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民消费看重庆市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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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消费看重庆市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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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跃升。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重庆市经历了由省辖市、计划单列市到直辖市的转变,经济实力快速增强。
1978年全市GDP为67.32亿元,到2007年达到4122.51亿元,增长了60.2倍;人均GDP由1978年的269元,提高到2007年的14660元,增长了53.5倍。
经济实力的增强,带来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财产由无到有,由少到多,跨越了温饱、小康两个生活阶段,逐步向富裕迈进。
本文将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呈现改革开放30年我市经济发展历程。
一、居民消费随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不断完善的30年。
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3个阶段:
一是1978-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阶段:
1978年我国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79年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我国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二是1992-2001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创立阶段:
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形成总体开放格局;1996-2000年宏观调控使经济软着陆;2001年跨入世贸组织大门。
三是2001-2007年入世带来中国经济的腾飞。
30年来我市居民消费随着经济发展迅速提高,2007年,我市居民消费支出为1840.40亿元,是1978年的47.6倍,年均增速达到8.8%。
居民消费随着经济发展的变革,也呈现出时间大致匹配的三个阶段。
一是1978-1992年居民消费支出缓慢增长阶段:
15年的时间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了202.64亿元;二是1992-2001年居民消费支出绝对额增长加快,但增速出现了大起大落的阶段:
9年时间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了592.57亿元,但1994-1998年居民消费呈现出大起大落的态势,其中:
1995年的增速比1994年猛涨16.4个百分点,1996年比1995年小幅下降,1997年增速比1996年狂跌9.7个百分点。
三是2001-2007年居民消费支出迅速增长,增速呈平稳上升阶段:
6年时间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了1006.50亿元;增速呈现逐年稳步上升的态势,6年的年均增速为10.3%,高于30年年均增速1.5个百分点(见图1)。
图1:
1978-2007年重庆市居民消费支出
单位:
亿元,%
二、城乡居民消费反映城乡经济发展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间,我市城乡居民消费总量之比发生了明显变化,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总量是城镇居民消费总量的1.5倍,到1992年城镇居民消费总量首次超过农村居民消费总量;随后城乡居民消费总量的差距逐年拉大,到2007年城镇居民消费总量达到1429.61亿元,是农村居民消费总量的3.5倍。
(见图2)
图2:
1978-2007年重庆市城乡居民消费总量
单位:
亿元,%
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可以看出,30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以下两个重要变迁:
(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30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10229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提高了2682元。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只比农村居民高出367元,到2007年这一差距扩大到7914元。
(见图3)
图3:
1978-2007年重庆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单位:
元,%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2年以后,我市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扩张速度明显加快。
1978-199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速为9.4%,比城市居民高出6.4个百分点。
15年间有1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速快于城市居民。
这与该时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收入;而城镇因计划经济束缚生产力发展,国有企业改制面临重重困难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199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开始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
1997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激发了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增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提高了人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生活水平。
而这一时期,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迅速扩大。
1992-2007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速为7.5%,比前15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年均增速为7.1%,比前15年上升了4.1个百分点。
(二)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农村人口向经济更为发达的城镇转移,我市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2007年达到48.3%,比1996年提高18.8个百分点。
2007年全市城镇人口为1361.35万人,比1996年增加513.14万人;全市农村人口为1454.65万人,比1996年减少572.44万人。
三、生活水平提高带来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品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30年间,我市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食品支出比重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人民群众生活逐步跨上小康水平。
2007年我市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4.5%,比1978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城市居民为37.0%,比1979年下降了24.9个百分点。
(见图4)
图4:
1978-2007年重庆市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单位:
%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状况的重要指标。
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标准是:
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根据该标准,我市城市居民在1979年越过贫困线,1997年越过温饱线,2002年越过了小康线;而农村居民在2000年才越过贫困线,目前仍在温饱线上徘徊。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由于食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因素,我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呈现回升态势,农村居民回升了2.3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回升了0.7个百分点。
由此也可以看出,粮食价格的上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城市居民。
(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大
2007年,全市城镇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68.58亿元,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11.8%,是除食品消费以外,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中第二大类支出;农村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30.36亿元,占比为7.4%,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第四大类支出。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比重大,一方面说明了居民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教育支出的压力也在逐渐加大。
(三)农村居民交通出行支出压力较大
2007年,全市农村居民交通和通信类支出达到30.80亿元,占农村居民非食品消费类支出的15.5%,比2004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交通和通信类支出为134.99亿元,占城镇居民非食品类消费支出的14.4%,与2004年持平。
农村居民交通和通信类支出比重高于城镇居民,说明农村居民交通出行的压力高于城镇居民。
这与我市农村交通基础建设和交通运营模式关系密切。
城镇居民已能享受到便捷舒适的交通出行服务,而农村居民出行无论是在价格、方便程度、服务质量上与城镇居民远相差较远。
四、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居民在获得收入以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消费,要么储蓄(包括在股票和房地产等市场上的投资)。
从我市1985年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出,消费率呈现下降的趋势。
1985年我市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人均消费性支出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7.5%和84.8%;80年末期的通货膨胀,带来了居民消费率的上升,到1988年达到顶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分别达到103.5%和93.4%;随后我市居民消费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2007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分别为79.3%和72.0%(见图5)。
图5:
1985-2007年重庆市城乡居民消费率
单位:
%
消费率下降带来居民储蓄率的不断上升,使得银行存款不断增加,2007年,我市新增人民币存款1056.93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
商业银行吸收大量存款后,为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会在允许范围内尽量发放贷款,加之我国存贷款利息差高达3.33%(以一年期为例),更是促进了商业银行的放贷欲望,2007年我市新增人民币贷款743.41亿元(见图6)。
贷款增加带来了投资的增加,加之,我国高利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境外热钱流入,造成了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图6:
1981-2007年重庆市新增人民币存贷款
单位:
亿元
五、重庆与京津沪发展差距大
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市居民消费也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但横向比,重庆市与京津沪3个直辖市发展差距大。
(一)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大
2007年我市居民消费水平为6545元,仅相当于北京市的34.6%,天津市的54.7%、上海市的27.0%。
我市农村居民消费与京津沪的差距更大,2007年我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2784元,仅相当于北京市的30.7%,天津市的52.2%、上海市的24.8%。
(见图7)
图7:
2007年京津沪渝居民消费水平
单位:
元
而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来看,我市差距明显大于京津沪3省市,2007年我市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8倍,北京市和上海市均为2.3倍,天津市为2.7倍。
由此可见,统筹城乡发展,我市任重而道远。
(二)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大
由于消费水平的差距,带来了我市居民消费结构与京津沪的差距。
2007年我市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比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高出21.2、15.8、17.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比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高出5.0、1.9、1.7个百分点。
(见图8)从图中可见,京津沪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均在30%—40%之间,属于富裕阶段,而我市农村居民还处于温饱阶段,与其他3个直辖市差距悬殊。
由此可见,我市居民消费结构与京津沪的差距更多地体现在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应是我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
图8:
2007年京津沪渝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单位:
%
六、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重要的,也是最具可持续性的一驾“马车”之一,它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构成。
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居民消费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目前,我市居民消费增长速度偏低,1997-2006年十年间均低于同期GDP增速。
(见图9)。
造成居民消费增速偏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图9:
1978-2007年重庆市GDP、居民消费增长速度
单位:
%
(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7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15元,比农村人均纯收入高出10206元,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204元,29年来绝对差距扩大了50倍。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在低水平上仍增长缓慢,1979-2007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9%,高出农村人均纯收入2.0个百分点。
(见图10)
图10:
1979-2007年重庆市城乡人均收入
单位:
元,%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1992年城市居民最低收入户人均全部收入为1276元,比最高收入户低2691元;到2007年这个差距扩大到26577元,是1992年的9.9倍。
1992-2007年15年间,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年均增速11.4%,比最高收入户低3.7个百分点。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率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所以收入水平愈高的群体,其消费率就愈低。
如最高收入户的消费率由1992年的71.0%下降到2007年的66.1%,下降了4.9个百分点;最低收入户的消费率由1992年的93.3%下降到2007年的89.5%,下降了3.7个百分点。
因此,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对扩大消费非常不利,甚至还会抑制了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广就业、低工资、高福利”,由政府和企业“统包”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保障体制进入了加速改革阶段。
在旧的福利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原来由国家或单位承担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费用逐步转由居民个人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对居民消费预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居民对未来支出增多的预期明显上升,导致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即期消费相应减少,消费率下降。
而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农民仍然以家庭保障为主。
随着家庭的小型化以及老年人口的增多,家庭养老压力明显加大,农民为了养老需要不得不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三)农村消费环境建设滞后
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消费环境建设方面存在滞后现象,农民消费存在着供水、供电、交通、通讯及电视转播等一系列生活和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条件较差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影响了农民购买电视、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的欲望。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市场监管和整治力度的加大,商品市场秩序有所改善,但农村市场“假冒伪劣”仍很严重,一些不法商人看中了农民消费信息不全、消费水平不高,贪图便宜,便把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运到农村倾销,使广大农民深受其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而农民维护自身消费者权益时又面临着维权意识差、维权成本高、维权力量相对薄弱等问题。
七、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一)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
增加居民收入是促进消费的根本措施。
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将大大提高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
扩大就业是保持城乡居民良好的收入预期,提升消费信心的关键。
从城镇来说,就是要着重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千方百计推进再就业工程,提高职工工资水平。
从农村来说,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如:
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广开农民就业门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
在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还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防止收入差距的扩大。
如通过提高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通过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适时开征不动产税和遗产税等税收课目等办法,加强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控制部分城市居民收入过快过高增长。
(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消费预期,增强消费者信心。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已成为影响我国当前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
通过对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就业制度有效的改革,消除人们的顾虑心理,尽量降低人们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
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建立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三)进一步加强消费环境建设
通过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同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完善消费环境,营造消费者想消费、敢消费的消费氛围。
一是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大对产品质量、价格等的监管力度,加强消费投诉纠纷的处理工作,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优化社会信用环境。
积极发展消费信贷,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拓宽消费信贷领域,将潜在需求变为现实消费。
三是提高农村消费服务水平。
一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地区交通、供水、用电、通讯等关系农民消费升级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连锁经营,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并制定相关政策维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切实改善农村市场环境。
(核算处陆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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