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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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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开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莫斯科进行的前后长达两个月的访问。
中国领导人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同时争取得到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
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外交谈判,毛泽东终于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1]那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苏联是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
从客观上讲,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进一步加强了新中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性,苏联也有义务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经济援助。
然而,中苏条约谈判的过程及结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心存芥蒂,他们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必然形成中苏经济关系发展中的心理障碍。
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那么,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的程度以及中苏经济关系在战争时期的发展前景的确是难以预料的。
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对苏联的依赖,以及苏联对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回应,就构成了从中苏条约签订到朝鲜战争结束这一时期[2]中苏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提,同时也决定了此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结果。
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首先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旧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又仅占5.5%。
[3]加上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1950年初,这种破坏在电力工业达50%,钢铁工业达90%,而工业集中的东北地区一般则在50-70%之间。
同时,因工业设施不配套、分布不合理以及供销不畅通,即使在完好的工业企业,其设备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
由此造成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当时全国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约150万人,尚有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
[4]农业生产同样落后,1949年粮食平均亩产137斤,棉花21斤。
[5]此外,因大面积农田(12795万亩)受灾,农业总产量只有2100亿斤,为战前平均水平的75%,粮食减产150亿斤以上,灾民达4000万人。
[6]交通运输业也遭到严重破坏,1949年的现代化运输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吨公里,仅及1936年的52.7%。
[7]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
[8]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刘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报告中承认的,中国的经济还无法做到真正独立。
[9]而鉴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新中国当时可以指望的经济援助只能来自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10]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个多月里,中国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大使频繁接触,不断反映新中国面临的困难,要求苏联给以帮助。
朱德希望苏联及时提供大功率拖拉机和其他农机设备,帮助新疆地区顺利开展春播。
[11]刘少奇强调新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巩固中苏友谊,并表示愿意提供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
[12]郭沫若谈到科学院大量仪器和资料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的情况,董必武则讲述了国民党特务对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破坏活动。
[13]陈云和周恩来更为详细地介绍了经济方面的严重情况:
因民族资本家大量转移资金,华南地区生产严重下降,而由于海岸封锁,对外贸易也处于半停顿状态,唯一能够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额仅300万美元左右。
1949年10月战争仍在进行,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库和多印发两倍以上的钞票来补偿450万军队及150万国家机关和企业职工的费用。
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建国伊始仅一个多月,物价即出现灾难性暴涨达5-6倍,尽管政府为稳定物价而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但预计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得上涨一倍。
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计划,而中国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一复杂的工作,尤其帮助搞好以前处于隔离状态的各原料产地和工业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14]显然,中国领导人期望罗申将这些情况转达莫斯科,从而为毛泽东亲自访苏解决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进行铺垫。
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长达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是成功的,达到了缔结新盟约和争取苏联援助的预期目的。
不过,苏联被迫接受中国的缔约条件,也的确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对毛泽东不信任和不满意的阴影。
这对于中国期望从苏联得到大量经济援助前景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改变了一切。
当美国在仁川登陆成功,朝鲜战局发生急速逆转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鲜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
而毛泽东在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特别是苏联拒绝出动空军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毅然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决心单独出兵朝鲜与美国较量。
[15]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做出的决定,不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由此摆脱了因做出朝鲜战争的轻率决策而在冷战格局中所处的尴尬境地。
其结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转变了对毛泽东和中共的看法。
对此,中国领导人深有体会。
周恩来曾说过:
“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16]毛泽东也认为:
“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
[17]
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苏同盟出现了新的局面。
在整个战争期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协调一致,[18]而且经济关系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发展起来。
此期中苏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苏联对华援助,所以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是以苏联援华的内容为主。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当时中国经济状态正处于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化过程中,中苏双方对于他们之间将要形成的经济关系既没有准备,又缺乏经验,因而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矛盾、混乱、重复、遗漏的情况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乱庞杂的。
笔者在考察中,把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分为提供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养中国专家和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几个方面。
这种划分或许不够科学,但采取这种条理化方式考察的尝试,无非是希望把复杂纷乱的经济现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贷款
早在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领导人就多次要求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
在2月6-7日同米高扬的最后会谈中,毛泽东明确请求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希望从1949年起的3年内就得到这笔款,将来新中国连本带息一并偿还。
[19]当刘少奇于6月27日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当天的会谈中就告诉刘少奇,联共(布)中央决定以设备、机器和各种材料的商品形式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利息1%,为期5年。
[20]7月30日刘少奇与马林科夫签订了贷款协定,但中方一时无法提出全部货单,要求苏联专家来华组成共同委员会协商确定,事情便拖了下来。
[21]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时,双方以政府名义再次签订了贷款协定。
[22]
3亿美元数量并不多,据说比苏联最初对东欧国家的援助要少。
[23]但这里的问题不在斯大林,而是中国不愿意多借外债。
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
[24]至于贷款期限,毛泽东再次希望缩短至3-4年,而斯大林以苏联来不及供货为由没有答应,也确是实情。
[25]但无论如何,这笔贷款对于中国政府收拾满目疮痍的经济烂摊子确属雪中送炭。
不过,苏联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这一点则使毛泽东深感不快。
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有关中苏条约的12个文件中,均没有关于贷款附加条件的内容。
[26]斯大林在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正式会谈时也没有提出这一问题。
此时,毛泽东对苏联给予年息1%的优惠条件非常满意。
[27]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当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草案后,对其中要求苏联立即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权利的条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满。
[28]后来苏方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大体上满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随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补充协定,其中就包括贷款协定的议定书。
经过一轮谈判后,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
其数量令周恩来颇感为难:
“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锡第一个两年每年7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8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铅第一个两年每年5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6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
[29]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生产极为落后。
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3吨,而1949年仅2766.58吨,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约7386.6吨;锑矿年产分别为22401吨和1204.77吨,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约4512.7吨;锡年产分别为11710吨和3500吨,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吨;铅最高年产约10000吨,自给略有剩余。
[30]所以,苏联提出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力所不及的,据此,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
尽管经过反复谈判苏方最后接受了中国的请求,但这个附加条件的提出,以及苏方坚持要在协定中解释年息1%是对中国的特别优惠条件,[32]已经有理由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的味道。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觉,当刘少奇汇报说,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苏条约等七个文件后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鉴于苏联因为战略原料(钨、锑、锡、)之不足而处在一种被限制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照顾苏联愿望”数句似可删去时,毛泽东复电称:
“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
”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巩固国防和解放台湾的需要,特别是后来应付朝鲜战争的需要,中国只得将本来就不多的贷款中相当一部分用于进口军事物资和装备,而此期真正在经济建设方面使用的苏联贷款则是有限的。
例如,贷款协定尚未签字,中国已经把1950年度6000万美元贷款中的4000万用于购买飞机(340架)、汽车、降落伞、钢轨(43089吨)、高射炮、炮弹、汽油及空军器材等军事目的了。
[34]因此,1950年9月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通令强调:
苏联贷款已列入国家预算,故各部门应把贷款物资作为国家财政的正式投资,扣顶其当年预算,而不能视作预算外拨付。
有关此项贷款的管理、使用、还本付息等事宜,均统一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负责办理。
[35]中国出兵朝鲜以后,苏联为向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而设立了专用军事贷款,并根据1951年2月和9月的协定,分别提供了4亿和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
[36]但中国仍然不得不将部分国家预算用于战争,如1951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
[37]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
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其中用来购买工业设备的仅8亿卢布。
[38]
尽管如此,苏联的3亿美元贷款按1950年汇率折算人民币约合9亿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所占比例高达14.3%。
[39]而且,中国将苏联贷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等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上,所以,这笔贷款对于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援建重点项目
可以说,在恢复时期,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帮助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50个项目。
1950年2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是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
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
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40]
表一第一批苏联援建项目情况
表中的3个数字,即能源工业项目21个,占44.7%,改建和扩建项目22个,占46.8%,东北建设项目36个,占76.6%,充分说明这一援建工程带有为工业化打基础和经济恢复的性质。
随着设计工作的进展和朝鲜战局趋向缓和,这些项目在恢复时期内陆续开始破土动工。
从成套设备进口的完成情况看,有些项目是可以分阶段建成投产的。
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的统计报告,1950-1953年中苏共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68394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
其中上述企业中已经全部完成进口合同的有抚顺电站(一期)、阜新电站(一期)、西安电站(一期)、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一、二期)、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等8个项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一期)、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厂、富拉尔基电站(一期)、太原电站(一期)、大连化工厂等。
[41]所以,尽管这些重点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尚待时日,但与恢复时期全部新增固定资产金额和生产能力数量比较,以下重点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如表二[42]所示)足以说明1950-1952年苏联援建的项目对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以及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1950-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实现新增:
电力22.2万千瓦,煤炭开采1563.7万吨/年,生铁76.4万吨/年,钢锭55.8万吨/年,钢材33.6万吨/年。
[43]而表二所列部分重点项目完全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合计达41.39亿元,实现生产能力新增:
电力87.55万千瓦,煤炭开采780万吨/年,生铁250万吨/年,钢锭320万吨/年,钢材250万吨/年。
苏联援建项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表二恢复时期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基本情况
除此之外,苏联还应中国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项目。
如1951年1月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和段子俊、沈鸿受命前往莫斯科,谈判由苏联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的计划。
苏联对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维辛斯基为首的七人委员会与中方谈判。
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当年即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在中国进行设计,并尽快派专家赴华开展工作。
考虑到航空工业对中国的紧迫性,苏联援助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送交斯大林审批后,只用三个小时就批准了。
在这个基础上,1951年4月中国政府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44]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必须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这一点,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
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工业化的方针,必须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援助密切结合起来。
张闻天认为,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大型工厂和矿场的建设,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详图直到成套设备订货及安装,都应全部地、彻底地采用苏联的计划、装备与专家,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一开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进步的、最现代化的工业工厂。
这样的工厂,只要充分依靠与信任苏联的帮助,即可最迅速的建立起来,用不着走弯路,用不着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会发生乱子。
因为苏联同志们有充分的经验,有足够的设备,并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证,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今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这一方面。
张闻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极大重视。
毛泽东于1952年2月8日批示:
“关于工业问题,请陈<云>、李<富春>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加以讨论”。
中财委党组干事会于2月18日讨论了张闻天的信和有关来电,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一、凡属开办新工厂或在旧厂中改建重要装备而我无改进把握者,均应聘请苏联设计组,而且对于接收定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均需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协助指导。
二、初步设计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装备,必须依靠苏联供应。
三、因今后贸易部进口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购买工业装备和器材,一切工业部门必须抽出一批熟悉苏联设备和器材的干部及可靠的技术人员给进口公司。
四、凡属向苏订购成套装备或订购大量器材的厂矿,必须派出该厂矿的第二负责人带队常驻苏接洽定货、催货。
不派重要负责人者,不予定货。
五、对于重要工厂的设计和定购装备工作,中央财经各部的负责人必须十分重视,必要时必须亲去苏联接洽。
六、中央各部及各厂矿所开定单,事前必须慎重确定,一经我方商务代表团与苏方签订了议定书之后,就不能变更。
七、各部门各厂矿经中贸部向苏联提出的定货单的金额及定单中的主要装备,必须仍由中财委批准,未得中财委批准不得变更。
八、已征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个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专送财经信件,如此等等。
中共中央于同年3月7日致电张闻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156项工程的第二批项目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一五计划的制定开始的。
1952年8-9月,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即将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和中国工业化建设问题。
原则确定之后,李富春等继续留下与苏方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细节,历时8个月。
苏联政府在对周恩来交付的一五计划重点工业项目逐一进行了极为详细周密的研究后,除少数中国自己能办或因地质资源不明和一五计划期间无法上马的项目外,同意满足中国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应该开办而中方没有考虑到的企业。
双方最终确定,在1953-1959年内由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企业。
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其中确定的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各年产钢120-150万吨;8个有色金属企业,年产锡3万吨,铝1.5万吨,钼精矿1万吨,钨精矿3万吨,钒钛精矿13万吨;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年产煤1990万吨,3个洗煤厂,年产煤450万吨;1个石油炼油厂,年处理原油100万吨;32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年产冶金、矿山、石油设备7.5万吨,金属切削机床3.6万吨,载重汽车6万辆,拖拉机1.5万辆,轴承1000万个;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年产发电机组各为36万千瓦,并能扩大到60万千瓦,以及其他无线电和电气产品;7个化学厂,其中3个化学厂年产氮肥18万吨,合成橡胶1.5万吨;10个火力发电站,年发电量共41.3万千瓦;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91项。
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各种技术援助。
作为偿付,中国则要在1959年以前供应苏联16万吨钨精矿、11万吨锡、3万吨锑、3.5万吨钼精矿、9万吨橡胶,以及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
李富春报告说,包括在建的50个项目在内的这141个企业的建成,到1959年中国的工业能力将大大增长,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石油、机器制造、动力机械制造和化工方面,都将超过现有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中国不仅将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和拖拉机工业,钢铁、煤炭、电力和石油等主要工业产品将达到苏联一五计划时的水平,接近或超过日本1937年的水平。
[46]
当时,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苏共十九大通过,为了帮助中国建设和改建这些企业,苏联必须重新调整计划、调度生产和安排人员。
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术专家来华外,仅国内设计单位就要增加3万人。
[47]此外,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苏方承担70-80%),供应设备(苏方承担50-70%),无偿提供技术资料,直到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行,苏联都将给予全面的援助。
[48]总之,正如周恩来给苏联政府备忘录的回文中所说,苏联政府对于建设和改建中国的91新企业和正在进行中的50个企业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种种援助,将使中国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是具有极其重大作用的”。
[49]
三、发展双边贸易
通过商品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的生产资料是建国初期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这方面新中国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
建国前夕,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1946-1948年间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美国所占份额平均分别为27%和51%,即使到1949年,也分别保持在13.7%和24%。
[50]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政策,1950-1951年期间,中美贸易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往来也处于瘫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苏联与东北民主政府的贸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壮大一样,中苏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1月5日包尔汉和王震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反映了各地要求尽快开展对苏贸易的强烈愿望。
报告说,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坚决执行中苏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复和苏联的通商,来克服本省经济上的困难,和依靠苏联的帮助进行各项生产建设,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
”报告要求在中苏两国通商条约尚未签署之前,允许新疆与苏联开展地方非正式的贸易往来。
[51]是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提供的货物便达2.838亿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矿山、运输、能源等方面的设备和材料,都是恢复国民经济所必需的物资。
[52]
据中国有关部门当时的报告,苏联对华贸易是“带有政治性质”的,“确实是站在帮助我方经济建设的立场来进行贸易工作的”。
例如,1950-1952年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工业设备器材及油脂(占63.7%)、铁路设备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讯器材及油脂(7%)和农业机器及种畜籽种(4.8%),其中很多都是中国生产建设急需而西方国家不肯出卖的产品。
虽然有些品种的供应对于苏联来说也具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尽量满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没有议定价格和没有签订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运往中国,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
在价格方面,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凡供应中国的商品价格,都比同期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低。
如矽钢片的价格为香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价格固定不变,不受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
对于中国临时急需的各种商品,虽然在中苏贸易合同之外,苏联也都尽量供给。
如1950年秋为帮助中国稳定糖价,苏联从远东地区调拨大量食糖卖给中国
。
至于中国的出口商品,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恢复生产,对于他们本可自给而无须进品的许多货物,都设法增加其国内的消费量,大量向中国购买。
如大宗进口东北的苹果和鱼产等。
即使对一些并不需要的“冷货”,苏联也照收不误。
[53]到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苏贸易在新中国最初的工业化建设中更具有关键意义,因为恢复时期引进的重点项目主要是通过贷款方式,而同“一五计划”直接有关的成套设备进口则更多地要采取贸易形式。
经过对1953年中苏贸易总货单的认真研究,1953年2月13日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李强等联名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认为,“苏方交来之货单是经过慎重考虑研究的,进口方面绝大部分满足了我们的需要”。
[54]
不过也应该看到,此期中苏贸易往来并不是完全和谐的。
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
还在1950年2月双方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时,就在汇率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伍修权认为由于中国有求于对方,而作出了让步和妥协,两国货币的比值实际上是在相对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
[55]当时的合理汇率应如何确定,现在恐怕很难考察了。
不过,苏联对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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