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展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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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展望
中日经济关系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排名第四和第二的经济大国。
中日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加强双边关系不仅符合中国周边战略目标的需要,而且对于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长足发展。
双方深度相互依存的密切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主要表现有:
双边贸易迅速扩大。
中日建交之时的1972年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夕的1978年,中日贸易额分别为11亿美元和66亿美元。
20多年后的2000年,两国贸易量也只有700多亿美元。
进入新世纪后,中日贸易强劲发展,贸易量急剧扩张。
2006年,两国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073.6亿美元,为2000年的2.4倍。
1972年到2000年的28年间,中日贸易量每年以十亿或数十亿美元的增幅递升;2001年到2006年,两国贸易量每年以百亿或数百亿美元的增幅递升,这样高的双边贸易增长幅度在国际上是罕见的。
现在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1.8%。
到2006年底,中国一直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中贸易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17.2%,仅比日美贸易额少0.2个百分点。
据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在2006年财政年度,日中贸易额达到25.43万亿日元(约合1.6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5%,日美贸易额为25.1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
这就是说,到2007年3月底,日中贸易额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中日相互投资稳定增加。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到2006年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达37714个,累计实际直接投资达580亿美元,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创造了920万个就业机会。
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从无到有,逐年增加。
到2005年底,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为11.8亿美元。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对日投资将稳步增长。
此外,日本还是对华提供政府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
到2006年底,日本对华提供的发展援助,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在内,共达3.2万亿日元,相当于300多亿美元,用于250个项目的建设。
这对中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起了有益的作用。
中日经贸关系近年来得以蓬勃发展,除了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地理条件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中日两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消费市场,且近年来两国分别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复苏。
2006年,中国GDP达2.70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2000美元,日本GDP超过5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高达4万美元。
这为双方大量吸收对方商品和扩大投资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
尽管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日本,但仍是一个国民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仍是一个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仍然迥异。
日本具有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商品质量和国际市场网络等优势为中国所短缺,而中国所特有的庞大消费市场和大量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日本之所需。
这为双方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双方均努力扩大向对方出口。
中日政经关系发展不同步
中日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两国经济关系一般要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即出现所谓的“政冷经热”现象。
进入新世纪,这种情况稍有变化。
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错误史观和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使中日关系降到历史谷底,中日经济关系也受到冲击,主要表现有:
中日贸易虽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但增速不能和两国贸易的巨大需求与潜力相匹配,明显落后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
如从2001年至2006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由766.2亿美元增至2723亿美元,增长2.5倍,年均增速为25%;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由804.8亿美元增至2627亿美元,增长2.3倍,年均增速为24%;中国同韩国的贸易额由359.1亿美元增至1343亿美元,增长2.7倍多年均增速为27%;而中日贸易额由878亿美元增至2073.6亿美元,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远落后于上述3家对华贸易的增长水平。
双方贸易失衡趋于加剧。
2001年以前,两国贸易大体均衡,以后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扩大之势。
2002年中方逆差50.3亿美元,2006年增至240.8亿美元,中方逆差4年增加4倍。
多年来,发展与日本贸易是中国外贸战略的主攻方向,占中国经济分量甚重;近年来中日贸易占中国经济的分量下降,而占日本经济的分量明显上升。
2003年前,日本连续11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大于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
2004年起,日本在对华贸易中落在欧盟、美国之后,居第三位。
中日贸易量占中国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减少,从1993年的20%降至2002年的16.4%,再降到2006年的11.8%。
对日本来说情况刚好相反。
近6年来,日中贸易年均增速为16.6%,远高于同期日本外贸年均增幅6.6%的水平,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的11.8%升至2006年的17.2%。
到2007年3月底,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现在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
日本虽然至今仍是对华的主要投资国,但投资速度及其在中国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
2006年日本对华投资46亿美元,同比下降29.6%。
日本对华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日趋减少,从1990年代初每年提供近2000亿日元减至现在每年仅提供几百亿日元。
日本对华贷款更是逐年减少,甚至一度“冻结”,且设定了最终结束对华贷款的时间表。
中日关系展望
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和不利因素,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保持稳定快速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前景应该是明朗的。
中日两国经济关系潜力巨大,推进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趋于增强,不利因素趋于减弱。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迅增、对外开放愈益深化和扩大,以及日本走出“泡沫经济”的迷局、实现经济持续复苏,是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大利多因素。
展望前景,中日经济关系可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断跃升新台阶。
鸠山由纪夫不仅多次表明不会参拜,还承诺会要求所有阁员自律。
很可能,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短期内将不再成为中日政治交往的绊脚石。
中日政治交往史证明,日本首相以放弃“参拜”为开端,尽管不一定能快速改善中日关系,但这是中日政治步入良性发展的先决条件。
当然,由于日本政治有派系林立的传统,民主党内部同样存在诸多派系,这会对鸠山外交决策形成制衡;再加上诸如领土、海洋权益、贸易摩擦等现实问题,都是中日关系的干扰因素,也是考验鸠山首相外交智慧的复杂议题。
由于鸠山由纪夫过去一贯对华友好,加上新内阁重要成员都对华持友好态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日政治关系将会结束动荡期,迎来良性发展的新纪元。
一旦中日政治关系步入良性发展之路,受惠的将不仅仅是中日经贸关系,还将对东亚区域格局的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
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及至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
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
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只是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倡导发展中日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
最终,促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崭新的一页。
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
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
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
邓小平历来重视中日关系,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积极倡导者。
他说:
“‘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
”“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
江泽民也一再强调:
“在我们看来,对于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他还主张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登高望远,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中日关系,使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胡锦涛也表明:
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
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
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
”胡锦涛还指出,中日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
”这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共同口号。
我国领导人上述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论述昭示我们: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
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在过去100多年,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
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
为了维护我们这块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我们应特别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正在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
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
“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
可以说,惟其中日关系出现困难,才更需要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在对待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而日本历代政府中一直有人在刻意回避历史,不敢勇于承认错误。
有的日本民众这样说:
想请中国朋友们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日本国民都是深感遗憾和羞愧的。
一些别有企图的日本政治家想利用教科书来散布自己的主张,妄图美化战争和否认屠杀,对于这种反动的教科书,大多数日本国民都是不会接受的。
”但愿我们中日的关系真的可以就这样的改善了.
日关系关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从历史经验、国际时局以至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对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坚持我国几代领导人倡导的“中日友好”方针比过去更加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
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问题?
日本方面对中国遭受沙斯打击表达了作为东亚最大邻国的关注,向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物质、资金支持。
特别是,在中国对外关系由于沙斯而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5月,日本执政三党干事长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中日关系在沙斯背景下似乎获得了新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双方领导人几乎没有提及两国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只是说,“以史为鉴”。
根据中国官方报道,中日两国政治领导人强调中日关系的非常重要性,“放眼长远,筹谋大局”。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有影响的中国舆论提出,中日之间应该搁置历史问题,至少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应过多地受到历史问题的干扰。
这种政策建言当然引起了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视。
中日关系到底能否超越历史问题?
答案是,由于中日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东亚一个不确定因素
历史问题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社会问题。
靠政治家的智慧与对国家利益的权衡,中日之间可以有效管理其历史问题。
条件当然是,双方具有这样的共同政治意志。
作为殖民者、侵略者的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再回避一个真诚的历史交代。
中国也不再简单地因为历史问题而出现盲目反日的非理性民族主义。
历史问题不是说回避就能回避,说利用就能利用的。
历史问题之所以是现实问题是因为它是活着的。
中日之间的汹涌暗流,多数来源于历史问题。
在领土主权纠纷方面,日本政府试图合法化对钓鱼岛的占领,其右翼团体不断扬言再登陆钓鱼岛,刺激全球华人的民族感情。
日本与台湾关系公开升温,日本公开支持台湾当局借沙斯之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肯定不仅仅只是出于单纯的公共卫生考虑,其背后是日本全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的战略。
日本首相小泉的一个智囊团在2002年11月发表的、引起关注的日本对外政策新战略报告,就极力主张日本加强与台湾的全方位关系。
日台关系的加强触及到中日关系历史问题之神经。
这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说,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一点也不亚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更重要的是,两年来,日本成功地利用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的机会,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立法,在实质上已经使日本《和平宪法》空洞化,有助于日本重新武装。
日本首相已经公开承认,“日本自卫队就是日本军队”。
日本今天还没有重新武装,但是,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声音很大。
日本的重新武装当然不一定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但是,日本国内新政治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势力不断抬头。
一旦全面重新武装,日本更会彻底否定与中国、亚洲之间的历史问题。
一个没有正确历史观但重新武装了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按照自己版本看中国上升
一些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考虑放松对日本的要求,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日合作在东亚合作中的关键性。
良好的中日关系不仅有助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整个东亚合作进程确实离不开一个紧密的中日关系。
在这点上,无论中国还是东南亚,以及东亚其他地方,对此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
人们寄希望于中日两国改进关系,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龙头”的共同领导作用。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日本一直在按照自己版本的政治现实主义关注着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并未真心实意接受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
直到现在,日本仍然认为自己是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的国家。
在外交辞令上,日本一再称,日本欢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日本也愿意参与中国的现代化。
这无非是居高临下的观点。
日本特别强调自己是“西方”发达世界最重要的部分(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其具体标志是“8国集团”(G8)。
其实,回顾最近十几年日本与东亚关系的演变,我们也许用不着太在乎、太着急中日关系。
日本作为一个发展模式的神话已经破灭。
日本模式的产、官、学一体化(勾结)的政治经济结构,弊病丛生,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日本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不足,自民党独大,而其内部派别林立,黑箱操作。
日本模仿性的研究开发模式缺少原创性,在信息技术的时代丧失了国际竞争优势。
日本无力再成为区域发动机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无力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作用已经下降。
如果日本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不肯起建设性的推动力量,中国与南面的东南亚、北面的韩国等完全可以首先形成东亚合作的大局,而让日本处于东亚合作的边缘地位。
到时,东亚合作成了气候,该着急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欲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也难以做到。
何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并不情愿只从亚洲出发办事。
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与亚洲国家(包括澳洲)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日本的重心仍然在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上。
日本仍然强调日美关系在日本对外关系上的中心性。
在安全上,日本仍然要依靠美国,比如,靠美国之力解决朝鲜对其构成的核威胁;在战略上,日本仍然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
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中日关系如何改善,日美关系都不可能弱化。
也就是说,日本不可能以日美关系为代价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加强中日关系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历史问题总是中日之间的最大干扰因素。
中国确实需要长期巩固的、友好的中日关系,但是,一厢情愿、简单化,急功近利,甚至缘木求鱼之所谓“战略”要不得。
其实,中国完全没有必要靠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单方面让步而求得中日关系的片面发展
推出“友爱外交”以区别“价值观外交”
安倍和麻生政权都曾提出“价值观外交”,强调以价值观异同划线,在价值观相同的亚欧国家间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
该主张实际是要在中国周边构筑一道封锁线,这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阴影。
鸠山由纪夫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友爱外交”理念。
5月15日,鸠山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讨论会上表示:
“我很讨厌麻生内阁推动的‘价值观外交’。
强化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的外交关系那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外交,更应考虑如何构筑关系,使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实现共存共荣、自立共生。
”
政权更迭后中日关系依然会出现摩擦
但从政党本质和主张的政策上看,民主党和自民党一样,都是保守政党。
在民主党政权下,日本对华政策既不会出现倒退,也难有大幅进展。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党内部派系复杂,思想主张从极左到极右都有。
部分保守派议员在台湾、西藏等涉华问题上的做法与民主党基本方针相左。
成为执政党后,这部分议员如果不能有所收敛,将给中日关系带来麻烦。
此外,自民党成为在野党之后,党内的反华保守势力不再因执政党身份受到约束,有可能会跳出来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军费透明度、东海问题等指手画脚。
日本有分析指出,这些潜在因素充其量只会给中日关系制造小摩擦,终究不能对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大趋势构成威胁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
“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
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
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
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
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
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
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
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
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
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
“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
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
“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
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
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
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
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
“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
“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
“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
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
“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
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
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
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
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
何为大局?
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
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
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
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
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
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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