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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与中国文化
易经与兵法
易经的妙处可以拓展到军事等领域,在战争中求阴阳平衡,虚实结合法则。
易经中“征”字出现了18次,这个“征”拆开来就是奇正,因为两个人就会变奇,与孙子在《兵势篇》提出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有明显的共同点。
易经中的吉凶在《孙子兵法》的开篇中就充分体现,开宗明义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就是吉凶。
孙子把战争与国家命运,人民的生死紧密联系起来,就是与吉凶联系起来。
师卦讲的是阴阳变化。
“师”指军队,师卦,阐释由争讼终于演变成战争的用兵原则。
战争是凶恶的工具,用兵必须慎重。
军队必须是正义之师,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战无不胜,这是师卦的主要精神。
比挂,阳生阴成。
提倡“以柔克刚”,中国古代“柔”与“刚”都是武器,“柔”是钩,“刚”是剑,在战场上有时钩比剑的作用和威力要大。
他幽默地说,所以现在说女人的武器不可轻视。
比卦还主张和谐,内部团结,与孙子“上下同欲”、“同舟共济”是一致的。
遯卦主张“以退为进”。
孙子和毛泽东兵法也都主张“以退为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说的就是“以退为进”。
毛泽东是“以退为进”的高手,退出延安就是典型的案例;“二战”中斯大林也践行“以退为进”,最终取得胜利。
易经的哲学思想与孙子的哲学思想如出一辙,面对强势和弱势,易经主张不用抗争的形式,不流血冲突,采取柔和的方式,与孙子的和平理念,尽量降低战争的灾害完全吻合。
易经与书法
周易的精髓就是用阴阳的对立统一,之间相互渗透转化,来揭示万物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
而书法作为一种特别的,诉诸于视觉的抽象艺术,那上面的黑白(墨色与空白)的有效交融,正是体现出易中阴阳互相交错、消长的生命意识。
她也是建立在人情怀中的一种哲学,最能体现人的生命底蕴。
从点到线,由线成字,再通过字的组合,成为一幅完整的书法。
这与易经理论一样,遵循了宇宙造化之理。
从无极到太极,由太极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再由八卦中纯阳、纯阴的乾、坤二卦为开端,推移演变为六十四卦......循环无穷尽也!
书法非常讲究笔墨与章法。
在笔墨上,讲究虚实、刚柔、大小、曲直、干湿、浓淡、黑白等相互转换、和谐统一等问题。
上面的一点一画、一招一式无不与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相融通、相渗透。
刘熙载《艺概》中说;“书要兼备阴阳二气。
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
又云;“画有阴阳。
如横则上面为阳,下面为阴;竖则左面为阳,右面为阴。
惟毫齐者能阴阳兼到,否则独阳而已。
”他将书法与阴阳之间的辩证阐述得尢为精细。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书法艺术的基本因子就是在运笔的动静、在变化对立中求统一,达成合谐共存,方为上乘。
否则,不讲阴阳,不讲变化的书法,只能算是写字,而算不上是艺术了!
在书法的结体章法上,讲究欹正、俯仰、顺逆、疏密、避让、向背、连断、疾徐、开合等。
在字里行间,要做到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
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而不空,实而不板,参差错落,动静结合。
并须字字意别,勿使雷同。
这就与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每个卦与卦之间的交错互补,每个爻与爻之间的乘承比应,相契合。
因为,书法与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深深植根于以《周易》为核心的古典哲学理论之中!
也只有通过阴阳互补才能焕发出那无垠的生命力。
否则,阴阳一失调,定会出现生命的病态,实则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
正如蔡邕在其《九势》所提: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阴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他道出书法艺术源于自然,离不开天地神韵的感召。
系辞曰: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意思就是说,要让学者能达到“易”理哲学上那“天人合一”的精神凝结。
而书法的本质精神也是在培养人克服心浮气躁,让人的内心世界脱胎换骨!
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书法之妙,堪称美学之灵魂,讲究内揠与外拓。
最高层面则是追求意境、神韵!
敛心为阴,展笔为阳。
一幅好的书法必须是神,气,骨,肉,血,五者阕一。
它将天地事物与人之所感应的,真、善、美合为一体的最直接表现!
创造意境的前提就是先以形写神、融情于景(当然还有一种是笔墨无法企及的那种朦朦胧胧的“虚”与“玄”)!
就如《易·系辞传》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就是以物取象,通过客观形与神与主观情趣的高度统一来达到意境美!
若一幅书法作品有形无神,或无形无神,就根本谈不上是艺术了!
《说卦》云: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周易》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它无所不包,全息了中华所有文化。
它的深邃哲理对中国的书法艺术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的书论《三十六法》,其中就例举了大量易学中阴阳辩证理念。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灌对《周易》更是推崇倍至,他在《书议》、《文字论》、《书断》、等很多著作,俱以易理来诠释书法,阐述书理、书论!
易经与文学
(1)《周易》的文学思想是后世文学批评理论的滥觞
《周易》作为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是通过“形象”来说明哲理的,这类“形象”以两种方式体现:
一是依赖于卦形符号的暗示,二是借助于卦爻辞文字的描述,二者体现了早期的文学象征意义。
由于卦爻辞摄取了各种人所熟知的象征物,创造了生动而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兼之卦爻辞富于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这就是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
① 鲁迅: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3页。
卦爻辞摄取了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使幽隐的象征意义鲜明化。
在四百四十八则卦爻辞中,作者摄取了人们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或现象作为象征的客体,这些象征物包括十一类,一、人物:
加王、公、夫、妇,二、人体:
如耳、鼻、股、趾,三、飞禽:
如隼、鸿、鹤、雉,四、走兽:
如虎、豹、马、鹿,五、水族:
如龙、鱼、龟、鲋,六、植物:
如杨、杞、葛,七、器物:
如车、舆、瓶、瓮,八、食物:
如酒、肉、膏、■,九、建筑物:
如宫、庙、屋、庐,十、山川原野:
如陵、陆、渊、谷,十一、气候现象:
如履霜、日中、不明晦、密云不雨……等等。
《周易》作者之所以取用如此广泛而且为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目的当然是力图使卦形所寓含的幽隐的象征意义得以鲜明地体现。
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乾》卦以龙的运动变化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卦爻辞往往建立在富有哲理性的暗示的基础上,这就造成其象征意义的含蓄性。
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所说“象征在本质上是双关的或是模棱两可的。
”前人说“《易》难看,不比他书,……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类?
读易》),正因为“龙”是用作暗示的象征物。
我们仍以《乾》卦为例。
《乾》卦的象征物是“龙”,而作者的本意“说龙非真龙”,是以龙的运动变化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其终极目的,是以“龙”来说人,以事物的发展过程暗示人的行为,二者事实上又内在地融合为一体,象征着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依存于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环境中。
其六爻分别暗示了这种变化的复杂过程,旨在告诫君子如何审时度势,奋发有为。
显然,卦爻辞的这种暗示性,使其内寓的哲理颇为丰富,使象征意义耐人寻味,启人深思。
所以朱熹说:
“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
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密端正”。
①对于这个特点,《系辞传》说: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所谓“其旨远”,即《周易》的哲理意味深远;“其辞文”,即卦爻辞富有文彩;“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正是说卦爻辞的暗示性导致其象征意义的含蓄化。
《周易》卦爻辞的象征艺术,对后世文学表现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里,我们就卦爻辞的“象征”同《诗经》的“比”、“兴”作一比较分析。
比:
象征艺术本来就含有浓厚的比喻因素,因此,卦爻辞创造的所有的象征形象,也可以说都是通过特殊的“比喻”来显示一定的哲理意义。
卦爻辞象征的“比喻”性,类似“暗喻”,即所喻指的对象在爻辞中一般不出现,其义复杂含蓄,而《诗经》的“比”,大部分是明喻,如《诗经?
魏风?
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士,爰得我所。
作品以硕鼠贪婪无厌的丑恶形象,来比喻靠剥削为生的贵族,表现人民的反抗。
无论暗喻,或是明喻,就其实质而言,《诗经》的比喻手法与卦爻辞象征的“比喻”性,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兴:
《周易》的取象,是拟取人所熟知的各种物象来象征其哲理意义;《诗经》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两者在借助外物以创造形象,寓托内情这一基本方式上是颇为相似的,故清章学诚言: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
”①
如《周易?
大过卦?
九二》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其意是枯老的杨树重新发芽长叶,反枯为荣,老头子娶得少女为妻,转向年轻,所以无不利。
爻辞中“枯杨生稊”是起兴,引起下文,并比喻老头子娶了年轻女子为妻。
作品的鲜明的形象,铿锵的韵调,触景生情的比、兴手法,写出了老人寻得青年配偶,呈现着枯木逢春的生机。
再如《诗经?
周南?
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作品以洲中嘻戏的关睢鸟起兴,引起男女相爱的正文。
通过对《周易》及《诗经》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周易》卦爻辞的象征艺术与《诗经》比兴手法的联系。
《周易》卦爻辞取“象”以寓“意”的象征艺术,对其后的文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诸如先秦诸子文中突出显示的运用寓言阐理的特色,如《孟子》的“揠苗助长”,“奕秋诲奕”;《庄子》的“疱丁解牛”,《韩非子》的“滥竽充数”,“郑人买履”;《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列子》的“杞人忧天”;《战国策》的“南辕北辙”等等,以及屈原作品高度发挥的“兴寄”手法,都显示着《周易》象征艺术的深远影响。
此外,《易传》的哲学思想也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对此,过去的一些文学批评都曾有所提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易传》文学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观点之一是“象”这一观念。
《系辞》说:
“是故易者,象也。
象也者像也。
”这是以事物的形象解释易。
于是,便“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产生八卦,又以八种卦体和阴阳二爻的变化,比附万事万物。
《易传》中象的观念的形成、阐释和提倡,推动了从具体事物出发的思维方式,因此,易象便与文学形象具有某些共同之处,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
“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指出“易”与文学的关系。
他同时认为“象”包括“人心营构之象”,这即是通过想象创造构成的形象,他用比兴解释易象,又强调创造的形象与自然之象的关系,认为易学能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这就把《易传》的“象”及其对文学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易象模拟自然,《易传》将“易”解释为对客观事物的模拟,这一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即是要求文章也源于自然。
文源于自然说给予后世文论的影响,包括两种理论,一种是强调师法自然,反对人工雕琢,以苏洵、苏轼为代表;另一种则认为文章应象自然界那样变化多姿,以皇甫湜、田锡为代表。
《易传》文学思想中的另一个观念是“变”。
《系辞》说:
“生生之谓易”,生生即是不绝之辞,指变化不绝,万物恒生。
因此,《周易》的每一爻都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卦爻辞则是带有主观感情的对种种变化的描述。
《易传》的“变”的观念,为文学形象的复杂性、生动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为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提供了哲学的说明。
《易传》“变”的观念,影响后世文论极大。
刘勰《文心雕龙》便有“通变”一篇,专讲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指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意思是说文学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创造。
显然,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受《易传》“变”的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凡主张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者,无不称引《易传》而加以发挥。
如袁枚认为“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
”(《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清代叶燮论诗,强调发展变化,认为“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
”又说“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
古云天道十年一变。
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
”(均见《原诗内篇》)认为万事万物皆变,这正是《易传》的主导思想。
《易传》的“穷、变、通、久”的有关“变”的说法是后世文学变化创新学说的基础。
受这种“变”的影响在文学上便出现了“变”的理论,“变”的现实,一种文体或一种风格,发展到了末流,写到了穷尽处,不变是不可能的,只有变才能拓展局面,扩大范围,文学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及人生,才能保持其永久的生命力。
这当然要归功于《易传》“变”的观念的影响。
《周易》中的“变”的观念还包括阴阳组合及物极必反的思想。
这两个基本思想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极大,仅以小说为例,《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张飞,《水浒传》中的宋江、李逵,《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都是阴阳两极性格的最佳组合,而这些作品的情节发展,又无不是遵循着“物极必反”的原则进行的。
(2)《周易》文学现象中的美学意蕴
其一,“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滥觞。
文艺的流派主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都扎根于现实生活,都具有现实性,但又有区别,前者偏重现实本身,后者偏重生活理想;前者强调写实,后者强调写意;前者所创作的审美形象往往是现实中存在的,后者所创作的审美形象多带有假想的特点。
究其实,这后世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早在《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中见端倪。
所谓“观物取象”,正如《易经?
系辞》所言,观夫自然、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再模拟这些具体事物,使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易象”。
正因为这样,《周易》中出现的具体形象,即“易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作者“观物取象”的产物,因此,它们与大自然、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相象。
当然这种相象是经过作者的选择、加工,概括和重新组织的。
《周易》的“观物取象“始终是以客观存在的现实为中心的,强调现实本身,它所创作出的审美形象,是描摹现实的“写境”。
尽管《周易》作者不会意识到他在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但“观物取象”的实质已构成现实主义的主要因素。
与此相反,所谓“立象尽意”,则是与“观物取象”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
《易传?
系辞》言:
“圣人立象以尽意”,亦即王弼《易?
略例?
明象》所言“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
《周易》的作者正是要通过立象以尽意,所谓尽意即是要对天下之道上下求索。
《易传?
系辞》说:
“夫《易》何为者也?
夫《易》开物(揭开事物的真相)成务(明确成就事业的方法),冒天下之道(总括天下事物不断变化的规律),如斯而已者也。
”
《周易》作者为了“尽意”,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使《周易》中不少卦爻辞的含义往往超越了它简短的语句所能概括的范围,由有限转入无限,转向大千世界、浩渺宇宙、茫茫人海。
为了尽意,作者有时通过想象、幻想,虚构了一些带有假设性的奇象。
如前所述《泰》卦( )的地( )在上,天( )在下的奇象,以此显示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相交,象征着天地交感,意味着变化发展。
从而万物生生不息。
所以,《泰》卦象征吉利,因为它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周易》作者通过想象、幻想、虚构的这一奇象,便将《泰》卦的深意尽情表述出来。
为了“尽意”,《周易》的作者有时驰骋想象,到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去取象,比如《乾》卦,摄取古代传说中龙的各种不同形象,表现事物发展的过程,同时尽量表现多方面的人生哲理,龙的形象当然是假想的形象。
《周易》的立象尽意偏重于生活理想,其所立之象,主要是写意,其中呈现的审美境界,是寄托理想的“造境”。
这些又无意中构成浪漫主义的主要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道洪流的源头是《周易》中的“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
其二,“以象喻理”——文学形象思维的第一步。
在《周易》的创作过程中,“观物取象”或“立象尽意”,都坚持了“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周易》的大部分内容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以象喻理”。
通过比喻,以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去表现一定的生活哲理,这一点使《周易》这部哲学著作同时兼有文学特征。
这种表现方法,可以说贯穿在《周易》全部内容之中。
《周易》中一些卦爻辞既是喻理之象,也是形象鲜明的文学作品:
如“明夷于飞,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些卦爻辞,实际上已与民歌区别不大。
《周易》的“以象喻理”,正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以象喻理”的过程正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具体的形象。
《周易》的作者虽然不会自觉地认识文艺的这一规律,但是他们已经用形象和图景来思考,坚持了“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表明上古人们已不自觉地迈出了艺术思维的第一步,掌握了文艺的特征。
《周易》“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启示历代文艺家充分重视文艺的特征——形象性,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陆机的《文赋》进一步从理论上谈到这个问题,所谓“期穷形而尽相”正是文艺的形象性的要求。
刘勰的《文心雕龙》强调文艺作者要“神与物游”,“物以貌求”,都是强调文艺作者要进行形象思维,要以形象说话。
其三,意在言外——诗词寄托说的先声。
为了“以象喻理”,《周易》常用一些生动的比喻,这些比喻往往不让特定的被比喻的主体事物直接出现于文中,仅仅描述取作比喻的客体事物,这一特点,使《周易》具有寄微于显,意内言外的特点。
《周易》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坤》卦为例:
坤:
元亨,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安贞吉。
初六:
履霜,坚冰至。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
含章可贞。
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
黄裳,元吉。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用六:
利永贞。
此卦中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外在的字面意思是二龙在野地搏斗,流血染泥土,成黑红黄混合的颜色。
其隐微之意是用以比喻人间之战,双方不免俱有牺牲。
因此,要谨慎从事。
此爻所象征的这种意义,在爻辞字面上并没有任何表现。
这种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是要求读者通过表面浅显的事物,领会其中寄托的深刻含义。
这内在的含义,往往还要读者凭着各自的生活体验去作补充,去再创造,才能心领神会。
由《周易》始创的这种表现方法,在我国诗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采用。
“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在诗歌中使用相当多。
历代诗论家都主张“人贵直,诗贵曲”,多强调“语不欲犯(语言不能直接说出题旨),思不欲痴(思维不能像伦理思辨那样痴滞呆板)。
”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说:
“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
惟有所寓托,形容模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这段论述强调了诗的寄托说。
词较之诗,则偏重于抒情,它不着重再现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着重表现人的内心活动,即人的思想、感情、心灵、意念的流动,因此,词比诗更要求“以少总多”,“语不欲犯,思不欲痴”。
清代张惠言,将《易》学的论点运用到词论上,提出了“意内言外谓之词”的寄托说,强调词贵寄托,要词外求词。
《周易》所开创的“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成为我国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法,被历代文人重视,因为这种写作方法将间接性(虚、隐的方面)寓于直接性(实、显的方面)之中,使直接性与间接性矛盾双方达到和谐统一。
这种方法所创作的作品往往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十分耐人寻味。
其四,“杂”与“一”的统一——《周易》中的艺术辨证法。
《易传》: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文章须如虎豹的斑文,灿烂而多变化,富于文采。
对实现这个标准,《周易》提出了独到之见。
《易传?
系辞》:
“物相杂,故曰文。
”意为必须让一些对立因素相杂相错,相反相成,才能斐然成章。
并云:
“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意为《周易》反映天下之事内容非常复杂,但却不离其主旨——事物变易之道,全文是统一体。
由此我们得出《周易》所谓的“君子之文”是“物相杂”与“贞夫一”的统一。
如果只有杂,势必使文章杂乱无章;反之如果只有一,势必使文章单调乏味。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处理得当,达到矛盾的对立统一,多样而和谐,才能言之有文。
因此,《周易》较之同时代及以前的散文更富文采。
《周易》中蕴含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对后代艺术家颇有启示。
他们能意识到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多样中求和谐的重要性,他们能将诸多矛盾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如取舍、详略、虚实、浓淡、平奇、抑扬、擒纵、巧拙等等。
正因为历代文学艺术家能在艺术的矛盾对立中求得和谐的统一,才产生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没有矛盾的统一,就不会有中国古老而精彩的文学艺术。
这当然要得力于《周易》中“杂”与“一”的启示。
周易对中国文学风格的影响。
《周易》叙述描写事物词汇相当丰富,语句简短、洗练、生动、形象。
如描写震雷之下人的各种不同情态:
“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七■”(《震》卦);描写敌人入侵,家园遭破坏后,人们的悲苦“出涕沱若,戚嗟若”(《离》卦);述说对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要求,不能任凭“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家人》卦)等。
再如描写动物:
写猛虎扑食曰“虎视眈眈,其欲逐逐”(《颐》卦);描写马的形色是“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贲》卦);讲龙在野地搏斗则“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卦)。
《周易》中的这类描写尚有很多,正因为《周易》使用了相当丰富的词汇,以完整而又洗练的语句,描绘出生动的事物形象,因之也取得了相当的文学价值。
其四,《周易》卦爻辞中的短歌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周易》中有不少短歌,少者只有两句,多者不过六句,大都韵律和谐,句法整齐,可以咏唱。
如:
《屯》卦: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归妹》卦: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等,这些短歌言简而洗练,理玄而旨深,隽永、含蓄,前人陈骙《文则》曾云“易文似诗”。
张蔚然《西园诗塵》则进一步指出“易象幽微,法邻比兴”。
《周易》卦爻辞中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也很多,如:
《中孚》卦: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如:
《否》卦:
“其亡!
其亡!
系于苞桑。
”内容是说如果人们常常保持警惕,想着“我要灭亡!
我要灭亡!
”那么,这个人以及这个国家就不会灭亡,而且还会像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桑树那样巩固。
这里以苞桑来比喻国家的安固。
《周易》卦爻辞采用兴的手法的短歌如:
“明夷于飞,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此歌以明夷鸟垂翅而飞起兴,写君子饿着肚皮走路,表现了行役人的艰苦。
又如:
《中孚》卦“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里,上句说的是雄鹤唱,雌鹤和,鸣叫的鹤儿在树荫,它的对偶和之,以此兴起下句:
“我有美酒在杯中,与你共饮之。
”表达了彼此之间的愉快感情。
《周易》中出现不少生动的短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①受民歌影响,这部占筮书“观物取象”,所观之物都与人们生活、存在密切相关,这中间自然难免有普遍存在于民间的歌谣。
②《周易》作为筮书,筮人需要背诵卦爻辞,只有短歌形式比较容易成诵。
因此,其短歌之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
易经与建筑
“系辞上传”中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
这是《易经》的根本观念。
阴阳相对,但尊崇阳,阳兼有阴:
阳为君,阴为臣,阳是主宰,阴为从属;君王象天一样绝对的尊严,臣像地一般绝对的卑下柔顺,这是《易经》阐明的君臣关系。
《周易·系辞下》曰: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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