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通才的导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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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通才的导师

培养“通才”的导师

　　　　郑可先生自1987年辞世至今已经18载了。

在他百岁冥寿之际，郑可工作室的学子们怀着崇敬的深情相约北京，聚集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共同缅怀这位身怀绝技和一腔爱国激情，为新中国的艺术与设计教育事业贡献一切的一代宗师。

　　1980年，郑可教授接受我这位步入不惑之年的老学生到他的工作室深造。

那时，我们的国家正开始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祖国大地如“春风化雨”焕发生机和活力。

时年古稀开外的老教授郑可先生正带着一班本科生和几位研究生，兴致勃勃地谋划着如何将他们培养成为新时期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工艺美术高级人才。

我有幸在他身边聆听过许多终身难忘的教诲，特别是他提出培养“通才”的理念思路和教学方法以及相应的课程安排，令我这个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多年的人耳目一新，深受启迪，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他曾告诉我，他向业内同仁推介19世纪20年代德国“包豪斯”设计理念以及它对西方工业革命起到推动作用时，人们一片茫然，对“包豪斯”一无所知。

在他看来我国的工艺美术设计水平还比较落后，而且工艺美术设计“三原则”――经济、实用、美观的提法也不够全面，应当加上“科学”二字，即科学、实用、美观、经济。

这四原则比“三原则”要完善些。

因为设计原理和功能要科学，材料应用要科学，生产工艺流程要科学，产品包装要科学，生产管理要科学等等。

只有重视科学，才能提高设计水平。

他之所以强调“科学”二字，是因为他一直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新动向、新成果。

他清醒地了解以前单一学科独立发展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出现了许多新的“边沿科学”，甚至发展到多学科综合性的科学。

正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国际背景之下，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室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方能适应“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发展的需要。

根据那时我们国家的教育方针、具体国情以及国外人才培养的相关信息，他认为以往曾经强调过的“又红又专”的提法已经不能适应科技急速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而“一专多能”的提法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多能”究竟多到多少才算多显然在概念上是不清的。

基于上述分析和比较，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大胆而独到地提出“通才”的培养目标。

他认为让学生懂得艺术的同时又能了解科学，应用科学，这样学生的本事就大了。

所谓“通才”的含义就在这里。

在当时的国情背景之下，这种“通才”理念的提出，显示出郑可教授非凡的智慧和远见，不能不令人折服。

他说：

一个人要做到既是艺术家又同时是科学家是很难的，这犹如“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一般。

但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关注和了解科学家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成果，并且尽可能拿来为自己所用，使自己成为一个“应用科学”的工作者。

郑可教授这种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也印证了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

　　　　　　高浮雕广州爱群大厦1935年

　　　　　　桂南光复纪念碑（局部）桂林20世纪40年代

　　围绕“通才”这一培养目标，郑可教授形象地提出“金字塔”知识结构的新理念。

不言而喻，“金字塔”的尖能砌得那么高，正是建立在宽大坚实的基础之上。

他认为技术是容易学习和掌握的，而艺术修养则是长期积淀的，非一年半载所能及。

而艺术修养又来自文化修养，因此，他要求学生广泛了解相关的姊妹艺术，如诗歌、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等，以扩大艺术领域的知识面。

他对我说：

一个人毕生要读的书太多，是读不完的。

读书的目的全是为了用。

因此，只能选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书来读，急用先读，力求读一本书有一点收获，读一百本就能有一百点收获，知识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每个做学问的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

然而人的脑子难以记住那么多的知识，怎么办？

在电脑时代尚未到来之前，郑可教授要求学生必须建立读书卡片，以帮助记忆。

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又不可能增多。

如何珍惜和合理支配每天24小时，郑可教授认为这也是一门学问。

他把时间分为“收入”时间和“支出”时间，指出增加“收入”时间、减少“支出”时间的诀窍在于“动脑”。

这种浅显的比喻富有深刻的哲理，学生们从中受益匪浅。

　　他严格要求学生，同时更严于律已。

如他拒绝学院领导对他的种种照顾，自己每日早起，从西城白塔寺到东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上班，每日挤公共汽车往返四次，有时甚至六次，每次花费一个多小时，却从来不迟到。

由于劳累，他每次上公共汽车后就找个位置坐下来，借以打盹，既弥补睡眠和休息时间的不足，又能保证充沛的精力来处理工作室繁忙的事务。

正是这种精神，教育和激励学生们珍惜时间，增强自觉学习的主动性。

每天晚上和自习时间，学生们争先恐后到学院图书馆阅览相关图书，收集各自所需的资料。

　　郑可教授十分重视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一方面向学生推荐美学方面的书籍，另一方面安排学生参观各地的博物馆和石窟艺术。

他还从理论到实践向学生讲授现实生活中的美丑与艺术中的美丑关系，以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包括太湖石等抽象形态美的审美能力。

他认为唯有审美的眼力提高了，手的表现力才能随之得到提高。

审美能力的高低是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综合体现。

郑可教授认为“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然主义”，提倡夸张、概括提炼、强化特征的表现和对非特征的简化或减弱。

我们从他在课堂示范的高尔基浮雕像和其他肖像浮雕中，可以看到他对形象特征的娴熟把握所达到的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和肌理的巧妙运用。

他利用陶瓷材质所作的动物雕塑，充分体现了他的艺术主张和独具的慧眼。

这种高度概括的手法通过“零件讲话”把形象的生动性和生活的情趣包揽其中。

更有那“仿生设计”作品形式与功能的完美，无不令人叫绝。

　　郑可教授对学生的技能训练，除艺术专业共性的课堂训练之外，更注重学生每日动手画速写。

俗话说：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通过速写锻炼眼睛敏锐的观察能力，脑子的形象记忆能力、手在瞬间把握形态特征的能力、达到眼、脑、手三者协调统一和“熟能生巧”的目的。

即使在做泥稿（创作）之前，他也要求学生先画草图。

因为在草图上推敲乃至推翻，也总比在泥稿上推敲快捷得多。

如果不先画草图，直接做泥稿，不行再推翻，白白花费好多时间，且泥稿携带也不方便。

画草图既是动脑、动手的训练，更重要的是设计思维和方法的训练。

郑可教授提倡“对立思考”、“多路思考”、“定向思考”的思维方法。

而应用这些思维方法于设计构思之中，遂演化成为设计方法。

郑可教授风趣地称这些思维方法为“狼牙棒思想”。

我想也许正是科学与“狼牙棒思想”结合，化为注入“通才”体内的“血液”，使“通才”具有特殊的活力。

我了解他内心深处企盼着工作室的学生和研究生个个成为精通“十八般武艺”的高手。

为此，他把漫画家、彩塑艺人、面塑艺人等都请到课堂来讲授。

除了让学生广泛了解和掌握艺术领域的表现语言之外，郑可教授还预见到让学生掌握建筑工程方面专用语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而特地请来北京轻工学院的老师，开设了“制图”课程。

他说这是一门自己不必到现场指挥或动手，别人根据图纸就可以完成的“艺术”。

换句话说，这是艺术中的科学。

而今，郑可工作室的学子们，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或从事艺术教育，或从事工业设计，或参与城市规划设计，或主持大型艺术工程的设计等等，都是在他的“通才”理念的培育下各显神通地施展他们的才华。

　　　　　　　　张仃像18.5cmx19.5cm

　　郑可教授在教学方法上推行“模拟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设计与生产的结合。

因此，他的工作室先后多次安排学生到淄博、邯郸、宜兴、宁国等陶瓷产区进行实习。

这种实习如同军事上的“实战演习”一般。

所谓“模拟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设计→生产→销售以及订货（销售）→生产→设计这一市场运作的双向作用。

另一目的是利用陶瓷生产工艺过程，使学生掌握雕塑造型→生产模具→作品材料的转换过程，并从这一过程中领悟和演化出如“造币”、“首饰”等金属工艺产品或其他工业产品的开发。

在他建立的金工车间里就不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试验。

此外，他还培养学生掌握锻铜的工艺技能。

他认为世界上第一部汽车或第一件工业设计产品往往是先用手工制作出来，经过不断改进，待定型之后再投入批量生产，而一件大的雕塑也同样可以用锻铜的工艺焊接而成。

这也是一门涉及造型、材料、加工工艺等知识面较广的应用科学。

　　郑可教授深知工具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

为了提高效率，他很注重对工具的改进。

如利用报废的锯板条加工成多功能的泥塑工具，用竹片做成适合泥塑和浮雕所需的各种工具，并亲自示范。

他的每一件工具的造型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

他说：

工具是手的延长，而手才是最灵巧的“工具”，它是制造工具的“母机”。

所以在做泥塑的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发挥手的作用，只有当手难以达到目的之时，才借助工具来完成。

如果现有的工具难以完成好，则应随时根据需要设计和制造出新的工具。

我在他家中看到书房兼工作室的架上摆的、墙上挂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几乎是应有尽有。

他常常自嘲地说自己是“破烂教授”。

　　郑可教授暮年深感上苍给他的时间不够用，许多知识和技能需要传授，为此，他的内心常常焦急以至不安。

他不顾年迈和辛劳，加速培养人才的计划。

在我离开郑可工作室之后，他又招收研究生，开办造币班和首饰班。

1987年9月中旬，我应文艺研究院易扬先生邀请路过北京，拜见恩师之时，他热情留我共进午餐，而后我告别导师去邯郸讲学。

国庆节前夕，我随易扬先生返回北京，当我再次前往拜访时，惊悉郑可教授已经辞世一星期。

在悲痛之余，他的女儿郑芳转交一本《技术美学》给我，上面写着：

“遵父嘱送给马心伯学习”，想到导师临终前对我这位老学生还寄予如此殷切的期望，让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郑可教授为培养“通才”人才而忘我的奉献精神和对党的坚定信念，正如新华社记者顾德华在《光明日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专栏发表题为“‘我是党的人了’――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教授郑可”的文章中所高度评价和赞誉的，“自觉把自己的工作与党的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他为艺术与设计教育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给学子们乃至艺术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前几年，黄永玉撰写出版的《比我老的老头》书中有一篇“忆雕塑家郑可”，再次唤起人们对这位品德高尚的一代宗师的怀念。

此时，我除了对导师深切的怀念之外，更多的是深沉的思考……

　　（马心伯：

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