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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明代前期的诗文创作
第十四章--明代前期的诗文创作
第十四章明代前期的诗文创作
第一节明代前期的诗歌创作
一、“吴中四杰”的诗歌创作:
“吴中四杰”指元末(1351—1367)聚居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四位诗人,即高启、杨基、张羽、徐贲。
因这四人都是在明初(即洪武七年至十八年这段时期,也即1374年—1385年)去世的,所以历来把他们归入明初阶段,以比肩于“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
他们的诗歌总体上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以及作家个人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愁苦郁闷心态和对社会人生的反思之情,诗歌基调凝重悲怆。
(一)杨基的诗歌创作:
杨基(1326—1378),字孟载。
少年即有诗名,成名作是效仿元末大诗人杨维桢的《铁笛歌》,杨维桢称赞说:
“吾在吴又得一铁,优于老铁矣!
”他的不少诗歌保存着元季诗风艳丽纤巧的痕迹,其中的《春草》诗最受传诵:
“嫩绿柔香远更浓,春来无处不茸茸。
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
近水欲迷歌扇绿,隔花偏衬舞裙红。
平川十里人归晚,无数牛羊一
奔。
我欲问路人,前行尽空村。
登高望废垒,鬼结愁云屯。
当时十万师,覆没能几存?
应有独老翁,来此哭子孙。
年来未休兵,强弱事并吞。
功名竟谁成?
杀人遍乾坤,愧无拯乱术,伫立空伤魂。
(2)、表露作者在明初政局中“如履薄冰”的生活状态。
如《池上雁》诗,以隐喻的手法,再现了自己“虽蒙惠养恩,饱饲贷庖煮”的生存状态,以及自己“孤宿敛残羽”的孤独。
《池上雁》
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
冥飞惜未高,偶为曳者取。
幸来君园中,华沼得游处,虽蒙豢养恩,饱饲贷庖厨。
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
耿耿宵光迟,寒响聚。
风露秋丛阴,孤宿敛残羽。
(3)、抒发作者的生活理想。
如《青丘子》诗,表现了作者“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的生活理想,看重于对个体精神生活的追求。
《青丘子》
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
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
蹑厌远游,荷锄懒躬耕。
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
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
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
谓是鲁迂儒、楚狂生。
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
朝吟忘其讥,暮吟散不平。
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
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
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
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
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
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
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
斫元气,搜元精。
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
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
蔼蔼晴云披,轧轧冻草萌。
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
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
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
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
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
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
扣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
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
但愁欻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
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迎。
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佩还瑶京。
《博异志》:
“贾客吕卿筠善吹笛,月夜泊君山侧,命酒吹笛。
忽有老父驾舟而来,袖出笛三管,……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漾,鱼鼍跳喷;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躁,月色昏暗,舟人大恐,老父遂止。
饮酒数杯,掉舟而去,隐隐没入波间。
”
这首诗充满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奇思幻想,狂放恣肆,笔墨酣畅,形象生动,大有李白遗风。
诗中多用排比句,增强了诗的气势和节奏感,一韵到底,音节铿锵,富有韵味,是高启长篇歌行的代表作。
(4)、对历史进行反思的登临怀古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是其代表作。
运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段,一方面通过“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的对照笔法,表现了作者对“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的历史悲剧意识,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当前安定局面的庆幸:
“从今四海用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
铁索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该诗是一首七言为主的杂言古诗,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诗人落笔气势雄健,给读者一种阳刚、崇高、雄健、横逸的美感享受。
其次,句中每四句一换韵,字响韵响,句圆意圆。
在整齐的七言句中,杂以三言、九言,显得气宇轩昂,错落有致。
再次,使用典故切贴精当: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事见《南史·孔范传》。
当贺若弼、韩擒虎率领数十万雄师准备渡江的时候,佞臣孔范说:
“长江天堑,古来阻隔,虏军岂能飞渡?
”陈后主以为然,结果做了隋军的俘虏。
“黄旗入洛竟何祥?
”事见《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引《江表传》;“铁索横江未为固”事见《晋书》。
前四句是点,后三句是面;前四句是典型的悲剧,后三句便是历史的普遍规律;前四句是铺陈史实,后三句便是深化主题,也是诗人“我怀郁塞何由开”的深层原因。
二、袁凯的诗歌创作:
少时因赋《白燕》诗而出名,所以人称为“袁白燕”。
他的有些诗歌涉及了个人的身世遭遇,所以有真情实感,如其的《江上早秋》诗。
三、“台阁体”的诗歌创作:
(一)“台阁体”的基本倾向及代表作家:
“台阁体”是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在诗坛出现的一种创作倾向。
所谓“台阁”,是对当时朝廷中内阁和翰林院的总称,又称之为“馆阁”。
所谓的“台阁体”,就是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溥、杨荣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倾向。
他们的诗歌创作内容贫乏,多是出于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以“颂圣德,歌太平”为主,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
他们沦为明政府粉饰太平的工具,诗歌创作缺乏真情实感。
(二)“台阁体”诗风盛行的原因:
1、作家地位高,生活处境优越;
2、社会政治安定、经济逐渐恢复,人民的生存处境有所改善;
3、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高压政策。
四、“茶陵诗派”的诗歌创作:
(一)“茶陵诗派”的由来:
“茶陵诗派”,是明代成化至弘治年间以文坛领袖李东阳为代表而形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
李东阳(1447—1516)字西涯,为湖南茶陵人。
他十八岁进士及第,选翰林庶吉士,至六十六岁以特进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等高职。
由于他政治地位显赫,又注意提携后进,一时诗人奉为正宗,便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文学创作流派;因为他是茶陵人,所以被称为“茶陵诗派”。
成员主要有谢铎、张泰、邵宝、鲁铎、石瑶等人。
(二)“茶陵诗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
针对台阁体萎靡不振的文风,提出了“诗学汉唐”的创作主张,如李东阳说:
“汉唐及宋,格与代殊。
逮乎元季,则愈杂矣。
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
”在如何学古的问题上,他强调对其声调格度的把握,提倡通过反复吟诵,将诗人的主观情感真实生动地表现出来:
“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
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
”
在创作实践上,他们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部分作品还写得相当不错,如李东阳的《茶陵竹枝歌》,对台阁体诗风产生了一定冲击,但同时又保留了某些痕迹。
第二节明代前期的散文创作
一方面继承元代散文“宗经载道”创作观念的遗绪,一方面受元明交替之际社会动荡局势的影响,人心思治,另一方面和明初政府对程朱理学的强调有关,明前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
在明前期的散文创作中,宋濂与刘基是两个最值得注意的作家,同时,明政府科举中实行的“八股制义文”的规定,也使明前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一、宋濂的散文创作: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浦江人。
曾游学于元末著名学者吴莱、黄溍、柳贯等之门(吴莱、柳贯与宋濂皆为金华府浦江人,黄溍为浙江义乌人)。
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不赴。
明初,授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学,修元史,充总裁官。
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
洪武十年(1377)以老致仕。
洪武十三年,因长孙慎坐胡惟庸党案,举家谪居茂州,途中遇疾,洪武十四年卒于夔州。
他是明初文坛领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
有《宋学士全集》三十六卷。
宋濂论文,以载道宗经为其核心。
(一)他认为:
“凡有关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均属文章应表现的内容。
而“文者,道之所寓也”,故作文的目的应“以明道为务”。
“道”主要体现在“六经”,是文之最高标准,故作文之法应“以群经为根本”,“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
(二)、在作家修养与创作的一般关系方面,他认为“为文者必在养气”,“养之而后道明,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文雄而后追配乎经,不若是不足谓之文也。
”
(三)在文、道关系上,他既不把文与道绝对对立起来,也不认为道外无文、经外无文,而要求有一定的文采为道统服务。
(四)在古今关系上,他倡导“师古”,反对“视前古为无物”,也反对拟古摹古,认为“古今之势不同”,为文不能“拘乎古之遗法”,“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
”
在创作实践上,宋濂的散文创作多道学气。
不过由于作者深邃的思想修养和博深的文学功底,他的散文创作不但富于思想性,而且富于文学性,不同于那些苍白迂腐的说教文字。
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关于人物传记方面的文章写得尤其动人。
如《秦士录》文章,作者以简洁的文字,紧紧抓住主人公的外貌特征,通过几个典型事件的叙述,就把一位文武全才的壮士形象传神地刻画了出来,同时对这类人物不被重用的社会现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此外,他的记叙文也写得非常简洁朴实,如《送东阳马生序》散文,就以简洁朴实的语言,叙述作者年轻求学时的艰苦经历,和当时太学生学习的优越条件作对比,以启发后人专心求学,刻苦自励的重要性。
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记日以还。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越。
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
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
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
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XI),行深山巨谷中。
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JUN)裂而不知。
至舍,四肢僵劲不能动,媵(YING)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
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
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佩容臭,煜然若神人。
余则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盖余之勤且奸若此。
今虽髦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颂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
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受录、假诸人而后见也。
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两年,流辈甚称其贤。
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辩,言和而色夷。
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
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
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者哉?
这是一篇赠序。
明洪武年间,宋濂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治制诰,洪武十年(1377)致仕。
1378年,宋濂至应天(今南京)去朝见明太祖朱元璋。
其时,在国子监读书的马君则,以同乡后辈的身份前来拜访,宋濂就写了这篇文章赠送给他。
作者以自己勤苦求学而功成名就的事实,现身说法,勉励后辈专心学习,刻苦自励。
文章情真意挚,语重心长。
该篇散文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1、对比手法贯彻全篇,既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和说服力量,又使文章错综变化,富有波澜,毫无单调呆板之感。
(1)主体结构上以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艰苦经历,与太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进行对比。
A、幼时借书以读,手抄笔录,如期归还;现在太学生则“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
”
B、仰慕圣贤之道,则“负箧曳屣(XI),行深山巨谷中。
穷冬烈风,……足肤皲(JUN)裂而不知。
”现在太学生则“坐大厦之下而颂诗书,无奔走之劳矣。
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
”
C、求学有冻馁之患,太学生则“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
”
2、在具体记叙的过程中,又处处以客观上的艰苦程度与主观上的勤奋努力做对比。
A:
写得书需“手自笔录”时:
“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B、写求师时,师严而礼恭:
“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
俟其欣悦,则又请焉。
”
C、写求学时,不辞劳苦,困难愈大愈见其志坚,“负箧曳屣(XI),行深山巨谷中。
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JUN)裂而不知”;
D、写生活方面,以同舍生若神人打扮与自己旧袍敝衣作对比,“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佩容臭,煜然若神人。
余则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
E、在记叙太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时,又以客观条件的优越与主观上的努力与否作对比。
从而以确凿的事实,强烈的对比,得出了无可质疑的结论:
“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
2、选取事例典型、精要;
3、措辞委婉,如叙家常。
4、笔墨酣畅,说理透彻。
5、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
二、刘基的散文创作: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
元至正进士,官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为政廉直。
旋弃官隐居。
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受朱元璋征召,深受朱元璋倚重,参与机要,授太史令,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
洪武四年辞官,以弘文馆学士致仕。
洪武八年,为胡惟庸所毒杀。
刘基博通经史,是诗文兼长的作家。
著有作品《诚意伯文集》二十卷。
刘基论文,主张“以理为主,而气以摅(读抒,表达出来的意思)之。
”即要求文学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和充实的内容、要反映社会现实这一积极的思想和进步的主张。
所以他特别强调要继承《诗经》的“美刺讽戒”传统,以诗歌抒发“忧时感世之情。
”
在创作实践中,刘基自觉借鉴了先秦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中以寓言故事来讲述道理的传统。
《郁离子》便是其弃官归田后所作的一部寓言散文集。
徐一夔《郁离子序》云:
“郁离者何?
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
”作者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来揭露和反省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表达了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
如《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中,作者通过狙公养狙自奉而最终死于讥馁的故事,讽刺了那些以术使民而不以道使民的统治者,并对他们发起了警钟。
《卖柑者言》散文中,作者又借卖柑者之口,讽刺了现实生活中一部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达官贵人。
文章夹叙夹议,既形象生动,又深入浅出。
卖柑者言
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
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
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
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
予怪而问之曰:
“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斗,奉祭祀,供宾客乎?
将炫外以惑愚瞽也?
甚矣哉为欺也!
”
卖者笑曰:
“吾业是有年矣。
吾赖是以食吾躯。
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
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
吾子未之思也。
“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
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见伊、皋之业耶?
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
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醲而沃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
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
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
予默然无以应。
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
岂其愤世嫉俗者耶?
而托于柑以讽耶?
这篇文章约写于元末作者归隐之前、任江浙儒学副提举之际。
作者对元末千疮百孔、岌岌可危的现实有着清晰的认识,故以“满腔愤世之心”,写下这篇刺世短文。
该篇文章艺术特点:
1、表现出杰出的讽刺艺术:
作者入手擒题,先极力赞扬柑之“金玉其外”表现,接着笔锋陡转,一语道破柑之本来面目,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责问之中,前面的两个问句已造成气势,咄咄逼人,最末倒装句式的运用,语气更强,点出“欺”字,导出卖柑者的论辩,有抛砖引玉之妙。
卖柑者以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一问紧接一问,似旨在说明“为欺者不寡”,亦须见惯不惊。
其实又是在借题发挥,辛辣地讽刺了欺世盗名之徒。
而最妙的是,于暗中将柑与为官者作了类比,从而勾勒出一幅文恬武嬉的群丑图,于“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鲁迅《什么是“讽刺”》)事中孕育出讽刺的生命。
最后还让卖柑者指责作者:
“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咄咄逼人。
最末的“岂其愤世嫉俗者耶?
而托于柑以讽耶?
”自是明知故问,意在提醒读者本文旨在愤世嫉邪,托柑以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
2、采取了设辞问答形式,而问与答又并无明确界限。
问话多半问得新奇突兀,引人入胜;答语则又伴随有尖酸的反诘,形象的描绘,巧妙的比喻,笔势腾挪,实有孟子散文的浩气逼人,感情充沛;以及《韩非子》的鞭辟入里,峭拔犀利;同时,又不乏柳宗元文风的渊放警策,讽喻得体。
无论谋局部篇,人物刻画,类比的运用,以及以民风讽世的写法,都明显受到《捕蛇者说》的影响。
3、在语言艺术上颇具功力:
作者的一“怪”,卖柑者的一“笑”,揭示内心情感,突现人物形象。
在论难之中,一连串整齐而又跌宕的反问、排比句式,夹杂着众多的语气词(如“洸洸乎”的“乎”)、否定词“不”以及连词“而”,句句紧逼,层层深入,一气呵成,掷地有声。
这便造成了文章的气势,读来不绝如缕。
4、塑造了引人注目的卖柑者形象。
三、明代的八股制义文创作:
(一)八股制义文的概念:
是明代政府在刘基的帮助下,为士子制定的科举应试文体。
考试的科目,与唐、宋时代相同,而变革其考试方法。
考试时,专门从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经》五经中取材命题。
考生答题所作文时,应仿效宋代的经义,即以宋儒的注解为主,同时要以古人的语气来书写,在体式上,应用排偶之体。
(一)八股制义文的体材特征及创作概况:
形式上的对偶是其体裁的重要特征。
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在先秦就以存在。
后又经过了南北朝的骈文,唐宋时代,骈文的句式更趋完整。
因此,八股制义文是在前代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弘治年间,八股文趋于成熟,出现了以王鏊、钱福为代表的知名作家;正德、嘉靖以后,八股文创作走向兴盛,出现了归有光、唐顺之、胡有信等著名作家;明代后期,其发展经历了新的变化,一部分作家在八股文中往往借题议论时政,悲时悯俗,抒发个人胸襟,手法上讲究灵活多变,而不是一味地苛求程式。
(三)八股制义文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既促进了对文学自身问题进行探讨的热潮,又给作家的创作以严重的束缚,造成了文坛萎靡不振的创作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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