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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回家的人中国故事
无法回家的人
杨磊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终章
在这里记录中国
第一章
我向每一个有可能知道门路的人反复打听,怎么才能进入那个名叫“金三角”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在缅甸果敢的街上肆无忌惮的打听怎么去金三角,是很容易被人在背后开枪的。
而且从果敢到金三角,那是一段遥远的距离。
直到有人告诉我,去找谭司令。
在2001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走到云南边境那一侧的缅甸。
那时候,刚刚进到新闻这个行业的我相信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都有记录它的理由和价值。
像所有梦想一战成名的年轻记者一样,我想要发现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最好是大事件——而那个时候,有关“金三角”的一切都像是一团火,整天在我心里燃烧。
我太想了解它。
于是,在这一年的7月,我第一次尝试着进入金三角,用来庆祝我当记者后的第一个生日。
但是我最终没有到达这个地方。
因为我只知道从缅甸有可能进入,但我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渠道进去。
所以,我最后来到了一个名叫果敢的地方。
对于很多云南人来说,果敢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方。
从云南靠近缅甸某个口岸出发,花上100块办一本边境通行证就可以到达。
如果要是大款的话,甚至可以提前预约好当地的赌场,他们会开车在口岸的那一侧迎接。
还有带着半自动步枪的保镖全程陪送。
但我实在不像是一个大款。
所以我的第一次境外之旅就像是一只苍蝇一样四处乱转,没人搭理。
在果敢的第三天,我开始发现即使消费很低也无法支撑这种毫无价值的询问。
在这个时候,有个在当地开公共电话亭的中国人跟我说,你应该去找谭司令。
谭司令真的有枪有人。
很多到过果敢的人都知道,这个重庆人背后有很多故事,他的能量足以让一群人过的很好。
于是,当我开始尝试去他的豪宅门口等他的时候,有人开始在我的周围转悠,有意无意的向我展示他们薄薄T恤下面塞着的枪或者手榴弹。
直到这一天的晚上,谭司令回到家里。
你是第一个自己冲上门来的中国记者。
谭司令拿着我的记者证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好像很不经意的样子把它扔在一边,但又恰好能够打开姓名那一页。
我想,他肯定是记不住我的名字,又为了避免失礼,所以才这样做。
后来谭司令说,他已经有将近30年没有看到最正式的中国工作证件了,所以想要仔细看看。
我想我的证件足以证明我的身份,于是我毫不客气地说我想要去金三角,谭愣了一下开始哈哈大笑,至于我觉得我一开口就犯了大错——然后他开始问我原因,我试图告诉他我是一个多么充满激情和求知欲的年轻记者,他丝毫不理会。
直到我说,我特别想要了解那一批人是靠什么信念来支撑他们生存的——在这艰难的几十年。
他突然开口了,问我要不要喝酒。
于是,我意识到,他有可能告诉我一些故事。
在一杯又一杯的米酒下肚之后,谭司令开始向我讲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一直到天亮,甚至他自己都开始成为故事的主角。
开头照例是老套的,三十年前。
当时的谭司令还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娃子,火锅和江津老白干的味道滋养着他火爆的脾气,直到他接到了“上山下乡”的通知。
那时候他16岁,头发稀稀拉拉地贴在脑门上,甚至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摸过。
但是他说,他是革命的那一群——并不像有些人上山下乡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他是为了将红旗插遍所有应该插到的地方而来的。
于是,当他在一个雨天到达西双版纳州的勐醒农场时,他的身份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知识青年。
谭司令说,知识倒不见得有,但肯定是青年。
像所有在云南插队的知青一样,谭司令一到当地就听说,在缅甸还有一支知青队伍也在参加着革命,他们试图完成一个伟大的使命——让革命的红旗插遍东南亚——他们来自北京、云南、重庆、上海,都是在某一个黑漆漆的晚上翻山涉水跑到缅甸去的。
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字眼像“革命”这样振奋人心,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自愿的卷入了这场洪流,他们或者革命自身,或者革命他人——谭司令说,当时他的判断是,他毕生最宏大的使命就是改造那些具有落后革命观的人,不管是不是中国人。
因而,在又一个黑夜来临的时候,谭司令带着一本自己都没有看懂的《共产党宣言》跨过了界河。
几天之后,他到了一个名叫密支那的地方。
那里果然有一支革命的队伍,由这群试图革命的中国知青组成,他们管它叫“红色知青旅”。
后来,谭司令成了一名机关枪手,而红色知青旅成为了缅甸共产党最能战斗的一支部队。
就这样,在谭司令的豪宅里。
我这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就这样介入了他的记忆。
在那个晚上,我只是当作有一个酒醉之后的人说酒话一样来听这个故事。
我并不觉得他的叙述能够打动我,因为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跟他们相关的任何事情,哪怕就是一些传说。
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的接触到他的那些“战友们”——直到今天,他们之间仍然相互以“某团战友”的称呼来往——我开始意识到,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有关理想和信仰的故事,而在我这个八十年代生人的眼中,动辄谈起信仰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
我开始觉得,我必须要记录下有关谭司令,以及他的战友们的故事。
哪怕很多年后,他们仍然作为一个传说或者传言存在。
事实上,谭司令已经是一个传说——在他的重庆老家,他已经死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也几乎没有人去尝试寻找一个沙坪坝区普通青年的下落,包括他的家人。
两年后,在重庆的一个雨天,我看到了他的母亲,跟她说,我在缅甸见到了谭。
老太太站在雨里,突然就哭了,“都是知识青年,别人都回城了,为什么他就变成了越境失踪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觉得告诉她这个消息有点残酷。
在我面前晃悠的始终是我第一次看到谭司令时候的那个酒局。
他挥动着他的步枪,泪流满面。
我放弃了去金三角的想法。
从那年开始,我每年都至少去一次缅甸,去跟谭司令和他的战友们聊天,想要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但始终无法完成。
它总是躺在我的脑袋里,每次想要动手的时候,头就嗡嗡的疼。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群没有办法回家的人,他们在边境的那一侧。
跟家里的距离很近,但又很远。
我努力的想要把它变成一个跟思念无关的故事。
但很多时候,思念往往就是一切事件的诱因。
当你想要赶走它时却发现它早就生根发芽。
当谭司令跟我说这个逻辑的时候,我承认,我偷偷地笑了。
我实在不能容忍一个粗旷的男人,手拿着一把“八一”半自动步枪,然后跟你很深沉地说,思念是一种无可控制的顽疾——这真的很滑稽。
直到2006年底,谭司令死了。
他终于不再想家。
第二章
当子弹穿过身体的那一霎那,谭司令说他听到了死亡的声音。
像一首战歌在耳边环绕,最终走向理想的终点。
我想象,疼痛到了极点会让人产生幻觉。
但是他说,其实根本不觉得疼痛,对于一个革命军人来说,死亡就是一种荣耀。
我想尽可能地远离他的回忆。
那时候我刚刚进入社会,周围的一切都新鲜而且充满激情,我们试图要改造这个社会并认为这是我们的使命,因而我不可能认为我的未来会像我身边的这个人一样——他曾经确信自己是为了一种神圣的使命而来到一个在我们看来毫无关系的地方流血,而在岁月飞逝理想消退之后,他只感受到那种彻骨的疼痛,以至于会将死亡视为一种荣耀。
对我来说,他的经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跟我的距离远到超出了我应有的价值判断。
直到在我跟他第一场酒局之后即将到来的黎明。
果敢街上的薄雾开始掩盖路灯的昏黄。
他蜷缩在沙发里面,像一只冬眠的蛇。
他对我说,他跨越界河的那一天,同样是薄雾笼罩,但却远远的有歌声传来。
我想让他尽可能还原那一天的早晨,我甚至怂恿他,试图让他有着一种切·格瓦拉那样的光辉——那种革命和青春以及胶着理想的光环——但他确确实实地告诉我,在那个清晨,他只是听到了一阵歌声。
就是那个《国际歌》。
歌声嘹亮,雾色低沉。
这个重庆少年躲在界河的一边开始思考他的使命——有人告诉他,那个叫沈从文的文人曾经说过,一个男人,要么奔向战场要么回到家乡。
他不由自主的相信,战场就是家乡,就在那条不过百米的界河的另一侧,跟他的距离近到只需要小跑几步。
歌声越来越远,再不跟上就要彻底远去的时候,天光逐渐像箭矢一样穿透清澈的界河。
界河对面就是“终将被红旗插遍”的外国领土。
谭司令说,就在天空亮起来的那一刻,他不知道为什么却依然觉得在百米之外的那边,天空依然黑压压的,那边的人民活在黑暗之中,仍在受苦受难。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面游击队旗开始在界河对面升起,划破天际,那簇鲜艳的红色像火苗一样点亮他的眼睛。
他一下子感觉到,他的生命注定是为红色而燃烧的,革命理想的飓风促使他必然奔向战场。
于是,在1969年的6月17日,当天色最终变暗之后,这个16岁的少年偷偷越过了界河。
他说壮丽的战场和鬼魅的血色就像是那面旗帜,促使他加速奔跑。
在我第一次听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场面出现。
对于一个已经不太习惯去讨论信仰的年轻人来说,谭司令所描述的一切实在太过于仪式化以至于不太真实。
直到后来,我开始越来越多的接触到他们那群人,跟他们每一个人聊当他迈出第一步时发生的一切,很多人都告诉我,要么是听到歌声要么就是看到摇曳的红旗,或者就是游击队得胜归来时的欢声笑语——每一个人都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他们看到过这样的场景,而后来者也必然是跟随着这个场景而来。
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试图从这种回忆中还原那种场景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于是,剩下的故事就只能通过一个又一个场景串联起来,直到谭司令不能回忆。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支离破碎。
他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从一个碎片开始的,某一个人,某一个战斗,或者是每一次被刀或者子弹穿透身体时的痛楚。
永远不变的回忆注定是要从那个跨越界河第二天的清晨开始。
猎猎红旗下遥远的歌声传来,谭司令尽可能的挺直胸膛站在负责招兵的当地游击队干部面前,军官坐在桌子后面发问,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游击队?
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
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200发子弹拿到手中之后,作为知识青年的重庆人谭少军消失了,作为革命军人的谭凯旋获得永生。
很多年以后,大家都开始不无尊重的叫他“谭司令”。
后来,有很多谭司令的战友告诉我,越境参加游击队之后,很多人都会选择重新更换一个名字,用以显示跟以往的彻底割裂。
从这一刻起,革命成为他们共同的名字,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变成革命的基石是他们的宿命,名字只不过是一个虚妄的符号,它不应该存在在一个军人的身上。
而对于谭司令来说,他的革命生涯在入伍的1969年6月21日就已然展开。
在后来被称为“前线围歼战”的那场著名战役中,一位姓张的北京知青在上午九点钟第一个带队发起冲锋,几十秒钟之后,他兑现了将“鲜血和生命献给解放事业”的伟大诺言,成为第一个牺牲在缅北的中国知青。
很多中国知青都清楚地记得那一刻——血红的旗帜在空中飘扬,革命的歌曲占领着战场的上空——每一个人似乎都意识到了使命的伟大,子弹就在耳旁穿梭。
新来的革命军人谭凯旋也在冲锋的人群当中,直到一发子弹将他放倒,成就了他的最高荣耀。
在那天晚上,谭司令就这样跟我讲着他的故事,似乎故事的主人公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在被我连续追问如果真的牺牲是否感到后悔时,他突然发怒了,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毛主席都不是先知先觉,凭什么来问我后不后悔”,那一霎那,我确信自己感到了恐惧。
我想,我可能问了不该问的话。
后来谭司令跟我开玩笑说,当时他恨不得用枪托将我砸扁,就像“你知道的,砸核桃那样,唰,碎片乱飞”。
但他最终还是平静下来,继续将自己蜷缩起来,一口接一口的喝酒,直到彻底醉去。
那是谭司令唯一一次对我发火,在此之后我跟他见面了很多次,哪怕他认为我冒犯了他的尊严,他也顶多就是打住话题将我赶出门外,然后会再把我叫进来,继续他的回忆。
他说,用他们的经历去要求一个还在试图用理想行走社会的年轻人是不现实的。
于是,我有更多的机会反复的去问有关他们那一代人的信仰和追求,以及那些经历。
他决定告诉我每一个他经历的故事碎片。
很多人说,当一个人开始不断的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一定是老了。
我尽可能的等着谭司令不停地回忆,想把他的经历变成一个跟伤感和年华老去无关的故事,在他彻底老去之前。
但我们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第三章
子弹贯穿而过的伤口就像是一个荣耀的奖牌,对于革命军人谭凯旋来说,这是价值非凡的一枪,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一个青涩的少年,而是一名经历了血与火考验并成功活下来的英雄。
在后来见面的很多次中,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伤口亮出来,然后在酒桌上一遍一遍的重复在受伤的那一霎那萦绕在脑海中的歌声。
周围的人很用心地听着,露出敬畏或者是艳羡的眼神,在这个时候,谭司令就真的像个英雄似的用手一挥,说,想当年,我们可没有想过能够这样子喝酒吃肉。
他的神态和做派被很多人敬畏,谁也不知道在这个重庆人身上还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于是,大家都开始叫他“司令”——在缅甸果敢这个龙蛇混杂的地方,某个人一旦被称加上“营长”“指导员”之类的军方职衔,那也就意味着,他或多或少的参加过某个运动或者某场战争。
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即便是事件亲历者,也不可能完整的回忆起经历过的所有事件。
很多事情就这样变成了传说,主人公真实存在,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却存在着很多版本,每个人都在极力渲染自己的悲壮和激情,似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辉煌而且充满了现身精神。
除非他们想说一个完整的故事,否则不要妄图从这些曾经的战士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后来,我从另外一个人嘴里知道,那其实是谭司令参加过的唯一一场战斗。
当我去找他求证时,他只是很平静地说,“谁知道谁说的是真的呢,如果连最纯粹的理想都在事后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话,那么我们年轻时的经历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关系”。
我开始感到困惑。
很多事件就这样向我展开,但又就此收住。
我接触的每一个曾经的战士似乎都是这样——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过去,但似乎又不太乐意回忆起过去,当别人对他们表示质疑时,他们会讲出一个确凿无疑的事件,并找出很多旁证,但除此之外,他们再也不肯多说。
我只有自己来拼凑起这些记忆的碎片,然后再向这些当事人去求证当时是不是这样。
有些被断然否认,而我收获的更多的是默认。
于是,我一度确信,这些曾经的老兵已经彻底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以至于开始逃避回忆。
他们希望有人能够记得他们,但又担心别人知道的太多。
他们从越境参加革命的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是大家心目中的知识青年,他们是战士。
而战士失去革命战场的同时,使命感和青春的影子就彻底消失。
我把自己的结论告诉了谭司令,等待着他再一次冲我发火。
那是2003年底,我第五次进入缅甸。
接触了足够多的人之后,我觉得我实在没有耐心去听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版本的谭司令。
我希望能够激怒他,来换取一些真实的话语。
他似乎中计了。
在不停地喝酒中,他开始念叨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四川人边亚国、昆明人李俊雷、北京人张晓勇……这些人我从来没有听过,在我遇到过的所有老战士们之中,他们也没有提到过——谭司令找到了一张照片,给我一个一个辨认。
站在一面红旗下的他们是如此年轻,嘴角带着一种肆无忌惮的笑意,头发倔强的站在脑门上,破破的军装上带着子弹和步枪。
我不由自主的追问他们这些人的下落,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
谭司令愣了一下,突然就哭了。
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凄厉的哭声,它就像是一个鞭子抽在我的心里,让我紧张地浑身发抖。
这是一群死人。
谭司令说,就在那场战斗之后的第三天,受伤的他被一群同样是越境不久的战友拖回了位于云南缅甸交界的根据地——这里距离云南腾冲不到30公里,后来被称为缅共101军区——在这里,他看到了更多的受伤的战士,说着云南、重庆、贵州甚至北京等地的方言,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某一个晚上越过界河,加入了红色的队伍,参加革命并试图夺取最终胜利。
我开始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青涩少年,他们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所感召来到农村,之后被理想武装起来,树立起“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在一场或者几场战斗之后,躺在异国的简陋医院里,等着重上战场或者等着死去。
我为自己的想象激动地浑身发抖。
谭司令摔掉一个酒杯说,“大家都在大声喊‘妈妈’,大家都想家”,这让我回到了现实。
他说,当伤口真正的疼起来时,哭爹喊娘是最有效的止痛手段,比什么口号都有用。
于是,在此起彼伏的呻吟声中,谭司令开始成为这些人的一份子。
对于军人来说,伤口就是资本,哪怕他只当过几天兵。
在休养的时候,谭司令认识了这些战友们,他们曾经是如此真实地活在他的身边,一起捉弄年轻的女知青战士,一起呼喊妈妈的名字用以止痛。
直到一个月后的1969年7月,一群敌人在黑夜里偷袭了营地。
边亚国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等到支援来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是一片血海。
他们在一群战士的尸体里找到了谭司令。
他说,因为他个子瘦小的原因,战友们都把他压在身下,避免被人发现,以至于援军发现他时,“我几乎要被战友们压死了。
”
回忆就此止住。
他又喝醉了,嘴里面开始不停地念叨着那些人的名字。
偶尔他也会抬起头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他的敌人,他开始骂我,“纪念碑呢,答应给我们立的纪念碑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除了一片一片的知青墓地之外,我从来没有在缅甸见过任何一座跟他们有关的纪念碑,也从来没有任何一本确凿的文字历史来证明他们的存在,他们呼啸而来,而后又呼啸而去,除了一些现在都分辨不出字眼的墓碑,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谭司令蜷在沙发里,越缩越紧,直到自己变成一团。
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浑身抽搐起来,“他们都死了,而我还活着”。
他似乎是在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死去。
第四章
谭司令最终都没有见到传说中的纪念碑。
虽然从他进入那支队伍开始,就一直有人告诉他,不管本地的革命者还是中国知青,但凡牺牲在这个国土上,他们就都是英雄,而英雄必然会拥有属于他们那个团体的纪念碑。
在谭司令的想象里,这应该是一个高高耸立在密林之中的长方形建筑,顶部的红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光芒四射,如血的红旗和肃穆的松柏像革命者的队伍一样紧密排列,一直存在。
后来有人告诉他,几乎每一个来这里参加革命的人都想象过,当鲜血洒在这里的时候,历史该会如何记载他们,“作为一个革命者,最令人痛苦的事情在于,即便你做出了牺牲,都没有人知道是为了什么而牺牲,牺牲在哪里”。
2003年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云南一个知青的葬礼。
他曾经是游击队的一员,在一次战斗中被榴弹炮尾火刺伤了双眼。
之后悄悄回到了云南。
据说,在他临死的那一刻,他同样问到了一个问题:
本该属于他们的纪念碑到底在哪里?
于是,他的战友们在云南腾冲的一个小镇上,花了80块钱给他做了一个纸糊的纪念碑,在他入葬的那一刻点燃。
一群人对着那个看上去一点都不伟岸的仿制品敬礼,高唱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
那些曾经的战士一个个泪流满面,让人觉得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有很多事情被主动或者被动的遗忘。
谭司令没有参加这场葬礼。
在他的记忆中,一个又一个战友的倒下似乎是最平常不过的场景。
以至于我们会经常纠缠在某一个数据上,在某次战斗中有多少知青参加又有多少知青死去,他习惯性的记不清楚这些数据,但又总是能说出几个有据可查的名字。
但在缅共游击队存在的历史上,有关中国知青的参与人数和伤亡情况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数字,我曾经通过多个知青组织来试图查证当时的数据,但始终没有办法完成。
很多人就这么被淹没在时间的大潮之中。
曾经有人说,这些是没有统计价值的东西,对于这些越境而去的人,也不能用英雄或者是理想主义的名称来定义。
他们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试图将革命或者理想的光芒尽可能的输出,但却忽视了辐射的土壤是否需要这种理想化的实验。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曾经感到愤怒,因为在我跟那些老战士的交往过程中,他们是那么的理想洋溢,即使时光和枪伤已经使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开始走路蹒跚,但当他们提起之前的那段历史时,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将自己定义为革命理想驱动下的战士。
没错,就是战士。
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这样告诉我。
但我后来发现,对他们的评价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体系,更为确切的说,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数据统计的他们,几乎就成了被遗忘的一群。
他们曾经来过这里,或者死去,或者流落他乡,或者黯然返乡,但没有人记录他们。
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英雄或者其他定义似乎都不重要,他们只不过是希望有人能够记住他们。
很多战士都这么跟我说,即使我们当初的选择是错的,那也必然会留下一些值得后来年轻人借鉴的地方,“我们曾经是那么年轻和纯粹,理想就是我们的武器,而现在,没有人知道我们做过什么。
如果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失败,那也就无法知道最终我们将如何胜利。
”
于是,我再度跟谭司令提起了有关纪念碑的话题。
2003年底,他突然决定带我去一个名叫八莫的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知青墓地,一片一片的淹没在东南亚肆意生长的野草之中,墓碑上的名字已经很难辨认,但顶端统一存在的红色五星却依然闪亮。
因为雨水冲刷,那些坟墓已经变成一个又一个的土包,有些甚至都能看出里面缺少棺木的尸骨,偶尔,松鼠就在那些墓碑和尸骨上跳跃。
我试图将每一个墓碑上的文字都记录下来,但最终我只能辨认出很少一部分。
后来我选择站在高处,想从高空中有一个全局的感觉。
谭司令一把把我拉下,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冲我大吼,“你脚下没准还有我的战友!
”他站在那里,开始剧烈咳嗽。
那是他最生气的一次。
等他平静下来之后,他走到每一个墓碑的前面,几乎没有迟疑就叫出了每一个长眠地下的人的名字。
胡东国、张晓平、刘自义,一个又一个,这个人喜欢抽烟,那个人喜欢喝酒,他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他就蹲在那里,用指甲清理墓碑上的荒草。
185个。
地下有185个中国知青的生命。
谭司令就这么哭起来。
先是低声呜咽,后来就是滔滔大哭。
后来我知道,像这样成片的知青墓地在缅甸北部还有十座。
至少有800个中国知青就这样被埋没在乱草之中。
还有更多人的墓地已经无迹可寻,他们往往就被埋在行军的路边或者战场的附近,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2005年,曾经在缅共中央委员会当过书记员的一个中国知青告诉我,他的估计是最多有5000名知青或长或短的参加过缅北游击战争,至少有2000人牺牲在这里。
可惜,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尸骨何在。
谭司令告诉我,当时他参加革命时,有人承诺,等到革命胜利的时候,将会有一个纪念碑来纪念中国知青对缅北革命的贡献,碑文里面一定会有一句话,“从1969年开始,为了国际革命事业支援缅甸人民革命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个承诺最终没有兑现。
那些宛如烟尘的往事就这样被泥土封存,只有经历过那场战斗的人才会时常想起。
第五章
我在缅北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从曼德勒到密支那,再到很少有中国人到达的欣贝延,很多人都提醒我,尽可能不要跟谭司令来往。
他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人。
这是我和他交往的日子里最大的谜团。
就我所见,他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人,曾经经历了一些事情,这使得他的脾气略显暴躁,但他总是能够适当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但在外界,他似乎又是一个极其令人恐惧的江湖人物。
在很多时候,他在果敢地区就像是某种秩序的确定者——他出现在各种场合,跟人调解纠纷,帮人追讨钱财甚至为因为某种理由躲在这里的人提供保护——我曾经亲眼见过,他当着很多人的面将他的手枪摔在桌上,“法律?
!
我就是法律”。
于是,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他的势力范畴内,他似乎就意味着某种公正。
于是,很多人都确信,这个曾经的战士肯定拥有某种别人所不能及的特殊力量,以至于他能够在这个庞大而且缺乏秩序的地区生活的如此优越。
当我向他求证这个说法时,他哈哈大笑,“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过去,所以他们会对我的行为表示敬畏。
你知道,神秘感实际上能够起到保护作用”。
事情好像确实如此。
对于很多在果敢已经待了十几年的人来说,谭司令就是迷局——他的那些伤疤,对他死心塌地的战友和马仔,以及似乎总也花不完的钱,如此种种,使他身上充满了令人敬畏的光环。
而他也在刻意保持这种光环。
在我跟他多次的长谈中,即便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他也总是习惯的将手放在一把能够摸到枪支的地方,习惯性的对着门口坐下,背后是一堵墙。
他说这样能够让他感觉安全,否则,“后背嗖嗖的冷气直冒”。
有人跟我说,这是战争给他留下的标记。
我并不相信。
我唯一确信的是,肯定有些事情被他隐藏起来,没有任何人知道。
这个谜团一直持续到2003年底。
有人跟我说,在那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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