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外国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救亡与启蒙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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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外国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救亡与启蒙作用
试论外国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救亡与启蒙作用
外国文学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普罗米修斯,把启迪心灵的火种带到了中国,也是远渡重洋的拜伦,激励着无数救亡志士。
虽说人们已经就外国文学的救亡和启蒙作用写了不少论著,但救亡和启蒙各自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救亡和启蒙的关系也无人进行深度阐释。
本文将尝试着探讨这些问题,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以救亡为使命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捍卫国家主权、消除国内动荡一直是近现代中国人首先关心的问题。
人们尝试了以科技为核心的救国和以政治变革为核心的救国,但效果都比较有限。
到了五四运动前后,有识之士把重点转向了文化层面的救国。
刚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鲁迅学的是医学,有着科技救国的梦想。
但目睹了国人麻木不仁的场面之后,他毅然放弃了医学,决定转向文学。
他说:
“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1}应当用怎样的文学来改变国人呢·由于闭关自守而失去生命力的传统文学显然不行。
如果把中国的文化史从古代一直读到当代,“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暖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2},所以只能“别求新声于异邦”③。
在危难的关头,异国的新思想成了救国的灵丹妙药。
学习怎样的外国文学呢·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另一方面是受压迫国家的文学。
中国显然属于被压迫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天然的联系,所以许多学者纷纷转向了弱国的文学。
鲁迅曾回忆道: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
”{1}他还说: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2}其中,俄苏文学最受鲁迅重视,他翻译的俄苏作品约占总译作的二分之一。
除了鲁迅之外,茅盾、郑振铎、瞿秋白、郁达夫等的立场也比较类似。
茅盾曾说:
“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
”③郑振铎认为:
“血和泪的文学,恐将成为中国文坛的将来的趋向。
”{4}由于救亡是当时的首要任务,所以相当一部分学者,特别是那些同时会创作的学者,都有明显的左翼思想,自觉地站在被压迫国家一边,满腔热情地高呼救亡的口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左派学者在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看,不是无可挑剔。
西方强国在文学方面可能值得学习的东西更多,但他们不愿意为之花很多的精力。
鲁迅曾这样说:
“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
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
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疲乏了。
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走到天国去。
”{5}鲁迅救国心切,没有耐心深入研究那些与救亡无直接关系的作品。
他还说: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
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
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
”{6}俄苏文学对于救亡来说的确重要,但离开了薄伽丘(薄凯契阿)的《十日谈》、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经典著作,世界文学的殿堂就会大为失色,而且受压迫国家的文学的精华也未必都旨在反抗和斗争。
现在回过头来看,部分鲁迅、茅盾等翻译的受压迫民族的文学并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可见他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偏颇。
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左翼的作家,虽然口头上说自己以弱国文学为师法,实际上都有较好的西方文学功底和扎实的本国文学修养,所以他们的作品没有成为简单的口号和宣传,曾成功地创造了一些将反抗精神和艺术性融为一体的上乘之作。
左翼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不仅仅在文学层面上有偏颇的一面,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完全是正面的。
他们有着非常崇高的理想,而且满怀激情,主张推翻专制统治,驱逐侵略者,但对于如何改变和完善自己的文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具体的问题不太重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力革命即使取得胜利,也未必能够给国家带来多大的好处。
有时血腥的革命换来的还是残酷的专制,法国大革命、斯大林式的革命等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自己的革命也付出过较大的代价。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有一句名言: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霍尔巴赫也对大规模的暴力运动进行过深刻批评,他说:
“不,并不是通过危险的骚动,并不是通过斗争,通过弑君,通过无益的犯罪……这些猛烈的手段总是要比它们试图医治的罪恶更残忍。
……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煽动性的,也不是嗜血性的。
它所主张的改革是缓慢的。
然而唯其缓慢,方能把一切安排得更好。
”{7}主张暴力革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给解放运动带来力量的同时,也给暴力的扩张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以前只谈论他们的积极意义,而对潜在的危险性很少触及。
救国的另外一条途径是向西方文学学习。
王国维、周作人、梁实秋、梅光迪、吴宓等人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他们主张:
“挺进到强国之中,试图通过文学了解强国的方方面面,企图揭开强国之秘密,或介绍强国立国之本,假他们的现代意识、现代思想来教育国民,造就或涵养新国民以及现代国民意识。
”{1}这些人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加注重经典著作,他们构建的世界文学版图更能体现文学性。
虽说西化派的学者更加重视文学性,但文学和救亡毕竟是两码事,带着明显的救国目的学习西方文学也会走向片面。
例如,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者IrvingBabbitt被当时的学者美名为“白璧德”,特别受欢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以救亡的眼光阅读西方文学,是片面解读西方文学的结果。
梅光迪曾说:
“几乎是带着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当时已经面世的白璧德的三本著作……我意识到中国也必须在相同的精神的引导下做些事情;过去二十年,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基础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无情的批判,造成新旧文化间的差距愈拉愈大。
”{2}他如此佩服白璧德,虽然有着学理上的原因和个人关系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可能不在于此,而在于白璧德反对激进的浪漫主义简单地否定传统的东西,而且把孔子看做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重要的思想家。
梅氏希望从白璧德的观点中找到救亡的途径,那就是回到中国文化本身,挖掘真正有价值的要素,并在现代社会中积极地加以发展。
梅光迪有这种倾向,许多学者,特别是学衡派学者,也有这种救国愿望,所以白璧德成了当时很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
这种学习是很有意义的,但中立地看,有着偏颇之处。
和白璧德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批评家有很多,但他们特别看重这一位,显得不够公平。
从理性的角度看,弱国应当向强国学习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又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之所以受欺负,就是由于那些强国横行霸道,而且通过学习强国来自强的过程是缓慢的,似乎无法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
正因为这样,这一学派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从理论上讲,通过学习西方文学来自强和通过学习被压迫国家的战斗文学来救亡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但两者的重点毕竟有着很多不同:
前者强调向西方学习,以便达到自强的目的,后者注重的是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不惜采取暴力,赶走西方来的侵略者,使自己的国家独立;前者对传统文化持比较肯定的态度,提倡在中西结合之中发展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建设,后者认为传统文化有太多的流毒,基本上应当铲除,以便创造全新的文化;前者突出理性的作用,主要通过学术著作传播思想,后者更依靠情感,主要载体是充满激情的文学作品;前者在学术圈内较有影响,后者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阶层中广泛传播,产生了轰轰烈烈的效果。
纯粹从理论上看,两者完全可以互补互惠,但一个人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就不可能采取那样的立场;如果他要真正坚持这一立场,就得对其他立场加以否定。
起初两派的辩论也许只是学理层面的,但接着必然会有情感成分和个人恩怨介入,并且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所以这两派救亡人士不幸地陷入相互攻击的恶战之中。
当年的学衡派和激进派的论战首先就是救亡的立场不一样而造成的。
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斗争的典型代表。
按理说,两者各有自己的道理,但当年毕竟敌人已经打到了自己的家门之前,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激进派的观点。
虽说两者都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西化派一度遭到很多批评,而激进派曾受到至高无上的赞扬。
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年有所变化,人们已经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了。
不同的学派之间产生矛盾是很正常的,就是同一个人,一旦主要观点改变了,也会自相矛盾,以至于自己否定自己的东西。
例如,茅盾早期主要学习西方文学,认为新浪漫主义(即现代主义)吸收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优点,是西方文学的一大进步,可以“补救写实主义丰肉弱灵之弊”,可以“补救写实主义之全批评而不指引”,可以“补救写实主义之不见恶中有善”。
③但他后来转向了革命文学,对正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现代主义的态度变为完全否定,他说:
“贫血的乃至抽筋拔骨的作品如果想从技巧方面取得补救,一定也是徒劳的。
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就不免只是涂脂抹粉的骷髅。
”{1}就是在同一个人的思想世界中,不同的观点都如此难以并存,更何况为不同的人所掌握呢·所以这两派人虽然都有赤子之心,都很爱国,却互相批评,好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肯定激进派,批评西化派,这是不公平的。
救亡是充满激情的事业,往往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甚至献身的精神。
注重救亡的学者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所以遇到了各种危险,如鲁迅、茅盾受到政府的通缉,郁达夫惨遭日本鬼子杀害。
这种为民族的独立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这些学者增添了高贵的光环,加固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二、以启蒙为己任
康德曾说: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2}可见启蒙的关键在于独立自由地思考,而不是被情感、偏见、利益等所蒙蔽。
但中国人往往缺乏为思考而思考的纯粹思辨。
王国维曾指出:
“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
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
”③这种哲学家由于热心于政治,就会缺乏独立思考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把思想当做政治的附庸。
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逐渐走上了现代的道路,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却迟迟没有走出封建社会,甚至在封建王朝末期有更加封闭化的倾向,丧失了原先的生命力,在世界舞台上失去了竞争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启蒙显得特别重要。
鲁迅曾说:
“医生告诉我们:
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
……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
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
”{4}可见中国的愚昧状态是自我封闭的直接后果,如果要走出这样的状态,肯定要利用外国文学进行启蒙。
通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来启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的共同理想。
茅盾曾说:
“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故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
”{5}所谓的现代思想,主要指中国人所缺少的科学和民主。
有了现代思想,可以“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6}。
鲁迅特别欣赏有主见的人,他说:
“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
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7}这是鲁迅所推崇的撒旦式的英雄所具有的个性,体现了一种已经启蒙的人格。
他高度评价了拜伦的《曼弗列特》的主人公,因为他在绝望和失败之中仍然坚持自己的主体性,自信地对魔鬼说:
“汝曹绝不能诱惑灭亡我。
……我,自坏者也。
行矣,魅众!
死之手诚加我矣,然非汝手也。
”{8}哪怕落入可耻的下场,仍然保持自己的判断。
鲁迅对这种精神的重视,无疑是想利用这个故事来启蒙,希望国人能够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有自己的主见。
利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是一回事,文学本身的启蒙又是另一回事。
早在1907年,周作人曾在《红星佚史》译文序言中指出:
“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
能移人情,文责已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
”{9}所谓的“益智”就是利用文学进行启蒙,但在周作人看来这只是文学的外在目的。
文学的内在目的是“移情”,只要做到了这点,文学就尽了自身的责任。
周作人看到了文学的自足的艺术空间,而不是视之为启蒙的工具,这就是文学本身的启蒙。
文学为什么需要启蒙呢·因为中国的文学常常缺乏独立性。
王国维曾这样批评中国文学:
“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
甚至戏曲小说之纯粹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而加贬焉。
”{1}就是在开放之后,也没有太大的进步。
他说:
“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
”{2}鉴于这样的情况,王国维积极主张文学本身的启蒙,他在一生中虽然只研究了几位外国作家,但他们都是纯粹的艺术大家,对文学启蒙大有裨益。
在文学启蒙的阵营中,除了王国维、周作人之外,还有很多别的学者,如施蛰存、梁实秋等。
当然,在利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的阵营中,大多数人也为文学启蒙作了不少贡献。
例如,郑振铎也提倡过文学启蒙,他说:
“文学的研究着不得爱国主义的色彩,也着不得‘古是最好的’,‘现代是最好的’的偏见。
”③他还说:
“我们应该只问这是不是最好的,这是不是我们所最被感动的,是不是我们所最喜悦的,却不应该去问这是不是古代的,是不是现代的,这是不是本国的,或是不是外国的,而因此生了一种歧视。
”{4}他的《文学大纲》就是以这种开放的胸襟写出来的,首先关心的是文学性本身。
但他也意识到,仅仅谈文学启蒙是不合时宜的。
他曾带着忧患意识说道:
“纯艺术的戏剧,决不是现在——尤其在中国——所应该演的。
因为在现在的丑恶,黑暗的环境中,艺术是应该负一部分制造光明的责任的。
”{5}所以他更加关心的是利用文学进行启蒙。
真正的艺术家首先把文学当做相对独立的艺术。
这种观点走向极端的话,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但完全不管内容的艺术未必是好艺术。
没有了相应的内容,不见得会受大家的喜欢。
瓦勒里曾说:
“诗歌涵义理,当如果实含养料;养身之物也,只见为可口之物而已。
食之者赏滋味之美,浑不省得滋补之力焉。
”{6}中国古人也有很好的论述。
鲍照的《舞鹤赋》描写道:
“众变繁姿,参差洊密。
烟交雾凝,若无毛质。
”这里的“若无毛质”,指的是鹤的舞跳得很好,使人们只见美丽的舞姿,而不觉得那是鹤的毛和身体在运动。
可见,好的文学应该像水果一样,不但有滋味之美,还具滋补之力,也应该像鹤的舞蹈一样,虽以毛质为材料,却能将质料完全溶于舞姿之中。
所以,理想的文学应当能够将内容完全溶化于艺术形式之中,不能只重艺术形式,忽视内容。
虽说好的艺术应当两者兼重,但人的思想往往是片面的,所以不同的学者之间难免发生论战。
当时的主流是为人生而艺术,其核心内容在于启蒙和救亡。
这样对待艺术当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来看,也有偏颇之处。
为人生而艺术的声音太大了,艺术就会被工具化,使持相反观点的人遭到较大的压抑。
总体来看,那个时代的外国文学研究功利主义比较明显,文学本身的启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三、启蒙和救亡的关系
启蒙和救亡往往相互联系在一起。
近现代的思想家一般都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才去学习深刻地思考,在有了思考能力之后,就能更好地救国。
但光有独立的思考还不行,还得依靠救亡运动来保证思想的自由,救亡往往能够给启蒙以良好的外在保障。
如果合理地处理它们的关系,两者可以处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之中。
鲁迅、茅盾等大学者都是启蒙和救亡并重的,他们的两个方面常常是相互促进的。
救亡和启蒙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虽说这里所列举的学者都同时重视救亡和启蒙,但各自的侧重点还是不一样的,鲁迅、茅盾、郑振铎、郁达夫、瞿秋白等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救亡,王国维、周作人、吴宓、梁实秋等更重视启蒙。
他们的这种区别常常引起各种矛盾,甚至导致剧烈的笔战。
首先,救亡者和情感与暴力运动联系更加密切,而启蒙者更重视理性和讲道理。
郑振铎曾说:
“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
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
一方面是为要求光明的热望所鼓动,一方面是为厌恶憎恨旧来的黑暗的感情所驱使。
”{1}启蒙注重的是理性,需要的是不加约束的思考,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反对以暴力解决问题;而救亡是充满热情的事业,主张不惜采用暴力。
如果启蒙所讲的道理不利于救亡的事业,或者救亡者的行为阻碍了自由的思考和辩论,两者必然陷入可怕的斗争之中。
以启蒙为己任的梁实秋认为:
“文学本不一定要表现反抗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在文学上并不发生艺术的价值,不过在一种相当的时代之中,文学作品便不免要沾染一点反抗的色彩而已,并且有反抗精神的文学又往往发生在实际革命运动之前。
”{2}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③,也就是说,“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4}。
如果冷静地看待问题,梁实秋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这种论述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不利于救亡,主张反抗和救亡的鲁迅看了这样的观点就很不高兴,把他贬为“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的批评带了不少革命者的激情,不完全是在讲道理。
他们的论战虽然可能带有个人恩怨的成分,但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立场的不同。
其次,启蒙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并不专为救亡服务。
救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概念,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
只为某个具体的目标而思考只是启蒙的开端,随着启蒙的不断深入,什么问题都可以思考,应该像笛卡尔那样,争取“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5}。
启蒙者因此成了完全独立的理性主体,万物都是怀疑和重新思考的对象。
以这样的方式继续思考,救亡本身就会成为怀疑(甚至否定)的对象。
其他一切价值观,如友谊、爱情、美等,都会成为理性审判的对象,结果甚至导致价值虚无主义。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发现,在纯粹理性的世界中,不可能有价值观的藏身之地,他说: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
世界之中一切事情就如它们之所是而是,如他们之所发生而发生;世界中不存在价值。
”{6}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世界,可能还会导致整个人文学科的崩溃。
所以,康德曾提醒人们说:
“故我发见其为信仰留余地,则必须否定。
玄学之独断论(即不经先行批判纯粹理性,在玄学中即能坦然进行之成见)乃一切无信仰(此常为异常独断的而与道德相背反者)之根源。
”{7}可见,没有限制的启蒙会以无比锋利的理性之刀把救亡、上帝、善等全部解剖开,甚至全部否定掉。
另一方面,救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思考的自由,而救亡本身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只允许人们往一个方向看问题。
如果启蒙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开始独立地思考,触及对救亡不利的问题,诸如敌人的合理的一面、战争的残酷性等,导致救亡者反过来限制启蒙。
梁实秋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编者按,反对空洞的“抗战八股”,引发了当时文坛大地震。
以启蒙者的眼光看,梁实秋所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而以救亡者的眼光看,则是十足的大逆不道。
真正的启蒙是不应当受到限制的,可一旦触及救亡的禁区,就会遭到声讨,两者必然处于紧张关系之中。
如果启蒙没有充分展开就加以限制以便给革命让道,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也不一定是好事。
康德曾说:
“因而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
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
”{1}一些弱国,虽然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独立,但有限启蒙的遗留症非常严重。
我们在解放后也遇到不少的问题。
幸好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补了不少课。
此外,关于学习的对象和内容,启蒙者和救亡者也有一定的区别。
启蒙者往往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
王国维曾说: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2}当时西方强国的确在学术思想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启蒙者把西洋之思想看做第二次佛教东来。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以西学启蒙和以西学救亡是不一样的,前者主张开放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后者只聚焦于对救亡有帮助的内容。
启蒙本身是开放的,一般不反对向弱国学习,只是落后国家往往都经历了多年的闭关自守,可学的东西不是很多。
救亡者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落后国家,而且只集中学习他们的反抗和斗争。
虽说救亡者的学习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他们的声音远远比启蒙者的声音大。
启蒙和救亡各有各的作用。
救亡的作用非常明显,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启蒙的作用更为深刻和长远。
王国维曾说:
“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也。
”③启蒙虽然不一定对解决眼下的问题有多大的作用,但深刻的思想和美妙的艺术可以塑造出整个民族的国魂。
从这个角度来说,启蒙是更为伟大的。
虽说启蒙和救亡都很重要,但救亡的作用直接而明显,常常容易受到人的重视,而启蒙的意义比较间接,往往被人们忽视。
所以适当地强调一下启蒙的意义是有必要的。
救亡的行动需要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真正做到独立思考也离不开英雄主义。
陈寅恪在王国维的学术精神的时候说: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4}独立的虽然没有抛头颅洒热血那么激动人心,但真正做到这点,需要一种先知般的眼光和勇气。
这里所讨论的救亡和启蒙涉及的各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
同一个人或者团体,往往可能同时具备多方面的特点,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太一样,我们不应该机械地把各方面分开。
中国的现代史经历了清朝的崩溃、五四运动的爆发、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动荡,属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救亡,其次是启蒙。
外国文学有思想的含量,又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启蒙和救亡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对外国文学在这些方面的作用进行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孙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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