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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成都两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结构差异及其解析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题 目:
杭州成都两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结构差异及其解析
关于幸福指数的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与否、经济增长快慢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总体幸福感的增长。
在2009年由《瞭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了“2009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与推先活动。
其中的十个副省级/地级获奖城市分别是分别是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长春。
而在这之中,杭州市因为连续多年在这一调查推选活动中表现优异,成都市因为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对民生贡献突出,分获“建国六十年特别大奖”。
宁波则因连续三年获奖,而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
在这次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副省级/地级城市中。
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不但有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也有来自西部地区的城市。
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居民开始关注经济指标外的因素。
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必然特别注重民生问题的均衡发展,要么是丰富教育资源,要么是城市品质提升,要么是城市品牌效应;而中度发达城市由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压力较小,也颇受青睐。
另外,那些拥有独特风景资源的城市也往往得分较高。
这以上种种表现都说明,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通过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感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社会总体幸福感更应值得关注。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预警机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但是从入选的城市地区比例来看,在城市规模相当的前提条件下,经济的发展能够带给居民较明显的幸福感提升。
一、国民幸福指数的由来与发展
幸福感指数(HappinessIndex)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
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
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
“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在考察民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幸福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
这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因为,幸福体验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征则决定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
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进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
国外早期的幸福指数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对这一“陷阱”保持足够的警惕。
他们宁可将幸福感界定为满意感,以确保幸福指数研究的可操作性。
于是,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感(例如,经济状况、工作状况、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闲活动、居住环境等)成为考察幸福感的主要指标。
这种研究思路明显受到了上世纪中期风头正劲的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对幸福感的考察被置于个体对自身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认知评价基础之上。
这一研究取向基本主宰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指数研究。
另外一些研究者试图从情感的体验来把握幸福感,幸福感被等同于快乐感。
由于情感因素较多地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因而这一研究取向也被赋予了较多心理健康色彩。
还有一些研究者则将视野投向了个体潜能的发挥与价值实现,他们将个体的自我实现程度作为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核心内容,自主、环境驾御、个人成长、生活目的、自我接受等与个人价值密切相关的要素成为幸福感的重要成分。
在他们看来,价值感是幸福感的核心。
总体来看,不同的研究取向从特定的侧面揭示了幸福感的部分特征,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缺憾,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的一些研究者所意识到,因此近年来出现对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但迄今仍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而当今的学者们认为,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当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
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幸福感的观点。
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体验论幸福感的含义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从形式方面来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
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
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状态。
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而且是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幸福感是一种个体的心理体验,但幸福指数反映的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者说社会现象。
它体现的是一般民众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主观生活质量的变化程度。
按照这样一种研究思路,我们采取逻辑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编制了适合当前我国民众幸福体验的测量工具及评价指标的体系,这个评价体系包含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维度。
每个维度都可以根据一定的准则赋值,在此基础上加和汇总可以得到反映特定时段民众幸福感水平的分数。
如果我们以某一年对民众幸福体验抽样调查的所得的平均分数作为基点值,将其它年份抽样调查的平均分数与之相比,就可以得到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变化程度的幸福指数。
幸福感指数的分类包括三大类:
A类指标:
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类指标:
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
C类指标:
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二、幸福指数的理论研究
1、提高幸福指数:
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矛盾。
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看,幸福首先是价值,而不是效用。
美国国民幸福指数编制者卡尼曼在价值论上主张“回到边沁”,即从马歇尔的效用回到边沁的价值来重新理解幸福问题。
抓住了问题的总根子。
效用只是一种中间价值,是实现价值的中间手段。
手段与目的的背离,是工业化的典型特征。
福利经济学把福祉建立在总效用最大化上,从根子上就偏离了价值核心。
在工业社会,幸福与效用的矛盾还不明显;但对于信息社会,这就造成了根本误导,有钱不等于快乐,GDP不等于幸福,就是幸福与效用矛盾的突出表现。
福利经济学缺乏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立的微观基础,而借用新古典的效用作为微观基础,就造成了一个思维误区,似乎幸福问题只能在再分配领域解决,而不能在微观领域,在初次分配中解决。
黄有光就是这种思路的代表。
实际上再分配确实是提高幸福指数的有效手段,但只有从微观机理上彻底说明幸福,才能把宏观经济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
2、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关系不同的矛盾
接下来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效用与幸福关系的历史相对性问题。
现有指标设计容易陷入误区,用反映效用的指数,抽象地与同一种幸福尺度进行比较。
事实上,国外大量统计测算表明,不同收入阶段,效用与幸福的关系不同。
在解决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衣食阶段)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小康阶段(住行阶段),效用与幸福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明显。
而在解决自我实现需求的大同阶段(国外研究中,进入门槛设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间不等),当物质需求为主转向文化需求为主以后,效用与幸福的相关性明显减弱。
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国民幸福指数在反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幸福水平时,就会造成混乱。
建议把全国分成三类收入地区,有针对性地进行评价。
对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弱化有形、物质指标的权重,突出文化内容;对于贫困地区,仍需要以“有钱”定“快乐”。
这是基于幸福相对性的设计思路。
3、快乐与幸福的关系
从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幸福指数设计上可能出现的第二个重大误区,就是把个人快乐与社会幸福对立起来,至少是忽视个人快乐的微观测度。
后现代经济学理解的个人快乐,并不是从心理现象角度立论的,而是从微观现象角度立论。
社会幸福不光是个人快乐的总量累加(这一点不同于卡尼曼的观点),而是通过个人快乐这种微观机制,在制度作用下达到社会幸福这种宏观效果。
这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在现代性条件下一说个人快乐,一是把它不正当地与物质欲望满足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正确的。
个人快乐在信息社会条件下,可以超越物质的欲望,而与感性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
二是把它与眼前利益联系在一起,同根本利益对立起来。
做一个简单的推论就可以看出,以人为本,当它从现代性指向后现代性时,从解决工业化条件下的温饱和小康到解决信息社会条件下人的精神追求时,恰恰就是要以感性的人为根本,从具体个人的现实需求出发,弥合由人的异化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
4、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幸福研究领域,2004年5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大卫•布兰奇劳尔和英国瓦维克大学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建立了幸福模型:
r=h[u(y,s,z,l)]+e,其中r代表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或者主观满意度水平u代表一个人实际的效用或福利,h是关联实际效用与报告福利的函数y为实际收入s为亲情z是一系列统计上与个人相关的特性t为时间段e为误差项。
经济学视角量表所采用的各个维度都是人们获取幸福的必要条件,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些条件的测量达到评价幸福的目的。
美国联邦政府拨巨款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得主丹尼尔•卡内曼等,致力于设立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指标的研究,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在《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一文中,卡尼曼与合作者克鲁格教授提出了DRM这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
日重现法(DRM)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
日重现法(DRM)结合“时间一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ESM)来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
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内的活动和体验。
日重现法(DRM)为福利社会计量体制的发展和社会政策提供有意义的工具,是一种融会学、心理学于经济学之中的后现代会科方法。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其结论通过对受访问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之后得出。
采访问题很简单:
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通过统计分析,从而得出各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5、国内研究状况
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因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有所差异。
国内幸福指数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宏观幸福研究领域。
周四军、庄成杰在《基于距离综合评价法的我国国民幸福指数NHI测评》中通过对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与就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国民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和距离综合评价法对我国1998~2006年国民幸福指数NHI进行了测度和评价。
研究发现,历年来我国NHI连续增长,2002年以后的增长速度较2002年以前的快.但我国国民幸福现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最后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蔺丰奇在《新坐标-国民幸福指数》中给出了GNH量化的计算方法,从社会健康、福利、文明和环保的角度定义幸福的涵义,通过设置一些相关的社会指标对幸福加以间接的计量。
GNH核算体系由以下四大指数构成:
即GNH=生产总值指数*a%十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
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庄连平李晶在《基于相关性分析的广义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中将影响人类幸福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综合起来,从幸福与财富、心理、人格、文化、社会、家庭等的关系角度出发,借助于已有的一些权威性的综合数据或微观数据,通过类型内部相关性分析和与核心指数的相关性分析,构建一套广义的幸福指数体系,定义广义幸福指数的类型包括:
人类发展指数,包括身体健康/文化程度和物质福利的各个基本方面、工作条件、休闲条件、不平等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福利、心理福利(即个人心理状态)、授权(特别是被剥削阶层)、政治自由、经济稳定(即避免经济波动)、政治安全(即避免政治暴力或不稳定)、环境条件。
为了能够确定一套能代表人类福利的更广泛概念指标,我们将各类型代表性的指标与国际上通用的评估国家绩效的三种核心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这些核心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人均收入和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周四军、庄成杰、刘红、袁鹏在《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NHI的统计测度与评价》中按照国民幸福指数NHI的基本内涵和相关理论,从经济、社会、人口与环境四个方面选取相关的指标构成指标体系,选取人均GDP、(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教育经费、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单位GDP能源消耗、(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15岁以上文盲比重、人均预期寿命、人均住房面积、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医师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等16个指标,采用影响因子计算法对NHI进行统计测度与评价。
以各因子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
将方差贡献率做归一化处理得权重集为w=(0•5586,0•1840,0•1418,0•1156),得到NHI的测度公式:
NHI=经济因子指数×w1+环境因子指数×w2+人口因子指数×w3+社会因子指数×w4,测度出2006年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NHI为36•28%。
并对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NHI的发展趋势及与人均GDP的关系做了相关探讨。
三、幸福指数的误读
近年来,“幸福指数”成为了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
然而,如果幸福指数将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甚至将在一个地方或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扮演一种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幸福指数寻求一种充分的理解,并且避免各种误读,无疑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1、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
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
因此,关于幸福指数的一种可能的误读就是,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
典型表现之一是,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而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在进行测量的时间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
2、认为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一个绝对性指标
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如果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层面常常占据了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
因此,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
在这里,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认为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定性指标,从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
3、将幸福指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
GDP是个硬指标,幸福指数是个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
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
但决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
因此,关于幸福指数又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产生“幸福指数崇拜”,即将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四、幸福指数的政策意义
幸福体验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体验。
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的受到人格特质影响。
例如,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外向和神经质这两种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影响极大,外向性格与积极情感呈显著正相关,而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相关显著。
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民众的幸福感则很大程度上由个体的人格决定,政策干预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
但另外的一些研究者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时却发现,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与民众的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大致在0.60-0.70之间。
尽管这一研究结果并不能推断人们的收入和所拥有的财富决定了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但是它至少可以启发我们:
一个国家能够为民众提供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与该国民众的幸福体验息息相关。
而民众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恰恰是政策可以关注并能够发挥作用的。
在我们这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政策选择必然是人民利益至上,在各项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必然把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价值标准。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
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
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了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可以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
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近年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
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其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
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现代化的早发国家的关注。
按照生活质量始作俑者的理解,生活质量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体验。
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我们应当很好地吸取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良性发展。
再次,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此检验我们各项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才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依据。
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民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及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众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五、总结
上述内容主要从幸福指数的涵义,幸福指数所包括的内容,幸福指数从什么方面进行比较,以及推动幸福指数的政策四个方面总结出当前幸福指数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状况和成果。
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基本上都认同通过经济发展、生活质量改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和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这几个方面来促进城市幸福指数的提升。
国内外众多学者指出了不同地区之间幸福指数差异的原因,阐述了对幸福指数发展的意见。
但是由于幸福指数在当今还是一个新兴的课题,还有许多不完整的地方,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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