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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发展博弈
第七篇【地区发展博弈】
果落案兮花正谢,冬飞雪兮夏送凉。
煮新茗兮寒衣成,饪佳肴兮小碟香。
六十一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家整天谈论的就是如何将中国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到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地区,如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以及如何在沿海地区,将产业升级换代,从简单的代工(OEM),走进设计加工(ODM),并进一步走进品牌加工(OBM),变成高附加值的品牌生产。
而所有为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到笔者写这篇日记为止,成效都不是太大。
西部和中部的省份,派出了各种招工团,希望将自己输出的民工里的家乡父老,尤其是做了技术领工和从事比较高技术的人才挖回来的时候,这些人才又因为当地前一阵的劳工缺位到处成为香饽饽而不肯回乡。
而沿海地区,虽然大谈特谈腾笼换鸟,可是在具体处理方法上,似乎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直到来了新凤凰,才想着怎么踢走老母鸡。
现在好了,金融危机带来了严峻的国外市场环境,中小企业或者经营不善的企业开始倒闭了。
大量的农民工开始凤回巢了,整个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大家希望发生的转型,现在被强制的经济规律,逼上了台面,看来不改就是一个死字。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做到成功转型,重新整合外贸加工业,并在国际市场上抢夺品牌,就需要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进行运作。
20年前,当中国在广东沿海地区兴起了进行“三来一补”,以国际贸易为目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时,笔者就很鲜明的提出了要注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当然,笔者当时是赞成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相信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是一头发展外贸经济就可以解决的。
笔者当时认为,只有把外贸经济当成一个过渡时期的工具,才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治统一。
而中国改革到了今天,自然取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是也创造出了一个依赖于继续维持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大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的主要诉求就是以维持这个发展模式,继续在不利于中国整体利益的情况下,满足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中的现有利益。
如果中国继续被这些利益集团挟持,那么走下去的道路,就是拉美化。
这个集团在政治上,要打的旗号就是把“改革开放”搬出来,修修补补,作为己用。
光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谈之后在邓小平理想中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社会”。
其主要要求是继续外贸企业的出口换汇,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工群众,满足于在世界体系中垂直分工的低端地位。
在这种思考方式下,自然就是反对《劳动合同法》对工人权益的保障,赞成国家竭力加大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的倾斜政策。
而在舆论上,就是以香港报纸为基地,竭力夸大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难度,用不准确的流言和报道,来干扰中央政府的决策。
以夸大大规模企业倒闭,经济发展大跳水等严重后果,来吓唬政府和人民。
而一些对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报告,只可以在网上流传,却无法上该上的媒体。
这终于惹恼了俺们的广东的汪洋书记,汪洋书记坚定的出来大声说,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倒闭企业,就是要让他们倒,不要救。
其实汪洋书记的底气之足,是有原因的。
因为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出口企业转型,使中国产品中的机器设备和运输产品的比重大幅增加,而低附加值的玩具和鞋类占中国总出口量低于5%。
要不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增加自己的技术研发投资,和有意识对产业进行区别扶持,这种局面恐怕还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现在这个大好的大浪淘沙的情况下,对外贸企业的退税和扶持,要区别对待和适可而止,不要又救了一些需要被淘汰的不良企业。
六十二
在中国开放的政策中,一定要明白,开放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有利,而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
尤其是对中国未来在世界的定位问题上,不要被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其实就是上面讲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枪手,继续号召以“市场换技术”,把各种国家的重要和利润丰厚的行业向外资开放而又不思进取,和国外形成一些利益集团一起分享高价产品带来的厚利,并以所谓“国际接轨”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口号,扼杀中国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技术的生存空间,而迫使中国的工业只能停留在技术的最底层,只为国际工业分工提供廉价人力、土地和环境资源。
在中国改革的政策上,则以新土地改革为幌子,希望中国放弃以保护农民权益为基本考虑的农业合作产业化和农民协会这些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有一定成效的做法,号召土地搞原子式家庭个体的私有化,再美化美国式的大吃小的农业集中化道路,希望为靠近十年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主控的城市资本到农村圈地提供条件,并企图实现农村的大规模土地兼并,迫使农民流浪进城市,为他们的外贸型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工人。
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眼里,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应该让中西部人民和农村的农民“多穷几十年”,这样才可以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更有利。
不信的话,你可以查一查那些反对《劳动合同法》的经济学家们的“宏论”,看看笔者有没有说错。
因此,在新土地改革、农村改革的看法上,与笔者这类希望确实保护农民利益,希望他们可以通过产业发展,土地发挥有效功能而升值致富的人不一样,这些人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向拉美化的方向前进。
比如说菲律宾农村的例子,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样,就是创造出庞大的城市贫民窟,来保证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工。
笔者觉得中国政府的城市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创造出这样一批的城市流民。
但很奇怪,中国居然就有所谓的学者,跳出来要求中国建立城市贫民窟,还号称是什么“自由”,不知道这位学者是否享受过孟买贫民窟里的生存“自由”。
好在中国有很多为了农民利益而思考的学者,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如陈锡文、李昌平、温铁军、曹锦清等人,不像上面那些“学者”整天呆在书斋里用一知半解的新古典经济学去“推理”农村改革应该怎么做,而是能深入基层,深入田间,把自己弄成半个泥棍子了解实际情况。
这些学者在,也令中国的农村改革,不会被利益集团分子绑架。
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递的快捷,农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城市土地资本集团侵袭也增加了手段。
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算是直追前辈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大师,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政策选择空间。
而利益集团在金融上的主张,就是在这几个月(指08年9月到11月——编者注)对美国金融危机救市进行大肆鼓吹。
说什么因为美国人实在没有钱了,中国就必须借钱给美国,买美国国债,这样美国人又可以大手花钱,好让这些外贸工业的得益者,又可以继续玩下去。
那么,既然你要借给那些美国人钱来买你美国货,那么中国国内自己那些穷百姓,是不是也能借钱来促进内需呢?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看法是,可以——但这些穷的中国百姓,必须先搬到美国,才可以借到这些钱。
不过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现在是美国人民给吓怕了。
你就是硬想把钱借给他们,他们也不敢借了。
美联储的目标利率是1%,但实际交易的银行间拆借利率,大概是0.25%,可是美国的“二级货币量”M2(可以起衡量美国贷款恢复的一个指标),还是在持续的下跌——钱都在国债市场里面打转,银行系统业务还萎缩着呢。
美国人前几年的乱花钱,也有一个好处——经济表象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不太高,借贷消费火热的时候,几乎是各种实物消费品在家里堆得如山,时不时要捐给救世军去帮穷人,现在手里还是有不少积累下来得消费品(一台电视好歹也可以看10年,一个iPod好歹可以用3年,就是一双耐克鞋,过去脏了就扔,现在洗洗再穿,应付个两三年不成问题)。
所以美国人民是只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就算是被你赶出住房,我也可以安家。
已经有人民开始在户外的公共土地上,建设临时账篷城市了。
这样的话,两年都节衣缩食,你中国的那些外贸商人们还想着重温旧梦那就继续梦好了。
这下就算中国政府里有人想走拉美道路,都没有机会可以走了,实在是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大好事情。
而在这个被逼出来的经济转型,就需要沿海和内地省市的配合,来把这个关系中国人民的未来福祉的大事情做好,下面笔者就会为这个转变的几个步骤,提出一些看法。
六十三
首先,在应对当前这个形势的时候,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以为只是这个年关难过,以为如果政府各种应急抱佛脚的救援措施“得当”,比如什么《劳动合同法》取消或缓行,取消最低工资制度,不断调高出口退税,放水银行信贷等等,顶一顶过去就行了。
笔者发现最近有些香港报纸连将人民币再度贬值的口号都喊出来了。
这些办法,也许可以救急,但不能救穷,最多可能救一时,不可能救长久。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真的经济衰退还没有开始。
笔者上次说过,因为中国的产品相对于德国和日本,还是在低端和常用品市场,要比这两个国家的高端产品市场,受到全球需求萎缩的打击要迟到一些,大概要迟3-6个月吧。
而中国在08年10月之前面临的经济速度急速下滑,并不是因为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而是俺们中央银行在08年秋天以前一直重手调控措施,经过一系列的增准备金,提高利率造成的,使得不少企业经营很困难。
到最近(指2008年11月——编者注),国外需求的大幅度削减才开始初步显露出来。
(2008年4季度和2009年1季度的头2个月,与外贸有关的产业链条瀑布式下滑,应证了作者这里的判断。
2009年3-4月,由于所谓的“补库存”的流通厂家购买行为和国内一些消费刺激,有所恢复,但截至5月,对于2009年下半年的前景预测,众人还处于不确定中——编者注)
现在欧洲尤其是全球主要出口国德国和亚洲的主要出口国日本,都已经步入了衰退,而中国的出口主要的标志之一,美国各地的沃尔玛商场的销售情况还马马虎虎,可以说保住了一个底盘。
但随着美国和欧洲开始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熬过这个西方世界的圣诞节假日销售季节后,零售业就要开始大量裁员。
到明年初的1-2月(指2009年初——编者注),会是中国外贸加工业的大衰退。
美国在那个时候,应该有一个退税刺激经济计划。
但是以俺的估计,按照“债务通缩”的推断,这些退税刺激,估计会大部分用于减低美国家庭的所欠债务,不会用来增加消费,也就是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基本上,不论中国想不想转型,可能都没有选择。
因为中国一些政府部门的犹犹豫豫,不能料敌之先,在《劳动合同法》和《环境保护法》上拖拖拉拉,耽误了几年,已经错过了转型最好的时机。
现在危机当前,转型的社会风险和经济代价就要高很多。
不过人类的一个通病就是得过且过,不被逼急了就不会屁股挪个窝,不被打痛了就不会主动变革。
在要么转型,要么死亡的两难选择下,大概还是会走转型之路的。
只不过现在越转得快,将来的问题越小些,再用各种扭扭捏捏的方法,左拖一下,右拉一下,半年后这些企业一样生存不下去,还是一样要面对为新失业的工人群众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
现在与其如浪费财政资源,还不如尽快安排企业的内迁。
最好的办法是,成立一个国务院转型办公室领导和协调这个工作。
在沿海的广东和浙江等地,首先看紧问题企业,防止有不良企业主卷款外逃。
根据各行业的企业运作情况,有计划的实行关停并转的工作,可以在剩下来的整合后的企业中,进行各种金融扶持的帮助政策,协助这些企业度过难关。
而在主要民工回潮的省份,可以安排以他们现有的技能为首选方向,实行资金投资制度,在这些地方的农村兴办工厂,以国家扶助的方式,实行补贴政策,让这些新企业可以做到盈亏平衡。
同时由国家协助,建设销售网,扶持民间自办各类商业企业,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寻找销路,或者是以扶贫的方式,将这些生活必须品发放到扶贫的地区,或者以中国外援的形式,将这些消费品,运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去帮助当地的穷苦百姓——比如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无息贷款,都可以考虑以一大部分用中国货的方法结算。
在企业的内迁方面,如何把倒闭的中小企业的工人,根据其回流的省份,整合成大型企业,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
通过整合,建立起一个产业链,才可以真正完成中国的这个产业转型,使内地省市,成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心。
六十四
而在广东和浙江沿海的企业,就可以用来保住萎缩的海外市场,并争取开拓中东的新市场。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留意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品国际品牌,一旦当这些品牌出现困难时候,趁机以低价吃进来,然后将其设备和设计人才争取全部搬回来。
因为广东和江浙一带,生活水平素质比较高,又有两个国际大都市香港和上海,可以为这些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然后以这些设计人才作为技术领导,带上一帮江浙和南粤本地的心灵手巧,脑袋灵光的设计人才,尽快把这些软的实力建立起来,为将来占领消费品的全球高端市场打下基础。
而一旦将品牌的设计和营销中心建立起来之后,沿海地区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实际的生产,可以将下属的工厂搬到中西部去,利用中国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地区高速铁路来解决运货问题,本地的人才,则集中发展“设计密集”、“艺术密集”的服务链条环节。
这种方法对沿海和内地双方的好处都很大。
当沿海地区成功的建立起高收入的品牌设计和行销中心后,由于创造的工作职位是属于附加值极其高的高端职业,就会自然而然的带动起整个地区的地租价格,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格,形成财富效应。
而内地的制造产业的兴起,同样会带来当地的土地价值的增长。
一个例子是北京的首钢,首钢搬出首都的石景山区,到唐山的曹妃甸,对前者来讲,原工业园用地将变成价值更高的城市商业和办公用地,造成地价大涨,形成级差地租。
而对后者来讲,新工业园区则将原来的荒岛沙土地变成了更高价值的工业用地,也造成地价的上涨。
因此,根据需要,将产业分布地域进行合理化,对中国的整体,以及内部的各个地区都会是皆赢的结果。
以广东的情况为例,现在已经开始建设的贵阳-——广州高速铁路和南宁——广州高速铁路。
以这两条路为出发点,通过南宁——昆明高速铁路、贵阳——六盘水——昆明高速铁路、贵阳——重庆高速铁路和贵阳——成都高速铁路,就把整个大西南和华南联系在一起,通过珠江三角洲的龙头作用,可以把一盘棋完全走活。
通过整个产业链的分工,尽量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靠近劳动力密集的地区,而让对市场观念、国际贸易、世界风潮都比较了解的沿海地区,与世界各国争夺高科技发展、新产业开发和高消费品品牌等软活,使中国自己内部的产业分工,趋于合理化。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的沿海地区相对于内地地区的富裕,和美国的东西海岸相对于中部的内陆地区的富裕,原因是差不多。
除了地理优势之外,主要在于这些地方的人民思想比较开放,见识比较广,行为比较敏捷,这些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
如何利用这个现实存在的地区差异,加强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让各地区都可以吃到应得的那份蛋糕,并在未来发展中,缩小地区的差距,需要在这次的经济大调整中有一次全面的思考。
中央的政策,不能过于短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眼前的困境吓破了胆。
如果政策的出台,过分慌乱,毫无章法,惊慌失措,是无法有效的解决未来的发展问题的。
笔者本来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中国的GDP的产生方法不甚了解,流于和大部分的专家一样,常常套用西方GDP的算法,试图来解析中国经济的发展。
后来经过这方面的一些专才的解释,才算明白以前的一些看法是错把冯京当马凉,分析出来的结果自然是鸡同鸭讲,隔靴搔痒。
这里俺不想在具体的计算方法上多花费时间,比如说美国统计GDP主要用的是“支出法”,中国主要用的是“生产法”和“收入法”等等有何异同。
把这些专家的说法照抄过来,只是想说世界上任何的国家GDP其实都有忽悠的成分在里面。
而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在于,美国是往大的方向忽悠了,中国是往小的方向忽悠了。
当然,GDP的具体数字是不是准确倒不重要,关注的还是看这些数字的相对变化百分比,从而可以得出一个对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
比如说,一个在中国似乎被广泛接受了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至少在8%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中国就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工作机会,而中国政府就会面临社会不稳定。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个对经济的基本判断本身似乎就不是很正确。
六十五
这个8%,好像听起来很明白,但是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其实这个数字是在1990年代中期弄出来的,而且原先的数字是7%。
在此之前好像有一阵子,笔者听到的是9%,还常常听到要保10%,现在才开始听到保8%。
当时提出这个数字的时候,中国要解决三大部分的就业问题:
首先是大规模下岗的国营企业职工,然后是每年城镇里新增的适龄劳动力,再就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其实把农村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叫法。
这些劳动力背井离乡,路途遥远的跑出去打工,并不是家里没有农活,而是农产品收购价格国家太低,拉动了农产品整个市场价格很低,导致务农收入太少,“种地不赚钱,肥料花费都比不上”。
再加上中国的农村投资太少,基础建设中的水利、电力和交通太过落后,这样又吓跑了很多银行,农村的金融投放量极度贫乏,使农村的各种轻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极度滞后。
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免除农业税收方面的政策是值得称赞,但还是要加大更多的资金投入来发展农村的这些产业。
可是从GDP的角度来讲,大部分这些产业(自产自销自己服务)都没有计入GDP,所以各地官员也就没有什么动力。
很显然,和十几年前相比,中国今天要为农村人口在沿海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要低得多。
第二个就是中国今天是否面临着十年前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问题,相信大家通过生活都可以知道答案:
除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这方面没有十年前那样严重的压力。
第三个就是今天开始走进劳动力市场的人口,这大约是计划生育实行后,出生在1988年前后(如果用20岁来划界)的年轻人群。
那么这个就业新增人口压力,是不是比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前10年,要小一些呢?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对的话,也许中国基本就业的GDP增长率并不需要这么高。
而根据中国的现有经济情况,在没有任何政府财政刺激的情况下,仍然增长良好的消费、投资和外贸,估计会形成GDP增长5-6%,和1998-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比较相似。
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不需要这个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呢?
当然不是,在全球面临萧条的时候,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要加快国家建设,快速提高中西部人民生活水平,还要趁着自己手上拿了一大把美元,在全球原材料、能源、技术、设备和人才等等都比较便宜的时候,赶紧大购买,在美元还没有变废纸之前,大量储货。
搞石油战略储备,进行保证中国所有地方现代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储存,解决所有对柴米油盐等民生性物质生产的短缺软肋,买了存起来,免得再在国际市场的大起大落中,像07-08年这样哭爹喊娘。
在美国现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要去买更多的美国国债(笔者听说最近好像又买了600多亿)来增加自己的废纸储备,而是要买一些对中国有好处的技术(可以向美国施压)。
比如说高端医疗器材技术和公司,搬回中国消化和制造,将生产成本降下来,然后用这些低成本生产,但技术又处于高端的医疗设备,建立起涵盖全国城市乡村的基础医疗设施,降低中国全民医疗保健的开支。
还有可以买断美国或者德国的煤炭开采技术和设备以及清洁煤等技术,将中国煤矿开采业变成一个清洁和安全的绿色工业。
可以通过国家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购买,然后以低价的方法收取一点技术使用费,或者免费让中国的其他企业使用。
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政府要用一个国家的战略眼光看问题,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为利润而思维的企业。
让中国的煤矿工业少出事故,让煤矿工人不死于非命,让山西等地方可以有个干净的天空,让中国医疗系统不用花费大钱去治疗肺癌,比在美国的国债上赚几个利息,要实在得多,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眼睛里,只盯着几个铜板,几个电子账户账面数字的守财奴。
在农村建设上,现在有一个误区,好像是如果农民不去沿海地区打工就不算有一个职业。
按这种标准那么中国的8亿农民可不是一大半都在失业?
问题的实质是,只要政府的农业政策对头,农产品价格收购合理,其他综合性的产业发展起来,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好了,农民群众是不是一定要在工厂里打工并不重要。
当然,现在的农村年轻人,不愿意在农村呆着,在笔者看来,还是城乡差距过大的原因导致的,这不能成为走老路的理由,而应当成为一种鞭策,加速缩小城乡差距。
六十六
中国农村发展的最大误区,就是本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太重。
本来对农业经营的模式,分干有分干的利弊,集体有集体的优劣,应该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
比如说,南方的水稻田的插秧工作,不管你是当年的人民公社,还是今天的包产到户,都是需要村里的人们互相协作,才可以完成。
当年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忽略了私人收益对劳动积极性的刺激,但在邓小平时代进行的包干到户,搞到后来又似乎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忽略集体协作对农村公共工程的重要性。
今天农村的生产能力得到释放和当年集体模式下对农田水利等等的基础工作是分不开,而这些工程的潜力,由于长期不重视不修缮,似乎有折旧被用光的情况。
可是,今天大家一谈到这一点,好像马上就有要拔改革开放红旗的嫌疑,这就使得农业发展的思路,被自己今天一头明天一端的意识形态框框限制住了。
笔者说了这一大堆,意思就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以保住GDP增长为基点,似乎某个数字没有达到,大家就是一脸的花容失色,面如土灰。
本来GDP(曾有网络高人把其翻译成“鸡的屁”,真是话粗理不粗)那个数字,就是大家用自己拿手的功夫像按摩一样,搓出来的。
中国的就是气功推拿,欧洲的是瑞典按摩,美国的是牛仔撒野,不要那么当真。
如果你像津巴布韦那样,按本币计算GDP增长百分之几千,人民不还是一样双脚齐跳?
如果中国的经济刺激,能够为全体人民提供低价高质的医疗保险,让大家接受教育的费用低廉,开辟了许多设计性高质量第三产业中,假设因为统计的原因,这些东西都没有算在GDP里面,那就算你明年GDP增长是0,大家还不是一样一笑了之,毫无抱怨的过日子。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建立廉价住房,让全国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家庭做到居者有其屋,这就是一个好的刺激政策。
如果这个刺激可以带动其他如钢材、水泥等等中游产业,增加了GDP,当然很好,但不能让其喧宾夺主。
如果为了数字上的GDP增长,去托着、保住现在已经高得惊人的某些大城市的商品房价格,继续鼓励没有出息的各地方政府学习香港在殖民地时期搞出来的土地政策,用收刮普通人民财富,抬高土地出让价格的短视手法,跟完成任务完成政绩似的来完成GDP增长的2个百分点,那这就是坏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建设上,也不是说就只能建设4万亿那么多量。
如果有可能的话,投资8万亿,甚至是12万亿都不为过。
关键是要明白笔者一直试图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扩张,需要的是生产能力和货币投放的一个同步过程。
而前十几年,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货币投放,似乎还是建立在一种对美元迷信的自卑心态上,仿佛只有美元是钱而人民币就是一张纸。
其实这两种货币(包括所有的现代货币)都是一张条子而已,美元是绿条子,人民币是红条子。
倒底谁是真的硬通货,谁是一张破纸,在于是否有人接受其作为一个易物的符号。
今天似乎世界上越来越多人民对人民币的爱好和信心要逐渐高于美元,当然,除了中国那帮糊涂蛋经济学家,以及被糊涂蛋忽悠的政府官员,和某些心怀叵测的利益集团之外。
笔者在《大国游戏I》中说过,如果沙特的王爷决定停止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石油交易货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就会崩溃,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破产”的国家(即可能对持有美国国债的外国债权人违约),今天尤其如此。
中国要做的是,停止单一的依赖出口贸易顺差换取绿条美元来作为中国自身货币扩张的工具,而开始直接进行人民币扩张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多于平时兑换需要的美元,都是废纸一张。
美元的背后不仅没有黄金,可是连什么支持的没有。
而人民币的背后,却是庞大的生产能力,可以让持有人民币的国家,换来任何生活必需品,换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换来港口、医院和大学,你说你愿意不愿意要不要人民币?
当然,那帮金融界的经济忽悠们,马上就会搬出什么韩国啊,印尼啊,那说明美元的硬通货的“硬度”。
这帮人忘记了世界人民不接受韩元和印尼盾那是因为这些是中小国家的货币,有用性有限,常常要跑到他们国家才能买点东西,但并不是不接受人民币这样的大国硬货。
这些人,无非就是制造混淆是非的舆论,在美国这次千疮百孔的经济泰坦尼克号在向下沉的时候,不是鼓励糊里糊涂的中国政府赶紧和美国经济切割,而是要中国再绑多几条铁链,将中国经济这个大船,一起拖到海底。
六十七
相对于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增持,在中国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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