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古代世界文明讲义 论述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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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古代世界文明讲义论述题
论述题
您如何看待古代文明既脆弱又顽强的现象,请结合具体文明史实谈谈你的感想。
文明的起点是本能放弃。
原始人离开树倒地上走路就是
文明的末点是融合
各个朝代从古到今再到世界各国的现况,都是在不可阻止的融合。
事件就不用举例了,随便一朝代更迭都是如此。
每一次融合的结果就是文明得到极大的能量,用以规范或者发展他所赖以的人类。
文明脆弱,是因为它的起步来自本能抑制。
如果你想脱光衣服当原始人,文明立马,或者说在你外表上立马瓦解。
但是文明顽强,是因为文明经过无数代的融合和繁衍,最终和你的精神领域融为一体,你脱离了这一结构,就必然失去你的存在价值。
你的价值只能在文明之上存在并且得到体现。
你可以鄙弃文明,但是你无法逃避你是文明的一份子。
除非你死亡。
文明可以是脆弱的,也可以说是顽强的。
关键要看你怎么说,就拿元灭宋这事情说吧,宋朝当时科技文化水平很发达,就文明程度来讲远远高于蒙古。
但是被蒙古打败了,这可以说文明是脆弱的。
但是呢,随着发展,宋的文明程度高于蒙古,蒙古要想维持统治就必须使用先进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又对元朝统治进行渗透,腐化,最终蒙古人必须接受文明。
这也可以说明文明是顽强的。
这论题一看就是学校组织讨论的……(一点新意都没有)像文明,文化这种东西,有其传递性、变迁性……这个很难说的。
文明的脆弱与其顽强分别表现在其不同的方面,受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时间,空间,生产力生产方式等等因素的制约。
文明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文明脆弱,是因为它的起步来自本能抑制。
如果你想脱光衣服当原始人,文明立马,或者说在你外表上立马瓦解。
但是文明顽强,是因为文明经过无数代的融合和繁衍,最终和你的精神领域融为一体,你脱离了这一结构,就必然失去你的存在价值。
你的价值只能在文明之上存在并且得到体现。
所以,有两种答案。
脆弱
原因两个:
1.现在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历史,不超过万年,相对于其它的一切,只是新生儿
2.在这一万年间,多少次都是后来的颠覆前面的,所以说脆弱
落后绝非近世始
以下两组历史人物赫赫有名,星光璀璨。
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时段里,他们始构世界东西方两大文明板块,影响人类几千年,至今光芒不减。
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地理空间的隔阂,国人很少把他们拿到一起做研究比较。
其实,此中大有学问,尤其对落后的东方华夏。
第一组
老子比孔子略早,在世时间与孔子有一段重合搭接,代表作:
《道德经》
孔子前551——前479代表作:
《论语》
孟子前390——前305代表作:
《孟子》
荀子前313——前238代表作:
《荀子》
韩非子前280——前238代表作:
《韩非子》
董仲舒前170——前70代表作:
《春秋繁露》、“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
第二组
赫拉克利特前530——前470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
德谟克利特前460——前370代表作《世界大系统》
柏拉图前427——前347代表作:
《对话录》、《理想国》、柏拉图学园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3代表作:
《工具论》、《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
伊壁鸠鲁前342——前270代表作:
《原子论》
卢克莱修前98——前55年古罗马卓越的唯物论哲学家,他的《物性论》是一首试图用科学词汇解释宇宙的长诗。
……
以上两组人物虽然分处东西两半球,却都活跃在公元前6-1世纪这一极为重要的时段。
空间把他们隔开,时间又把他们联系起来。
是偶然还是必然,很难说,或许是上帝的安排。
稍微有些历史文化知识的人,只消看一眼上述两组历史人物的名字,立刻会联想到,在公元前最后几百年的时间里,在相距遥远的东西方,几乎同时发源了质地迥然不同的两种文明。
所谓质地,就是心力之指向。
那以后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它们各自形成不同传承的两个文明板块,无缘相逢,优劣难判。
大约在200年前,欧洲文明以其先进和强大率先向东方挺进,两种文明终于碰撞到一起,冲突中有了比较。
直到今天,一直落后的中国人仍然在苦苦思索,争论不休,弄不清病根之所在。
其实,100多年前开始、至今方见分晓的这场较量,其优劣胜负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定数。
换言之,中国之落后远非最近两三百年的事情。
以下,我们将两种文明的起步方向,做一次简扼的介绍和比较——
这里,我们不要求2000多年前的智者哲人们对所论的问题都给出正确答案,也不对他们做“唯心”、“唯物”的二元划分,更不去评判他们当时的政治立场。
我们只关心他们的思维指向、价值选择,关心他们是否超越有限世界,是否在所涉猎的领域内萌生并运用了逻辑和理性,是否关注“人”的终极意义。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这些,才是人类文明的生命华彩,正道沧桑。
古代中国——
老子: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感悟并创立居天地万物之上的“道”学,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为中国古文,类似欧洲的拉丁文,其含义博大精深、形而上、可意会难言传,后发展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人被奉为“太上老君”。
对于人生,他主张出世、清静、无为。
老子学说在2000多年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不可小视,但一直居从属地位,屈居儒家学说之下。
老子没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其学说虽大智却缺乏实证与逻辑基础,基本上是感悟式的瞬间把握,是一种没有实证根基的、也很难再充实发展的形上思维,不乏飘渺浪漫。
孔子:
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家、教育家、汉文化的灵魂人物。
没有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思维倾向,其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白话“仁义道德”和“尊卑秩序”。
就其学说全部内容而言,没有文明早期关于世界本原的物理探索与论述,也没有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政体的设想与评论,更没有关于人的灵魂的思辩探究,只有封建帝制下的道德规范、伦理设计与人生追求。
因此,在孔子的思想中很少涉及“无限”,一切都在世俗需要的有限框架之内。
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在于,为2000多年的封建秩序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纲常”、为中华文明铺涂了深重浓厚的儒教底色,乃至可以“一部《论语》治天下”。
总的说来,这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农耕文明的伦理学说,谈不上科学,更谈不上哲学,它封闭而世俗,后来与封建帝制的契合可谓严丝合缝,没有给思想自由和智慧发育预留任何空间。
孟子和荀子:
都是儒学的继承人,他们的学术努力基本上是孔子伦理学说的补充、完善或丰富,恕不累言。
韩非子:
法家学说的创始人。
历史上的儒家有法家,构成中国封建专制的两面刃,所谓“外儒内法”。
董仲舒:
汉代著名儒学思想家,是春秋战国之后影响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关键人物。
他主张天即神,帝王受命于天,皇上乃降世的天子,神权与皇权合而为一。
同时,他预见到儒家学说与封建帝制契合的可能性与政治功能,于公元前136年,向汉武帝献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儒学遂成为皇家认可的正统思想,自此,汉文化以儒学量身定型,开始了2000多年的世代传承。
古希腊——
赫拉克利特:
自然哲学家、思想家,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大致是同时期。
他探寻世界万物的本原和万物运动的原因,认为万物源于火又归于火,循环往复,一切都在永恒运动、变化中,“你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去”。
他发现了任何事物中都存在的对立统一,发现一切存在都是比较、互衬中的存在。
苏格拉底:
孔子去世10年后苏格拉底出生,比孟子早80年。
他安贫乐道,关注并探究人的心灵和国家的管理。
人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自己?
正义美德又是什么?
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他聚拢、教唆三教九流的年轻人沉醉于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辩论之中,并要求他们在辩论之前先对自己的用词加以限定和说明。
对当时那一代雅典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上述问题更重要的了。
苏格拉底被称为古希腊“哲学之父”,他的思想记录在各种《对话》中。
他是柏拉图的老师。
他是个穷人,却主张贵族政治。
德谟克利特:
他活了90岁,去世时中国的孟子正是20出头,哲学家、学者、科学家。
他探询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粒子,断言客观世界只有原子和虚空,它们都是某种存在。
他甚至认为灵魂也是物质的。
他探究人的认识过程,并意识到认识有两种,感性的和理性的。
他反对贵族专制:
“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福好,正如自由比奴役好一样。
”
柏拉图:
于中国的孔子去世52年后出生,但比孟子大37岁。
在《对话录》,特别是《理想国》中,现代文明所关注和探讨的所有重要问题,他几乎都谈到了。
柏拉图自己也认为,他对“理想国”的设计和描绘是一种难以现实的理想和探索。
但也正是在这个探索中,哲学、形而上学、神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文艺理论,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女权、节育和优生,柏拉图的智慧都有深入的触及。
“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就是柏拉图”。
爱默生甚至夸张地说,“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它们的全部价值都在这本书里了。
”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反对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按照字母顺序把无知的底层民众选进最高权力机构的民主政治。
亚里士多德:
和中国的孟子同时代,科学家、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
他探究认识的起源和规律,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感觉是外部对象作用于感官而引起的。
他认为,哲学理论是要说明世界,寻求事物的原因。
他研究思想的形式和规律,是逻辑学——形式逻辑的创始人。
他给概念分类,得出范畴,提出归纳和演绎两种逻辑方法。
他的主要著作有《工具论》(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上”的学问)、《论灵魂》、《政治学》、《伦理学》、《诗学》。
后世评论:
“苏格拉底给人类以哲学,亚里士多德给人类以科学。
”此前,科学只是一粒胚种,此后科学才脱胎,降生人间。
伊壁鸠鲁和卢克莱:
修:
他们一先一后活跃在历史上所说的希腊化时期(前336—前30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大约与荀子、董仲舒同世。
他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那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为后世瞩目。
正是在这一时期,欧几里德几何学问世,阿基米德定律问世,亚里斯达克提出太阳中心假说,爱拉托尼斯计算地球圆周,医学家开始进行人体解剖探究人的生理构造和机能。
在中西文明的两片天空里,星辰无数,我们无须尽选。
以上两组最耀眼的巨星,基本上能勾勒出中西两种文明起步时的宏观轮廓,或者说是大致的趋势和指向。
一种过程的初始状态影响深远,不可因为历史年代的久远,忽视这段文明起步定向的关键时期。
不难看出,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西学最初撒开的智慧之网恢弘而深邃,网口朝向“无限”彻底开放,一开始便追求与宇宙自然同构,因而为千年沉睡后的苏醒复兴预留了广阔的理性空间和丰厚的思维资源,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后来各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自然辨证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留给后世的全部遗产中,没有一座华丽的宫殿和广场,没有一处“政绩工程”。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虽有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但他们关注的全是诸侯争霸,征战统治,远离自然科学、缺乏本原思维,一开始就显露出媚权与附庸的底色。
如此,到了董仲舒一代,号称“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彻底结束了。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往哪里“复”?
“兴”什么?
简单说,就是要重振古希腊古罗马未尽的理性与智慧!
这样看来,中国是断不会有“文艺复兴”运动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可供“复兴”的精神资源,祖制的遗产中根本就没有留下它自己再生的空间,实在是无“兴”可“复”,要“复兴”,也只能是“复礼”。
于是,当“西学”跟随炮舰潮涌而来时,中华文明真是不知所措,不堪一击,只能放弃“文言”传统,以“废科举”和“白话文”运动为起步,向“西学”做最初的效法。
在后来的现代汉语中,几乎所有重要学科和领域里的原理、概念与演绎都是“西学”成果的白话表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前不久有人发表文章说,儒学若想“复兴”,必须“让孔子学会用英语思考”才行,这话很耐人寻味。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正是西方文明的介入,才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序幕。
面对这个事实,所有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巧言诡辩都是苍白的。
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差距早在2000多年前刚起步时就拉开了,落后绝非近世始。
漫谈:
百家争鸣、群众路线、中西方文明差异
后话前言:
本人罹患多种较严重的身体与心理疾病,语言文字能力受损严重。
这段文字本来打算放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结果明显跑题,越跑越远,直到无法纠正回来。
变成了一篇边写边想的笔谈。
不过也在跑题过程中谈到了许多自认为有价值的想法。
故单独作为一篇笔谈形式的杂文,用来记录观点,不拘泥文章形式,留作纪念。
文中许多观点仍在整合、诠释之中。
希望有能力尽快完整地、系统地论述之,实现一大心愿。
历史上创造文化艺术的人一直存在着两种类型。
一种人运用文艺工具的能力远大于他们实践的能力;另一种人,来源于实践的体验远多过文艺审美的体验。
用古人的话说前者是文胜质,后者是质胜文。
“文”适合教育与传承,适合“做人”;“质”则适合实践与应变,适合“做事”。
两者都很重要。
由于私有制条件下,成本昂、贵的文化艺术工具必然与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挂钩。
所以文胜质的人往往政治、经济地位较高,对某种文化艺术的形式占据垄断的地位,这些人现在称作“精英”。
质胜文的人通常政治、经济地位较低,具体的实践虽多,却只能接触到最广为流传的文化艺术工具。
这类人现在称作“群众”,有时也被莫名其妙地叫做“草根”。
不同阶层的人在政治、经济上存在巨大差别,导致了人的认知能力与实践经验被分割开来,“文质彬彬”的人其实很少。
于是历史上的文艺盛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往往是由“精英”阶层与“群众”阶层共同创造的。
两者的风格自然截然不同,可以从文与质的角度看出差别来。
一种倾向于形而上学(复杂的语言工具),一种倾向于辩证法(简单明了,因人设对);一种倾向于理论(能够脱离实践),一种倾向于现象(依赖实践经验);一种倾向于作(面向专业人士,可以按规则自创语言体系),一种倾向于述(尽量从对方的语境与知识出发,力求易于理解)。
造成这些差别的并非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进行文化行为的人所扎根的政治、经济土壤。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百家争鸣盛况。
许多必要的客观条件在同一个时代具备,非常的难得。
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应该是互联网的兴盛,打破了政治、经济特权对许多关键文艺工具的垄断,同时创造了一个低成本而庞大的信息平台。
这个时代的百家争鸣必将由“群众”路线主导,必将倾向于辩证法,倾向于现象,倾向于“述”。
事实如此。
互联网催生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博客、播客、bbs、论坛、贴吧、网络小说……每个领域都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对应的形而上学思考、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完全跟不上。
而且新生的文化也凭借时代优势,挤占经典的生存空间,排斥传统文化的话语权。
这反而削弱了文化、舆论对人的影响力,虚无主义就以某种姿态复活。
在我们这个时代,虚无主义便是娱乐至上的后现代文化。
这个结果既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也不利于新生优秀文化的传承。
身处一个争鸣的时代,我们既可以体验古人争鸣的感受,又可以用历史的视野反省自己的未来。
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优秀思想都在传承的过程中亡佚了。
上古的诗、书、礼、乐相当繁盛,但流传于世的只有儒家传承下来,为教育服务而系统处理过的少量篇章。
先秦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思想者例如惠施、慎到、公孙龙等人,他们的言论只能从庄子、荀子等人的著作中只言片语地拼凑。
后汉史书有十几家,到现在绝大多数都只能在陈寿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中看到。
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历史传承还要差得多。
这是因为文化有多种功能,必须应对不同的功能而具备独特的形态。
同样的思想可以用诙谐幽默来表达,也可以严肃地论述;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嬉笑怒骂。
大略可分为表达情绪、交流思想、娱乐与传承等多种形态,在此不必深究。
只要知道一种思想文化若要传承下去,一定要具备适应于文教的形态。
我最初的意见本来很简单,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了许多废话。
总之这个时代的文化有“质胜文”的特点,一定要有人来做“文”这方面的工作。
把爆炸的信息量做系统化、理论化的处理,利于传承,扩大影响力;又要使之符合现代百家争鸣具备的“群众”路线的特点。
人类文明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西方文明有作而不述的倾向,中国文明有述而不作的倾向。
西方的思想家动辄设计一套专业领域内包罗万象的体系,用符号语言、形式逻辑建立起形而上学的理论;往往也因此脱离具体的实践。
哲学如此,宗教如此,科学如此,甚至文学艺术界也必定有许多套批判理论。
只有经历语言工具的专业培训,才能进入阅读和写作的圈子。
形式逻辑是西方文明传承信息与知识最主要的工具,是他们“文”的传统。
这也是因为西方文明是“精英”文明。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艺、娱乐——几乎每一个方面都要由擅长复杂文艺工具、拥有政治经济特权的“精英”阶层来传承与发扬。
中华文明则自先秦开始就普遍有述而不作的倾向。
孔、墨、老、庄、孟子、韩非等都有不愿说太多话的感慨。
形式逻辑墨家、名家都用过,结果他们没有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流。
这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
古代中国,基层社会的主体是“民”,西方基层社会的主体是“奴”。
所以中国的普通人拥有的政治经济权利更高。
古代中国的既是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又有宗法制度,聚落里的人不是同姓便是姻亲,甚至有十世同堂。
所以中国的民间社会历来有集体经济的性质,例如乡学、社戏、兵役与赋税联保等等。
因此普通人能得到的文化教育也远比西方普通百姓高。
古时四民“士农工商”,都有符合自己阶层的文艺工具。
一切智慧都来源于实践。
所以西方由少数文艺“精英”承担起一切领域的重任,却长时间因为脱离实践而不堪重负,使得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等等各个领域长期落后于东方文明。
这是“文胜质”的缺点。
中华文明因为各个阶层都掌握了文艺工具,所以利于信息与知识的总结和交流。
中华文明也因此倾向于实践而非理论,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在各个领域都领先于其它文明。
一切智慧都来源于实践。
创造文明历史的是实践中的人,有可能是所谓精英,但更多的实践来源于群众。
只有在群众用自己的智慧为自己创造幸福的时候,文明才会出现真正的繁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士农工商互相之间使用的文艺工具迥然不同。
士人写杂文,文人歌诗赋,农工商则多用俚语、口诀、歌谣等形式来传承文化艺术科技。
这种“群众基础”直接导致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成为主流。
形而上学必须面对经过专业语言培训的人才能交流,而辩证法对所有人都可以交流,而且因人而变。
于是中国的学者形成了适应群众路线、适应辩证法思维的“述而不作”的文教传统。
《国语》、《春秋》中还普遍是士大夫的形而上学论证,从战国时期以后,诸子百家讲道理开始大量使用史实、故事、寓言说理,尽量避免形式逻辑。
喜好形式逻辑的“名家”昙花一现,言语虽“辩”,却无人奉行。
这是中国百家争鸣中“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
于是先秦时期为中华文化建立了述而不作的许多种传统。
其中孔子、论语、庄子、韩非子、墨子、孟子、吕氏春秋等各代表一种类型。
到后世发展出了注疏、辩论、笔记、修史、编书等种种文艺工具。
为了与各个阶层的人沟通,大量使用辩证法、现象学的方式来交流思想。
大量使用适合朗诵记忆的韵律文形式。
大量使用广为人知的经典或历史材料,避免原创生涩难懂的理论体系。
这种文化传统发展到现代,表现为老一辈共产党人反对党八股、反对学究气,尽量用俚语、俏皮话、寓言、典故来讲述深邃的思想体系。
这个话题可以专门再谈。
应该说,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大陆文明、农业文明、产业文明,从上古开始便有群众路线的倾向。
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商业文明、掠夺文明。
希腊时代的“公民”只有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其它的都是从异族掠夺来的奴隶,奴隶不是人吗?
这样的文明只能由少数“精英”扛起全部的社会责任。
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
群众路线使得中华文明的文教传统以适合大多数人的“述而不作”为主。
而精英路线使得西方文明的文教传统以适合少部分精英的“作而不述”为主。
两者各自适合各自文明的政治、经济结构,长远来看会有东风压倒西风,或被西风压倒的反复,但终究走向更高层的融合。
文化传统的具体形态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群众路线为主时,“述”便占上风。
精英路线为主时,“作”便占上风。
后者可用官吏的选拔制度为例,汉朝考核训诂学以“明经”、“通经”选官,魏晋的用老庄清谈,唐代科举考诗赋,宋代考文辞,全都脱离实践。
不过那些朝代的公务员还不必考核英语等级。
——不过整体上看,中华文明仍然靠近辩证法、远离形式逻辑,倾向于述而不作。
“文化”不是状态,不是速度、方向,而是势能、向心力。
中华文化的向心力自古至今都是尚德、仁义、为民、勤劳、简朴、敬天、中庸等种种“道统”
“质胜文”也有明显的缺点,过分依赖于具体的实践,反而不利于长时间的积累与传承。
这是因为人类文明总在治世和乱世之间不断变化。
“人民”总是阶段性地拥有权利与地位,又阶段性地丧失。
任何一个阶层、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若在一定时期丧失它政治、经济上的权利与地位,便无法维系自己文化的传承。
那些用俚语、歌谣、口诀、俏皮话口耳相传的信息与知识,因缺乏适应文教体系的系统化加工,一经历乱世便有亡佚的危险。
可以想象,“文质彬彬”的文化才是生命力足够强的文化。
在需要实践时突出“质”的一面,传承与发扬时要突出“文”的一面。
同时,在人类文明仍然反复无常的现代,“述”与“作”兼顾的文化才是生命力足够强的文化。
“述”的文教传统适合“质胜文”的时代,“作”的文教传统适应“文胜质”的时代。
在人民失去权利与地位,拥有特权和高级文化工具的“精英”们在作威作福的同时,也必须用他们的方式承担起社会功能。
这样的历史阶段难免。
然而,不应该让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创造的智慧消亡,给那些垄断信息与知识的贵族精英们留下“英雄创造历史”的口实。
这就必须为群众创造的文化设计经得起乱世考验的文教形态。
群众的地位有涨有落,民族、文明的地位同样如此。
西方文明是典型的精英文明,中华文明是典型的群众文明,然而近两百年来却是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占据优势,使得中华文明的大量智慧——医学、科学、数学、哲学、建筑、工艺、服饰、礼仪、文学等等——全都面临失传的危险。
正是因为中国人丧失原有政治、经济地位的时候,被迫按西方精英文明的文教标准来传承自己的文化。
结果真正充满智慧的诸子百家、二十四史、歌谣口诀、中医中药被人淡忘。
与此同时,历史上小人物毫无影响力的几篇形而上学文章,却被“最高学府”们捧成“中国哲学”、“东方智慧”。
所谓学术界也弥漫着一股急功近利的西化思潮——大规模用“作”的方式,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用牵强附会的理论体系,用精英的价值观来强行篡改述而不作、辩证法的、现象学的、以民为本的中华文明。
这种篡改行为是对文明的修正主义。
所谓“修正主义”,指一切屈从统治集团的利益篡改文化的行为。
“人皆有七窍,尝试凿之。
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西方人相与聚于中华文明之所,中华文明待之甚善。
西方人聚在一起讨论,说“文明”历来有七窍,曰:
形而上学、一神论、原罪信仰、民族压迫、资本主义、实证主义、个人主义——中华文明全都没有,如何呼吸饮食?
于是为中华文明凿之,三十年凿一窍,从1840年至今即将凿完五窍,剩下两窍。
其一,中国人堂堂正正,不怕鬼神,不愿自称有罪像受虐狂一般对某个他者放弃自尊恳求虐待。
其二,中国人天性亲和,与邻为善,干不来奴役异族的吸血鬼勾当。
凿完这两窍,中华文明将会如何?
忽倏凿死了混沌,有没有一副尴尬样子地说上一句“I’msorry”?
修正主义现象当然不可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事实上已经周而复始地发生了无数次,“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翻译成现代汉语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可欺也,不可惘也;可逝也,不可陷也。
只有不了解历史的人才会为之迷惑。
每个时代都有曲折的道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责任。
祖先留下的土地养活了数百代子孙,到了自己这代人开始好吃懒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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