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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必然遭遇美国霸权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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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必然遭遇美国霸权围堵
《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
中国必须应对软、硬两条战线上的霸权挑战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后不久就骤然改变了友好姿态,发动了逐步升级的全方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攻势,包括军事领域中启动向台湾大规模出售先进武器的计划,将美国的反导系统直接延伸至中国的大门口,外交领域中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支持威胁中国主权的分裂势力,经济领域中采取强硬态度逼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打击中国的出口等等。
等等。
2010年1月27日,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誓言捍卫美国的全球第一的地位,美国高层智库首脑甚至警告美国将会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的转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崛起的趋势必然同美国霸权发生矛盾,这不是由中国希望和谐的善良愿望或“惹不惹美国”决定的,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利益必然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崛起,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
2010年4月22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太空军事化的舆论压力,进行了具有全球快速攻击潜力的“宇宙战机”试飞,表明美国在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优势的情况下,仍在企图获得当年大英帝国曾拥有的绝对军事技术优势,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防御和保障美国自身安全,而是为了打击任何威胁美国霸权的国际对手的攻击性需要,以确保美国能凭借世界霸权获取源源不断的垄断寻租利益。
当前美国正竭力开展太空武器的高科技军备竞赛,不断进行“宇宙战机”和激光武器攻击洲际导弹的试验,一旦获得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就随时可能选择发动战争,正像当年大英帝国通过工业革命获得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后,不断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建立世界霸权并掠夺大量财富。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发展高科技军事技术和国防建设,确保美国无法获得像当年大英帝国一样的军事技术绝对优势,否则鸦片战争时代遭受西方列强掠夺的悲惨经历还会重演。
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警惕美国运用谋略发动攻击国际对手的隐蔽战争,因为,现已暴露出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在越战失败后为维护霸权衰落,进行了运用软政策武器攻击国际对手的战争形式创新,通过隐蔽战争打击了包括前苏联甚至日本等盟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扭转了越战后美国霸权一度衰落的不利国际实力对比格局。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一直持续到前苏联解体,忽略了美国在越战失败后进行的国际战略重大调整。
十年前,笔者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采取的一种隐蔽的攻击性‘软战争’策略”。
笔者的分析推论主要依据1983年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时,接触到的美国高层智囊提出的“缓和”战略构想。
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越南战争的军事冒险付出的代价更大,主张利用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软政策筹码作为美国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战略武器。
随着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发现历史事实证明美国高层领导人确实采纳了这种战略构想。
尼克松曾明确指出“从冷战开始直至1969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企图以一系列联盟组织包围苏联,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并陷入极其被动境地,从长远来说,遏制是个失败的政策,”“从1969年开始,美国奉行的是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讲求实际的缓和要求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
[1]美国从“冷战遏制”转向“缓和”战略,重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经济、金融、贷款、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维护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政策武器网络。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基辛格提出“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全世界”,清楚表明尼克松政府已开始将经济金融政策筹码,视为影响、控制别国和维护美国霸权的重要战略手段。
[2]
笔者所论述的运用谋略攻击国际对手的“软战争”,虽然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学和军事学的研究范围,但完全可以涵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广阔视野。
两千年前诞生的世界权威军事经典《孙子兵法》,就是从广义谋略角度而不是狭义军事角度来看待战争。
孙子将谋略博弈、外交博弈均纳入广义战争范畴,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广义谋略博弈列在比狭义军事博弈更为重要的位置,将其称之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国家谋略博弈而非攻城掠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实力接近,这种实力均衡格局条件下战争代价特别残酷。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差距,不像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那样悬殊,西方列强通过工业革命获得的先进军事技术,相对于亚非拉民族的落后武器拥有压倒性优势,亚非拉民族的长矛弓箭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进行军事侵略的风险代价很小而掠夺财富巨大,因而西方列强总是优先选择军事侵略进行殖民扩张,没有太大必要考虑非军事的谋略攻击手段,特别是军工垄断财团获利同发动战争存在着密切联系,更不愿意考虑战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残酷代价,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和核武器出现才改变这种局面,大规模军事战争逐步降温为冷战、局部战争和软战争。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避免战争两败俱伤的残酷代价,普遍重视运用谋略作为争取生存和攻击对手的手段,管仲曾辅佐齐桓公运用粮食武器征服了鲁国、梁国。
因此,孙子强调“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贷,则诸侯乘其弊而起”,意思就是发动战争攻城掠地是不得已的办法,长期战争消耗国力会导致财政困难,军队装备损耗、锐气挫伤,物资匮乏、资金短缺,实力对比就会发生不利于本国的变化。
美国发动越南战争遭到失败后陷入的困境,同孙子所论述滥用军事手段招致的困境极为相似,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崛起改变了世界格局,世界人民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武器,弥补军事装备劣势并成功抵抗了帝国主义侵略。
但是,美国垄断资本的贪婪本性不会因此而改变,为维护世界霸权不会放弃攻击国际对手,必然寻求运用谋略攻击并进行战争形式创新,这就意味着在新国际形势下帝国主义的战争形式,必然依照孙子所论述的受经济因素制约的战争规律,发生从赤裸裸军事侵略转向谋略攻击的战争形式变化。
尼克松显然重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才能在《1999年,不战而胜》等政治著作中,提出要将经济联系变成捆住国际对手的绳索,将贸易、先进技术等当作武器而不是礼物,这些由美国总统亲自构想并付诸实施的国际博弈谋略,无疑符合孙子所论述的广义谋略战争博弈的范畴。
历史事实表明,“软战争”的确是孙子强调的不可不察的国家存亡之道,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指使情报、外交、经济部门策划秘密战略,发动了旨在瓦解前苏联的“冷酷无情的经济战争”,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沮丧地宣称美国“赢得了冷战”,他全然不知道美国早就输掉了“冷战”并转向“缓和”战略,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是美国策划的软硬兼施的“软战争”。
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实施的“缓和”战略,其本质是国际格局发生不利变化的新形势下,帝国主义为维护世界霸权进行的战争形式创新,即以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筹码作为武器进行的“软战争”。
列宁曾作出了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3]由于谋求世界霸权寻租和超额垄断利润具有排他性,帝国主义为获得世界霸权必然采取各种攻击性手段,遏制、削弱国际对手的崛起和经济军事实力,在拥有军事优势时就会选择战争作为攻击手段,倘若国际均衡格局发生变化导致军事冲突代价高昂,垄断资本贪婪本性也会驱使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形式创新,运用各种谋略武器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
马克思、列宁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运用谋略攻击的战争,但是,根据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却可以推导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出现这种战争形式的创新。
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本质
2010年3月,美国国会一百多名议员联名呼吁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民主党议员舒默还提出一份对中国采取惩罚措施的议案,威胁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全面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
[4]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战正迅速升级。
数年前美国也曾对中国挥舞“汇率操纵国”的大棒,但是,事实证明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结果适得其反,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分别比2005年底和2004年底升值了14.17%、16.28%,2007年度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比2005、2004年度增长了43%和103%。
[5]美国毫无疑问清楚地知道这些客观事实,但却依然顽固地坚持施压推行毫无效果的政策,从维护两国正常贸易利益的角度来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倘若从谋求世界霸权的金融战争角度来考察却令人豁然开朗,可以很好解释许多令人感到困惑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夜,美国华尔街重要金融机构曾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利用金融战争遏制中国经济崛起,谋划金融战争的幕后力量包括美国政界和金融财团,充分证实了列宁论述的金融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的交织、勾结,美国政界策划对华实施金融战争攻击的幕后力量,就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的掌舵人——凯洛琳?
巴塞洛缪。
当时美国施压中国实施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已初见成效,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利用人民币升值套利收益颇丰,而且成功操纵股市暴涨暴跌获取了巨额暴利,中国沿海出口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并纷纷停产倒闭,华尔街垄断财团踌躇满志采取半公开会议的形式进行谋划,准备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加快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
这次会议提出由金融机构与对冲基金组建所谓的“金融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
美国金融界专家认为,一个国家金融市场逐步开放的5年到8年时间内,实施金融袭击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成功可能性最大,因而未来3年到5年内是争取“延缓中国崛起”的机会。
美国策划对华金融战的重点是通过施加压力和政策误导,迫使中国实行汇率自由浮动和开放资本账户政策,为美国金融投机热钱进入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诱迫中国实行刺激泡沫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向西方资本开放银行领域和商品期货、金融期货等市场,通过炒作股市、楼市暴涨暴跌攫取投机暴利,然后趁泡沫破裂之机控制中国的银行和战略行业。
尽管美国深知施压国际对手实施汇率升值无助于解决贸易逆差,但实践证明能够产生破坏国际对手经济的实实在在效果,因此,美国政界才不厌其烦地以消除中美贸易失衡为借口,顽固坚持毫无消除逆差成效的施压汇率升值政策,以实现其维护世界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的国际战略。
美国华尔街敢于以半公开的形式策划这次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虽然已有大量类似信息曝光,许多中外学者也曾著书揭露美国的隐蔽经济金融战争,如日本著名银行家竹内宏的《日本金融败战》,美国地缘政治家恩道尔的著作《石油战争》,美国前国际金融家约翰·帕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施瓦茨关于里根政府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著作,笔者十年前撰写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宋鸿宾先生风靡中国的畅销书《货币战争》等等,但是,这些著作关于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的披露和预警,并未引起中国舆论界和有关方面的充分警惕和重视,许多人将其视为“极左惯性思维”甚至贬低为“阴谋论”,即使美国次贷泡沫濒临破裂迹象日趋明显之后,美国还能顺利地施压中国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升值,成功诱惑中国购买了大量次贷衍生金融有毒资产,误导有关方面承诺金融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自由化政策”,华尔街金融财团纷纷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美国垄断企业纷纷收购大中型国有企业,渗透中国战略行业并获得许多行业的市场控制权,因此,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才不敢于顾忌引起中国的警觉,有恃无恐地以半公开会议形式策划遏制中国崛起的金融战争。
20世纪80年代美国施压日元升值未能消除日美贸易逆差,但却成功诱发日本泡沫经济并打击实体经济,导致日本陷入二十多年停滞至今无法康复,从而成功挫败了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霸权形成的威胁。
前几年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也没有消除中美贸易逆差,但是,却打击了中国沿海出口工业并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迫使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入投机领域催生各种资产泡沫,同时向国际热钱发出谋利信号大量涌入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套利和炒作股市楼市攫取了巨额暴利,推动原材料、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干扰了中国宏观调控,大大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困难。
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汇率武器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关税大棒,汇率波动不仅涉及成千上万种商品的国际贸易,而且还涉及被列宁称为国民经济神经中枢的金融领域,能够为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带来巨大套利收益,向国际金融大鳄、鲨群发出对中国进行金融袭击的信号,吸引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国际热钱涌入中国,推动中国股市、楼市、期货等各种资产泡沫膨胀,为国际资本利用更为复杂的各种金融武器攻击创造条件。
从软战争视角看预测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
从隐蔽战争的视角考察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预测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危险并且防范其产生的强烈冲击。
美国金融风暴引发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几乎完全出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预料。
英国女王责怪名声显赫的西方经济学家,竟然无法预见到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
国际媒体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著名金融专家发表的盲目乐观言论列为2008年美国最糟糕的经济预言之一。
美国政府高官称无人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实是他们对这样的预测有意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
笔者十年前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就指出美国面临着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的危险,可能导致货币金融体系崩溃并引发严重全球经济衰退,还论述了中国应如何未雨绸缪维护金融安全并防范全球危机冲击。
2008年爆发的全球危机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具有新特点,危机首先从金融领域爆发并逐步向实体经济领域扩散,而不是像19世纪那样由工业生产过剩逐步扩展为金融信用危机;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人为操控危机的能力,能够通过借贷杠杆、金融衍生品和宏观货币政策,蓄意制造各种经济泡沫的膨胀并控制泡沫引爆过程,能够暂时缓解、推迟危机并促使其合并成更大的危机,这样就能将具有巨大破坏威力的危机作为武器,有选择地定向攻击国际对手以谋求世界霸权寻租利益,掠夺各国广大民众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转嫁危机损失。
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起因是美国次贷危机,但是,欧洲遭受危机冲击的程度反而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2009年末美元遭遇信誉危机出现大幅度贬值之时,美国金融垄断财团不失时机发动了金融战争攻势,大肆炒作自己参与孕育的迪拜和希腊债务泡沫,美国权威金融评级机构也骤然调高了迪拜和希腊的风险评级,促使迪拜和希腊借贷成本大幅度上升并引爆了债务危机,扭转了美元大幅度贬值的势头并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经济形势反而好于欧洲,将一度威胁美元霸权的欧元经济拖到了分崩离析边缘,显示了美国有能力通过金融战争向别国转嫁巨大危机损失。
由此可见,倘若人们从金融战争的独特视角进行深入考察,就能更加清晰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不同特点,识破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为制造泡沫和提前出货套利,蓄意散布的种种虚假理论、统计数据和媒体舆论的误导,认清其制造泡沫性经济复苏和繁荣的种种假象,预见到危机爆发危险并采取措施防范冲击避免财富损失。
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欺诈罪名起诉高盛财团,揭露的大量证据清楚表明高盛财团曾积极参与制造次贷泡沫,推动泡沫性经济复苏和繁荣以挽救网络泡沫破裂衰退,许多次贷金融衍生产品都是高盛财团首先设计和推广的,高盛财团显然清楚知道次贷蕴含巨大危险并迟早爆发危机,但是,高盛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次贷泡沫刺激的复苏和繁荣,串通美国的权威金融评级机构将次贷衍生品包装成3A级债券,积极向美国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欧洲、亚洲的金融机构兜售,还操纵政府施压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大幅度浮动升值,通过中美高层战略会谈施压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大中型国企私有化,诱骗中国购买了数千亿美元“两房”债券和次贷衍生债券。
与此同时,高盛财团却悄悄为次贷危机爆发定向转嫁损失作准备,购买大量信用违约保险蓄意作空其兜售的次贷衍生债券,操纵垄断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压制关于危机的预测,等待其周密布局并顺利抛售持有的高风险次贷债券后,再选择时机利用其竞争对手雷曼的破产最终引爆次贷危机。
值得指出,美国垄断财团还蓄意操纵政府制造假象掩盖危机,甚至在次贷危机的各种迹象日趋明显后仍歪曲统计数据,压低通货膨胀数据将能源、食品涨价排除在物价指数之外,制造出2008年头两个季度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假象,直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才修改了统计数据,宣布早在2007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上已经步入了经济衰退。
2009年1月26日,英国《卫报》曾撰文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是一场人为制造的灾难,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花旗、高盛等华尔街大银行的高管都是核心参与者。
国内外成功预见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少数学者和研究机构,他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运用了从现实出发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将现实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密切联系起来,与不同利益集团为追求经济利益进行的博弈、斗争联系起来,正视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将金融战争作为掠夺财富手段的现实。
风靡全国的畅销书《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宾先生,从新型战争的高度考察金融垄断资本的博弈谋略,论述了金融垄断财团如何通过控制私有中央银行,操纵货币政策蓄意制造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掠夺财富,对发展列宁关于金融垄断资本的理论有重要意义。
不少人仅将《货币战争》看作茶余饭后消遣的畅销书,其实,该书中包含着关于美国将会爆发次贷危机的准确预警,倘若参透该书价值可帮助人们避免巨大经济损失,中国富豪惨遭美国大投行金融衍生品集体屠杀的悲剧,或许正是他们不理解、轻视《货币战争》价值所付出的代价。
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恩道尔,以基辛格重视的控制世界的石油、粮食和货币武器为主线,撰写了《石油战争》、《金融海啸》等一系列著作,以丰富翔实资料揭露了美国全方位软战争并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恩道尔先生曾在2005年撰写文章预见到次贷危机迫近,他还在2008年石油价格高峰期时指出其泡沫性质并预见到暴跌来临。
倘若有关部门重视宋鸿宾、恩道尔对次贷危机的预警,并且组织人力对“两房”的真实经营状况进行深入调查,而不是简单轻信美国政府和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和评级,就能更好确保中国外汇储备安全并避免蒙受巨大损失,中国众多企业就能避免轻信高盛并且签订一系列对赌协议,因石油价格骤然暴跌而蒙受高达数百亿元的损失。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欺诈罪名起诉高盛财团之后,欧洲金融机构也纷纷起诉、追讨高盛欺诈造成的损失,默克尔甚至声称将发动一场打击金融投机的“战争”,中国也应动员政府、民间和舆论力量追究高盛等美国金融机构,通过兜售次贷债券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这样有利于阻止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将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危机和大量失业的责任嫁祸给中国,挫败其将美国民众对华尔街的愤怒情绪转嫁给中国的企图,挫败其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遏制中国崛起的金融战争,防止美国制造舆论为今后右翼政府上台推行更加强硬反华政策进行铺垫。
马克思曾预见到资本主义金融制度将会演变为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6],列宁也指出金融垄断资本必然贪婪追求垄断利润和世界霸权,其重要手段就是使全世界的竞争者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7],从事投机欺诈活动的金融天才将获得大部分利润,并且破坏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8],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列宁已经预见到在特定条件下,帝国主义将会采取金融欺诈作为攻击国际对手的手段。
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以不现实假设为前提,完全不考虑包括欺诈在内等任何道德风险,还将考虑到现实存在各种欺诈的理论,统统贬低为不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的“阴谋论”,因此,无法预见华尔街大量欺诈行为诱发的金融危机,更无法揭示美国施压背后隐藏的软战争谋略,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维护资本利益有意回避客观弊端。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当然更不应该回避研究在世界格局改变的条件下,金融资本操纵国家运用欺诈手段进行的金融战争。
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客观考察垄断资本贪婪所诱发的种种道德风险,包括运用暴力手段发动战争谋求世界霸权,通过欺诈谋略掠夺财富并攻击国际对手等等,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
十年前笔者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曾指出,“美国的泡沫经济显示了超常的持久性,原因之一是美元拥有特殊国际地位,国内储蓄率为负并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也能吸纳全世界的物质财富来维持泡沫,尽管泡沫维持和破灭的趋势同时存在,很难准确地预测泡沫膨胀何时发生逆转,但是,这种不正常状况最终是难以持续的,我国必须作好防范最坏情况的准备”。
9美国著名金融评论家吉姆格雷特指出,当前美国政府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达到了二战后历次危机的十倍以上的前所未有规模,当前美国为挽救一个百分点的经济衰退,付出的救市代价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54倍,也就是说为治病代价远远超过了疾病本身损失。
[9]显而易见,判断美国经济衰退的病症究竟是好转还是恶化,不能仅仅观察一、两项指标的上升或下降,还必须观察为挽救病人采取了多少急救措施,采用大量输血换来脸色稍微好转并不意味着病情康复,美国为促使经济状况略显起色的代价正在激增,当美国经济严重依赖输血措施时根本谈不上真正复苏。
2009年底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众多企业界、金融界的巨头谈论世界经济前景时,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危机并未消除而是仅仅被推迟了。
有人认为宋鸿宾、恩道尔关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升级的预测不准确,其实,这正是金融垄断资本具备一定程度的操纵危机能力,将制造泡沫和引爆危机作为金融战争武器之后呈现的新特点。
恩道尔曾准确预见到次贷危机和石油价格暴跌的来临,但他同时也指出很难准确预测危机爆发的具体时间,因为,垄断财团暗中操纵着泡沫膨胀和破裂的过程,往往蓄意制造大量迷惑人假象再出人预料地引爆泡沫,这样有利于垄断财团诱惑投资者落入骗局并提前出货谋取暴利。
据全球最大的财经通讯社彭博新闻社报道,截止2009年2月,美国为挽救次贷危机出台的各种救市计划金额高达9.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70%,美国政府8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巨大规模引起了世人关注,但是,这只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付出救市代价的一小部分,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收购不良资产等方式提供资金高达5.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的8000亿救市计划的六倍多。
[10]美联储向私人银行机构提供资金不需要征得国会同意,它承担了美国各种救市计划累计成本的绝大部分。
据路透社2008年9月25日报道,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危急形势时,美联储一周内平均每天向金融体系注资高达1880亿美元。
[11]美国注入巨资挽救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各种救市计划,本质上是华尔街金融资本挟持政府和公众,为继续获取超额利润进行的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创新。
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将挟持政府注资救市视为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美国政府向国际集团(AIG)注入八百亿美元资金后,该公司的高层经理集体到海滨度假狂欢,尽显骗局得逞的狂喜而丝毫没有愧疚之情。
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以公众银行存款和养老金等为人质,还以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为人质要挟参与共同救市,收获丰厚赎金的效应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这就更加促使美国金融机构沉溺于虚拟泡沫经济。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金融机构利润更加依赖于投机赌博性交易,高盛的高风险投机性日均交易额达到2.45亿美元,同次贷危机前2007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相比增加了一倍,显示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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