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意应用.docx
- 文档编号:839343
- 上传时间:2022-10-13
- 格式:DOCX
- 页数:9
- 大小:30.21KB
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意应用.docx
《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意应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意应用.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意应用
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创意应用
[摘要]议程设置是环境传播中极为敏感、对整体传播事件产生极大影响的传播话题。
政府、媒介、公众如何在环境传播过程中,既能从各自立场与角色出发,创造性地设置一些具有传播力的议程,又能实现议程融合,达到改善环境、推进生态良性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是环境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框架,通过“议题建构”“议程融合”、互联网议程设置三个理论视角,能够分别从政府、媒介、公众维度,研究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的创意应用问题。
[关键词]环境传播;议题建构;议程设置;议题融合;创意应用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中的重要理论方法。
1972年,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研究发现,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从而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以后,在传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媒介、社会公众如何设置议程,如何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对传播现象进行分析,作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成果。
关于环境传播中政府“议程设置”的研究,李异平、杨萍从制度出发,分析了联合国PRTR制度,认为我国政府应加快引进这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提升对公共环境的治理效能[1]20。
黄贺铂以广州市政府网站为例,分析了政府网站的公共议题构建,并提出政府网站整体新闻供应不足、政府网站与媒体之间没有形成有效议题建构的结论[2]46。
谢铭慧以雾霾议题为例,分析了环保政务微博的传播与治理研究并提出政务微博在传播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3]。
关于环境传播中媒体“议程设置”的研究,黄河、刘琳琳对比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分析两者在环境议题建构中存在的差异与问题,并提出问题的根源与优化途径[4]90。
李雅红从网络媒体角度出发,分析了网络媒体环境传播对环境问题的建构主要有门户式、检索式、起底式和聚众式这四种传播方式[5]293。
朱哲萱以人民网、新浪网、环保NGO官网对低碳生活议题的报道为例,对这三大网站的议程设置进行研究,并提出关于低碳生活议题的现状分析、问题与对策[6]。
关于环境传播中公众“议程设置”的研究,郑君君、李诚志、刘春燕从公众环保参与“议程设置”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公众环保参与的现实问题,并阐述了在复合型环境治理形势下环保公众参与如何切实推进[7]60。
张萌栩将视角放在西部地区环保NGO,根据其传播现状与传播效果,提出了强化西部地区环保NGO公众参与的相应对策[8]41。
邓婷尹[9]、王佳樂分别从不同的环境事件出发,分析了公众与政府、媒体间的互动关系[10]。
关于环境传播中组织的“议程设置”研究,很大部分都是对NGO组织进行研究。
周晓旸以绿色和平分部“2009气候中国行”活动为个案,分析环保NGO组织在此次活动中传播技巧的运用[11]30。
蔡馥谣研究了媒体对环保NGO的作用,环保NGO与媒体、政府间的关系,最后探讨了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环保NGO的发展[12]12。
赵霏通过研究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传播活动,分析了非政府环保组织对环保意识传播的效果,提出非政府环保组织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发展路径[13]49。
本文将运用议程设置理论框架,通过“议程建构”“议程融合”和互联网议程设置三个理论视角,分别从政府、媒介、公众三个维度,研究环境传播中议程设置的创意应用问题。
议题建构理论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假说的修正。
美国水门事件中,报纸与民意的关系引起了美国传播学家朗氏夫妇(Lang⟪)的注意,他们对此进行分析,并于1983年提出“议题建构”理论来修正和发展“议程设置”假说[14]126。
这一观点认为:
一个问题从媒体报道进入公共议程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议题的建构需要一段时间,经由媒介对议题进行发掘;对其展开不同形式的建构,通过版面安排、报道用词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运用不同的框架来阐述此议题的意义;利用意见领袖的评论来加快议题建构的速度等步骤。
在建构过程中,政府、媒体以及公众的多方互动,影响着议题的发展走向。
雾霾问题,是近年来环境传播中最为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雾霾问题传播中,公众、政府、媒介在议程设置中的创意应用,极具典型意义。
1.公众推动“雾霾”议题的兴起。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有4名美国自行车运动员戴着口罩出现在首都机场,北京市环保局就此认为美国选手对中国了解甚少,“如果外国运动员一定要戴口罩到北京参加比赛,无非是给行囊增加几分重量,而且相信他们用不上。
”在强大舆论压力下,4名美国运动员向北京奥组委递交道歉信,向全体中国人民公开道歉。
雾霾问题开始引人注目。
2008年美国大使馆开始公布北京空气质量,包括PM2.5。
2011年北京环保局指责美国大使馆雾霾数据不准。
中国环保部认为,“外国驻华使领馆开展对中国PM2.5监测并且发布数据”是“干预中国内政”。
2011年10月22日晚11点多,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在微博上发表了使用ipad对东三环亮马桥附近的大使馆院内PM2.5的检测数据,数据显示PM2.5指数为439,评级为“有毒害”。
潘石屹发出了“妈呀!
有毒害!
”的评价,该条微博被转发和评论5000余次,随后,潘石屹接连在微博上发布手机监测的空气质量数据,关于雾霾的议题开始在微博上发酵蔓延。
在潘石屹对雾霾议题进行关注后,郑渊洁、李开复、姚晨等微博名人也参与其中,带动了公众对该议题的关注度,同时也引起官方的注意。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与潘石屹进行了面谈,并带领其参观了环境监测的工作环境。
在意见领袖成功引爆微博舆论之后,官方与民众的对话开始,开启了环境议题被纳入政策处理的第一步。
2.媒体对“雾霾议题”的设置。
2011年11月以后,雾霾议题经过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发酵引起传统媒体的注意,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开始介入报道,发挥其在信息资源整合、深度报道上的优势地位,有效弥补了微博平台信息碎片化的弊端,在这一时期报道数量的激增、报道主题的多元化都呈现出传统媒体对雾霾议题的关注。
与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相比,传统媒体的内容整合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媒体通过对雾霾的成因、危害、检测技术、治理措施等多角度的议题呈现,能够让受众对雾霾进行较为全面和具体的解读。
在此过程中传统媒体借助于权威专家的力量对有关雾霾的政策和科学常识进行解读,借助于政治和学术领域的研究,以深度报道的形式对雾霾议题进行全景式的展现,同时对雾霾的问题进行定义和类型化。
对于环境主张的争论,其目的就是能够让环境主张纳入政府的政策当中并且能够真正落实到位。
而这一过程当中,媒体的舆论监督,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政府政策的落实。
在2011年10月底,连日的雾霾天气与北京环保局公布的官方空气质量认定大相径庭之时,由《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创办的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发起了“为祖国测空气”的活动,这一活动在2011年上半年就发起众多的志愿者开始自测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并通过微博等信息平台进行发布,此次志愿活动集结了不少环境专业的学生和老师,尽可能地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监测和记录监测点的数据。
2011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联合北京地球村、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志愿者、山水自然保护中心6家NGO环保组织向环保部递交了对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版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建议书,提出了包括缩短《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发布到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在内的7条建议。
媒体和NGO环保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环境议题社会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3.政府对“雾霾议题”的设置。
2012年1月16日至19日,山东境内高速公路和国道及城区道路部分路段因雾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10人死亡,14人受伤。
14日-15日,琼州海峡因雾被迫封航16小时。
”雾霾开始成为重大社会事件。
2013年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中国30个省市,北京市仅5天不是雾霾天。
14日,北京市环保局召开新闻通报会,首次公开承认雾霾形成的三大原因。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条措施。
2014年1月,国家减灾办、民政部通报2013年自然灾情,首次将雾霾天气纳入其中。
2014年12月22日开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这是该法案首次大规模修订。
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
2016年12月大范围雾霾重污染天气发生,京津冀、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安徽等20个省市笼罩在迟迟不散的雾霾中。
石家庄、邯郸等市PM2.5破千。
2017年初开始,环境保护部基本上每天都会发布《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并定期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过程进行专家解读。
从“雾霾”议题的出现到热议,也是从网上公众舆论的兴起、受到关注,到传统媒体介入的整合建构,最后媒体动员与NGO共同“倒逼”政策落实的过程。
在雾霾议题建构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很多治霾政策,保持了高压势头,通过科学的调查数据说明真实情况,解读雾霾构成的原因及发展趋势,通过权威专家解释,表明政府立场、态度,引起社会重视,消解疑虑与担心,并公告政府解决问题的措施。
与雾霾出现前期表现不同的且具有创新的是,政府不再回避,而是直面问题,进行各层级的问责。
面对问题很快就出台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强制措施,分析污染源头,运用行政手段强行关闭污染源,且能及时沟通雾霾进展状况,打消公众顾虑。
媒体及时传播报道事实,全面介绍相关情况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采访相关管理机构、科技专家、当地居民,全方位解释说明雾霾的成因、危害程度、未来发展趋势,生动形象地介绍事实的过程。
媒体将客观的数据呈献给大众,向大众说明情况,介绍事实,传播政府的声音,依各自媒介、受众人群特征,解读雾霾现象。
媒体也会站在公众的角度,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表达质疑。
总的来说,媒体创新性表现为站在公众角度向政府进言,既有政府的声音,也有公众的反应,而且运用了专业的传播技术,高度简洁、形象、全面介绍了雾霾成因及发展趋势。
公众议题建构主要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而网络的开放、自由、互动特征能让公众议题以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在短时间内引爆舆论点。
这些优势都增强了公众议题在与媒体议题、政府议题碰撞中的影响力。
与政府议题的主题相对单一不同,公众建构的主题更为全面,涉及所有方向。
而与媒体建构的主题不同,公众建构的主题更多的是涉及“雾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评论政府部门的作为”。
公众往往是最直接的风险受害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公众始终都在积极地建构风险治理议题。
公众用自己感知的事实说话,关注雾霾的危害性,特别担忧雾霾成因及后果、影響,渴望政府提供有效治理方案,希望媒介全面、深刻报道雾霾治理状况,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呼吁相关大众采取行动,积极主动改变环境。
雾霾议题由公众-媒体-政府“倒逼”路径设置了各自的议程,媒体除了通过自身来实现对环境议题的建构外,应积极地实施同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互动和合作,有效推动环保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协商,以及对公众的动员和引导,共同构建起环境议题的公共性。
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线上和线下的合作,能够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监督和推动政府政策落到实处,从而真正实现环境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
从雾霾的兴起到舆论的推动到最后政策的颁布,三者间互相都有着联系与交流,在议程设置路径上,公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不仅仅只负责“上传下达”,还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表达公众诉求,政府不再回避推脱问题,而是直面问题、积极引导问题。
“议程设置”理论的两位创立者唐纳德·肖和麦克斯威尔·麦克姆斯面对传播环境的巨变,对“议题设置”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1999年,两人在《个人、团体和议题融合:
社会分歧论》和《公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环境 传播 议程 设置 理论 创意 应用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