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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考美文成为范文之后
当高考美文成为范文之后
高考作文一文定终身的分量,使得莘莘学子无不把它当作张扬才情的舞台,纵横文笔的天地。
翻阅最近一些公诸报章的高考美文,在惊叹考生的敏捷才思之余,又不时生出种种隐忧。
下面,就以这些高分的部分考场美文(均见《语文学习》2007第7、8期合刊)为例,来看看现在的考生作文,究竟向我们展示着什么,说明着什么。
一、考场作文累瓦结绳式的张扬
1、选材上的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是笔者的戏称,意思是想说明考生作文的素材,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古典抑或洋古典,即使是现实材料,也大多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而考生直接取之于生活的则不多。
从全国卷和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及福建等省市的28篇优秀考场作文看,据笔者的初步统计,基本不采用“古典”而纯属于个人自叙的只有4篇,议论涉及现实人生的有8篇,这其中的材料以近年的热点人物或事件为主,如洪战辉、丛飞、超级女声、韩国人之于端午节、中华母亲节等等。
其余16篇则纯属“文化作文”的路数,所引用的材料自以声名显赫的名人、名言为主,其中全国卷二的《恩情递接》一文,铺排引述的中外名人有李清照、诸葛亮、辛弃疾、尼采、屈原、陶渊明、苏轼、龚自珍、文天祥、李白等9位,真是叹为观止。
2、感悟上的拿来主义。
由于文章的框架架设在“古典”的基础之上,加之对材料缺乏细致分析,其阐发的思想不那么自然、抒发的情感不那么纯真已是在所难免,不加思考、分析,简单“拿来”那种未卜先知、洞察世相的成人化、古人、洋人式的思想情感,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全国卷Ⅰ的《让我飞》中,考生绘声绘色地演绎着“江风一时劲,折杀少年才。
是无情的风浪将才子的灵感浇灭,却也从此成就了《滕王阁序》的悲壮”。
在福建卷的《季节》一文中,考生可以直截了当地下达这样一个断语――“人类历史的童年,是萧索的冬天。
”“季节轮回,但人类社会没有轮回。
”在安徽卷中,《提篮春光看妈妈》直接将马丁?
路德?
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那种宏大的叙事方式纳入囊中,抒发着“我”对“地球妈妈”美丽的梦境。
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何永康先生在《中国青年报》(2007年7月2日第六版)上郑重推出“不玩深沉”的质朴之作《怀想天空》,同时不忘强调:
“近几年来,高考作文中普遍存在一种脱离现实的倾向,具体表现为,不少考生习惯于回到古代,复述经典。
”
3、语言上的形式主义。
从这些高分的考场作文看,如果说情感上淡薄、思想上的肤浅主要受制于年龄的局限和话题的陌生,表现为欲速则不达的话,那么,对文章“形式美”和语言“文采”近乎痴迷的追求,则更多地表现在过犹不及上。
具体说来,考生一是偏爱词藻上的绮丽,文章成了灿烂的词语“集锦”。
有比较朴实风格的文章确是屈指可数。
二是讲究表达上的铺排,极尽渲染造势之能事,为铺排而铺排,几乎无排比对举不成文,甚至可以几个排比串联成文。
在这28篇文章中,基本不用排比、对举方式的文章才三四篇。
三是追求章节的模块化,以便快速连缀组装,以不变应万变。
在《恩情递接》中,全文共有7段,除去首尾两段,其中的五个段落呈现惊人的重复。
其第二段起句是“天苍苍,地茫茫。
一次次回眸历史长河……”,然后例举几位历史名人。
在第三、四、五、六段中,起句分别是――“秋瑟瑟,水滔滔”、“舟遥摇,风飘飘”、“星点点,月朗朗”、“雾蒙蒙,景幽幽”,词语固然华美成韵,但其行文格式几乎完全相同,而且每段结束,常以“好一朵”、“好一缕”等感叹性的语句作结。
这样的标准化、模块化文字,与其说是作文,毋宁说是词语的填空或句子的仿写更确切一些。
凡存在的总是合理的,所有这些被推介于众的高分作文,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考场作文的佼佼者,它们的身上浓缩着师生共同的写作旨趣和潮流的强大力量。
高考是残酷的淘汰制。
生本无奈,哪里可得分,就往哪里写。
即使是累瓦结绳式的铺排和张扬,当然也是在所不惜。
唯分是练,唯分是写,可谓天经地义。
因此,我们须反思日常的写作教学的路径走向和高考试卷评定中判断标准的价值导向,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才导致学生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二、作文训练雕章琢句式的追逐
对教学者来说,考场作文的问题,其实应视为是日常教学的问题。
我们的教学是否确实存在着这样几个缺失?
1、对文风的偏好导致对文章的偏见。
高考的高分作文所具有的示范性和辐射力之强,亦无须多言。
每一篇美文都将因它特殊的背景、出身和“礼遇”而广为传播并成为莘莘学子的不二范本。
今年的美文将是明年的范文,因为今年的美文其实就是去年美文某种意义上的克隆和翻版。
在上述28篇美文中,被阅卷老师誉为“语言平实流畅”、“近乎粗糙的质地”而干净、朴实的大概有3篇,另外有2篇语言朴实而不失活泼的另类作文。
还有7篇属语言有文采而又基本铺排有度的。
其余的16篇,大多词藻华丽,铺排唱戏,“文采”焕然,评语中也颇多溢美之词。
为说明问题,略举几例。
《让我飞》的推荐语是――“文采风流,随处用典,举重若轻,诗意透出隽永的张力。
”《握好援助的手》则是――“无论是开篇抒情性的拟人排比,还是中间精要的议论与记叙……都能恰到好处地聚焦眼球,叩击高端得分点。
”《恩情递接》则是――“最突出的亮点是在文中彰显了良好的语文素养和文化内涵――李清照、屈原、陶渊明、苏轼、文天祥,均被作者巧妙地聚会于文章主旨之下。
”最为极端的是在《机遇创造交响曲》的赞语中,推荐者认为考生“已得文章之精髓”,其理由是――“考生全力展开想象的翅膀,巧用比喻来立论述理,短短千字之文,新颖活泼的比喻竟达十八种之多……理从博喻出。
本文主体部分选用排比来结体,多角度且多层次……势从排比来,颇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显然,描写、抒情、用典、铺排等“聚焦眼球、叩击高端得分点”的技巧已成功地成为考生笔下的得分点和阅卷老师心目中的“亮点”。
这样一边倒的高分,这样无节制的倡导,考生想不学都难,文章想不“美”都难。
上世纪三十年代叶圣陶先生曾批评重形式轻内容的做法――“今之评量文字者,往往高谈句调高古,辞华典赡,而不问思想之精确完整与否。
”(《旧文重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看看前面的那些赞誉之词,这种对绮丽、华糜之文的偏好而导致的高分作文风格的相对单一化,说它是楚王好紫、好细腰的现实版,想来也不为过。
从这个意义上说,何永康先生对那篇质朴之作的挽救,不啻是对一种快被人们遗忘了的审美价值的意味深长的留驻。
2、对现实的疏离导致对古典的追逐。
在考生的成长之旅中,事实上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无奈选择。
尽管新课程改革推行有年,但教育的巨大惯性,使得学校这驾马车常无视课程这条“跑道”的重新划定而老马识途般的周而复始,学生们也只能日复一日地在校园的三点一线间转悠,不愿也无法去直接感受社会的丰富,生活的多彩。
学生沉重的学业负担和学校因动辄得咎而形成的封闭、静态的办学行为,一直以来限制着学生的生活和思想。
不少农村学生甚至连看电视、上网都成了一周难得的奢侈。
而主流社会所期待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学生也只能是从书本而不是实践来获得。
有时我们甚至把作文中名人名言名事的直接罗列简单化地等同于学生自身的人文素养。
同时,近年来的高考命题因为基于保持对现实的必要距离的考虑,在作文题的确定上,更多地呈现着“诗意”、“哲理”、“高雅”和“虚拟”的特点,崇文轻实。
这一点,只要看看近几年的高考命题流变,是不难得出结论的。
外在的导向越来越“优雅”,学校的生活越来越单纯,学生的趋向当然也就越来越功利了――美文中索章句,古文里寻古典,记忆深处积范文,唯独淡忘或缺失着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3、对思想的弱化导致对形式的依赖。
形式至上,是考生作文的一个基本倾向。
这一倾向的形成,除了评定标准偏重形式之美导致学生对形式的追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考生们试图以形式之美来掩饰思想之浅、情感之淡、内容之虚。
做老师的明白学生思想的养成、情感的陶冶非一日之功,而章句的雕琢和技巧的熟练则相对快速。
宿构、套作之类,就是急就章式的无奈选择。
作文教学中材料的积累本来应建立在对材料分析、思考的基础之上,而且其来源也应该是多元的。
但在实际教学中,提供给学生的材料来源单一,只是“古典”和“热点”的人和事。
同时,学生对手中的材料,既不问出处、背景、来由,习惯于断章取义,用六经注我的方法汇编成册,也不管其思辨的分寸和适用的范围,只是囫囵吞枣,知其大概而已。
但一到考场,倒显示出数量的优势。
即使得不了高分,保本总还行。
最近,多有行家疾呼,高考作文“在苍白肤浅浮躁的思考下,用比喻掩饰了对对象的正面思考;用排比遮盖了对问题的细致分析……”(《语文学习》同期第47页)。
这里,考生们思考的“苍白肤浅浮躁”是问题的核心。
显然,对老师的导向和自身的缺憾,考生们其实清楚得很。
正因为他们知道缺乏思想的深度,所以就尽可能用材料的广度和宽度来弥补。
考生作文中之所以排比、对举等铺排方式大行其道,除了它有时可收一唱三叹之效外,更主要的因素,恐怕还在于它可以一“鱼”三吃,同义往复,强调渲染,表达上达到阅卷者青睐的形式美境界,以技巧的纯熟来巧妙化解内容上的单薄和思想情感上的欠缺。
这种对形式的依赖和痴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考场作文中的“人海”战术和喷泉效应,看中的是它扑面的气势和循环重复的资源利用。
4、对文采的误解导致对技巧的强化。
按照高考《考试大纲》要求,有文采,就是要求文章词语生动,句式灵活,善于运用修辞手法,文句有意蕴。
2007年的新考纲则以“用词贴切”取代了“语言生动”,以“有表现力”取代了“有意蕴”。
但教师在教学中,讲文采就是要求学生多描写、多长短句、多博喻排比对偶、多引用名人名言,以“绮丽”代替了“贴切”,以“重复”代替了“灵活”,以“现成的哲理”代替了“个性的感悟”,甚至削内容之足适形式之履,致使很多学生既颠倒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简单地把讲文采与讲技巧划上了等号。
讲文采的本意,无非是让文章的意蕴能够更准确、更贴切、更有现场感的表达出来,即使是含而不露的委婉蕴藉,也能够借助特殊的语言方式得以暗示。
一旦学生认为不需要顾及内容表达本身的需要单凭句式的变换、词藻的华丽和铺排方法的应用就能够获得文采,那么,他的兴奋点和着力处,就不是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语句的准确比较,而只是着力于对技巧的刻意追逐。
还有一点,不少老师常把名人名言和排比、对举等重章复叠作为有文采、有才情的秘密武器(这一点,前面的推荐语中已可见出大概),而把语言的简洁、干净等同于简陋、寒碜和干瘪,这也使得学生在考场作文中有意无意的要有所张扬。
《恩情递接》的推荐教师声称“无论怎么说,考场作文能在有限的时空中露才、卖才,并非一件坏事”,诚然,考场作文是才情的大赛,但这个“才情”,应是理性的思考,冷静的分析,恰如其分的表达,绝非类书般的堆砌材料,“骈拇枝指”般的“委心逐辞”。
三、写作教学文质彬彬式的和谐
要提高学生的作文境界,并没有捷径可走。
任何试图以讲究“方术”之类提高作文水平的做法,终归不脱左道旁门之虞。
鲁迅先生几十年前就对那些作文秘诀类书籍加以批评斥责。
叶圣陶先生也曾说:
“盖文之所载者实质,而文之所以成者方术也。
质之不存,术将焉用?
昧乎此而单以作文练习作文,不及其他,其卒无效,故应得之果矣。
”(同上,第152页)叶圣陶先生视“质”为本,视“文之所以成”的方法为“术”,并对单纯偏重写作技巧忽视思想情感的倾向提出的批评,在今天还是有其现实的意义。
文亦有道。
这个“道”就是孔子早就提出的“文质彬彬”。
“文附质也”,“质待文也”。
这种“文质彬彬”的和谐,需要我们在文章的“熔裁”上下功夫,既“规范本体”,又“剪截浮词”,努力使文章“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参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熔裁”章)。
台湾作家林清玄也持有同样的见解,“写作首先要对生活有深刻的感受,接着将感受提炼为独到的观点,再通过积累将独到的观点变成思想,最后用精确的文字表达出来。
”(《联合早报》2007.12.7)要实现这一点,学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感悟、积累和训练,我们的写作教学和作文评价导向更需要做出某种调整(包括推荐考试美文时,也要充分注意到必然发生的暗示、示范作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文章观,消除投机心理,将兴趣点集中到平凡而丰富的学习活动中来)。
1、读书不忘读报。
对读书,一般没有异议,只是学生可读之书的选项并不多。
教科书当然不够,课外书却无暇去读。
即使有点时间,也以看时尚类的畅销书为多。
学生的读书,应该补上历史、哲学、诗歌、科学等方面的课,培根“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的提醒,值得我们注意。
但除了经典之作,学生还需要吸收富有时代气息的社会、政治、经济信息。
这不仅是高考作文时有“烟火味”的需要,更是学生自我成长的需要。
报纸和各种媒体鱼龙混杂的消息,能够让学生增强现实感和使命感,也有利于锻炼他们的判断力和选择力。
学生以间接获得知识为主,我们要增强其知识情景、能力习得的真实性,为他们健全成长创造尽可能宽广的空间。
2、明理不忘养心。
广泛的阅读是学生成长的土壤,独到而敏锐地观察分析以及随之形成的积淀是学生成长的关键。
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可以是课堂上直接的获得,也可以是自身比较辨析,经由一番“涵咏”功夫后获得(这种能力可能巩固)。
曾国藩在家书中(咸丰八年八月初三谕纪泽)教子云: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咏,切己体察。
”“所谓涵者,好比春雨润花,清渠溉稻。
”“咏者,则好比鱼之游水,人之濯足。
”“善读书,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稻如花如鱼如濯足。
”至于“切己体察”,就是说将自身置进去来体验观察。
作家梁晓声在评论高考作文时指出,“很多孩子只有情调,没有情怀,没有情愫,没有真情实感。
这个情怀和情愫是一种读懂书的成果,它也是一般的作文和好作文的区别。
”(腾讯教育2007.6.8)。
只要不是一味速成,或者不加咀嚼地简单“拿来”,而是坚持独立的体悟,思考社会人生,即使开始时幼稚、肤浅甚至偏激,但最终将走向成熟,为做人作文打下坚实的底子。
3、为文不忘有情。
刘勰早就强调“情动而辞发”,“为情造文”。
作家张炜坚信,“一部作品的好与坏,也许不在于技巧,而在于灵魂――一种能够震撼你的无以名状的力量。
”(《解放日报》2007.8.6)这种“无以名状的力量”,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也不是貌似深刻洞彻世相的公共哲理,而是作者主体话语中流露出来的一点体验、感悟和感动。
在应试作文中,似乎是“为文造情”了,但同样是面对规定的题目和陌生的话题,有的文章依然动人心魄,奥秘就在于考生能化大为小,将人类的普适情怀转化为个体的特定情境、具体机遇和真实感喟,进而以个人特殊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展示出那一朵“苦难之花”或者是那一个“幸福之果”。
学生有了生活的体验和语言的积累,以及思考问题的独特视角,即使阐述的是公共话题,但到达那种“心之所至,即文之结构矣”的境界,应该也是可能的。
当然,这并非反对文章有绚丽的文采。
学生在初学时模仿一些华丽的美文,练习形式美的技巧,也是正常的阶段,但手段不能代替目的,形式当服务于内容。
其实,衡量文采的标准,主要还在于文章的语言是否简洁中有饱满,曲折里有舒展,是否恰当而有意味地表达出了作者的情怀,并不能简单等同于铺排张扬渲染之类。
闾剑宝,语文教师,现居浙江上虞。
本文编校:
左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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