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修改《藤野先生》原标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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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修改《藤野先生》原标题

鲁迅为何修改《藤野先生》原标题？

———以“考证”“文章”“义理”法探析

清代理学宗师姚鼐认为，“学问之事”追求“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①，即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考据史料、精练的文字表达有机统一；这种理念对鲁迅研究也有借鉴价值。

以《藤野先生》为例，鲁迅手稿显示，此文标题有过涂抹更改。

日本学者佐藤明久借助高清照相机、红外滤镜、背面打光等设备技术，发现鲁迅当年涂掉的是“吾师”二字；《藤野先生》的原拟题目为“吾师藤野先生”②。

鲁迅为何要涂去“吾师”二字？

这个问题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涉及作家的行文习惯、创作心态和特定时代文化征候等深层次问题。

从“考证”“文章”和“义理”三个维度加以分析，可以看出，鲁迅用词上的推敲、记人作品谋篇布局的内在“肌理”、对现代价值立场的坚守。

一、“考证”：

鲁迅使用“吾师”的惯常语境

手稿上的“吾师”二字被涂改得非常密实，不是漫不经心的勾划，足见其态度的郑重，这给辨识带来了很大挑战。

佐藤明久继承了日本鲁迅研究界那种重视科学实证和细致考证的传统，怀着对鲁迅的特殊情谊③，下足了考证基本功，用时近10年，揭示出《藤野先生》标题修改的重要事实。

但在分析鲁迅为什么涂抹掉“吾师”二字的原因时，他认为“吾师”与后缀的“先生”属于语意上的同义重复（王锡荣也持此观点）④。

这种解释固有其道理，但按其逻辑，鲁迅当年也可以保留“吾师”而涂去“先生”二字，以“吾师藤野”为题也无可厚非呢？

因此，这种见解并不能充分说明鲁迅修改标题。

要得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首先需要从广义角度理解“考据”内涵（“辞章”“义理”亦如此，下文将详析），除校勘、考证、释义等传统研究方法外，还应包括：

把被修改字、词、句的用例，放在《鲁迅全集》中作横向比对分析，观察同一用例在其他文章中的使用情况及上下文语境。

以“吾师”一词为例，应该从鲁迅全部著作和信函文字中来筛查，确定该词在其

他文、函中的使用情形，厘清其上下文语境和表意效果，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如此方可形成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吾师”一词在鲁迅的文章信函中屡次出现，最早的使用应在早期文言小说《怀旧》中：

　　吾家门外有青桐一株，高可三十尺，每岁实如繁星，儿童掷石落桐子，往往飞

入书窗中，时或正击吾案，一石入，吾师秃先生辄走出斥之。

⑤

文中出现了仿“吾师藤野先生”句式的“吾师秃先生”；“吾师××先生”本是一庄重敬语，但中间加入带有嘲谑色彩的“秃”字后，则全句严肃意义尽失。

小说描述这位“仰圣先生”时，多有讽刺，将其塑造成迂腐死板、蛮横苛刻的冬烘先生，用“吾师”来指代他，无疑充满了讽刺意味。

1927年初，鲁迅即将离开厦门大学，校内师生为他举办了一些送行活动，而一些素有罅隙的同事在欢送会上称他为“吾师”，引起了他的反感。

他在１月６日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记录了这些情形：

　　前天学生送别会上，（中略）黄坚也称我为“吾师”，而宣言曰“我乃他之学生也，感情自然很好的”。

令人绝倒。

今天又办酒给我饯行。

⑥

黄坚原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职员，后来也到了厦门大学。

鲁迅对他印象很差，之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数次“吐槽”其劣迹，如认为他“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我现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来。

”此人“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

”⑦

鲁迅之后在信中又记录了两人之间的数次争执和冲突。

因此，当他听到黄坚称自己为“吾师”时，心里必定五味杂陈，深味其中的荒唐可笑而“绝倒”了，“吾师”一词在此语境中也明显充满贬义。

与此情形相类似，1月26日的《海上通信》中有这样的话：

现在我没有到北京，“位置说”大概又要衰退了罢，（中略）据我的意料，罪孽一定是日见其深重的，因为中国向来就是“当面输心背面笑”，正不必“新的时代”的青年才这样。

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

⑧

这是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谈到一些文学青年对他前恭后倨的态度时，提到他们当初口中的“吾师”现在形成的反讽意味。

故此处的“吾师”无疑也富含嘲讽之意。

又如《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中：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

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

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中略）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

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⑨

由耳闻厦门当地的骂人话，联想到章太炎往昔讲课中的瑕疵；鲁迅用“吾师太炎先生”，虽非恶意嘲讽，也仍指出了他讲学上的舛误。

此时章太炎还在世，鲁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进行质疑，隐含了某种不敬、不满情绪。

⑩

以上数例表明“吾师”在鲁迅的词典中大都是一个“另类”的词汇，多用于嘲谑讽刺或不敬的语境中。

藤野被1926年的鲁迅视为“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瑏瑡，因此，他怎么可能用“吾师”这个贬义词呢？

关于这一点，赵献涛也结合以上述几例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联系鲁迅自身的实际遭遇和他行文用词的习惯，他自然不会讲自身所遭受的颇具反讽色彩的“吾师”一词用在自己尊敬的藤野先生身上。

涂去“吾师”两字，在显示了鲁迅对于异域先生的尊敬之情、爱戴之意和真切之思。

在所涂去的“吾师”两字上，折射着鲁迅人生路上所遭遇的不尴不尬。

瑏瑢

本文基本同意他的观点，但客观情形是，鲁迅对于“吾师”一词持“双重标准”：

他固然嘲讽了那些与他关系不睦的青年人如黄坚、向培良、高长虹等人称他“吾师”，但许广平在写给他信中也多次称他为“吾师”瑏瑣，他在回信中似乎也没有对此心怀芥蒂，也没有表示抗议、纠正对方的意思。

因此，推断鲁迅对“吾师”一词的态度及他为何涂去《藤野先生》标题中的“吾师”，还需要从“文章”“义理”等角度再作分析。

二、“文章”：

鲁迅记人作品的两种开篇方式

“文章”强调写作章法、表达方式等问题，涉及开篇、结构、布局等问题。

从“文章”角度考察鲁迅的记人类作品，可以发现这类文章的标题大多与正文开篇的布局章法之间存在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藤野先生》标题修改前后的差别在于：

原拟用题目“吾师藤野先生”不仅指明所写对象，还表明了作者与藤野之间的师生关系，包含了一个“关系命题”；而修改后的“藤野先生”仅仅指明叙述对象、内涵单纯。

从是否包含这种“关系命题”的标准来划分，鲁迅的记人类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标题形式类似于“藤野先生”的，内涵单纯、仅明确了记述对象的文章，例如《孔乙己》《范爱农》《记念刘和珍君》《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另一类是标题形式类似“吾师藤野先生”的，除了明确记述对象外，还包含了“关系命题”，例如《阿长与山海经》《我的第一个师父》。

若细读这两类作品，从其开篇的布局章法、切入正题的快慢等方面特点来辨析，会发现一些有意味的差异。

在第一类文章中，凡如《藤野先生》这种篇名仅仅明确叙述对象、不含“关系命题”的，开篇是“照壁”式布局，即：

起笔大都宕开一笔，在第一段或前几段以貌似散漫的方式任意而谈、信笔闲话一番后，才引出所写的人物，如同中国建筑工匠在修建庭院时在门口设置“照壁”、外人须得绕行几步方能目睹院内情形一样。

例如，在《孔乙己》中，作者并没有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而是先从鲁镇酒店的格局、各类酒客的进食习惯写起：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

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

做工的人，（中略）———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中略）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

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然后又写“我”在咸亨酒店当伙计的经历见闻：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中略）外面的短衣主顾，（中略）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

在这样舒缓的叙事节奏中，直到第三段，将本篇主人公孔乙己才被引出：

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瑏瑤无独有偶，创作时间稍晚于《藤野先生》的忆人散文《范爱农》，文章开篇章法亦如此，先是从东京留学生每天看报的习惯写起，引出徐锡麟事件及留学生的反应：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

（中略）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中略）这是徐锡麟，（中略）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

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

（中略）人心很

愤怒。

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

集川资；（中略）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

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

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

会众即

刻分成两派：

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

在一片群情激愤中，性格乖戾、一惯“白眼看鸡虫”的范爱农才出场亮相：

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中略）认识的人告诉我说：

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瑏瑥

作者在此以类似比兴的手法，先言他事、“旁逸斜出”，逐渐转到正题，切入到对范爱农的叙写上。

在鲁迅其他几篇悼亡文章中，也存在这一现象。

《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等篇，作者切入正题的速度和节奏明显加快，但还是在第一段“停顿”“延宕”一下，在开篇先带入一个“闲笔”，再谈及本篇要重点讲述的人物。

这种写法就形成了类似传统庭院的“照壁”效果。

《忆韦素园君》的第一段先是色彩阴郁的自我抒怀：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

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这种真诚的自我剖析看似散漫，却已经铺设了低徊、伤痛的叙述基调。

然后在第二段才交代自己有义务著文悼念韦素园：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

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

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瑏瑦

同样，篇幅不长的《忆刘半农君》第一段仍宕开一笔：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瑏瑧这看似突兀、无关的一句话，在切入正题前，就暗示了作者与刘半农生前复杂的关系，也奠定了本文的叙事基调。

因此，在这类作品中，开篇一段或数段的“杂谈”看似无意，却与要叙述的中心人物有着密切关系。

当然，有些记人文章，如《记念刘和珍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并不合乎此例，开篇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但总体而言，鲁迅的多篇记人文章的标题与开篇布局章法之间是存在这种近于规律性的现象，即：

在题目中明确了某一写作对象后，开篇倒不急于直接涉笔写人，而是逶迤而行、任意而谈一番之后才切入正题。

以此观之，《藤野先生》的开篇布局的“文章”就属于这类情形。

前几段先是宕开一笔，从远景、外围写起，先是描述东京樱花烂漫时节的景象和留学生的生活情形：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中略）中国留学生会馆（中略）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

之后又写自己到了仙台之后的经历和见闻：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中略）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中略）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中略）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看似漫不经心地的一番闲论后，作者才逐步转到正题，涉笔介绍本篇的主人公藤野先生：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学。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瑏瑨如此推论，这一篇散文焉有不用“藤野先生”这种标题之理？

在鲁迅第二类记人文章的开篇则属于“开门见山”式布局。

那些题目类似“吾师藤野先生”、在明确叙述对象的同时包含一个“关系命题”的，文章的开篇往往是单刀直入、迅速扣题。

例如《阿长与山海经》中，开篇就落笔点题、直接应对题目：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

瑏瑩又如《我的第一个师父》中，第一段就提到“和尚”来点题对应标题中的“师父”：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

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

他回答道：

“这正是表示轻贱呀！

”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

瑐瑠

这是晚年鲁迅回望自己童年时代被领到长庆寺拜和尚为师的经历。

客观而言，这篇文章的开篇也有点散漫，但在第一段明确提到了“和尚”，来呼应标题中的“师父”。

从记人类文章说开去，鲁迅那些标题中包含着“关系命题”的作品，开篇大都以简单数语迅速切题，几乎成为一种共性特征。

稍列几篇作品的开篇为例：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瑐瑡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

高本

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

瑐瑢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

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

”瑐瑣

鲁迅的这类文章为数还很不少，仅以上数例可知，这种标题包含“关系命题”的文章，开篇往往迅速呼应、点题。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大致可以推定鲁迅多数记人类文章的标题与开篇章法之间存在这样的“范式”：

如果题目内涵单纯，仅明确了写作对象，就会有一个“照壁”式开篇，前几段不会急于点题，而是逶迤而行、“旁逸斜出”一番之后才切入正题；如果文章的题目除了明确写作对象外，还包含了一个“关系命题”，开篇就会“开门见山”，第一段会比较快地切题、呼应题目。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成了鲁迅近似规律性的布局章法，或说是他头脑中“无意识”的创作图式也未尝不可。

因此，根据鲁迅记人类文章标题与开篇章法之间的这种关系模式，该用“藤野先生”、还是“吾师藤野先生”，情势一目了然。

三、“义理”：

鲁迅的现代文化价值立场

“义理”一词无疑可以理解为著作者的思想倾向、文化价值立场。

鲁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秉持的现代“义理”观决定了他在定夺《藤野先生》标题时，必然弃用“吾师”二字。

“吾”是一个表达“我”之意的文言词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鲁迅在多篇文章中用过“吾”“余”“仆”之类的文言词汇。

除《怀旧》外，他留日期间撰写的论文中，文言词汇几乎处处可见。

这是传统思想文化机制在晚清语境中的惯性使然，在遭遇像五四时期那样强劲的现代文化思潮冲击之前，恐怕他当时也未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反省。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鲁迅思想的一道分水岭。

之后，他就带着类似“吃人”的罪感心态看待自己与文言及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他承认自己“曾经看过许多旧书”“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他并不以此为荣耀，反而觉得“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他是希望“博采口语”来改革文章的：

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有生气。

尤其在1920年代中期，五四运动落潮，新文化舆论界立场分化、空间缩小，并受到军阀钳制，一度呈现消沉萎靡之态。

敏感的鲁迅感受到政治、教育、学术界等领域浮泛着复古思潮；在他看来，经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现代价值观的影响力因复古思潮的侵蚀而影响力衰减。

一方面是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原来同属这一战阵的伙伴发生了分化和转向，“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例如刘半农和钱玄同等人；这样势必导致新文化阵营内里虚空，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自民国成立以来，社会文化界的复古思潮一直暗流涌动，不断冲击着根基不牢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各种乱象甚嚣尘上：

从中央到地方，不少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时常在报刊上“发声”，提倡“尊孔读经”；像杨荫榆这样曾有留学背景的大学校长却向学生鼓吹“须知学校犹家庭”论；梁启超遭遇医疗事故后，宣扬“中医了不得”的言论一度扰攘不止；朱光潜1926年9月在上海的《一般》月刊发表文章，提出“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非常十分必要”瑐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瑐瑦。

对此，鲁迅可谓忧心忡忡，著文疾呼：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中略）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强烈的历史循环感、宿命感使他不无偏激地指出：

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

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

瑐瑨

他还以“长城”为喻，来表达一种深重的忧患意识：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

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

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瑐瑩如何拆破这些精神“长城”的包围侵蚀呢？

他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提出了再次启动“思想革命”的主张，认为“思想革命”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中略）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

瑑瑠他认为，为了求得生存、发展，要敢于大胆破除对传统文化的迷信：

苟有阻碍着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他尤其痛感于许多文学青年受复古潮流蛊惑，有意无意中步入歧途，使新文艺处于“试行自杀”的境地。

为此，他不惜发表一些偏激的观点，如主张青少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

由此可见，1920年代中期，他一如既往地坚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立场，在杂文中以强大的思想和逻辑力量来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

创作于1926年的《朝花夕拾》以回忆往事为主，叙述较为语气舒缓；但只要涉及此问题，他仍不遗余力地维护现代文化价值观。

例如在《〈二十四孝图〉》的开篇就以富有情感冲击力的语言亮明自己的态度：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之后又在文中两次厉声疾呼———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实际上，现代文化立场是鲁迅终生都在捍卫的价值底线，作为秉持这一“义理”的精神界战士，他自然不会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用带有“吾”字的文言词汇，因为这势必与他所认同、坚守的五四新文化价值立场发生抵牾瑑瑣，给青年读者造成价值认同上的混乱。

因此在斟酌《藤野先生》的标题时，他必定要放弃“吾师”一词。

综上所述，探究鲁迅抹掉“吾师”、改用“藤野先生”标题的深层原因，从“考证”“文章”“义理”三个角度观之，他的这一改动自有其深意：

一是鲁迅文章信函中的“吾师”均处于嘲谑、不敬的上下文语境中，因此不可能被用在藤野先生身上；二是鲁迅记人文章中标题与开篇章法之间的关系“范式”，使得弃用“吾师”成为势所必然；三是鲁迅涂掉“吾师”这一文言词汇，与他“五四”后秉持的现代文化价值立场有密切关系。

余　论

此外，鲁迅当年留学日本的一些史实，也为人们思考《藤野先生》标题的修改提供一些线索。

鲁迅在仙台的医学课程中，藤野先生所教的解剖课分数最低，是接近及格但确属不及格的59.3分。

这足见藤野先生的严谨，但对当时身为青年学生的鲁迅而言，这个分数是颇为尴尬的，也很难说不是一个挫折。

当鲁迅即将离开仙台时，收到了藤野赠送的照片，却没有礼节性地回赠照片。

若是因一时疏忽或在仙台行程紧迫、来不及照相，他到东京后有充裕时间补拍照片寄给藤野；但他最终未能如此。

这种看似无意的“疏忽”或许能够揭示20世纪初年轻的鲁迅与藤野先生师生关系的另一层状貌，这无疑与他1926年深情回忆藤野先生的叙述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张力”。

前文注释中提到，在日语中，“吾师”与“先生”都表示“老师”之意，在汉语中也是如此，二者都表示对老师的尊称。

但在中文语境中进一步分析比较，“先生”含有“敬有余而亲不足”之意；“吾师”则比“先生”更强调师生间的密切情谊。

鲁迅当年写下题目“吾师藤野先生”后，又细致抹去前四字，改定为“藤野先生”，他的这番斟酌，是否因多年前那个59.3分造成的微妙心理在隐隐作祟，也是值得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