年份各国人口规模占全球比例，划分全球排放预算。

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当代人虽然因为前代人大量排放而使得排放账户产生巨大赤字，但同时也继承了前代人留下的巨大物质财富，这些财富中实际上内涵了“提前预支”的排放预算。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当代人的排放账户有盈余，但却需要将这些盈余转化为物质财富，改善生活。

第二，而对排放账户的当前可用预算，当代人可以在其自身和后代人之间进行代际优化配置，决定把多少排放预算直接留给后代人，把多少排放预算内涵到生产活动中作为物质财富留给后代人。

第三，数据易得，计算简便。

根据GAIT8.0（WorldResourcesInstitute}2011）收集的各国人口数据，各国（地区）的初始排放预算划分的测算结果见附表to③下而的表4和表5报告了两个概率下有关地区和国家测算结果。

由表中可见，从公平角度出发，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的情况下，附件I和非附件I国家应该获得的初始的CO2排放预算，分别为483.5Ct和2006.9Ct;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的情况下，附件I和非附件I国家应该获得的排放预算，分别为567.3Ct和2354.6Cto

五、各国（地区）排放账户当前余额

（一）各国排放账户当前（2008年初）余额

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就是初始排放预算减去截比目前的累积排放后的余额。

但由于土地利用排放历史数据缺乏，而土地利用排放数量又相对较大，所以，这里就无法核算出比较准确的实际累积排放。

为此，只能基于可得数据分别报告三项，即能源消费排放（1850-2007年）、土地利用排放（1990-2005年）和国际航空航海排放（1980-2007年），而没有报告排放账户余额。

不过，即便没有报告具体的排放账户余额，仍然可以从我们报告的数据中进行这样的推算:

如果一国初始排放预算减去上述三项之后（见表5最后两列），所得到的余额己经是负数，那么该国到2008年年初时，己经把其2049年前的所有排放预算都消耗完，产生了赤字。

如果再考虑到大部分国家1989年之前的土地利用排放都是正数，则真正的赤字额还要更大。

①该国未来不仅需要弥补己经产生的赤字，还需要筹集今后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排放预算。

由于无法计算准确的账户余额，也就无法计算各国减排绩效指数。

不过可以想象，如果一国初始排放预算减去上述三项之后，账户余额己经是负数，则该国减排绩效指数也必然为负，表示该国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负的累积贡献。

（二）各国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将随国别间排放交易等因素相应调整

前己述及，各国的排放账户当前（2008年初）余额，将随着未来国别间排放预算转移等变化相应滚动核算。

当前时点排放账户为赤字的国家，并不意味着不能增加排放，更不意味着不能产生排放，但前提是必须通过购买或者通过技术转移换取的方式，为其己有赤字和今后的新排放需求筹集所需预算。

排放账户当前余额为盈余国家，也并不一定要把全部盈余都用于本国自排，而可以出售或用于换取他国先进技术。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本文前而的交代，CDM机制下排放预算购买方实际上是付费的，所以应该根据CDM项目涉及的量核增CDM项目买方预算，并核减卖方预算。

但由于缺乏系统CDM项目数据，这里没有考虑该因素，留待未来进一步完善。

不过，考虑到CDM项目总量有限，暂时忽略该因素，不会对结果造成根本影响。

（三）测算结果的几点含义

虽然没有报告准确的账户余额，但从现有测算结果仍然可以得到几点明确的政策含义。

1.全球总排放规模必须降低

从表4可见，即使按照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50%的宽松目标考虑，全球总排放也必须降低。

在该宽松目标下全球排放预算为2959CtC02;而1850-2007年能源消费己经分别产生排放1179.8Ct}1850-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己经产生排放572.1Ct}1980-2007年国际航空航海己经产生实际排放19.2Ct，三项共计己经产生排放1771Ct。

这样，2008-2049年的可用预算只剩下1187.9Ct}按照2007年35.93Ct①的排放规模计算，仅仅可以支撑约33年，无法支撑到2049年，亏空约9年预算。

这表明全球总排放规模必须降低。

如按温升超过2℃的概率为25%的紧目标考虑，则全球减排的压力和迫切性更大。

2.发达国家需要筹集大量预算才能满足排放预算硬约束的要求

从测算结果可见，即使不计入发达国家1989年之前的土地利用变化排放，仅仅是1850年以来的能源消费排放、1990年以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排放和1980年以来的国际航空航海排放，己经使得其排放账户当前余额处于巨大的赤字状态。

所以，发达国家必须通过综合性措施为其账户的当前赤字，以及未来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排放，筹集巨额预算。

不过，筹集巨额预算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对减排承担了更大比例的义务，也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承担了较小比例的义务。

这是因为，全球排放预算己经在国别间进行了公平的初始划分，且各国今后为满足排放预算硬约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