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东镇碑林对地方史的作用与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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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东镇碑林对地方史的作用与影响
第九章东镇碑林对地方史的作用与影响
东镇庙是千百年来,封建王朝祭祀的重要场所,因受到官方的重视,自然引导了方间民众的信奉。
前往东镇庙使礼的除了代表帝王行礼的朝廷大员,有德行的文学之士,有突出贡献的重臣或廉吏等,方才有机会进行代祀“东藩”。
各级地方官员,如路、省、行,总管府、知府,临朐及周边的州县等行政长官,除了作为陪祭、迎送参与皇家御祭之外,还要亲自组织有司春秋致祭。
以上所述是作为官方有定制的活动,同时还有许多地方官员以私人身份出访的活动。
除此之外,历代文人雅士和社会民众拜谒和游历沂山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对东镇沂山的礼拜场所在东镇庙,东镇碑林如同一幅历史长卷,鲜活地记录了一串串历史史实,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研究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东镇碑刻对地方官职谱系的影响
第一节 金元碑刻对官职谱系的影响
由《沂山石刻名录》中查证金元时期的碑刻有45通。
自金承安五年至元至正十年,现存庙内古碑 通,其中残碑 块;遗传碑文 篇。
碑文中除了金时的《不数里》残碑外,其它碑石均为代祀或修庙碑记。
金元碑刻记述简捷,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
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历史史实,对于研究皇家祭祀礼仪提供了重要依据。
东镇碑林中的金元碑石虽然较少,但能够准确反映各个历史事件的发现过程。
特别是在碑刻中注重了对祭祀路线、祭品、礼仪等细节的描述。
较多的刻记了主祭人、陪祭人、助祭人以及相关参与祭祀人员的官职和姓名等重要信息。
,这些重要史料,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上层管理机构、官阶设置,以及地方官职谱系的考证,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金元时期碑刻中所记述的地方官员,大多数未被地方志所录载。
金承安五年的《代祀东镇记》记述了青阳留侯天子册付益都统军(仆)散昭武对东镇东安王之祠使礼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当时临朐县令薄察昭武等人陪祭,临朐人进士胥从简记录了在祭祀时意外获鹿的嘉应之事。
因此,这块碑又叫“获鹿碑”,现存东碑廊中。
文中所记青阳留侯天子是指“ ”。
关于益都统军(仆)散昭武,在碑文中对他的官职记述的较为具体,“以东方之帅致祭于东镇之神,位实相亚――”。
(仆)散昭武是当时益都路的军事首长,但此人在《益都县图志 官师志》中没有记载。
同样是金承安年间,现存碑林中的《不数里》碑中在碑文的最后落款中有“――骑尉权县事完颜(克寸人宫)立石”。
碑石中还提到两个重要的人物。
其中一位是“兵马都总管判官,兼提举学校常平仓事、飞骑尉、赐绯鱼袋刘 奎”。
另一位是“提举常平仓事,上护军金源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完颜古堂”。
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无从对三人进行详细考证。
元大德二年所立《大元增封东镇元德东安王感应之记》碑,详细记录了十余位益都路、临朐县的时任地方官员,但大多未被地方志所传记。
此次的主祭官是必(者)赤扎剌儿()那怀、朝列大夫治书侍御史()德。
地方上的迎接官员是益都路(山东)宣慰使司宣慰使塔察尔儿、中奉同知叶儿威里广威、副使潘铎。
这三位奉迎官员在地方志中鲜有记载。
碑文正文中记有“本路官监郡真不花、推官韩礼、知事邵蔚”。
真不花当时的官位是“朝列大夫、益都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府达鲁花赤、管内劝农事”。
真不花是益都路的军政最高长官。
韩礼的官位是“()务郎益都路总管府推官,相当于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真不花、韩礼和知事邵蔚,在《青州府志》等史料中均未查到。
在碑文落款中还记写了十五位官员和两位提领、两作头。
“少中大夫、益都路总管、兼府尹、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兼管内劝农事 木撒”。
“定远大将军、益都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管本路诸军奥鲁 阔伯”。
“明威大将军、同知益都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 赵庸”。
“奉直大夫、益都路总管府治中、兼管本路诸军奥鲁 沙合不丁”。
“承直郎、益都路总管府判官、兼管本路诸军奥鲁 常恒”。
以上五位均为益都路的重要官员,除常恒在《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查到后,其他均未记载。
所记临朐县官员和其他小吏还有:
“临朐县司吏滕()、主簿兼尉陈良、县尹张璘、达鲁花赤长兴,府学正马骧,本路译史张德贞,府吏季荣祖、郭景良、许思贤。
总府监造前()事同判官王润,本路石匠提领卢铸、曹碧,本县作头彭端、樊就”。
其中阔伯的官职是益都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
关于“副达鲁花赤”这一官阶,在《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记有“益都路副达鲁花赤一人:
帖木耳 益都路达鲁花赤。
(见至正十二年临朐大砚山创建戍楼碑。
按《百官志》无副达鲁花赤之名。
附此,待考。
)由以上记载可知,撰写该志时,未对阔伯进行收录。
在地方上确有“副达鲁花赤”的官职,在益都路至少曾有两位副达鲁花赤,而不是一位。
《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对马骧的引证为“见大德二年临朐封东安王碑,又见六年驼山降御香碑阴”。
元至大四年(1311年)《临朐县达鲁花赤祭春记》碑中记载了三位官员,两位执事、两位礼生、一位知庙道士、一位社长和一位石匠作头。
“进义副尉、益都路临朐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 马合麻”。
“临朐县儒学教谕 张简”。
“本县俸吏 杨郁”。
“执事人李从善、赵克忠”。
“礼生王良、王文宝”。
“知庙道士时道信――”。
“社长吴德、石匠作头王用()”。
以上所记张简、杨郁两人在临朐县志中均无记载。
元皇庆二年(1313年)《脱欢、蔡文渊昭告碑》所记“嘉议大夫、益都路总管、兼府尹、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 耿元祚”,在《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未得到查证。
元至治二年(1322年)《东镇沂山元德东安王庙神佑宫记》碑阴,除了记录益都路的高道大师、各方信众之外,同时也记载了数位地方官员。
“益都路临朐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 燕只哥歹”。
“承事郎、益都路临朐县尹、兼管本县诸军奥鲁劝农事 李嘉”。
“将仕郎、益都路临朐县主簿 刘()”。
“典史任汝楫,司吏李德泽、王直内、李土良、吴克让”。
“益都县提领张旺、李聚――”。
“章丘县毕希鲁――”。
“般阳路经历毛鹏翼、赵()、周兴、高()、吴()”。
在元延佑六年的残碑上准确记有“益都路教授单思明、府吏刘温”。
两人在《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均未记载。
元泰定元年《代祀记》碑中详细记载了代祀人、陪祭人和碑文的撰书人。
这一年的祭祀是新皇登基,因此格外重视代祀官员“御位下、必()赤 僧宝;奉训大夫、国子监典簿 王锡”。
陪祭官是“益都路总管、正议大夫、兼府尹 范完泽”。
在《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对范完泽有这样的记载:
“(《新府志》“完”作“元”) 字谦之,东平人,益都路总管兼府尹,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管内劝农事。
(见至治二年驼山祷雨碑)“。
另据《清光绪临朐县志》中记载,此碑由益都路儒学教授尚毓德记志,儒学正吕颐书,()王讷题额”。
尚毓德、吕颐两人在《益都县图志·官师志》中均有记载,其引证均为“见泰定元年三月临朐东镇代祀”。
元至元二年《代祀沂山》碑记录了三位朝廷大员的官职和名字。
“奉训大夫、徽政院断事官臣方塔剌赤,承务郎、官正司典簿刘思诚,受旨于徽政院使秃满迭儿乘八乘传于岱宗、东海、东镇。
”在2006年的文物征集中发现到该碑的残块,其中上有“――劝农事()者秃、县吏于思()、劝农事刘思文、贴书陈复初、主簿赵恂、尉吏周鳯―――”。
据《清光绪临朐县志》卷十一《官秩表》记载:
“县尹刘思文,济南人,见至元二年东镇庙碑。
”
元延佑六年《代礼之记》仅存碑文。
文中记有“特遣迩臣舍儿别赤速哥、集贤直学士韩谊,钦赍御香,分祀于岳镇海渎后土”。
“――守土官,中宪大夫、同知益都路总管府事帖驴,圆明真静纯德大师、提点东镇庙梅道隐,承事郎益都路临朐县尹耿鼎等,咸一乃心共严其事。
”其中帖驴、耿鼎二人未在地方志中记载。
元至正八年(1348年)《东镇时享之记》碑文,记载了主祭东岳、东镇、东海的代祭官为“翰林学士承旨臣咬哥、翰林侍制臣远者图”。
地方助祭官员六人。
“其助祭者则益都路府判高克敬,临朐县尹张敉宁,益都路儒学正贾粥,临朐县儒学教谕刘源,太虚宫提点宣道和、邢道进也”。
其中高克敬、张敉宁、贾粥、刘源四人均未在相关资料中有所介绍。
元至正十年“资善大夫、宣政院副使臣桑哥的斤,应奉翰林文字、从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臣李绣当诣东岳、东海、东镇”。
“山东帅府先期命有司具仪物以待,益都路治中同寿既及太虚宫提点道和宣公实来牲牢庶羞,供具惟谨。
”
第二节明清碑刻对地方官职谱系的影响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个青州府、临朐县十分重视历代官职谱系的修订和整理。
在明清两朝中对地方官员、名宦、乡仕、乡耆等进行详细考证,在方志中以《官秩表》、《官职表》、《选举表》、《荐举》、《宦迹》、《人物》等多种形式进行记载。
众多史料的积淀,很多来自于东镇碑林的石刻记录。
现存地方最具权威的史料有《嘉靖青州府志》、《益都县图志》、《嘉靖临朐县志》、《康熙临朐县志》、《光绪临朐县志》、《昌国余皇》等。
这些史志对东镇庙进行大篇章的记叙,对代祀沂山认真记录,对赞美沂山的诗词歌赋一一摘录,达到了不遗余力的境地。
其中对地方官员和乡绅的考证,多引“见沂山东镇庙××年碑”。
明清两朝临朐县知县、县丞、主簿、 典史、教谕、训导等考证较为详细。
他们从到任与离任,上下转接,以及几位知县的继任,记载详实,脉络清晰。
一、对青州左卫指挥使司的记载。
在东镇庙众多的碑石之中,连续地记载了青州左卫指挥使司官员参与祭祀活动。
但数十位时任指挥使司的指挥使、佥事、镇抚、千户、知事等未被地方志所传记。
青州左卫指挥使司设立于明洪武初年。
“明初,设立山东行省,驻青州城。
后改称布政使司,移治济南,但仍设青州府”。
青州古城由行省治所降格为州府驻地,在军队驻防上自然有较大的变化,从东镇碑林记载中体现的较为明确。
明王朝刚刚建立,社会秩序动荡,因此会加强对山东行省驻地、古州要冲的军事力量部署。
明青州左卫指挥使司的设立至少可以确定在明洪武二年。
这一年朱元璋皇帝派遣金斗辅敕祀东镇庙,地方陪祭人员有叶大旺、张思问、管进、贝公远、陈栋、陈观等。
叶大旺是怀远大将军、守御青州卫官、指挥使司同知,他的排序在青州知府张思问之前。
青州知府之后排序的是昭信校尉、百户管进,也是左卫指挥使司的军事官员,但他的官阶相对较低。
再后是沂州知州、临朐知县、益都县丞的排序。
明洪武三年《大明诏旨碑》碑阴,刻记了21位参与立碑人,由此让我们清晰地查阅到各军地政要。
首先排序的是青州左卫指挥使司,依次是青州府和临朐县。
青州左卫指挥使司有十人:
怀远大将军同知青州左卫指挥使司事叶大旺;
宣武将军佥青州左卫指挥使司事阳兴;
武略将军青州左卫指挥使司镇抚王镇;
武德将军青州左卫正千户余振;
武德将军青州左卫正千户远真;
武德将军青州左卫正千户张翔;
武略将军青州左卫副千户尤俊;
武略将军青州左卫副千户焦德;
将仕郎青州左卫指挥使司知事吴直;
将仕郎青州左卫指挥使司知事霍时举。
以上十人仅叶大旺、张翔在《益都县图志 武备志》中有明确记载。
另在该志《武职官表 明守御青州官》中有“郝时举(将仕郎、青州左卫知事,见《城隍庙碑》)”词条,“郝时举”疑为《大明诏旨》碑阴所记“霍时举”。
青州府五人:
奉中大夫青州府知张思问;
朝列大夫同知青州府事詹玉;
承直郎青州府通判徐石磷;
将仕郎青州府知事刘公茂;
青州府照磨()()();
临朐县四人:
将仕郎青州府临朐县县丞曾一德;
将仕郎青州府临朐县主簿林士曜;
青州府临朐县典史杨奎。
省委督工官前弘州判官:
宋克信。
镌字匠:
梁仲德、彭稳。
随着社会的稳定,明朝对军事力量的部署逐步削减。
山东行省由青州西迁至济南,仍设青州左卫指挥使司,但军队参与管理地方事务的职权有所弱化。
从东镇碑林现存碑刻查证,自明宣德元年始青州左卫的军事长官,在排序中均列青州府知府之后。
此时的青州左卫不以“指挥使司”相称,左卫的军事长官称作“青州左卫指挥使”,其官阶比先前有所降低。
明天顺元年,青州左卫指挥使王耀,与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的经历石鼎、提刑按察司照磨李仪和青州府知府张勋等,陪同代祀人张瑾到沂山祭祀。
现存的碑石残块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排序,指挥使列于知府之后。
现存对指挥使张庆的刻记最早是明成化元年,最晚的记载是明成化十三年。
他先后与青州知府赵伟在成化元年陪同尚宝司司丞李木祭祀沂山,分别在成化四年、六年与知府李昂陪同都御史原杰、掌太常寺事礼部尚书李希安祭祀沂山,还在成化十三年与知府刘钊陪同山东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陈俨祭祀沂山。
因此,张庆在《益都县图志 武备志》的“左卫指挥使”中有明确的记录。
其他的左卫指挥有:
高纯、李求(明成化二十三年);
查瑶、王麟(明正德五年)。
以上四人,仅查瑶在《益都县图志 武备志》中有记载。
二、对青州兵备海防道的记载。
清王朝建立,青州作为大东方的军事战略要地,自然会受到国家的重视。
清政府将明朝的“青州左卫指挥使司”更名为“青州兵备海防道”,但其职责、管属等均有异曲同工之处。
清朝的建国之初,同样需要部队军事力量的管制与维护。
因此,青州海防道长官的官阶要高于地方行政长官。
清顺治八年皇帝遣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管工部左侍郎刘昌代祀沂山。
这次的陪祭官是青州兵备海防道的长官孙登第。
他的官阶是:
钦差分巡海右、兼整饬青州等处海防兵备、管理屯田兼督粮饷、山东布政使司右副都御史。
后面排序的陪祭官是青州府知府、临朐县知县。
由刘昌和孙登第的官爵称谓中,仍有“都察院右都御史”、“工部左侍郎”、“山东布政使司右副都御史”等,可以反映清初的行政设置,还没有完全摆脱明朝的影响。
在康熙十五年和康熙二十三年,张能鳞先后两次陪同祭祀,其官职是山东按察司分巡青州海防道布政司参议。
东镇碑林现存碑石,自清乾隆十三年开始有“登莱青道”的记载。
残碑中有“陪祀,分守登莱青,整饬海防管水利事务,布政使司参议,加一级沈廷芳”。
清乾隆四十五年、五十年达敏、富崑致祭碑中有“登莱青道何泽傅”记载;清嘉庆二十四年廉善致祭碑中有“分巡登莱青道胡祖福”记载。
以上所考沈廷芳、何泽傅、胡祖福未被《益都县图志》录入的原因,可能与“兵备海防道”改为“登莱青道”有关。
三、对穆陵关巡检司的记载。
巡检司,官名巡检使,省称巡检。
始于五代后唐庄宗。
宋时于京师府界东西两路,各置都同巡检二人,京城四门巡检各一人。
又于沿边、沿江、沿海置巡检司。
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职权颇重,后受所在县令节制。
明清时,凡镇市、关隘要害处俱设巡检司,归县令管辖,一般秩正九品,有的地方还有文武巡检之分,有县派出机构之职能,亦有副巡检(从九品)之说。
明制:
青州兵备道于明朝正德五年设立,分署青州府按察司佥事镇之,辖青州府、莒州以及益都、诸城、长山、莱芜等十七县;有马快共四百人,民兵七千六十九人;下设颜神镇、穆陵关、十字路口、紫荆关等十二巡检司以及青州左卫、安东卫、诸城所、莒州所等。
以上是明制中对青州兵备道设立及其所管属范围的记载。
兵备道的功用与青州左卫指挥使司相近。
穆陵关这一古老的关隘,古往今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地位显著,一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颜神镇设巡检司,其战略指导是为了扼守与穆陵关相互应的青石关。
明朝在青州范围内曾经设立的巡检司还有十一处。
有临淄南面的淄河店巡检司;高苑西北的田镇巡检司;乐安的高家港和乐安镇巡检司;寿光西北的广陵镇巡检司;诸城的信阳镇和南龙湾海口巡检司;蒙阴西南的紫荆关巡检司;莒州的十字路和葛沟店二巡检司;日照东南的夹仓镇巡检司。
为保障国家或地方社会稳定,起到战事、战备预警,维护和便利商贾贸易,古时的每个朝代均设置有建制的机构和人员驻守穆陵关。
目前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守官是谢璠。
宋景德元年《沂山明道寺创建舍利塔壁记》中载有“穆陵关镇主谢璠”。
对此《清光绪临朐县志》卷之十一中有这样的注解:
“镇主之名他处不见。
按《宋史·职官志》“镇砦官”。
本注云:
诸镇置于人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
疑即此官“。
《壁记》的记名中谢璠之前排名的是盐酒税官梁简,沂水县尉侯待聘、主簿乔得目、县令陈利用。
此时的穆陵关镇主是否兼有巡检的职责,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现存于沂山风景区歪头崮南,摩崖石刻数处,其中有“巡检徐平修武校尉李清昭信校尉孙仔”的记载。
此摩崖刻记于金贞佑三年(1215年)。
刻记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徐平修是穆陵关巡检,但就当时“李全略临朐,扼穆陵关”的动乱平息,此人应为该关的巡检。
据《清光绪临朐县志》中《秩官表》记载“巡检徐胜,见(洪武)十一年东镇庙碑”。
这是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位巡检。
最后一位是清光绪四年到任的浙江山阴人金棠。
目前存有碑刻记载最早的一位巡检,刻记于明永乐四年《吴宗显张初致祭碑》碑阴的苏□□。
最后一位是清嘉庆二十四年《廉善致祭碑》中所记的南宫熙。
《清光绪临朐县志》卷之五《关梁》对穆陵关有这样的记载:
“明洪武三年始设巡检官一员,领弓百余人,后止领三十人。
”现存穆陵关的《增穆陵》碑,立于明嘉靖四十四年,其中对穆陵关的驻防有详细记述。
“其增防补士,量添弓兵二十人,通前四十人为之室,令带家小随住。
”“守关诸役,许尽垦关旁荒地”。
“随行货物或矿盗横发,仍令近关镇店保甲,同弓兵併力捕获”。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巡检司具有屯兵的概念,军防与民防相结合。
关于穆陵关巡检司巡检在地方官职中的排序,正如史料中的记载“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职权颇重,后受所在县令节制。
”在明清两朝巡检与县级地方政府的排序均为:
知县、县丞、教谕、训导、主簿、巡检、典史。
防务是巡检的主要职责,但其又多参与东镇庙的祭祀和修建。
这一现象在其他岳镇海渎神庙的记载中不多见。
这一现象应与穆陵关距离东镇庙仅十余华里,离县衙治所较远,巡检司同时付有维护皇家御庙安全的职责有关。
《清光绪临朐县志》卷之十一《官秩表》中记载巡检45人。
其中23人考证于东镇庙碑刻,1人考证于沂山常将军庙碑刻,1人考证于穆陵关碑刻。
现存东镇庙碑刻记载巡检次,共25人。
由于永乐四年石碑磨损严重,巡检姓名无法辨认。
24名巡检中 人未在县志中收录。
有据可考,自明洪武十一年至清嘉靖二十四年共有巡检名。
四、东镇碑刻对临朐县志编纂的影响。
流传较广的临朐方志有《明嘉请临朐县》、《清康熙临朐县志》、《清光绪临朐县志》、《昌国余皇》等均对东镇沂山、东镇庙和穆陵关进行较为详细的记载。
县志在《沿革》、《山水》、《古迹》、《建置》、《艺文》、《大事表》、《秩官表》、《科贡表》、《宦绩》、《人物》、《杂记》等多个卷章中对沂山进行大篇幅的记叙。
特别是东镇碑林刻记了历史长河中,众多陪同朝廷大员祭祀沂山的各级地方官员,参与庙宇建设和管理的官员、乡坤、信众、道士等。
祭祀沂山和修建东镇庙,临朐县的官方人员首先参与其中,因此记录最多。
历代官员的名号、所处年代和身份的确认,为考证地方官职谱系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
《清光绪临朐县志》卷十一《秩官表》共记录人,其中考证于东镇碑林。
自唐代始记载有临朐县令4人,其中蒲察照武在获鹿碑记中有记载。
达鲁花赤10人,4人在考证于东镇庙碑林。
县尹15人,6人考证于东镇庙碑林。
尉6人,1人考证于东镇庙碑林;知县160人,其中明朝73人、清朝87人,共有17人考证于东镇庙碑林。
县丞33人,均为明朝所置,其中20人考于东镇庙碑林,1人考证于穆陵关碑。
教谕64人(明朝32人,清朝32人),其中28人考证于东镇庙碑林。
训导80人,其中明朝43人、清朝37人,其中31人考证于东镇庙碑林。
主簿48人,均为明朝设置,28人考证于东镇庙碑林。
典史63人(明朝31人、清朝32人),其中27人考证于东镇庙碑林。
二、对僧会司、道会司等记载
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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