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性合同的解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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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性合同的解除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僵局如何破解
X、Y均为商事主体,双方约定X租赁经营Y的企业Z厂,为期20年。
作为租赁标的的Z厂,不仅包括其设备,也包括经X筛选后留用的企业工人350余人。
在租赁经营期间,所有人员身份不发生变化,Y负担下岗员工基本工资及有关保险费用,X根据工作岗位等因素确定聘用人员工资,并承担资产保险和留用人员的保险等费用。
X经营Z厂一年后,Y的控股公司下发文件,拟给公司员工增资。
在调资文件下达前后的一段期间内,Z厂部分工人集会要求回Y公司、增加工资,并在网上发帖号召Z厂工人到总公司门口集会进行集体维权。
X向Y发函,表明因Y的集团公司下达调资文件,影响职工情绪,给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并连续发生恶性事故,被迫停产等。
次日,Y向X复函称,X擅自停止Z厂生产、给职工放假并进行招工的做法违反合同约定,属单方违约行为,并要求接管Z厂。
在Z厂停产后,其中某工段改由Y管理。
后虽经当地政府调和,但未实际奏效。
X起诉,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94条第4项之规定,判令解除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赔偿损失(包括利润损失)、返还固定资产投入、返还原材料款等。
Y反诉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关系,并要求返还财产、向Y支付截至合同解除之日尚未支付完毕的租赁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金、工会经费、水电气汽费、工人工资等,并要求赔偿损失等。
一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本案合同效力既定的情况下,双方均要求判令解除合同,基此,双方均以明确意思表示不再履行原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故从解决纠纷及若继续履行将难以实现合同目的考虑,应判令解除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
判决解除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返还财产等。
原、被告双方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在当地政府主持的协调会纪要上签字确认,均表达了终止合同的意思表示,并以此为由认定合同解除。
[1]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都存在违约行为,但均未达到根本违约的严重程度。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合同僵局事例,问题的焦点在于,在合同关系无以维系且当事人请求解除的情况下,法院应如何解除,合同僵局究竟如何破解。
二、我国法的回应手段
(一)基于现行法框架的分析
先说本案合同,它是企业租赁合同,租赁的对象是企业,不属于“物”。
日本通说将此解释为类似于租赁的非典型合同(无名合同);[2]在我国现行法的框架下,该合同也宜解释为非典型合同,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租赁的规定;[3]又依《合同法》第124条,该合同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
另外,还应注意两点:
其一,企业租赁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而非一时性合同;其二,本案企业租赁合同属于定期租赁合同,而非不定期租赁合同。
再说《合同法》中的“解除”,这是一个总括概念,既包括传统民法上的解除(Rücktritt),也包括终止(Kündigung)。
因而,《合同法》“总则”中的解除规则,既适用于一时性合同(contracttobeperformedatonetime),[4]也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英文文献中惯称long-termcontract“长期合同”,二者内涵严格地讲并不完全一致,不严格地讲大体相当)。
当然,《合同法》立法者设定上述规则的时候,事实上多以一时性合同(比如买卖合同)为典型,对于继续性合同本身的特殊性关注不足(仅在第97条对解除的后果是否就已履行的部分恢复原状等,以“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的表述,[5]作灵活的应对)。
换言之,《合同法》“总则”中的解除规则,被默认普遍适用于继续性合同,同时,没有专门针对继续性合同规定其特有的解除规则。
此外,在《合同法》“分则”中,针对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等具体的继续性合同,有若干具体的解除规则。
如本文所举案例,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出现合同僵局,如果确实需要让合同解除,在现行法中是否有应对手段?
首先,在《合同法》“分则”租赁合同一章,虽规定了若干特殊法定解除原因,但在本案情形尚无法使用。
故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均在《合同法》“总则”中寻找出路。
可能的基础大体包括:
其一、合意解除(《合同法》第93条第1款);其二、约定解除(《合同法》第93条第2款);其三、因违约之法定解除(《合同法》第94条第2-4项);其四、因不可抗力之法定解除(《合同法》第94条第1项)。
除此之外,基于司法解释的补充,尚有第五,因情事变更之司法解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
就所举案例,作为合同履行障碍直接原因的工人维权停止生产(罢工)纵然算是不可抗力,也只是导致本案合同一时的不能履行,并非永久不能履行,因而,原则上尚不构成解除租赁合同的理由;双方当事人均未选择不可抗力支持其主张解除合同,也反映出在当事人的心中也是不能(或者不愿)借助不可抗力解除。
从最大程度地在法律效果上对自己有利出发,双方当事人均选择主张因对方违约而解除。
可是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合同双方虽均存在违约行为,但都未达到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不应认定构成根本违约。
至此,不符合《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原因。
至于情事变更,在该案两级法院审理中,当事人没有提及,法院也没有考虑(案发时《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尚未出台)。
事后来看,即便按照司法解释中的情事变更规则,似乎也难构成情事变更。
至此可见,在现行法框架下,无论是一般法定解除还是司法解除,均不足以解决问题。
加之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事由,故唯一剩下的只有合意解除。
以下分析本案两审中的合意解除。
一审法院基于双方均要求判令解除合同,认为“双方均以明确意思表示不再履行原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故从解决纠纷及若继续履行将难以实现合同目的考虑,应判令解除该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将解除合同的正当根据往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上去寻找。
隐含的意思是,双方就解除合同是有共同的意思表示的。
换言之,默认当事人有解除合同的合意。
姑且称之为“默示的合意解除”路径。
该路径是从双方意思中提取公因子(commonfactor),据以构成合意的基础。
那么,这一路径有什么问题呢?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当事人意思的拟制,人为制造出一个“解除合同”,这个“解除合同”可能并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思。
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请求和反请求中均主张因对方违约而解除,表面上看在解除合同方面是共同的,但双方对于解除的后果(赔偿损失等问题)上认识分歧巨大。
而当事人对于解除及其后果本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即“解除+对方向我赔偿”),如果没有“对方向我赔偿”或者赔偿不如期待,该方当事人可能就不想解除。
一审法院拟制“解除合同”的实际结果是,双方对一审判决均不满意,均提起上诉。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没有采纳“默示的合意解除”路径,而是改采“明示的合意解除”路径。
可是,对此并非没有质疑的空间:
其一,该案双方均将解除合同作为第一项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请求,特别是,双方均明确了其主张解除的依据是《合同法》第94条,对方构成根本违约(或者严重违约),显然双方并不认为它们已经合意解除了该案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
其二,即便认为双方此前曾在解除合同这一点上达成过合意,事后双方起诉及反诉的第一项请求均要求解除合同,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事后以行为否定了此前曾经达成过的合意呢?
由此看来,“明示的合意解除”路径也不是万灵药,它在本案中的出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而其可使用性也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假如当地政府不曾组织过协调会,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判决合同解除呢?
在数年后的另外一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类似的情形下,采取了与本案一审“默示的合意解除”路径一样的手法。
[6]可是,“默示的合意解除”路径的采用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可采性也有很大不确定性。
假如被告不提起反诉,或者不作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法院又能怎样裁判?
由此可见,在租赁合同等继续性合同中,确实会存在双方都存在违约但都没有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形,合同关系难以继续,法院便想方设法来解除合同。
现行法合同“解除事由”规则供给有限,法院便被迫从当事人的意思方面寻求突破,于是出现上述默示或者明示合意解除的不同路径。
笔者对法院的做法抱以同情的理解,也无意批评裁判法官。
但笔者认为,由此暴露出来我国现行法关于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规则供给不足问题,确实需要改进。
(二)基于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违约方解除权”规则的分析
立法规则的缺失须通过立法解决。
借民法法典化之机,补充相应的规则,无疑正当其时。
那么,应该补充什么样的规则呢?
本案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20年的期限,是定期租赁,显然不属于“不定期合同”,无法适用《合同编(二审稿)》第353条第2款新增的一般规定(继续性合同的普通终止)。
为了化解定期继续性合同的合同僵局,上述“草案”同条第3款规定了所谓的“违约方解除权”,即“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
那么,该“草案”规定能解决本案问题吗?
不能,因为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均没有以对方根本违约为由的解除权,更谈不上“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由此可见,“草案”新创的规则在本文实际案例面前完败,必须改造。
立法草案中的“违约方解除权”规则欠缺比较法基础,那么,从比较法出发,相应的合同僵局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可供参考呢?
三、比较法考察
(一)德国法
关于继续性合同解除的事由,德国法区分普通终止(dieordentlicheKündigung)与特别终止(dieaußerordentlicheKündigung)。
普通终止,不需要理由;特别终止,则需要说明理由。
关于继续性合同的特别终止,《德国民法典》第314条“因重大事由而终止继续性债之关系(KündigungvonDauerschuldverhältnissenauswichtigemGrund)”,其构成要件如下:
1.继续性合同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适用于继续性债之关系,这是一个出了名的难以定义的概念,它也被译作“履行循环发生债务的合同”。
各种定义均突出了该合同要具有“时间因素”(timeelement),因此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继续性债务:
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地发生给付义务和保护义务,这有别于一时性合同(contractaimingatamereone-offexchangeofperformances)。
继续性合同通常要求当事人要么履行行为持续很长时间,要么不断重复履行行为。
另外,继续性合同事实上还有一个特点,即合同债务的总量事先并不清楚,而是取决于合同的持续时间。
[7]就可以归入继续性债之关系的合同类型,学者已形成比较一致的认识。
其中,有些是在《德国民法典》中规定的合同类型,包括使用租赁、用益租赁、使用借贷、消费借贷、雇佣、寄托、合伙以及保险。
另外,有些在法律实务中发展出来但并未被民法典规范的合同类型也可归入继续性债之关系,典型事例包括保理、特许经营、设施管理、啤酒供应、护理(care-taking)、仓储、仲裁、许可证以及出版。
[8]
2.重大事由(令人信服之事由)
依德国法,对于因重大事由而终止继续性债之关系,最重要的要件便是须存在“重大事由”(wichtigerGrund)。
英文翻译为“令人信服之事由”(compellingreason),德国学者认为该英译较之德文字面含义更得法意精髓。
[9]依《德国民法典》第314条第1款第2句,在斟酌个案所有具体情事,且衡量双方之利益后,维持该合同关系到约定之消灭期限或终止期限届满,对终止之一方无期待可能性者,有重大事由之存在。
不过,也有德国学者认为这一规定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重大事由这一不确定概念最终被另外一个不确定概念(合同存续的不可苛求性)所取代。
可是,进一步的法律特定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具体合同类型中的要件是非常不同的。
无论如何要澄清的是,终止事由必须通过个案中广泛的利益衡量来确定。
[10]
法院发展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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