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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71年间香港非广府话方言转移到广府话的经过
从方言杂处到广府话为主:
1949–1971年间香港社会语言转型的初步探讨
摘要
今天的香港基本上是一个以广府话为主的单一方言社会。
不过在1949-71年期间,香港曾经出现过多方言并存的局面。
但是1949年后的政治,社会语言和教育因素,驱使香港的几个主要方言群体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差不多全面向广府话转移。
过去有研究对香港在1950年代初操广府话、围头话、渔民蜑家话、四邑话、潮州话、闽南话、客家话、上海话、国语和英语的人口作出估计。
这个研究以1961,1966和1971年香港政府人口调查所提供的资料,以及其它有关数据,试图对这些估计进行核实和修订。
结果显示除了广府话以外,各个方言族群都有放弃自己母语的趋势,而且这在第0代移民身上便开始。
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各个族群放弃母语的速度并不相同。
在1961年之前方言流失得最严重的是四邑话、潮州话和闽南话,1961-70年期间流失得最严重的是四邑话、上海话、客家话。
而同期间闽南话的流失速度却减慢了。
总结整个时期,四邑话的流失量高达93.7%,相反是国语人口几乎保持不变。
我们会继续研究导致族群间保留母语能力有所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
多方言现象、语言转移、广府话、香港社会
Fromamulti-dialectaltoaCantonese-dominantsociety:
ApreliminarystudyofLanguageShiftinHongKongduring1949–1971
Abstract
Todate,HongKongmaybecharacterisedasamonolingualsocietywithCantoneseasthedominantlanguageintermsofitsnumberofspeakers.However,thereisevidenceindicatingthisdominanceisaresultofalarge-scalelanguageshiftthattookplacepost-1949.From1949upto1971HongKongwasessentiallyamulti-dialectalsocietywiththepresenceofarelativelylargenumberofnon-CantonesespeakersofChinesedialects.ItappearsthegreatmajorityofthemswitchedtoCantoneseasaresultofpost-1949political,sociolinguisticandeducationalfactors.Basedondataprovidedbythecensusesof1961,1966and1971,thisstudyattemtpstoderiveamorepreciseestimationofthescaleofthisshifttoCantoneseduring1940-1971amongspeakersofWeitou-hua,Danjia-hua,Siyi-hua,Chaozhou-hua,Minnan-hua,Hakka-hua,ShanghaieseandMandarin.ThefindingsindicatethattentancytoshifttoCantoneseisinevidenceinallgroups,includingmembersofgenerationzero.Howeverthefindingsalsoindicatethattherateofshiftandtheabilityofmothertongueretentiondifferamongthegroups:
before1961,thefastestrateofshiftwasregisteredbythegroupsofSiyi,ChaozhouandMinnan.InthefollowingdecadethefastestrateofshiftwasregisteredbythegroupsofSiyi,ShanghaiandHakka.WhereastherateofshiftamongtheMinnanesedeclined.Duringtheentirestudiedperiod,thepercentageofSiyi-huaspeakersregistersalossofashighas93.7%,butthepercentageofMandarinspeakersremainsalmostunchanged.Afterhavingderivedamorepreciseestimationofthedegreeofsocietalmulti-dialectalismintheperiod,furthereffortswillbemadetoinvestigatethefactorsthatunderpinthedifferentialrateofshifttoCantoneseamongthegroups.
Keywords:
multi-dialectism,languageshift,Cantonese,HongKongsociety
1研究背景及目的
香港与国内的大城市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较大的分别,是广府话(见2节)除了是绝大部分香港人的日常用语之外(香港政府统计署2001年人口统计),它还拥有高阶语的地位:
作为口头语,从市井交易到授课语言,以至立法会中的辩论或法庭的聆讯,广府话都被广泛应用。
虽然香港的书面中文,仍然以现代标准汉语为准,但以广府话入文的情况,在中文文字媒体中也日渐普遍。
广府话在香港的功能,使用情况和地位,在中国其它方言中找不到类似的例子。
广府话在现今香港的地位,与1949年国内政权易手所带来对香港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过去一百多年,由于中国天灾、人祸及战乱频盈,加上内地与香港的边界保持开放,促成香港成为大量内地人的临时避难所,故此,在1949年之前,香港是个各个方言语群杂处的地方,可说是多方言中国的缩影。
当时香港的人口流动性很大(Endacott1973:
125,289;邓、陆,1997:
252),客居香港的内地人,大多与籍贯方言相近的“乡里”聚居(Guldin1977:
112),便利彼此关顾和保留家乡生活习惯。
当家乡的环境稳定,又或本身的经济条件改善,他们便会尽快回乡,所以学广府话的动机不大,更谈不上将日常用语由家乡方言改为广府话了。
可是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197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香港已经由一个方言杂处的地方迅速变成为以广府话为主的社会了。
这个转移无论在速度、广度或深度来看,都是颇为瞩目的。
二十多年前邹嘉彦(Tsou,1978)已经关注到这个现象,他相信1971年之前香港由一个方言杂处的社会转变成一个目前以广府话为主的城市,并且提出不同的方言族群在采纳广府话的同时,对保留自己母语的力度有所不同的论点。
1998年Bacon-Shone&Bolton的论文支持了邹的观点。
邹分别在1996、1997年发表的文章,亦再谈及这个问题,并作出了同一个结论。
由于他们的理据是以人口普查有关语言部份的数据为主,基于这类数据的种种限制,所以我们试图确立有没有其它数据足以支持邹以上的两个论点。
我们研究的方法是分别对1961,1966和1971年人口普查有关语言部份的数据作进一步的分析,同时利用其它有关数据:
(一)评估邹嘉彦(Tsou,1978)所说的方言转移的广度和深度能否成立。
(二)就我们对香港在50年代初操非广府话人口的成份的估计,尝试找出不同方言族群间,从惯用的家乡方言转移到广府话的速度是否有所不同。
此外我们亦试图详细交代有关分析牵涉到的概念性和技术性的问题。
根据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
(一)虽然邹嘉彦(Tsou,1978)与Bacon-Shone&Bolton(1998)有关香港方言转移的广度和深度的论点,在例如广府话人口的数字和细节方面有需要作出调整,但基本的论点是成立的。
(二)不同方言族群从惯用的家乡方言转移到广府话的速度,看来是有所不同,但个中的细节与原因,仍然有待确立。
而有关的概念性和技术性问题,也有待解决。
以下我们首先处理的是名词界定的问题,然后顺序的交代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后香港的方言转移及这转移前广府话族群的实际人数,最后推算香港的非广府话人口在1949–1971年间的变化。
2名词界定
在香港,不同人士对香港市区流行的方言,名称与定义有不同的理解,情况相当混乱。
以下是一些流行的说法:
甲、英国人在占领香港后使用“Cantonese”一词来指市区流行的方言,字面的意思是“广州话”。
1842年以后,广州省城的方言因大量广州人在香港通商和定居而在香港通行起来,“Cantonese”便指今天在广州和香港市区流行的方言,这是较狭窄的定义;
乙、人口普查英文版本“Cantonese”一词没有中文翻译,只把它注明为“广州省城的当地语言,以及给广州人很容易听懂的方言,包括蜑家话”(Barnett,1961,1966);这个相对宽松的定义比较符合香港本地语言的实际情况,但族群间对彼此所讲的语言的观感,与这个定义却未必吻合(详见第3节)
丙、香港语言学会(2002)把“Cantonese”一词翻译为“粤语”。
他们出版的《粤语拼音字表》(GuidetoLSHKCantoneseRomanizationofChineseCharacters)所指的“粤语”,其实就是香港市区的方言,定义极为狭窄。
因为根据一般的理解,“粤语”包括珠江三角洲、粤西和广西等地区类似广州话语音的方言(袁家骅等,1889),所以香港语言学会这定义容易引起混淆,因此又有人将香港市区的方言称为“香港粤语”(郑定欧,1997);
丁、目前“Cantonese”一词通常用来泛指广州省城和邻近地域如南海、番禺、顺德的方言。
这些地方的居民认为自己讲的话和广州省城基本一致,自称所说的方言为“广府话”;由于以前南海、番禺、顺德、往往被统称为三邑,四邑人及其它人士又常常将“广府话”称为三邑话。
此外老一辈讲广府话的人又自称讲“白话”,以有别于客家话族群。
这是较传统的定义,与(乙)定义比较接近;
戊、香港人则喜欢称自己讲的话为“广东话”,例如公共机构的自动电话答录系统一般用“广东话”一词。
虽然如此,至今为止这个名词尚未被香港政府以及语言学界采用。
因为广东省内方言众多,没有一种通行全省的“广东话”;
己、今天的香港政府部门,包括法庭和警察局,通常将围头话、蜑家话与广府话一并称为“本地话”;这个把相通(mutuallyintelligible)语言归为同类的做法非常普遍,也和邹嘉彦(1997)所提的“基本粤语组”的概念相同,但是这个相对广阔的定义却没有照顾到自称为“本地”的新界围头人和渔民蜑家人身份的认同(详见第3节)。
为了避免混乱,与及顾及其它族群的观感,本文采用广府话这个名词代表英文的“Cantonese”,并将之定义为香港市区、广州市区以及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粤语方言,但不包括属于香港本地粤语系统的围头话和蜑家话。
我们相信这个定义在香港本地语言的实际情况,与及其族群对身份的认同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
3研究方法
甲、以1949年和1971年为始终的原因
表1:
1951-1971年间,香港人口的变化
年份
1951
1953
1955
1957
1959
1961
1963
1965
1967
1971
人口(千)
2015
2242
2490
2736
2967
3175
3504
3692
3834
3937
增加%
--
11.3
11.1
9.9
8.4
7.0
10.4
5.4
3.8
2.6
表1所显示的是此期间香港人口的变化(香港政府统计署,1969),当中香港经历了两次急促的人口增长。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难民”大量从内地涌入。
第二次是大跃进以后,1962年的“逃港事件”(邓,陆1997:
294-5)。
虽然在1983年前还有明显的偷渡活动,但香港人口数字在1970年后逐渐稳定下来。
本研究时期为1949年至1971年,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后,香港和内地的边界在1951年5月起便开始关闭(邓、陆,1997:
253)。
香港从此和内地隔绝,并在以后的三十年间,两地分别发展,香港不但从一个转口港变成为一个工、商大端口,社会的语言结构同时也起了极大的变化,197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香港已经从方言杂处转为以广府话为主的社会。
乙、选择哪种方言作为研究的准则
根据人口统计数字,1971年以前在香港流行的方言和语言,除了广府话以外,比较主要(超过1%人口使用)的方言或语言有四邑话、潮州话、闽南话、客家话、上海话、国语和英语(香港政府,1969,1972)。
此外,还有两个“本土粤语”的方言群体:
围头话(又称本地话)和渔民使用的蜑家话。
它们虽然被认为是广府话的变体,但在身份认同上却有差别。
围头人认为自己才是“本地人”,广府话是“外来”的,因而有原居民身分的自豪感。
而蜑家人和蜑家话一般却受到陆上居民的歧视(饶玖才,1998:
10)。
因此,虽然他们的语言和广府话相通(张、庄,2003),但不应该视为同一种方言族群。
而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也有放弃母语的压力。
所以我们将以下方言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
四邑话、潮州话、闽南话、客家话、上海话、国语、围头话和蜑家话。
41971年前香港是个多方言社会
甲、1971年前后广府话人口的变化
在上个世纪末期,香港明显是个以广府话为主的社会。
根据2001年的人口调查报告,在6,417,739的人口中,有89.2%使用广府话作为日常语言。
这个数字跟1991年的88.7%或1971年的88.1%看来没有明显增长,但其实如果没有移民的因素,2001年的数字应该更高─1983年以后合法进入香港的内地人口,多数来自广东和福建(黄、梁,2000)。
从这年起,香港政府开始批准内地人民透过申请“单程证”来港定居,而且数目由开始时的每天50人,逐步增加到1995年的每天150人。
根据入境署提供的资料,从1983到2001年,以这种合法途径定居香港的内地人口共有689,511人,约占目前人口的11%。
由于他们之中约三分之一在来港时不懂广府话,这些人在居港初期往往以其它方言作为日常语言(黄、梁,2000)。
因此如果撇除内地移民的影响,2001年采用广府话的人口其实可高达92%。
(注1)
不过1971年前广府话在香港并非如此普遍。
根据本文第五节的推算,香港是一个多方言杂处的社会。
1961年以后的统计不能反映1950年左右方言人口的数字。
因此这研究基础的建立,对能否准确的去评估中国方言族群的母语在香港盛衰荣枯的变化,具关键的作用。
乙、广府话强势1970年代后增长的因素
无容置疑,百多年来广府话是香港的重要方言。
但是广府话于上个世纪末期时的强势,我们相信是1970年代以后才发展而成的。
移民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后他们与自己的后代放弃自己的母语,采用了当地社会主流语言的情况是常见的。
其中主要的理由包括要在当地社会创一番事业的意愿,对自己身分认同的改变,以及自己的母语在当地无用武之地(LuoandWiseman,2000;Albaetal,2002)。
但是,1970年代以前,广府话并非是香港唯一的主流语言,1974年之前,中文还没成为法定语文时,它的地位是无法跟英语相比(王齐乐,1996)。
广府话主流强势的形成,跟1974年中文成为法定语文以及1949年后教育的普及有一定的关系。
尤其是后者,例如由于宾尼报告书(Burney,1935)与及菲沙报告书(FisherReport,1951)的影响,港府在五零年代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官立和资助小学的主要课本语言是中文(王齐乐,1996)。
而课堂内口头的授课语言则以广府话为主。
此外由于1978年九年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80年代大专教育的急促发展,广府话的使用随着个别的科目和老师得以延伸至中、高等教育的领域,于是战后成长的新生代香港华人无论在日常应对抑或谈书论道,都习惯使用这个方言。
在1970年代开始,广府话这个中阶语和华人族群之间的共同语,很快便添上高阶语的色彩,地位日渐上升及日趋稳固。
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要谈到一些比较抽象或专门的话题如果不用英语,便是用广府话了。
久而久之,能否说流利的广府话跟“香港人”这个身分的关系,变得牢不可破。
因此,无论他们的祖籍在哪,入境移民的子女的日常用语由家乡方言转移到广府话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
不但如此,根据我们的观察,其实语言转移在第0代身上已经发生。
不少移民初到香港生活时,基于以上提及的原因,已有强烈的倾向压抑使用自己的母语,转用广府话。
广府话主流强势的形成,同时也限制了英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在香港普及的广度和深度,在香港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能操流利的英语,但他们很少以英语作为日常生活沟通的语言。
小学以后,英语是主要授课语言,是政府机构和国际经贸通商的语言。
在八十年代以后,很多人在工作岗位上使用英语,但在下班以后还是使用广府话。
当然,有些家庭雇用了菲律宾佣人以后,在家里也有相当多的时间使用英语,但在社会交际上主要语言还是广府话(So,1994)。
上面说到1949年后,原本打算只是在香港暂居的内地移民,渐渐放弃了回乡的念头,被迫在香港长期住下来。
而60年代初偷渡进入香港的内地移民,从到港的一刻开始已没有对返回家乡抱有幻想了,他们只想尽快找到工作,融入社会。
所以他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广府话,因此他们的语言转移比50年代前后的移民来的更快更彻底。
由于各方面的配合,他们的下一代(家庭里第1代的香港人)往往非常肯定自己是香港人的身分。
虽然很多人与亲戚朋友交往时,仍然使用自己的母语方言,但在其它社交圈子里,广府话已经成为他们的首选用语。
51949-1971年香港讲广府话及本土粤语人口的推算
甲、推算1961年前广府话人口的技术问题
香港的广府话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两个:
(一)源自广州及邻近地区(“Canton,MacaoandAdjacentPlaces”)的以及
(二)广东省其它地方(“ElsewhereinKwangtung”)─1971年香港政府统计署人口统计中,自称籍贯为潮州、四邑而同时将常用语报称为广府话的人数也不少,我们不将他们包括在内,主要是因为1971年这个状况,不外是语言转移的结果,我们相信这两个族群的成员在1961年前时基本是讲家乡方言的。
人口普查数字对推算1961年前广府话人口数字的帮助不大。
第2节谈到,“广府话”是从广州省城和邻近地域,移植到香港的语言。
其实“广府话”的族群十分复杂,因为“邻近地域”幅员广大,包括了南海、番禺、顺德等核心地区,以及东莞、增城、宝安、中山、珠海和澳门等周边地区。
在核心地区,几乎每个人都以广府话为母语(詹、张,1987)。
但在广州的郊区和其它周边地区,情况就有所不同。
问题一:
各个县市都有一定数量的“隐形”客家人或闽南人。
因此,单凭他们的籍贯,很难知道他们的祖籍方言。
例如,根据197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源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香港市民有4.3%使用非广府话的方言,其中大部分(3.0%)是客家话。
面对强大的语言同化压力,这些人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方言。
这表示来自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并非人人都以广府话为母语。
问题二:
由于一些籍贯为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香港市民,不愿意曝露他们本来的方言,以致调查时往往报称祖籍方言为广府话,他们便跟广府话人口一并计算,因而讲广府话的人数,可能被高估了。
问题三:
人口统计的“粤语”是采用较为广义的定义,其中包括围头人和蜑家人的方言。
这些问题对我们以下的分析,构成一定的影响及限制。
乙、1971年前香港讲广府话人口的推算
1971年香港政府统计署人口统计有关语言的部分是以籍贯为主的。
其实讲广府话的人而自称籍贯是“香港九龙及新界”的,只占总人口的4%。
香港的广府话人口主要源自上文提及的两个组别:
(一)广州及邻近地区(占总人口的50.4%)或
(二)来自广东省其它地方(占总人口的5.9%)。
但来自广州及邻近地区及广东省其它地方这两组人的数字,很容易令人高估了50年代实际讲广府话的人的数目。
例如表面上前者大部分的成员的母语是广府话,但这些人当中不少有客家话和闽南话背景。
虽然1961年的人口统计中显示,讲客家话和闽南话的人口不到5%,不过我们觉得这个数字偏低,相信是这些族群成员转移讲广府话后的结果。
当我们将语言转移的因素计算在内(注2),广州一带和广东省的广府话人口应调整为48.8%,再加上丙节中谈及的3.6%的本地粤语人口,我们相信在50年代,讲“基本粤语”的人口正确数字,大约是总人口的52.4%,比邹(1997)估计的60.4%还少,而且跟《香港政府统计署1971年人口统计》中所显示的88.1%相差很大。
丙、围头话与蜑家话人口变化
围头与蜑家是两个被“遗忘”的方言族群。
其实围头人一般称自己为“本地人”,因为他们自视为香港的原居民,并且为此感到骄傲。
他们的方言对于操广府话的人来说并不易懂,因为无论在语音和词汇上,这个方言都与广府话有一定的差异(张、庄,2003)。
因此,香港市区的居民还以为这个方言是客家话的一种,一来因为他们对客家话也缺乏认识,二来围头话也夹杂了不少香港客家话的词汇,故此他们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
另一方面,围头人并不认为自己讲广府话,因为广府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方言,他们自己的方言才是本土的,这观念在部分年长的人心目中仍是根深蒂固的。
理论上,围头人的定义是认为自己的祖籍是源于香港,而又使用广义粤语的人。
根据1966年的统计数字,他们的人口约有136,800人(占当时全港人口的3.6%),1971年约有158,790人(占当时全港人口的4.0%)。
但这数据不能完全反应实况,因为一些祖籍其它地方的人,在香港居住了三代以后,也可能会自称为“本地人”。
但围头人绝大部分只住在新界,所以如果我们利用所居地和是否操广义的广府话作为主要的条件去界定围头人,那么他们在1966年有89,000(2.3%),而在1971年却只有63,000人(1.6%)。
根据我们的观察,围头人和本地客家人的人口在这个期间减少了,主要是他们大量移民英国的结果(注3)。
根据《新安县志》,十九世纪末期香港的围头人与客家人人数相若,这些数字与6丙有关客家人的数字比较之下,看来比较可信。
我们认为,围头人在1966年统计中的数字能反映出他们在香港居民中的百分比。
蜑家人是渔民。
他们世代住在船上,而且受到陆地居民歧视,认为他们不是汉人(饶玖才,1998:
10)。
但他们的方言相对于围头话而言更接近广府话,只是他们的音系没有前圆唇音的[œ]和[y](张、庄,2003),改发音为[o]和[i]而很容易被认出。
蜑家人口可以从1966年的水上广州话人口中的资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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