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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戏曲
清代戏曲
清代,无论通俗文学还是正统文学,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将课程分为通俗与正统两部份来讲)。
清代戏曲在清代文学中所占的地位、比重(略)。
清代是古代戏曲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戏剧创作(杂剧、传奇)和戏剧理论都有较大的发展,而有许多优秀戏曲家和作品,亦涌现了不少戏曲理论家、批评家和剧论专著;另外,地方戏在随着古典戏曲的衰落中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称盛于剧坛的新品种。
有清一代,古典戏曲的繁荣期是在清初(顺、康)。
第一章清初戏曲和苏州派
第一节清初剧坛
清初剧坛,承晚明戏曲高度繁荣之余波,戏曲创作的高潮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清初戏曲繁荣的原因:
1、艺术发展的原因。
它上承晚明戏曲高度繁荣的余波;地方戏的勃兴是在乾、嘉以降古典戏曲衰落时称盛于舞台的。
2、社会历史的原因。
明清改朝换代的沧桑世变,使得戏曲发展有深厚的表现内容与群众基础,加上这场变革的深刻及震撼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顾炎武痛陈“天下之亡”与国家兴亡之别。
史事之巨者有:
满清崛起及清兵入关、李自成起义、甲申之变、南明王朝兴亡、史可法抗清、“扬州十日”及“嘉定三屠”、复社与阉党之争、“三藩之乱”,等等),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均不能置身物外而超脱。
戏曲家多亲身经历这场历史变故,身世荣辱浮沉使之不能无动于衷,且多受民族气节的砥砺,礼义谦耻似骨绠喉,忠孝节义如芒刺在背,爰借舞台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
当然亦有未亲身经历明清改朝换代之变的,如洪升、孔尚任等,但是也深受当时遗民思想意识的影响,也能感受到民族矛盾的激荡。
作家由于自身素质不同而出现了以下区别:
一、一类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传统文学修养不很高,以主要精力从事创作,可以称之为专业化的剧作家。
一方面,他们能重视舞台性,剧本故事性强,情节变幻,讲究穿插,另一方面又能联系社会实际,反映出时代的特征。
故政治题材大为增加,而爱情题材相对减少。
这一类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为代表。
二、来源于社会上层,传统文学修养比较高,大多是诗人、词人、散文家或哲学家。
他们染指戏曲,不过是为了借剧中人和事以抒发个人的怀才不遇或寄托故国旧君之思,亦即“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
他们的剧本取材于历史,寄现实感慨,抒发主体之情,舞台性不突出,不大注意情节结构和舞台要求,写戏如写诗,以写诗之法写戏,戏曲的诗化突出,戏曲作为剧诗的特征体现得异常突出,文学性较强。
大多为“案头之曲”。
这一派可称为文人化的剧作家。
如吴伟业、尤侗、王夫之、万树等人。
三、另一类以李渔为代表,身兼文人化和专业化两重身份。
其大量撰写戏曲既非为了抒发一己之情,也非为了要反映现实以影响现实,而是仅仅出于对戏曲艺术的兴趣和爱好或票房价值,特别重视戏曲的娱乐作用和戏剧的本体价值,是典型的为戏曲而戏曲的戏剧艺术家。
是古代的戏剧至上主义者。
第二节李玉与苏州派
李玉与苏州派的崛起,是清初戏剧发展和繁荣的标志,亦戏曲创作走向职业化的标志,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新生事物”。
其活动范围在苏州一地,它们的崛起,与戏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时又与苏州经济文化发展及清初社会背景有着极大的关联。
从明中、后期起,苏州就一直是昆曲发展的中心。
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兴起,苏州又一直成了我国东南地区新型工商业发展有重要地区。
因此,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工商阶层的扩大,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戏曲繁荣奠定了相应的物质基础。
而且,清初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激烈,江浙等地尤为突出。
清初反清斗争集中于江南一带,前后持续明亡后的数十年。
江南人民对满清的抵抗最烈,斗争最激烈与残酷,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以及“南京大屠杀”等,都是江南人民反抗斗争中所发生的血案。
现实斗争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激情与群众的欣赏热情,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表现素材,从而促进了戏剧的发展和繁荣。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剧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于苏州剧坛的。
李玉,字玄玉、元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今苏州)人,约生于明万历末年,卒于康熙十年(1671)以后。
出身低微,曾为明万历间大学士申时行的“家人”,因而受到压抑,不得应科举,至明末始得中副贡,入清后无意仕进,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
相传他一生尝写六十种传奇,见之于各种曲目中著录的有四十二种,今存全本的有人称“一人永占”的《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以及《清忠谱》、《千忠戮》、《万里圆》、《牛头山》、《麒麟阁》等十八种,另外还有三种残本。
他的声名极大,作品大受时人及得梨园子弟欢迎和传颂。
钱谦益《眉山秀题词》中说:
“元玉言词满天下,每一纸落,鸡林好事者争被管弦。
”(《眉山秀》为李玉所作传奇)吴伟业也盛称其《清忠谱》传奇并为其作序。
另外,李玉还根据徐于室《北词九宫谱》原稿,重新编定为《北词广正谱》十八卷。
李玉的剧作可以明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最负盛名的是写于明亡前夕、崇祯年间刊刻的《一笠庵四种曲》(即“一、人、永、占”)。
《一捧雪》,写莫怀古的幕客汤勤卖主求荣,逢迎奸臣严世蕃,献计谋夺莫家的“一捧雪”的传世玉杯,害得莫家破人亡,莫仆人莫成替主人身死,莫侍妾雪艳娘不愿被逼嫁汤勤,在成婚时手刃汤勤。
后严家势败,莫怀古之子莫昊考中进士,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母,一家团圆。
主要揭露汤勤卖主求荣、忘恩负义与严世蕃贪婪残暴。
恶仆与义仆形成对比。
《人兽关》,取材于《警世通言》中的《桂员外穷途忏悔》,谴责桂薪的忘恩负义,以致其妻儿均变狗,从而写出当时的世态炎凉。
《永团圆》,写蔡文英与江兰芳的婚姻受阴,最后团圆。
《占花魁》,取材于《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主题也是歌颂下层人民真挚的爱情。
后期作品,较多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事件或从明末苏州社会生活中取材。
代表作为《清忠谱》(与毕万侯、叶时章、朱素臣合写)。
作品写发生在苏州的一次真实事件,即天启年间苏州的一次民变。
写魏阉死澡、巡抚毛一鹭迫苏州人民建魏生祠,激起公愤,东林党人周顺昌挺身而出加以反对,被捕,市民颜佩韦等五人率众打进官府,但后来周顺昌及五人均遇害,魏阉势败,惨死诸人得以昭雪,苏州人感念五人之义,毁生祠建五人墓以为纪念。
剧本体现了作家的写实的创作态度。
反映了明末尖锐的反阉斗争,似有缅怀故国、总结明亡教训之意。
吴伟业序云:
“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
”它上承《鸣凤记》,下开《桃花扇》,成为我国戏剧史上能迅速反映当代社会重大政治事件的著名作品之一。
剧写周顺昌之刚直耿介、坚强不屈,也歌颂正义纯朴的市民群众,首次将市民搬上舞台颂扬。
五人为市井英雄形象,“一生落拓,半世粗豪,不读诗书”,大义凛然,嫉恶如仇,死后阴魂犹“目如闪电能杀贼,气贯长虹会扫奸”。
表明了作者对市民群众历史地位的认识和评价。
与《清忠谱》相近的还有《万民安》,已佚。
《曲海总目提要》有介绍。
它根据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市民抗捐罢市的斗争写成,剧中以织匠葛成为主角。
以上二剧皆以市民人物为主角,这是前所未有的,是时代必然。
《千忠戮》,又名《千钟禄》。
写明初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化装成和尚逃亡的故事。
剧本极写建文帝朱允炆的亡国失家的漂泊流离和朱棣的残暴。
虽然此剧写帝王家同姓之间的杀戮倾轧,但建文帝亡国失家的颠沛流离与朱棣的残暴,很容易激起观众对时事的联想和感慨。
此剧在艺术上颇见功力,不少曲文既能准确地传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又能创造出引人入胜的意境。
如建文帝出逃时唱的【倾杯玉芙蓉】: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
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上、滚滚长江。
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
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当时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之说(《长生殿》“弹词”一出中【南吕一枝花】李龟年唱词:
“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逻得歧路遭穷败。
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
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
……”)可见其舞台影响大。
将李玉前后期创作对比起来看,其后期创作艺术较成熟,创作上坚持写实的原则,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反映时代主旋律,反映民众的普遍心态。
苏州派作家:
朱佐朝(字良卿)、朱素臣(名)、毕魏(字万后)、张大复(字星期)、叶时章(字雉斐)、丘园(字屿雪)等人(另尚有朱云从、薛既扬、盛际时、陈二白、陈子云、过孟起、盛国琦)。
朱佐朝《渔家乐》:
东汉大将军梁冀专权,擅废立并杀害国君,清河王刘蒜逃亡,幸渔家女邬飞霞救之,邬飞霞混入梁府刺死梁冀。
邬乃此剧主角,写其胆识。
朱素臣《十五贯》:
熊友兰、友惠兄弟负屈含冤,幸况钟折狱平反。
另外有,毕万后《三报恩》、《竹叶舟》,叶雉斐《琥珀匙》、《英雄概》,张大复《如是观》(《倒精忠》),丘园《虎狼弹》(写鲁智深救金翠莲)。
《如是观》被称为“补恨传奇”,开后世补恨传奇之先河。
所谓补恨传奇,即将历史上古人的未竟事业和遗憾改成圆满的结局,补古人之憾恨,故称。
如夏纶《南阳乐》,写孔明大破曹兵,斩司马懿父子,擒曹丕,降孙权,统一全国,功成归里。
周乐清《补天石》把八种补恨戏集成一帙,即:
《宴金台》写燕太子丹亡秦;《定中原》写孔明统一天下;《河梁归》写李陵灭匈奴而归;《琵琶语》写王昭君归国;《纫兰佩》写屈子回生,重为楚王所用;《碎金牌》写诛秦桧,岳飞直捣黄龙;《如鼓》写邓伯道失子复得;《波弋乐》写魏荀倩妻不死,夫妇偕老。
苏州派是明清之际的一个主要戏曲流派,他们身份不显,地位不高,既未出仕,也非诗人或文学家,写戏为其一生的专业,不标谤门户,无明确的纲领和理论,其主张仅体现在剧作中,即崇尚本色,改变了“十部传奇九相思”的传统,大量写政治戏和时事戏,借传奇警醒世道人心。
他们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题材上有大的突破,剧中人物和事件直接取自现实生活,语言当行本色,具有舞台性。
第三节李渔和《笠翁十种曲》、《闲情偶寄》
在清初,无论对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特别是喜剧创作,都作出了独特贡献的当数李渔。
1611—1680,字笠鸿,一字谪凡,号笠翁,别署湖上笠翁等人,时人称之“李十郎”,兰谿(今属浙江)人。
既是我国古代集大成的戏曲理论家,又是清初颇有特色的戏曲作家。
出身较富,明末曾在浙江多次应乡试,不第。
清初,移家杭州,乃放弃举业,开始戏剧创作,也开始了他文化商人的生涯,自编自导,然后让他家的家姬组成的家庭戏班搬演。
他也经常带领戏班奔走南北各地巡回演出,“以女乐游公卿间”,给达官贵人演出堂戏。
因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在士人眼中,他不太讲求读书人的节操,目之为浪子,而为士林所不齿。
当时的士大夫多“以俳优目之”,袁于令云其“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也”(《娜如山房说尤》卷下)。
此说过于苛求,其时盛行淫侈之风,……
他还在金陵开设芥子园书坊,所印书画,精致美观,驰名全国。
李渔能编戏写戏,懂戏曲表演,能将创作与演出结合起来,是精通戏剧艺术的行家里手。
他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剧作家,也是第一个自觉以戏剧式的构思来进行传奇创作的重要作家。
据他自己说,他一生写过数十种传奇,刊本行世的有《李笠翁十种曲》,即:
《怜香伴》、《风筝误》、《蜃中楼》、《比目鱼》、《凰求凤》等十种传奇,几乎全是喜剧。
他特别强调作品的娱乐性,他自己曾公开宣称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引人发笑。
其大部分作品格调不高,趣味庸俗,但有其特色,即主要是浓郁的喜剧性。
他的剧本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在构思布局、关目情节等方面能够“随时更变”、“变旧为新”,大多情节曲折、关目新颖,引人入胜,结构巧妙,能摆脱前人窠臼,别具一格。
代表作《风筝误》,写貌美才高的韩世勋、詹淑娟和貌丑才劣的戚友先、詹爱娟的婚姻故事。
纨绔子弟戚友先请寄居他家的书生韩世勋于风筝上题画,韩生却题了一诗,后放飞时风筝断线,落于詹家,詹家二小姐、貌美多才的淑娟拾得风筝,并和诗其上,戚生书童讨回风筝后,韩生见到和诗,十分欣喜,也作一风筝以戚生名义题诗于上,故意让它断线落于詹家,未料被詹家大小姐爱娟拾得,并约他幽会,韩生赴约,见其丑陋庸俗,落荒而逃。
后韩生高中状元,戚父作主与詹家联姻,韩生以为娶的是丑女,不肯成亲,及至见面,方知是淑娟,而丑女亦嫁与丑生。
剧中就写二生与二女间相互为追逐配偶而展开的种种争夺、冒充、误会和纠缠,丑女被误作美女,美女又误作丑女,以丑冒美,以假乱真,导致一连串的喜剧冲突,最后真相大白,美丑各得其所。
似乎又揭示了一定哲理:
假冒裁桩,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好事从来由错误”,误会、错认,反倒成了能往理想结局的道路,生活中真假美丑颠倒的现象是普遍的,然而终归要得到纠正,这就是这个剧本所揭示的生活哲理。
《凰求凤》,写三美女相互勾心斗角,为的是追求一美丈夫,而构成层出不穷的喜剧冲突。
李渔善于发掘生活中的喜剧性,广泛使用事件的意外性、偶然性,人物的偷换、冒充、误会、错认及情节的逆转、突变、剧中剧等一系列喜剧手法,使情节关目出其不意,变化多端,让观众常陷于悬念之中。
同时剧本又处处流露出幽默、滑稽、诙谐的喜剧风格,充满了笑料,使观众获得娱乐的享受。
李渔的戏曲理论见于《闲情偶寄》。
它主要分词曲和演习两部分,另外《声容部》也有部分涉及曲论。
其中《词曲部》论述戏曲创作理论,分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六方面;《演习部》论述舞台艺术,主要是表演、导演理论,分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等五方面。
这些囊括了古代戏曲理论的一些主要问题,它全面、系统,层次清晰,显示出较强的理论性。
它把我国戏曲理论批评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我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集大成的论述。
李渔对我国戏曲艺术理论的贡献,突出表现在相当准确和深入地把握了戏曲作为舞台艺术的整体性及其审美特征,他不仅重视戏曲的文学性,而且相当重视舞台性,反对剧本的“案头化”。
因此,他反对过去剧作家填词首重音律或词采的主张,提出“结构第一”,认为“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不仅如此,他还重视剧本的“全局规模”,提出“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等一系列主张,显示出了一个戏曲理论家应有的理论深度。
第四节文人化剧作家
一、吴伟业:
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江苏省内)人,明清之际的大诗人,当时与钱谦益、龚鼎孳合称“江左三大家”,其诗名颇盛,创“梅村体”。
崇祯时入仕,明亡后拟不出仕,乃杜门不出达十年之久,后清廷征召之,不得已扶至京师,曲意仕清,一年后即南归,闭门著述。
他对明王朝、崇祯帝感情较深,又亲见亲历易代之际的社会变故,常缅怀故国旧君,哀山河沉沦,但又因性格软弱被迫仕清,故常自怨自艾,悔恨交加,他入清后的传奇《秣陵春》,杂剧《临春阁》、《通天台》均为哀悼明亡之作,寄寓其故国之思。
《秣陵春》,四十一出,写南唐学士徐铉子徐适与将军黄济女展娘的悲欢离合,剧中以南唐旧事表达对故明王朝的深氏缅怀,据说此剧为作者读夏完淳哀悼南京沦陷的《大哀赋》后感而作成。
《临春阁》,写陈后主危亡之际,其武将冼夫人和宠妃张丽华力图挽救,但终不免国破家亡,最后冼夫人入山修道,张丽华自杀。
作者表彰了张、冼的才具,驳斥女宠误国的偏见,批判误国的文武大臣。
表明了作者对明亡历史教训的认识和总结。
《通天台》,梁尚书左丞沈炯,梁亡后滞于北方,凭吊汉武帝通天台遗迹,梦中被武帝召用,力辞出关(函谷关)。
曲折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亡国后的深隐之痛。
三剧曲辞优美,感情沉痛。
为典型的“写心剧”。
二、尤侗:
1618—1704,字展成,号悔庵、艮堂、西堂老人,长洲人(今江苏境内)人,明亡仕清为翰林院检讨。
有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写屈原遭谗放逐事)、《吊琵琶》(写昭君和番,蔡琰吊青冢事)、《桃花源》(写陶渊明辞官归隐、入桃源成仙事)、《黑白卫》(取材于唐裴鉶《聂隐娘传》本事,写女剑侠聂隐娘故事,借以抒发“人间斩尽奸雄首”的雄心。
卫即驴,聂隐娘如红线侠女,是晚唐藩镇割据、社会动乱的产物)、《清平调》(写李白奉诏赋《清平调》三章及中状元事)五种,合称《西堂乐府》。
《钧天乐》,分上、下两部,上部写人世科场积弊,才学低劣的生员贾斯文、程不识、魏无知之流倚仗贿赂或人情得以高中,而博学多才的沈白、杨云反落孙山,沈白上书揭发科场黑暗,反被官府乱棒打出,他路过霸王庙,于项羽面前哭诉不平,引虞姬落泪。
下部写天界考试真才,沈白等人高中。
此剧意在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和社会黑暗,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论其云:
“置之案头,竟可作一部异书读。
”
其五种杂剧分别借屈原、王嫱、陶潜、聂隐娘、李白的坎坷遭遇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寄托自己的理想。
此五剧亦“写心剧”。
《古夫于亭杂录》卷四尝论:
“词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当行,而东坡、稼轩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
元曲之本色当行者不必论,近如徐文长《渔洋三弄》、《木兰从军》,沈君庸之《霸亭秋》,梅村先生之《通天台》,尤悔庵之《黑白卫》、《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几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
”(王夫之语?
)
三、王夫之(1619—1692):
杂剧《龙舟会》,取材于唐李公佐传奇《谢小娥传》,写谢小娥为父报仇事。
剧中将唐王朝外患频仍、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表达一种末世之感,颇有现实意义。
四、万树:
1625?
—1688,字红友、花农,号山翁、山农,江苏宜兴人。
今存《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传奇,称“拥双艳三种曲”(一才子配两佳人),为才子佳人剧,均写文人的风流韵事。
如《风流棒》写书生荆瑞草应乡试时遇美女题诗而生出种种相思与纠葛,后终于娶谢林风与倪菊人二位美女。
思想境界不高,但艺术水平较好。
第二章洪昇与《长生殿》
《长生殿》和《桃花扇》是康熙年间问世的大型历史剧,为清传奇艺术达到顶峰的标志。
作者号称“南洪北孔”,称名于剧坛。
第一节生平和创作
一、生平:
1645—1704,生于甲申之变的第二年。
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南屏樵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少年知名:
出身仕宦之家,藏书极富,远祖在明朝累代为官,父亲也出仕清廷,外祖父于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尽管他生于明清换代这个天崩地坼的乱离时世之中,但其童年、少年时仍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并先后师事毛先舒等知名文人、遗民学者,受正统教育较深,有遗民思想。
十五岁“便能鸣笔为诗”。
康熙三年(1664)七月初一其廿岁生日那天,与外祖父之孙女黄兰次成婚,伉俪情深(同岁),七夕时尝一同赏月,写《七夕》诗表现新婚燕尔之情,蜜月一过,新妇即随父归京,其写《寄内》诗述其分离痛苦,这种爱情经历(相爱而又分离),无疑有助于后来写《长生殿》述李、杨爱情。
(二)都下求学求仕:
康熙七年他二十四岁,抱着走科举入仕的心理,离家入京,在国子监当太学生,想在仕途上有所干进。
入京后,与京中名流如王士禛、朱彝尊、赵执信,吴天章、李天馥、施闰章等人联吟唱和,诗名大振,但他为人疏狂不羁,“白眼看公卿”,再加上严酷的现实,并未让他青云直上,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学生,仍未得一官半职。
这段时间使他对社会现实有较深较多的了解。
此时,“三藩”之乱(长达八年)、家庭变故可谓家国不幸,他《一夜》诗云“国殇与家难,一夜百端忧”(所谓“家难”,有三:
一“遭天伦之变”,无罪见斥,有家难归,或认为他不得于后母,或以为他不得于生母,或以为其生母为侧室,自己不容于大母;二是爱女夭折,时在康熙十六年即1677年或稍前,他写有《遥哭亡女四首》,数岁后犹哀悼不置;三为其父洪起鲛<武卫>于康熙十四年罹事得罪,十八年发配远戍,洪昇“徒跣号泣”,侍父北行)。
因此他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有了较大改变,对社会有了不满的情绪,也不愿再注功名宝贵了。
自家内变故以后,其生活日益贫困。
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生殿》创作问世,立即轰动了当时整个戏剧界,一时梨园子弟争相搬演。
次年八月,洪昇招伶人于京中寓所演出此剧,邀都下名士和好友观看,然而殊不料,正什佟皇后丧期,有人上本劾其“大不敬”,案发,凡观看者皆受处分,著名诗人赵执信刚中进士,被革功名,永不录用,洪昇自己则被捕入狱,最后被除去太学生资格,时有人诗云:
“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洪昇自己断送了廿年的太学生资格及前程。
(三)落拓南归:
康熙三十年,回至杭州,过着疏狂吟啸的生活,境状更加穷愁潦倒,唯一令他欣慰的是,《长生殿》因得祸之故反而流传更广,致使江南缙绅家争相主持演出。
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夏,江南提督张云翼和江宁织造曹寅分别在驻所主持演出,行后邀洪昇赴会观赏,一时传为盛事。
但洪昇自南京归家,醉后于舟中坠水而卒,终年六十岁。
观其一生,可见大半生坎坷潦倒,生于乱世,长于乱世,因《长生殿》而得罪,因《长生殿》抑郁而死,又因《长生殿》而名垂青史。
这是一代才人的悲喜剧。
其人生悲剧,正是时代所造成的(“昔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二、创作:
洪昇是戏曲家,又是一代诗人,天才横溢。
清中叶大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认为他“诗才在汤若士之上”,这无疑是对他才能的肯定和激赏。
其外祖父黄机《啸月楼集序》云其“于古近体靡不精究,悲凉感慨之中,有冠冕堂皇之气”。
其戏曲,考知的有传奇九种,杂剧一种,今存仅一传奇和一杂剧《四婵娟》(即《吟雪》、《簪花》、《斗茗》、《画竹》四个单折短剧,写四才女——谢道韫与叔父谢安咏雪联吟、卫茂漪向表弟王羲之授书法、李清照夫妇斗茗评论古代夫妇、管仲姬与丈夫赵子昂泛舟画竹。
由此寄托他婚姻美满的情怀)。
诗集《啸月楼集》、《稗畦集》等。
《长生殿》的创作过程:
它写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
写的是一个自中唐以来文人创作中习见的题材。
李杨故事,广泛见于诸多笔记著作和历史著作。
笔记著作如《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酉阳杂俎》、《国史补》等,历史著作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大多持“女人祸水”、“女色亡国”诸观点。
如《新唐书·玄宗本纪赞》:
“呜呼!
女子祸于人者甚矣!
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
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于女子!
”李杨故事及悲剧,在中唐以来的诗、小说、曲艺、杂剧、传奇等文人创作中也多有表现。
杜甫《哀江头》已肇其端,诗中抚今追昔,意多哀悼叹惋:
“明眸皓齿今何在?
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花江草岂终极!
”感叹之情,冲淡了《丽人行》诸诗中的讽刺之意。
到了中唐,更有许多文人进行历史反思,出现了许多咏叹诗和追忆天宝遗事的稗史小说,如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
白诗避开史书、杂史中所记的带有宫廷秽史色彩的描绘,专写二人爱情。
采用民间传说突写明皇在事变后的思念,主题婉而有讽。
另外,还有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宋人话本《杨贵妃私通安禄山》、《杨贵妃舞霓裳曲》、《明皇爱花奴羯鼓》、《虢夫人自有美艳》等(见《绿窗新话》),院本有《洗儿会》等(见《辍耕录》),戏文有《马践杨妃》等,元代有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今仅存残曲)、杂剧《杨太真浴罢华清宫》、白朴《梧桐雨》(借历史故事写兴亡之悲),明代吴世美《惊鸿记》、屠隆《彩毫记》,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作品,或是在李杨身上寄托爱情理想,着重表现其爱情悲剧,或是暴露宫廷中的荒淫生活,明涉秽乱,带有严重的历史偏见。
作者在《长生殿例言》中称他创作中参阅了前人的一些作品,不写宫廷秽乱,在二人关系上,全写李杨二人“钗盒情缘”。
《长生殿例言》中还介绍此剧是“经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始成”,第一稿名《沉香亭》传奇,因感于李白之遇而作,以李白得遇玄宗作《清平调》三章为主要关目,借李白抒写怀才不遇之感。
由于作者好友评此剧“排场近熟”,因作修改。
此为个人运命悲剧。
第二稿名《舞霓裳》,将第一稿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加进政治内容,此为政治剧、历史剧)。
第三稿为今名,因“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专写爱情悲剧。
在康熙二十七年写成。
此为爱情悲剧。
可见,洪昇“三易其稿”、十年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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