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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工业化认识的误区
走出工业化认识的误区
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秀峰
误区一:
工业化过程就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过程。
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区:
一是因为国内外大部分地区,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生态环境被破坏的事实,存在着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二是因为所谓的逻辑推理所致,即:
工业发展必然排放“三废”——排放“三废”就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等。
之所以是一个误区:
一是因为国内外大部分地区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不够、重视不足;二是在推进工业化进程时的技术和手段足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推进工业化进程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循环经济的提出和实施效果就是有力的证明。
误区二:
工业化过程就是能源消费量大幅度增加的过程。
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区:
一是因为加快工业化进程确实要大幅度增加能源的消费量;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消费的大部分能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加快工业化进程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之所以是一个误区:
一是因为通过优化工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完全可以大幅度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水平;二是因为能源资源丰富是贵州省的比较优势,能源工业本身就是贵州工业发展的重点内容;三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新能源产业必将得到加速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源需求将完全可以得到满足。
误区三:
贵州省的发展条件和环境不适合大力发展工业。
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区:
一是因为该部分人认为,贵州省是一个山高、坡陡、谷深、土地破碎,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山区内陆省份,工业发展的成本高;二是因为贵州省是长江和珠江两江上游,肩负着“两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任,不宜大力发展工业。
之所以是一个误区:
一是因为贵州省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许多资源型工业产业是全国需要不可替代的产业,如:
磷、铝、钛等资源形成的工业产业;二是随着交通条件的迅速改善和采用园区化集中发展方式,工业发展成本高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三是因为工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本质上并不矛盾,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财力的增强更有利于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误区四: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是贵州第二轮“大跃进”。
之所以成为误区:
一是因为受195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的“工业大跃进”情况的思维惯性的影响,认为举全省之力,加快工业化进程的举措所表现出来的组织形式与1950年代的情况类似;二是因为目前在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过程中,极少部分地区由于组织不力、方法不当,饥不择食进行招商引资而导致的资源开发的低效益和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的不良影响现象。
之所以说是一个误区:
一是因为这次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0年代的战略选择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主观臆断,本次战略选择是在充分考虑国际国内环境,完全从本省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的科学选择;二是因为极少部分地区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属于发展中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工业强省”战略本身的问题,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管理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误区五:
贵州可以跨越工业化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区:
主要是因为少部分人认为:
产业发展规律不一定适合贵州实际,贵州发展完全可以依托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和区位条件及交通迅速改善的形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进入生态经济阶段;二是因为有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直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事实作为佐证。
之所以说是一个误区:
一是因为作为拥有17.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近4000万人口,农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的区域,与前述的国家和地区狭小区域范围、城市化水平起点高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贵州工业化有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二是因为工业是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整合外部资源最为有效的载体,离开工业载体,贵州省的比较优势资源就难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谈不上与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了;三是因为贵州城镇化进程必须有工业化的坚强支撑。
工业化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必然抉择
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洪名勇
第一,理论研究表明,工业化是实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起飞的发动机。
大部分经济学家如克拉克、库兹涅茨、钱纳里等人认为工业化引起了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才能使国民经济进入更为有效率的运行轨道。
从经济增长范畴看,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强劲有力的“发动机”。
英国学者瑟尔瓦尔将81个国家1970-1977年的统计资料进行了计量分析,证实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和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具有高度显著的相关性。
从结构转变的范畴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不发达经济向发达经济的转变是以工业化为特征的,即以经济中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为特征的。
第二,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看,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从1978年至1997年的20年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农业部分除外)从1978年的0.22亿增加到了1.28亿(1997年数),新增了1亿以上,占1997年全部农村劳动力的28%,占全国劳动力的18%。
非农业乡镇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由1978年的4%迅速上升到1998年的27%左右。
农村工业化(也包括农村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成为改革20年间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经济改革时期同经济改革以前的时期相比,GDP增长率由1952-1978年间的年平均6.1%上升到1978-1998年间的9.7%,加速部分占后者的37%。
因此,农村工业化可以说是改革期间导致经济增长率加速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从国内其他省区跨越发展的实践看,工业化是促进区域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内蒙古为例。
2002年时在内蒙古经济实力在全国排名24位,到2008年,其综合实力超过8个省,年均增长18.4%,增速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0.5%多7.9个百分点。
200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1.49%,到2008年时就增长到2.37%。
在全国31个省区的排位从第24位前移至全国第16位、西部第1位。
内蒙古的经济腾飞,主要在于工业的高速发展。
其三次产业结构在2002年时为21.5:
42.1:
36.4,到2009年时,为9.6:
52.5:
38.0。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从42.1%上升到52.5%,提高10.4个百分点。
目前内蒙古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为能源、冶金、化工、装备制造、农畜产品加工和高技术6大优势特色产业。
第四,从贵州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
1978年至2009年工业对贵州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14%,但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又发现,贵州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工业化水平比较低。
2009年,贵州国内生产总值为3894亿元,也仅为全国的1.16%。
2009年,贵州工业增加值为1253亿元,仅占全国的0.93%,只排在甘肃、宁夏、青海、海南、西藏等省区之前,仍处于全国第26位。
按照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多国模型,用1982年美元进行计算,当人均GDP为728-1456美元时,这个国家就处工业化初期,按照1982年美元和购买力平价计算,2009年贵州人均GDP为1013.13美元。
贵州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贵州与其他地区发展的差距在工业,同时潜力也在工业、希望还在工业。
第五,走工业化之路,实施工业强省战略,贵州具备良好条件。
贵州不仅是西南地区的陆路交通枢纽,而且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基地,贵州境内矿产资源种类繁多,资源丰富,分布广泛,门类齐全,且成矿地质条件好,是著名的矿产资源大省;贵州省能源资源丰富,水能与煤炭优势并存,水火互济。
同时,贵州工业发展有一定基础,可充分发挥国防战备产业、煤炭、化工、矿产、烟酒等工业优势,走具有贵州特色的工业化之路,形成大力发展电力、煤炭、冶金、有色、化工、装备制造、烟酒和以食品、医药、旅游商品等为主的特色产业等十大支柱产业。
进而促进贵州经济的跨越发展,促进贵州经济尽快“起飞”。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西部发展能力研究中心博士李晓红
一、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工业化。
现代化是50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也是中国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诉求和目标。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而引导这场激烈、广泛和深远的社会大变革的主线就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其本质是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性要求的适应,它发端于工业化,以工业化作为其主要的推动力,通过实现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最终实现现代化。
二、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总结各国的发展经验,工业化之所以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主要是后工业化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后现代化是对现代化内涵的丰富和完善,这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道理很简单,因为沙滩上建不起大厦,没有工业化的前期积累,“后工业化”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当然,说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并不是要否定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相反,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经验,吸取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教训,快速、高效、优质地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涵在不断演进。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这也直接引发了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三者关系的讨论。
人们将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称之为“第一阶段的现代化”;将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化称之为“第二阶段的现代化”。
但是,不管名称如何变化,信息化并不是对工业化的替代和否定,而是工业化的延续和发展。
同样,对于走工业化发展战略,人们最担心的是环境问题。
对此,我国早在十六大就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在这里,“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对工业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正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性过程,其内涵随着实践的发展正不断丰富。
因此,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最重要的不是纠缠于不同的术语,而是要科学把握其时代性内涵,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因地制宜地推进工业化进程。
借鉴国内外经验推进工业化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江东坡
一、贵州应选择复合型工业发展模式。
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化阶段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路,除爱尔兰和新加坡这样的特例之外,几乎所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经历过重化工业阶段的积累而获得工业高度化的前进动力(新加坡没有经历重工业化,却有发达的石油化学工业)。
国际经验还表明,在技术发达的今天,工业化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韩国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从工业化所需时间来看,英国走了200年,美国走了150年,日本走了了100年,而韩国只用了30几年。
因此,贵州工业化在整体上应该凭借能源化工等重工业基础,以面对东部沿海地区“出口”的内需导向型重工业为起点,推动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及附加值;以“三线”企业和大中城市中具有科技优势的企业为依托,推进重工业企业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来指导重化工业发展,将信息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
在局部发展上,贵州应借鉴印度发展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打破没有传统工业发展、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的理解,抓住信息时代机遇,直接在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国内外竞争与合作,加快发展轻型结构的高新技术产业(重化工业中也有大量的高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生产型服务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与此同时,为防止单一依赖资源型产业导致地区产业结构性衰退后果,应大力振兴特色产业,例如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特色旅游业等,使我省工业化沿着轻、重工业与特色产业协调发展的多元化道路前进。
二、加快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优化资源配置。
各国工业化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市场机制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工业效率,尚未发现以行政性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取得成功的先例。
因此,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是我省面临的重要任务。
要逐步消除政府有关部门对经济资源配置的过大分配权,使工业增长从源头就面向市场,发挥市场机制的“自组织”和“试错”功能。
当务之急是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弃对产品和一部分服务价格的行政性审批,疏通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体制条件。
即使对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某些垄断性资源产品,政府也要建立起反映各方利益的公开透明的协调论证机制。
三、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导向作用。
要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我省工业化不可能沿用过去完全依赖国家投资的方式,要学会利用两个市场,运用金融创新手段吸引国内、外投资,调动区际间资本流动。
软环境的建设和治理,是一项涉及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环境保护、对外经贸等各个经济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单独一个部门能够决定和解决的。
这就需要调动全社会力量,借鉴先进东部工业化发展的软环境治理经验,结合我省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在实行政务公开、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健全对权力的制约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
四、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
首先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其次,发展产业集群,克服资金这一制约我省工业化进程的瓶颈,保证我省工业化的持续发展。
上海、广东、台湾等发达省份和城市的经验表明,产业集群是企业控制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最佳途径。
应根据我省独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支撑条件,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加快在具备产业集群的地区形成一批技术含量高、具有现代产业组织活力与管理水平、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和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群)链,促进我省特色优势产业集聚。
从基础投资走向产业投资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吴述松
一、产业投资非饱和问题凸现。
10年西部大开发后,持续的公共固定资产,改变了贵州经济发展的矛盾——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不足转变到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入不足。
2008年总资产和人力资源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低于1,产业投资非饱和问题凸现。
这一结论有两个经济意蕴:
第一,公共固定资产投资外溢性凸显,贵州今后的经济容量、发展潜力已经有根本改变,为今后产业大发展、大力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
因此,贵州在继续保健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应该着手从事、或者逐渐转移到产业投资;第二,贵州只要有持续的固定资产投入,尤其是竞争领域的产业固定资产大投入,就能够实现贵州经济的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大发展,因为贵州投资的边际产出低于1,远离饱和投资。
二、产业投资资金来源与投向。
第一,国家资本和法人资本是今后贵州招商引资的抓手,这与贵州三型外延经济相关。
2004、2008年的经济普查数据看,贵州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主要构成是国家资本和法人资本,而且对比两次经济普查数据及其变化,这一趋势无大改变,就固定资产的惯性理论看,这一趋势长期内也不会改变。
因此,贵州未来招商引资的重点,除继续关注新生的外商投资外,还是应该把招商引资的着力点和抓手放在国家资本和法人资本上。
第二,中央、地方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功能更明确、强化。
依据非平衡发展的理论及其经验,更加突出在有条件的地方的相对进行相对集中化、规模化的固定资产投资。
若贵州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在基础项目上,也应该向对产业发展有直接促进作用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和产地基础设施投资上。
贵州落后,经济总量小,人均GDP低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有限的、相对总量偏低的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多领域、太泛地域,无法形成集聚发展、规模发展。
工业发展的价值链战略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蒙丹
落后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使得贵州省工业发展没有形成像发达地区那样的规模化、集群化发展趋势,即使建设了各种工业园区,园区内各企业也是独自发展,缺乏联系。
这种产业组织状况使得贵州省工业发展一直处于一种低速、低效的状态。
在对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较为先进的企业和产业发展方式,是一种能够真正推动贵州省经济增长和实现贵州省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引擎。
价值链作为一种产品内分工下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通过各价值链构成企业在自身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战略资源重构,以并购、外包、联盟等方式将具有协同效应的其它企业纳入价值链中,并进行整合、治理,可以改变生产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实现各价值链参与企业在领导企业组织下合作生产,达到各价值链环节的最佳规模,同时通过处于同一环节的厂商间的有序竞争,推动各生产环节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且在领导企业的逐步“归核化”战略下,实现领导者比较优势的保持和竞争优势的迅速提高以及对价值链控制力的增强,从而改变当前贵州省工业企业规模过小,龙头企业缺乏或领导作用不强,各企业原子状分散、无序竞争的状况,形成以领导者独特竞争优势为支点,价值链各环节厂商比较优势有效结合为杠杆的产业发展手段,推动贵州省工业产业跨越式发展。
从目前贵州省工业企业规模状况看,缺乏有足够实力的龙头企业和核心企业,加之企业经营管理者水平有限,竞争意识薄弱,缺乏足够的开拓扩张的胆略和精神,使得整个工业产业发展没有足够的竞争压力和激烈的竞争氛围。
这样一种产业竞争状态是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一种产业内生动力,激发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和并购重组行为的。
因此,需要借助外力尽快形成一个价值链领导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调整均衡扶持政策,采取有条件倾斜的重点扶持政策,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鼓励和支持行业中竞争力相对较强的企业进行行业并购重组,迅速扩大自身规模,构筑一定的垄断力,并初步形成区内行业龙头对其它厂商的吸引和组织状态。
对于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工业企业来说,则需要主动地需求自己不具备的关键资源,根据企业在各阶段的比较优势,对行业内和相关行业其它厂商的吸引力与控制力,行业发展状况以及企业发展急需的战略资源,确定该阶段战略目标,明确整合对象,选择合适的价值链治理模式,构建起自己的价值链。
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价值链这种先进的分工协作生产方式,将自身优势与他人优势相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二、加快推进具有贵州特点的新型工业化的基本思路
具有贵州特点的新型工业化,是在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总体部署的前提下,从我省的发展基础、资源秉赋、区位条件、环境容量等实际出发,沿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工业发展,使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使工业强省和生态立省有机统一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按照国家和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科学调整生产力布局,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进一步确定特色鲜明、结构优化、科技领先、重点突出的产业开发方向,重构可持续的有效开发模式,增强工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在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中逐步走出一条根本有别于那种通过廉价劳动力,低价土地、矿产、水资源和能源来承担粗放开发及产业转移,产业链短、层次低,甚至拼消耗拼环境,先污染后治理,治理成本高于开发成本的工业“发展”的路子,使“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在贵州相得益彰,构建生态工业体系,成为绿色的工业化省。
经预测,至2013年我省工业化进程综合指数将达到34.9,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2020年可以确保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62以上。
据此,近3年我省应着重于加速“赶”、抓紧“转”,使发展方式和工业总量双跨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双向好;而后在持续发展中更加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力争“十三五”期末工业化综合指数超过66,进入工业化后期,缩小与全国工业化进程的差距。
在今后十年以至更长时期,我们加快推进具有贵州特点的新型工业化,总的来讲需要着重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
(一)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工业发展
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是有机统一的。
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工业发展对解决贵州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我省发展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是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工业发展的全部环节正是解决这一突出矛盾的关键所在。
同时,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工业发展是我省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的客观需要。
我省总体上保存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具有建设生态文明的比较优势和加快工业化的巨大潜力,需要我们在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中切实把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突出的竞争优势之一,把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把大力推广低碳技术、发展生态工业、培育绿色经济作为战略支点,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融产业发展于生态建设之中。
特别要注重转变资源开发方式,完善清洁生产、安全生产机制,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提高整体效益,重点推进节能减排,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加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把各类企业都办成“环保工厂”,推动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发展。
(二)着力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目前的着重点,一是要深化发展能矿经济。
仅仅强调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已经远远不够了,要把发挥能矿经济的配位组合优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把延伸其产业链、拓宽其产业幅、增加其附加值作为主要着力点,推动能矿产业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既为加速发展提供可靠的能源支撑,又有利于扭转我省资源开发“双流失”的局面。
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高标准高水平地建设一批能矿产业基地,使其成为增强贵州综合经济实力的稳定要素。
二是要进一步培育发展制造业。
包括做好一般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和拓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协同配套,提升制造业整体水平。
发展一批主业突出、技术先进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企业集团,重点打造黔中特色装备制造业基地。
三是要加快建设特色轻工产品基地。
发展烟、酒、药、食品和旅游商品为主的特色产业,增强对农业的带动和对重工业的支撑作用,加快建成全国重要的优质“两烟”基地、名优白酒基地、中药现代化基地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
四是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要以新材料产业、先进制造业、电子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与医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为重点,推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前景广阔的核心技术加快产业化步伐,力争到2015年初步把我省建成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是针对资源约束条件及其变化的反应、调整和改变。
因此,不同区域都要客观分析各自比较优势,在调整生产力布局、优化经济结构中尽可能做到当前与长远、重点与一般、局部与全局相结合,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尽快取得实效。
省里要统筹安排,注重解决地区间发展差异程度过大问题,在开发方向和产业重点上都应权衡利弊,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也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推动工业发展主要是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积极主动为企业和客商牵线搭桥、排忧解难;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把握好政策导向和产业导向,影响市场进而影响企业的选择。
(三)科技领先、创新驱动,努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坚持基于自我发展能力的新型工业化,推动工业朝着高端化高新化方向发展,是贵州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必需。
第一,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工业的内生增长力。
在科技创新路径选择上,我省应立足现实,强调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基点,并区别情况积极推动合作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的自主创新模式,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设立科技风险投资引导基金,重点用于支持重要技术、共性技术研发及产学研合作开发重点项目。
要依托大型骨干企业,联合省内外研发机构,加快对关系我省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和课题进行集中攻关和联合开发,力争在一些重大领域的重点技术研发上率先突破。
要尽快建立一个覆盖全省全行业的高新技术交流服务平台,完善科技成果与专利技术转化服务,促进人才、设备、设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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