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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
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
内容提要:
在人类传播史上经历了五次革命——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互动传播(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多种功能的信息传播)。
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将人类带进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时代。
每个国家或地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必然会导致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它警示我们,必须积极参与传播革命,十分重视传播科技的开发、引进和运用,否则,国家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
***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创造了语言——发生在10万年前;人类在公元前约3500年发明了文字,实现第二次传播革命;在第三次传播革命中,中国人在唐朝初期首先发明了印刷术;1844年,人类进行第四次传播革命,迎来了电讯传播的曙光;1946年,电脑在第五次传播革命中出现。
在人类传播史上,五次传播革命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不仅有力地改变了人类在过去的所感所触和所见所闻,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在现今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
因此,对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传播革命的起因、过程和意义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既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语言传播:
第一次传播革命语言的产生,是人类第一次传播革命的直接推动力。
那么,语言是何时产生和怎样产生的呢?
菲利浦·列伯曼在《人类说话的进化》(1984)中推断:
人类的远祖大约在9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说话”,大约在
3.5万年前的某一时期开始使用语言。
罗伯特·芬(1985)的推断与此稍有不同。
至于语言是怎样产生的?
各种猜测可谓异彩纷呈:
“汪汪”派认为,言语是通过模仿狗叫等自然的声音形成的;“哼哟”派认为,言语是在从事某项群体的重体力劳动时为协调动作发出的声音形成的;“感叹”派认为,语言是由偶然地表现感情(疼痛、高兴、恐惧、悲哀)所产生;“唱歌”派认为,语言是从传播感情和欢乐事件的歌声中演变而来。
在众多的猜测中,恩格斯的“语言起源于共同劳动”的假说〔1〕,百多年来受到非议最少。
关于语言的产生,我们倾向于这样的假设和猜测:
它起源于劳动,但并不局限于群体的共同劳动;它出现在简单劳动之后和制造工具之前,而不是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之中或之后。
显然,劳动不仅锻炼双手,也锻炼大脑,同时它也是人类积累经验、发展知识的源泉。
而制造工具,光有灵巧的手和发达的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
但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任何单个人猿或人都是无法完成的,它必须通过无数个体间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来实现,而在当时,用来传播信息的最佳手段只有语言。
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也就成了人类的标征,成了人类进行交际与传播的工具,也成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
据考古发现,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最先出现的尼安德特人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奇怪地绝种了,而后起的克罗马农人却成了人类最直接的祖先。
一个十分有力的推论是:
前者没有语言,而后者创造了语言。
语言拯救和帮助了克罗马农人,人类也从此脱离了动物的信号传播藩篱,踏上了人类的语言传播大道。
第一次传播革命中的语言传播,使个人经验和见闻为大家所共享,使前人的文化积累为后人所继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懂得了钻木取火、草药治病、保藏食物、饲养动物、耕种粮食、敬奉神祗,还掌握了“知识含量”很高的制陶、纺织、炼铁等技术。
若没有语言传播,这些转变就不会发生,“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
”〔2〕书写传播:
第二次传播革命在第二次传播革命中,人类发明了文字,开始进入书写传播时代。
以往的语言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心记脑存,既不能“通之于万里,推之于百年”,亦不能保证信息在传播中不被扭曲、变形、重组和丢失。
因此,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可谓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
它一方面引导人类由“野蛮时代”迈步进入“文明时代”,另一方面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阔上实现了对语言传播的真正超越。
论及文字的产生,埃及人归功于智慧之神,巴比伦人归功于命运之神,希腊人归功于奥林匹斯的传令官和使者赫耳墨斯,只有中国人将文字发明的功劳归之于人自己——仓颉。
现在,我们无需再作种种猜测,地下文物和文献记录,已一再向我们表明了文字的最早存在,就象语言一样,文字也不是先在一两个地方形成的,形成的也不是只有几种文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它们都是从古老的图画或洞穴图画经验中演变而来。
易言之,文字源于图画。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在古埃及、克里特和中国大地上就最先出现了“图画文字”和“形象文字”,它们一画一“字”,一“字”一意,几个画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一个故事或事件。
到了商代,中国人创造了“象形文字”,而那些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则叫“甲骨文”。
这些文字基本上仍是图画的和表现性的,有的就是简单的图画(如日、月、山、川等字),进一步发展才形成后来的指事、形声、会意等文字形态。
自从有了标准化的文字,人类既可以用它来记载口语、描绘事件、传播信息,也可以通过它反复阅读、慢慢译解那些超越时空的来自远方的信息或早已死去的人留下的信息,并用它来保存和继承人类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而不必费尽脑汁去铭记,从而将较多的时间用于处理现有信息和为未来制订计划。
由于书写传播时代初期的图画文字或形象文字在发展中先后分化为符号——音节体系(如英语、法语等)和单字——表意体系(如汉语、日语等),结果其功能与优势亦有差异。
研究表明:
英语、法语就比较容易学、容易使用,也容易变化,这可能导致了西方人较为关注变革和发展的精神倾向;汉语、日语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掌握几千个单字,用来阅读较为浅显通俗的文章,这同东方人关注稳定、团结和怀念过去的深厚感情颇为一致。
不过,虽然汉语和日语不易学习和掌握,然而一旦具有阅读能力,人的大脑对单字——表意体系的文字的反映明显快于其它体系的文字。
东京电机大学教授小谷城(1996)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同在单字——表意体系,人的大脑对汉字反应的速度要比假名(日文)快三倍。
他说,人们认识汉字单词,不需多声转化过程,从字形就可以直接理解意思,具有其它文字所没有的快速阅读优势。
此外,汉字还不会随着口头语言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人们有时虽听不懂(如方言),但能看得懂。
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汉字成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特殊凝聚剂,成了社会和谐、安详、稳定的潜在力量。
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发明文字时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巨大贡献。
在第二次传播革命中,书写媒介则经历了从沉重的石头、泥土逐步向较轻的龟甲、兽骨、木板、竹简和软绵、便携的羊皮、绢帛、纸张的转变,而书写工具则经历了从划字的树枝、棍尖到刻字的石刀、铁刀到写字的的毛笔的转变。
这些转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传播的文明程度上是怎样地让西方人所望尘莫及。
对于这些,用施拉姆(1982)的话说:
“它是历史上震撼地球的大事之
一。
”在充分肯定了中国人在文字发明上的成就之后,德弗勒(1981)接着写道:
“与此同时,中国人又在另一项发明——印刷方面,领先于西方。
”印刷传播:
第三次传播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不仅给中国,也给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文明带来了曙光,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来覆去的巨大变化,并引导人类传播真正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大众传播时代。
以往,由于媒介笨重、符号复杂、复制困难和传播垄断,书本知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竹简、帛书等书写媒介也只在上流社会流传。
只有印刷术的产生和流传才打破了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特权,冲破了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牢笼,开始了文艺复兴,进而又导致了工业革命。
印刷术起源于公元200年的中国拓印术,大约在唐朝初年(627—649)中国人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唐长庆年间,白居易的作品即常被人“缮写模勒(刊刻),炫卖于市井”(唐·元稹,824)。
世界上现存的第一本印刷品是我国唐咸通九年(868)印刷的佛典《金刚经》。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shēng@①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元朝后期,我国的印刷术连同其它发明随着蒙古军队传向西方。
许多年后,德国铁匠古登堡在此基础上经过20多年的摸索和钻研,发明了铅活字和手压印制设备,于1456年首次印成了42行本的《圣经》。
随着印刷业的飞速发展,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整个欧洲的主要城市几乎都有了印刷所,印刷传播业日益兴旺。
印刷品的大量出现,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望,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普及和科学启蒙、社会进步;反过来,公众文化知识的提高又导致了对宗教、科学、哲学、文学书籍等印刷媒介的更大需求,于是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也加速了欧洲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诞生。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在《社会组织》(1909)一书中的观点,报纸、书籍和杂志作为新的大众媒介,它不仅消除了人们相互隔绝的障碍,影响到社区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且推进了社会的组织和功能的重大变化,甚至永久地改变了那些使用者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结构。
一句话,印刷传播革命使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电讯传播:
第四次传播革命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梦想自己能有两只“顺风耳”、一对“千里眼”,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迅速而真切地得到远方的信息;更梦想自己的声音和形象能够记录下来,传之千里,流之百年。
这曾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但是,自从美国人莫尔斯于1844年发明了电报,贝尔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法国人马瑞根据中国灯影原理于1882年发明了摄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电影、广播、电视的相继出现,人类的梦想已不再是梦想了,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在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中,以广播和电视为主体的电讯传播,不仅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而且挣脱了印刷传播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书、报、刊)运输(通过人及交通工具把印刷品送到读者手中)的束缚,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空中通道。
特别是广播、电视一旦插上卫星转播的翅膀,这种传播就已不再是通常的大众传播了,而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跨国传播甚至全球传播了。
因此,电讯传播正被人们看作是继武器仗之后的符号仗,军事大战之后的信息大战,而且肯定会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愈演愈烈,并日益成为强国争霸的工具。
同时,电讯传播也不象印刷传播那样是将人推向信息,而是将信息推向人。
电讯传播是“在没有识字需要的情况下,为人类提供了超越识字障碍,跳入大众传播的一个方法。
”(罗杰斯,1988)。
电视集声、光、电和音、字、形于一身,一出现便光彩照人,这又曾让报纸和广播自惭形秽,大声呼救,唯恐陷入灭顶之灾。
事实上,今日的报纸、广播、电视已在新闻传播领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它们各有特点,互动互助,共演共进,一起为人类的传播事业作出贡献。
相信这种共同发展的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互动传播:
第五次传播革命互动传播是指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能提供以交谈方式来处理包括捕捉、操作、编辑、存贮、交换、放映、打印等多种功能的信息传播活动。
由于它是指各种数据和文字、图示、动画、音乐、语言、图像、电影和视频信号组合在电脑上,并以此互动,所以我们以1946年埃克特等人研制成功的世界第一台电脑主机“埃尼阿克”的诞生年,作为第五次传播革命的纪元。
接着,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于1969年实现电脑对接,又于1980年结成互联网络;1994年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亦宣布跟进。
50年来,电脑更新换代愈来愈快,初期每四年换一代,接着一年换一代,而1995年却换了两代,即在486之后又研制成586(奔腾)和686(高能奔腾)。
个人电脑的体积越来越小,造价越来越低,而功能却越来越多,操作也越来越方便。
如今,电脑以及部分多媒体系统已进入千家万户、寻常人家。
预计到2000年,电脑将在全世界的各行各业和众多普通家庭中使用。
在这一次的传播革命中,电脑加上各种软件和多媒体(诸如电话、录像机、录音机、收音机、电视机、传真机、打印机、游戏机等),将成为人们综合处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跨国传播乃至全球传播的主要媒介。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并且即将进入一个综合传播的新时代。
互动传播与传统的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
它是在电话高度网络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除了具有其它传播的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的主动性、参与性、交谈性和操作性的特点。
以往,人们只是被动地阅读、收听和观看他们所“不讨厌的内容”,传播者积极地将信息推向受众,受众则消极地打开“开关”等待信息的来临;而互动传播中的人则必须自己主动地去寻找信息、追逐信息,向资料库、电子图书馆、影视中心索要信息。
以往,受众对传播的参与和交流程度极低,互动传播则要求人们有很高的个人参与性,即不仅要主动地选择、寻找、索要信息,而且要积极地向“信息高速公路”输送信息,或者通过“电子信箱”交流信息,或者通过互联网络(INTERNET)召开会议、远程会诊、合作攻关,甚至可以远距万里而在网络上对同一文件进行共同修改。
此外,互动传播中的各种媒介将在发展中有机地组合、集成为一体化多功能的多媒体电脑,而各大传播机构(如邮局、报社、电台、电视台、电影公司、图书馆等)也将有序地聚合成一种松散的超级信息传播系统。
互动传播和信息革命正在进入一种“临界状态”,一个崭新的社会即将到来,新的社会包容着整个世界,互动传播连接着整个人类。
每一种传播科技的出现与发展都在缩短着时间和空间,消弥着文化差异,扩展着思想观念。
结语:
主要观点及其推论通过对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传播革命的描述与分析,本文的主要观点及其推论为:
从五次传播革命的历程所呈现的状态看,我们认为有四种状态应引起传播学界的重视:
(1)人类传播革命的步伐一直呈加速度状态发展。
从动物传播进化到人类的语言传播用了200万年,从语言传播进入书写传播用了
9.5万年,从书写传播跨入印刷传播花了约4千年,而从印刷传播迈进电讯传播只用了1200年,从电讯传播进入互动传播的时间更短,只有102年,而互动传播至今只有50年。
可见,传播革命的步伐、传播技术和手段的革新在时间上是以逐步加快、越来越快和间隔越来越短的情势发展的。
(2)传播符号、传播媒介和传播科技始终呈叠加性状态发展。
即新的传播革命爆发后,人类在旧的传播革命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不会被随之抛弃,而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之中。
它们的生存与发展似乎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
因为,书写传播并未淘汰语言传播,电讯传播并不排斥印刷传播,而互动传播的发展似乎要将各种传播的形式与手段集于一身。
(3)叠加性状态又导致了整合性状态。
如电话是对语言传播和电报传播的整合,广播是对电话和唱机的整合,电视是对广播与电影的整合,而电脑的发展将整合一切传播媒介。
(4)信息和知识的增长和积累呈金字塔状态发展。
据统计,图书馆的规模每14年增加一倍,每一世纪增加140倍。
14世纪初,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1380册,当时是欧洲最大的图书馆,现在世界上已有12个图书馆藏书超过800万册。
目前,全世界每年出版50万种图书,平均每分钟就出版一种新书。
科学知识的增长愈来愈快,过去每隔10—15年人类知识就要翻一番,如今3—5年就要翻一番。
有人曾对美国化学文摘作过统计分析,发现文摘的数量达到第一个百万条花了30年,第二个百万条花了18年,第三个百万条花了4年,第四个百万条只用了2年半„„。
还有人统计得知,人类全部科技知识总量的80%以上都是本世纪产生的。
〔3〕显然,这一状态与前述三种状态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五次传播革命所形成的结果看,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将人类带进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时代。
(1)语言传播是人类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的凝固剂。
它拯救了人类,使人类可以交流信息、积累知识,从而由动物世界进入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
(2)书写传播使人类可以将事件和自己的经历、见闻、思想固定或记录下来,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传播。
梁衡(1996)认为:
语言文字还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
对内,它是整合民族感情的粘接剂;对外,它是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的一道屏障。
(3)印刷传播打破了少数人的传播特权,导致了文化和教育的普及,使人类由人际传播时代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4)电讯传播则将人类由国内传播引入国际传播。
(5)互动传播是将以往的各自独立的单一传播转变为综合传播,将单功能的媒体转变为多功能的媒体,将人类由工业社会带进了信息社会。
信息成了社会财富的象征和社会运作的“核能”。
可见,每一次传播革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传播能力,而且从物质到精神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再从五次传播革命与社会进步的互动关系来看,我们认为传播革命对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1)每一次传播革命爆发都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开拓了新的空间。
(2)人类传播革命与社会文明进步不仅互相促进而且步调一致,在步幅和步频上基本上成正比关系。
(3)最先发生传播革命的地方或国家,不仅社会进步和文明的程度高,而且在竞争中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如语言传播时代的克罗马农人,书写传播时代的古埃及人和希腊人,印刷传播时代的中国人,电讯传播和互动传播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
(4)传播上的优势地位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因此在发达国家的文化侵略面前,弱小国家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于是,小国文化将首先消融在邻近的发达大国的文化洪流之中,进一步的竞争将会逐步形成几块区域文化(如以儒教为核心的亚洲文化,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中东文化,以及以标榜自由与民主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等等)。
这一切都警示我们,必须积极参与传播革命,十分重视传播科技的开发、引进和运用,同时还要加强对人类传播活动的研究。
否则,国家付出的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
□注释:
〔1〕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2〕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页。
〔3〕详见邵培仁、叶亚东:
《新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8—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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