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的根源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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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的根源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

不公平的根源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

钟伟：

不公平的根源，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

2012-9-2909:

42来源：

英才1人参与1条评论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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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分化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即便如大诗人杜甫，在花甲之年，仍然在叹息说，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至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在逐步走向收入分配极度不公平的境地。

　　改革初期，中国基尼系数为0.32，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使中国在1984年基尼系数曾下降到0.257，收入相对公平。

但此后，情况日渐恶化，至今尚无缓解迹象。

-

1994年，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入户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5，已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而世界银行在《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中指出，中国1995年基尼系数为0.38，这个数字仅比南撒哈拉、拉美等稍好。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2001年“两会”期间，朱总理谈及收入分配时认为“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经济学家王小鲁的4000份抽样调查显示，2005—2008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加速恶化。

2012年“两会”期间，温总理指出，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是年内最重要的工作。

　　目前，就城乡收入差距而言，大致3个农村人的收入相当于1个城里人；就地区收入差距而言，大致东部人均收入两倍于西部；在阶层收入差异方面，占银行储户5%的大额储户，拥有全国储蓄存款的一半。

　　如果将中国家庭从最富裕到最贫困分为10档，则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65倍，折算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目前很可能显着高于0.47-0.50的水平。

　　不仅如此，腐败正在呈系统化的无所不在趋势。

2005年，我曾对渐进改革带来的法治软弱和体制腐败深感绝望，我们的研究显示，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中国每年因腐败带来的损失就占GDP的9％—10%。

　　王小鲁的研究显示，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9.3万亿元，比2005年翻番。

腐败损失甚至快于GDP增速。

　　是否愿意承认和面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何去何从的归宿问题。

我们不应将收入分配问题庸俗化为富人和穷人间的矛盾。

　　收入分配首先是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分蛋糕的问题，基本取向是政府和企业少分、住户多分，官不与民争利是前提。

而大多数研究显示，过去10年，中国住户部门从GDP中每年少分7%－10％。

　　其次是官与僚的关系，即对1994以来的分税制进行深化改革，中央少分，地方和基层多分。

　　再者是国有和私有的关系，国企应该少垄断、多分红，让私有企业唱主角。

最后是住户部门的贫富关系，富人多纳税，中低收入多补贴。

　　贫富矛盾也好，体制性腐败也好，其赖以生存的温床，必然是权力集中和法治软弱甚或名存实亡。

我们不应回避事实，更不应对既存事实做粉饰甚至否定。

　　群发性的官员腐败问题，已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形容的；靠短期暴富的开发商、煤老板群体，要形成所谓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否痴人说梦？

同时，在中国，仍有庞大的底层民众“像虫子一样活着”，匍匐艰难求生。

　　收入分配不公在中国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

人们正在发问，谁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

中国经济靠“那部分”能有未来吗？

　　1988年，吴敬琏在《腐败：

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中揭示了不公平的根源。

11年后，吴老为此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时光流逝，但腐败问题更尖锐了，贪官污吏们依然猖獗。

中国收入差距已扩至23倍

　　提要：

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

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计划始于2004年，但仍未与公众见面，分析认为“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是最大原因

　　图说：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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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5月23日电（财经频道李金磊）从2004年以来，有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但每次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而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已刻不容缓。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8年难产媒体曝下半年出台

　　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启动调研，但时至今日方案依旧难产。

不过，最近有媒体曝出“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的消息，再次引发公众热议。

消息称，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

　　对此消息，新华每日电讯刊发评论指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人们已经多次听到。

正如它无声无息地制订，公众看不到一份征求意见稿，它又无声无息地被退回，不告诉公众一句退回的理由。

但这一次应该有些不一样，因为“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及的“一定要做，努力做好”的今年五项工作之首。

　　种种迹象表明，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出台”的消息似乎不再是“只闻楼梯响”，更值得期待。

就在温总理表态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分解落实。

在需要努力完成的7项主要任务之中，“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同样居首。

此外，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列入规划，明确的责任单位为：

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等。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计划，肇始于2004年。

其后，曾召开多次征求意见讨论会。

之所以仍未能与公众见面，有分析认为，“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是最大原因。

今年，这个方案将要完成制定。

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3倍公众热盼方案尽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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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着拉大。

　　收入差距扩大一直刺痛着公众们敏感的神经。

据新华网报道，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此前，有银行员工抱怨说，年薪20万生活压力依然很大，慨叹“生活在底层”，这遭到网友炮轰，而行业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更是再次被聚焦。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社会学家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所作的社会问题综合排序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始终被公众列为所关注社会问题的第三位。

　　可见，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公众对于方案的出台更是望眼欲穿。

经济参考报的评论指出，公众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有三大期盼，一期待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二期待缩小贫富差距，限制垄断行业的暴利，尽快实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降低工薪阶层纳税比重。

三期待让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跟上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强力压缩“三公消费”节省行政开支，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并在公共福利分配上体现出更多的倾向性和兜底性。

（中新网财经频道）

周天勇：

收入差距大的症结

　　中评社北京8月8日电／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但整体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理想地带来公平合理的分配。

中国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

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福利问题困扰着普通老百姓，也困扰着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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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英才杂志日前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

他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改革是必须要走的道路。

“不改革就没有前途。

没有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的根源性问题就无法解决。

”文章如下。

　　城乡差距是最大症结

　　问：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认为收入分配的症结在哪里？

　　周天勇：

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最大的症结在于城乡差距。

　　中国几亿农民的年均收入才几千元，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们的三倍，这对总体的基尼系数权重影响非常大。

如果单从城市或者农村角度来讲，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都在0.4以内，但是两者一综合就到了0.5以上。

所以城乡差距是基尼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

　　城乡差距有历史和结构的原因。

解放以后，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经济制度，农民无法向城市流动，经过三四十年，农村最后积累了一批50、60、70岁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块钱左右。

而与之相对应，他们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了2000元左右。

中国农村占全国36%的劳动力，才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妇女和儿童大约50%的农村人口分配这10%的GDP。

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有些农民进城还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别是50后、60后和70后寄的钱很多，但现在80后、90后基本不给家寄钱，这就导致寄希望于打工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所以，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历史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是二元结构的深层次反映，是过去反城市化的后果。

问：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周天勇：

有两个办法。

一是减免税费，通过给农业减税，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

第二要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将低收入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高收入人口，后者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龄人口即使转移到城镇，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这部分人也难适应城市生活。

所以只能等待时间的推移，随着这部分人口的自然减员，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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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两个办法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宅基地拆迁办法的完善等等。

要让农民从农村退得出，城市要进得来，要有业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务。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结构调整不会很顺利。

　　问：

结构调整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周天勇：

缩小结构性的城乡差距，仅仅通过改革，而不调整结构，不推进城镇化，是没有用的。

这是历史性的问题，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种改革是不对的。

有关决议称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翻一番，提高两个比重：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

问题是，政府能控制的涨工资的领域，只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能支出的也是这些部门。

但是这些部门涨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

而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些企业涨工资只能增加其运营成本。

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增加负担只能导致其加速破产，因此这种改革思路是错误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问：

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

　　周天勇：

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均等的教育，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

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让所有人上得起学，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延长到12年。

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

　　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

贷款渠道也要公平。

　　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

　　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

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监管。

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

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

问：

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调整？

　　周天勇：

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应当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适。

如果起征点提到一万元，这会导致很多在这个标准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税，这对农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交税，所以最终反而会提高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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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椭圆形的社会结构非常必要，但并非是通过税收，而是要鼓励创业，建立公平的创业环境。

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型私人企业数量非常多，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我们要向东亚和美国模式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构成主体，是中小微企业家，而不是上班的白领们。

　　另外要开征房产税，造成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

从农民手里成本较小地征地后，政府一亩地甚至卖100万—200万元，但农民得到的财产利益转移非常少，这其实是在剥夺农民利益，是不合理的制度。

　　房产以高价卖出，土地出让金非常高昂，而最终支付这部分钱的人群是没有财产要买房子的人，并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缴清。

从增值方面讲，假如10年前买了房产，现在升值了，但是增值的这部分不用交税，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因此，应该将土地出让金制度废掉，改成房产税和土地交易增值税，对买了财产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征税。

　　问：

健全社会保障也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天勇：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这些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但是住房方面，我反对大规模地建设廉租房、将25%甚至将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来的想法。

在我国人均GDP仅5400美元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要把教育、卫生、养老、住房全部负责，除了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能够实现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国的政府部门都承担不起。

美国经济比我们发达，但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建设廉租房，只是允许低收入人可以贷款买房，最后都导致了次贷危机。

而且现在美国养老金面临巨额的亏空，再把住房问题揽下来，对美国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土地供给严重不足

问：

那高房价如何解决？

　　周天勇：

第一，应该废除18亿亩红线行政控制，现在土地供给严重不足。

第二，这么高的土地出让金，房价里70%是政府税费，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变成房产税，房价立马下来。

　　问：

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说法是否科学？

-

　　周天勇：

有人说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但我认为这是非常笨的办法。

我们国家即使城市化率达到80%，需要新增的交通建设、水利建设、城市建设用地加起来才2.5亿亩。

但中国有40多亿亩的未利用土地，其中包括5.6亿亩盐碱地，26亿亩沙漠，还有裸露、采矿塌陷地等10亿亩，几千万亩滩涂地。

在不占耕地的前提下，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完全可以改造出来2.5亿亩建设用的土地。

　　我建议，从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出来2.5亿亩耕地，然后再从城市边上置换2.5亿亩土地。

比如将一些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就在城市周围置换一些土地进行建设。

并且，未利用土地改造成良田，目前的技术和成本完全都不是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舆论认为城市化占据了大量土地，这是不对的。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村庄占地面积7000多万亩，现在达到3亿亩地，增加了2.3亿亩；而城市占地由原来的2000多万亩到现在的7000多万亩，才增加了5000多万亩。

而与之对应的是，30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将近5亿，农村减少了将近9000多万人。

　　因此，新农村社区的建设非常必要，将村民集中起来，能腾出大量的土地，其中的潜力是很大的，我认为至少能腾出1.5亿亩土地。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产权不明确，补偿不够，比如宅基地指标政府拍卖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但只给农民很少一部分，所以拆迁导致上访，群体性事件。

如果补偿够了，财产权责明晰了，土地就能腾出来。

美媒：

中国能否逃离低收入陷阱？

　　摘要：

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30年的经济腾飞，但在这种模式下，很难出现“中国的苹果。

”

　　《纽约时报》5月26日文章，原题：

中国能否逃离低收入陷阱？

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30年的经济腾飞，但在这种模式下，很难出现“中国的苹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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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30年来，中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像中国一样如此迅速的致富，可以大规模的减贫。

在每个西方游客眼里，中国的超现代基础设施使世界其他地方变得相形见绌。

一路走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获得了解放。

　　但是，隐忧依旧存在，环境的恶化使癌症成为导致死亡的首要原因，“一胎化”政策使中国面临着成为首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中国政府和公众现在开始意识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当前成功的发展模式是否会引发“低工资陷阱”的出现，外包工厂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但不一定使中国迈向世界经济格局的高梯位。

　　换句话，中国的公司能否从组装ipad发展到研发自己的苹果品牌，几乎每一个苹果产品都在中国制造，但工人和供应商从中只可以赚到10美分（每部），剩下的利润归美国的设计师和股东、日本的零件制造商、德国的机器制造商、和世界各地的零售商所有。

对美国而言，问题是这种安排使上层人士而非中产人士，获得更多的奖励。

对中国而言，问题是搞清楚如何在一开始就获得更多的回报。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的商业利润向名牌企业倾斜，中国的世界知名企业出奇的少，创新性最强，获利最充足的是一些小型分包商，而先前不景气的国企却成为规模最大的公司。

韩国的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城市人口多，但却拥有比中国更多的世界知名企业，如三星，LG。

人口数量不及上海或北京的荷兰也如此。

　　提出中国能否创造一个“中国的苹果”的挑战并非在于侮辱亚洲人的创新性，只有实现社会和制度创新才可以摆脱“低工资陷阱”，尽管可以生产出真正苹果，丰田，大众，波音品牌的社会各有不同，但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保证大学的独立性。

　　生物技术和制药，先进的能源技术，互联网应用和航天这些行业在西方国家的出口和获利中占很大比例，中国也希望在这些领域中取得进步，当前的第12个5年计划就强调这一点，我们将从中国在这些领域中取得的成绩和失败中了解它的潜力所在。

　　为了迎接下一阶段的繁荣和发展，为了赶超其他富裕国家，中国的体制不得不从这些国家身上吸取更多的不可控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