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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确立
清朝的确立
第一节宽温仁圣皇帝
转危为安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
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
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
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
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①。
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
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
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
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
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
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①。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②。
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
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
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不仅打乱了统治秩序,而且使农业劳动人手极端缺乏,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
据史载:
“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伊尔根(即百姓)亦有食人肉者”。
“一头骏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好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段值银一百五十两,一匹毛青布值银九两。
盗贼蜂起,盗牛马,杀人为乱”③。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54、66。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清太宗实录》卷10,页12。
③《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二是军力削弱,难求进展。
宁远之败,损伤惨重,影响了将士锐气。
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为报父仇,振奋军心,亲偕诸贝勒统领六万大军,围攻锦州,虽然城中明兵只有三万,但凭借坚城枪炮,拚死抵抗。
皇太极挥军猛攻,亲自披甲带领侍卫疾驰进击,诸贝勒大臣兵弁亦奋勇冲杀,但由于明军猛烈还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力战负伤,八旗将士“损伤甚多”,不得不撤围回师。
明人称此战为“宁锦大捷”。
两次失利,大伤元气,使得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锐气顿减,斗志不旺,害怕打仗,“皆怯于攻城”。
①第三个大难题是,内争尖锐,君权微弱。
皇太极虽然被尊为天聪汗,但其实权远逊于汗父。
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皇天任之,是“天任之为汗”,八旗大臣官将固然由其任置,即“汗任之为大臣”,就是贵为一旗二旗之主的旗主贝勒、大贝勒,也系汗之封授赐与,八旗所有人员,最终统归汗辖,而皇太极之为汗,却系由诸贝勒“任置”的。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八旗贝勒中,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最有势力继位为君。
他身为正红、镶红两旗之旗主,他的亲侄杜度掌镶白旗,他的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率军厮杀的勇将,前三人和杜度还是“执政贝勒”。
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
按照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诸贝勒“任置”,他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
此时皇太极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通常被称为四贝勒,其长子豪格只有十七岁,二子、三子已殇,第四子叶布舒还在母腹中,他仅能与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相提并论,其人丁兵将势力皆不如代善,也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位同母所生之三弟兄。
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三岁,固然是年轻和年幼之人,但阿济格、多铎已是正黄、镶黄两旗之主,多尔衮也辖有十五个牛录,且是汗父生前许愿的“全旗之主”,三弟兄之母又是机警过人的大福晋阿巴亥,显然是很有希望继位为汗。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贝勒代善竟然让贤,在其子岳讬、萨哈廉的建议下,提出立皇太极为君,皇太极才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并由汗、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金国,朝会之时,亦是汗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
皇太极只不过是四大掌权者之一,并非言出令行至尊无上的君汗,金国由八旗旗主共掌和分治。
这样,内争必烈,各贝勒之间不相上下,君权微弱,极不利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
①《清太宗实录》卷2,页42;卷5,页33。
周边形势同样不妙。
西边明国,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歼灭满洲。
明帝擢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委以关外大权。
袁崇焕“锐意恢复”,缮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遏制金兵攻势,伺机复辽。
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诸部,大都与明相联,敌视满洲。
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力图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再建大元王朝,兵强马壮,称雄各部。
当天命四年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声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居高临下,恃众压寡,警告后金不要夺取广宁。
他接受明朝每年赏银上百万两,助明对抗满洲,并经常裘掠与金友好的科尔沁蒙古各部。
喀尔喀五部贝勒原曾与努尔哈赤盟誓共同对明,但他们听信明朝之言,受其银两衣帛,遂背坏誓约,“以兵助之”,经常掠金人畜财物,袭掠墩军,献首于明,领取奖银。
天命十一年正月宁远之败后,喀尔喀五部以为金兵“将尽,遂决意助明朝”,移营逼近金地,带来严重威胁。
南邻朝鲜,世忠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明遣大军入朝,助朝抗倭,双方更为友好亲切。
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发兵一万三千随征,后又大量收容逃入其境的辽民,供应驻于其皮岛之明朝总兵毛文龙部下食粮,毛文龙由此地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不得安宁。
简而言之,金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一旦明军大举进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及毛文龙,必将响应,四面围攻,金国很难抵挡。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皇太极,毫不畏怯,勇敢地挑起了使金国转危为安继续向前的重担。
他一即位,便首先在改善内部局势稳定统治秩序上,采取了几项大胆的关键性改革措施。
第一,赦免欲图叛逃之罪。
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即登基后第四天,他颁诏国中:
“凡汉官富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首,概不究问。
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首告亦不究。
”
第二,释放庄丁为民。
九月初八日汗谕:
“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命其分屯别居。
”实录编纂官就此事阐述说:
“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
自上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
”①①《清太宗实录》卷1,页7。
第三,停筑城,禁扰民,各耕其田。
九月初七、初八日,汗两次下谕:
先时明知劳民,而营建城郭修筑边墙者,以固吾疆圉也。
今八旗田土移易已定,自后不再新筑城郭边墙,田土不再移改,“各粪其田”。
汉人与满洲同样差役。
贝勒大臣及其属下人员出外之时,自备行粮,禁食民间牛羊猪鸡。
贝勒大臣不许骑汉官马匹,不许取汉人鹰犬,不准勒买器物和至汉人家饮食,违者治罪。
①这就根本上取消了努尔哈赤晚年镇压和加重剥削汉民的主要弊政,对缓和满汉紧张关系,稳定国内秩序,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
”②他还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初擢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
出宁完我于包衣,召直文馆,久预机密,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
其后,他又以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因此,命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汉军旗,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
③这样,汉官才基本上安下心来,尽心竭力为金汗效劳。
皇太极深知,汗父以武开国,没有武功,军威不壮,就不能创业建国,也不能定国安邦,更不能拓疆辟地,席卷全辽,进取山海,故连续进行征蒙攻朝袭明的战争。
皇太极即位之后一月余,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五部之扎鲁特部,别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往袭喀尔喀五部之巴林部,驱逐哨兵,纵火燎原,以张声势。
代善等飞奔疾驰,大破扎鲁特部,擒其巴克等十四位贝勒,斩杀鄂尔寨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
冷格里等亦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皇太极看准了林丹汗是他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
蒙古奈曼、敖汉诸贝勒“因察哈尔汗不道”,于天聪元年(1627)“举国来附”,皇太极举行盛宴,隆重款待。
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欺压掠夺,于天聪元年底至二年初,组成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消灭了林丹汗驻兵四万及其派往明国张家口领赏的三千士卒,联军伤亡亦重。
喀喇沁部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欣然允诺,“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共击林丹汗。
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不伦地方(大凌河上游),飞速闪击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挫了林丹汗锐气。
接着,他于九月,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军队,征调联盟、归附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来会,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驰击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俱克其地,又遣精骑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一征林丹汗取得了初步胜利。
①《清太宗实录》卷1,页8。
②《清太宗实录》卷1,页6。
③《清太宗实录》卷17,页11。
皇太极又兴兵攻朝鲜。
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
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
誓言规定朝鲜国王尊金汗为兄,己居为弟,春秋两季向金汗纳贡,金国使臣前去,按过去接待明朝使者之例对待,不得“与满洲记仇,修筑城池,操演兵马”,断绝与明国的关系,只与金国往来,辽民逃入朝鲜,立即送还。
若违誓言,金即发兵征讨。
在皇太极勇于进取和正确指挥下,经过八旗贝勒大臣将士的奋勇冲杀和艰苦努力,仅仅两年,便解除了四面受敌之困,国内形势稳定,八旗劲旅再显雄威,士气大为振作,金国终于转危为安了,并为下阶段的迅速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逼明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由危转安的金国,正处在前进路上的重要关头。
此时,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战告捷,奈曼等部陆续来归,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在平庸之辈看来,可以暂停厮杀,放马归山,安享太平之乐了。
然而,这毕竟是肤浅之见,只有几万男丁的女真——满洲,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拥兵百万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前进,必衰弱,三十几年过去,难免灭族灭种之祸,前车之鉴,比比皆是。
好些马背上民族曾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以少胜多,然而,曾几何时,坐享其乐,锐气全休,终于销声匿迹。
此路断不可走。
若要前进,去向何方,明与蒙古,以谁为先,金国上层人员对此颇有分歧。
有的主张先攻蒙古,也有人则主攻明。
攻明固然可获大利,但困难不小,风险也大,闹不好,再来一个宁远之败。
天聪汗皇太极与八旗贝勒大臣经常为此穷思苦索,最后,皇太极决定,“亲统大军伐明”,并调集蒙古各部会师。
天聪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军到达辽河,立营,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奈曼、巴林、敖汉等部奥巴等数十贝勒相继率兵来会。
皇太极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向谁用兵。
他说:
明国屡背盟誓,察哈尔残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
与会者有的认为:
“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
有的说:
“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
皇太极认为应当征明,遂统大军向明境前进。
不料,过了五天,发生了波折。
十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喀喇沁部的青城。
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在行进途中秘密相议,晚上进入皇太极的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
代善、莽古尔泰提出回兵的根据是,攻明太危险了。
劳师远袭,若不能进入明边,则粮匮马乏,欲归不得。
纵使入边,明国会合各路兵马围攻,则寡不敌众,且恐明兵自后堵截,断绝归路。
代善、莽古尔泰反对远征,使皇太极十分为难。
第一,两人所论,并非毫无根据。
金军大约五万余人,而明国仅山海关内外就驻军十余万,北京册载官兵数十万,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官兵,总数超过金兵十几倍,确是代善所说,众寡悬殊。
三年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进攻宁远,败于不到两万人的守兵。
两年前天聪汗又率兵五六万,再攻宁远及锦州,又未获胜,将士死伤甚多。
如今想以五六万之众,越边飞袭,千里远征,胜负实难预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时将欲归无路。
此论一传,八旗贝勒大臣之中,定会有不少附从之人,军心一动,战难必胜。
第二,代善、莽古尔泰非等闲之辈,亦不是纸上谈兵之人。
他俩早年从征,下抚顺,战萨尔浒,取开、铁,据辽、沈,入广宁,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代善还是具体指挥萨尔浒战役的三军统帅,他俩所述,应是经验之谈,不能轻易置之不理。
更使皇太极为难的是,他俩是大贝勒,是“任置”天聪汗的主要人物,金国军政大事是由他俩与二大贝勒阿敏及天聪汗共同议处的,此时阿敏留镇沈阳,则全军由他俩与汗共同统率,三票之中占了两票,皇太极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尽管皇太极高瞻远瞻,雄才大略,决心冒险远征,彻底扭转战局,但面对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反对,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其议,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尔泰见事已定,遂各回己营。
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方进入幄中,见汗闷闷不乐,沉默无言,岳托问道:
汗与两位大贝勒所议何事,请告,今诸将皆集于外,等待汗谕。
皇太极十分失意地说道:
“可令诸将归帐,我谋既不成,何必等待”。
又命文臣将欲发军令不必宣布。
岳讬等惊问何故。
汗密谕:
大贝勒恐深入遇险,要撤军回辽,“固执不从”。
岳讬等贝勒劝汗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至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不坚持己见。
议至子时,方定前进征明。
雨过天晴,皇太极非常高兴,统领大军迅速前进。
他总结了前两次战争的教训,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
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决定绕过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明国防守松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内。
大军一分为三,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明边,于十月三十日会师于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随即急速向北京推进。
金军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二十日进逼燕都。
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
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
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
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
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阳。
此战被明人称为“己巳之役”(己巳为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干支年号),历时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长城,进入明境,势如破竹,席卷长驱,千里奔袭,直抵北京城下,讨斩杀、擒获、逼死明督师、经略、总兵、副将、巡抚多人,“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统一漠南
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
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
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日,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
皇太极谕:
“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
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悫,忧乐相同,朕甚嘉之”。
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
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
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
各贝勒皆叩首受命。
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
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
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
“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人赴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
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
”①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
“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
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
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
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
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②。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
“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
否则,自取祸患。
”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缎布帛六千余匹。
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
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
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
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①。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
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
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
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
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衮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
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
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①《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
②《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34、35、36。
①《清太宗实录》卷12,页5、6。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
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
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
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
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
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
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
①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
他谕告诸贝勒:
“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
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
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
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
②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③。
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固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
①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改元崇德
①《清太宗实录》卷5,页2、11。
②《清太宗实录》卷17,页5。
③《清太宗实录》卷21,页2—6。
①《清太宗实录》卷22,页19—21。
皇太极在实现削弱和兼併明国这一主要目标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天聪五年(1631)八月,他统率八旗劲旅及外藩蒙古兵数万,围攻大凌河城,大败来援明兵四万,重重围困,历时三月。
“城中粮竭,商贾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守将总兵祖大寿被迫率部于十月二十八日出城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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