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税史复习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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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税史复习题

国家和国家财政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国家产生的前提条件：

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家庭私有制的出现和奴隶阶级的形成。

国家财政产生的前提条件：

1、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产生是财政产生的物质条件；

2、社会分工的发展、公共管理的需要是财政产生的社会条件；

3、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成立是中国财政产生的政治条件

财政起源考察财政的定义。

财政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现象，这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

从起源上考察，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出现私有财产，社会分裂为阶级才产生了国家。

国家一旦产生，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实现其职能，于是才产生财政这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财政活动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现象。

财政制度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

（1）经济因素：

财政制度是根据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制定的，它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基础下的财政制度各有所异，但基本上要根据各国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来制定与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2）政治因素：

不同社会形态下的财政制度的侧重点不一样，同时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不相一致，不同的政权体系下财政分配关系各有其特点，财政制度的制定要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才能平衡不同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3）社会因素：

科学合理的财政制度要综合考虑到社会各阶层利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力求在促进社会进步，民生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所作为，这就要在制度财政制度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各种社会因素，才能更加合理的制定相关的财政制度

（4）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灾害等客观因素：

因地制宜，财政制度也会因为不同的地域情况作出适当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合理分配资源，稳定社会，巩固统治。

奴隶制主要有哪些收支？

收入

贡纳收入；天赋收入；官营工商业收入；工商杂税；战争掠夺

支出：

祭祀支出；军事支出；王室支出；俸禄支出；其他支出

奴隶制财政的特点。

租税合一；国家财政和王室财政不分；分田制禄和井田制赋；力役和实物形态

先秦时期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其启示。

夏商周三代实行地方分权型的才财政管理体制

夏商周三代实行宗法分封制。

全国的土地和人民名义上属天子所有，天子通过授土授民，封赐给诸侯王。

据《周礼》记载，天子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分封。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

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受封的领主掌握着封地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及课税权。

周天子最可靠的收入是王畿内的税收。

受封的诸侯虽有比例上交中央的规定，但在中央对地方失控的情况下，交不交，交多少完全决定于诸侯。

这种体制导致后来的王室衰微，诸侯称霸。

形成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演变

1、由“有封有建”的王朝诸侯分级管理体制向“有封无建”的统一集权的方向发展；

战国时，各诸侯国都建立了以王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诸侯国之间各自为政，诸侯国的财政有集权的倾向。

2、国家财政与王室财政的分离；

春秋时期王室财政瑜国家财政仍然混为一体，这种体制到战国晚期才逐渐分离开来。

3、上计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上计的内容非常详细，通过上计制度，为国君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地方官员及财政管理办法和手段，加强了正在形成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

4、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

秦汉时期派遣史掌监财政及地方各郡，就是由战国时期这项制度演化发展而来的。

启示：

改革要适应生产力的进步；改革的目的要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财力分配要用于公共需要；财政税收反作用社会发展变化的能量有时候是十分强大的；进步的财政税收改革必然会侵犯社会某些阶层的既得利益，因而激烈的改革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抗。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有哪些特点？

1、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奴隶的创造

2、财政征收形式为租贡税合一的实物交纳

3、分田制禄，井田制赋

4、在管理体制上，一是公私财政不分，即国家财政同皇室财政不分；二是实行地方分权、分级的管理

5、“量入为出”的财政管理的原则

6、分官理财的任职结构

7、实行财政任务与吏治奖惩的上计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及给我们的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适应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为进一步改革残存的奴隶制，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春秋初齐国和鲁国的税制改革，战国时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邹忌改革和商鞅变法。

其中最典型、成效最大的是秦国商鞅变法。

（一）春秋时的改革

①齐国的改革：

（1）制国都21（四民分业）；全国分50县，每10县为

属（编户齐民）

（2）官山海（国家垄断山海特产）；（3）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肥差等级征税）（4）按劳绩定俸禄（给官吏按工作量和工作成绩给俸禄）。

②晋国的改革：

“作爰田”：

扩大土地分配，实为承认井田之外土地开垦的既成事实，作州兵：

五党为州，计2500户，通商宽农。

③鲁国的改革：

“初税亩”：

即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收税，又叫“履亩而税”；

“作丘甲”：

即将军赋由以甸为单位改为以丘为单位来征调（每丘16井须备战马1匹，牛3头；每甸64井须备战马4匹，牛12头，兵车1乘，甲士3人，卒72人）“用田赋”，即依田亩征收军赋。

④楚国的改革：

“量入修赋”

⑤郑国的改革：

“为田洫”：

打破井田制下公田与私田的界限，重新划分田界，整修水利；

“作丘赋”：

子产作丘赋，即按“丘”征课军赋（过去按甸征军赋）

（二）战国时期的改革是春秋时期改革的继续和发展，但改革的主体、性质则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2、大国争霸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各国都养大批雇佣军性质的常备军，从而提出了财政要求；

3、诸侯国封建政治机制的逐步建立同样对财政提出了要求。

①魏国的改革：

（李悝）（１）废除奴隶主贵族官爵世卿世禄制，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人才；

（２）推行“尽地力之教”，即鼓励农民充分利用土地，努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国家田租收入；

（３）实行“平籴法”，即国家在年成好时，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再以平价出售，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来平衡粮食价格；

（４）制定刑法——《法经》；

（５）改革军制。

②楚国的改革：

（１）凡是封君传到第三代的就收回其爵禄，把一些旧贵族迁移到荒凉的地区从事生产，原有土地由国家收回。

既减轻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又增加可供分配的土地，同时对荒远地区的开发也有积极意义。

（２）精简官员，削减百官的官俸，节省的经费用于养兵和奖励军功等。

（３）整顿吏治

③秦国的改革：

（商鞅）（１）“废井田，开阡陌”：

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土地合法。

（２）均平田税：

“訾粟而税；

（３）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

（４）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打击游惰。

（５）鼓励分家立户，以增加纳税服役和劳动力的人口．

（６）按人征收军赋。

（三）比较：

1、共性：

（1）途径一致：

都适应了生产力的进步

（2）目的相同：

都为了富国强兵

（3）财力分配去向相近：

都主要用于公共需要

2、区别：

（1）春秋时期以增加社会负担增加国家财力，而战国时期以合理安排支出提高财政效率；

2、春秋时期的改革没有触动传统的统治阶级利益格局，而战国时的改革则向一部分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开刀；

3、春秋时期改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都是旧贵族主政者，而战国时期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

（四）改革的历史意义

（一）春秋时期

1、向井田之外的生产所得课税，从法律上否定了当时社会格局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井田制，从而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国家向社会增加赋税负担，从而鞭策赋税负担人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了财政收入，满足了争霸对财政的强烈需要；

（二）战国时期

1、进一步推动了封建私有制的确立；

2、进一步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

3、形成并实践了财政税收政策为实现社会目标服务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4、以合理的财政分配实践揭示了财政分配本身是一门学问

（三）春秋战国财政改革的启示：

     1、财政税收反作用社会发展变化的能量有时候是十分强大的；

    2、进步的财政税收改革必然会侵犯社会某些阶层的既得利益，因而激烈的改革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抗。

 从改革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政治上，主要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加强封建君主专制。

经济上，消除奴隶制土地制度，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生产。

军事上，奖励军功，提高军队战斗力。

 从改革的作用和效果来看，因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内部阶级力量的差异，其效果是不同的。

齐国等国虽较早的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旧贵族势力较大，变法受到很大阻力，所以变法不彻底。

有的国家出现了内乱，政权不稳定。

只有秦国借鉴了各国变法的经验，改革比较彻底，功效最大。

总起来看，这些改革，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废除了奴隶制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大大促进了封建制的建立和发展。

补充：

春秋时期的各国变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直接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

但是，统治者承认土地私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井田制的开始崩溃，意味着在奴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从财政发展史上看，春秋时期的税收制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土地征税和对工商业征税已经分开；国家对重要物质资源的控制，以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合法权益的措施逐渐施行，这都说明，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以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合法权益的措施逐渐施行。

战国时期的改革是春秋时期改革的继续和发展，但改革的主体、性质则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2、大国争霸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各国都养大批雇佣军性质的常备军，从而提出了财政要求；

3、诸侯国封建政治机制的逐步建立同样对财政提出了要求。

战国时期的赋税制度改革

魏国的改革

　　   魏是周威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正式建立的封建国家。

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魏文侯即位后，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里，先后任用李悝、翟璜、吴起、乐羊、西门豹、卜子复和段木干等一批封建政治家、思想家进行社会改革。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魏文侯四十一年（公元前406年）李悝所进行的改革。

李悝对财经的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废除世卿世禄制，这是消除奴隶制的残余，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第二，“尽地力之教”，考虑到魏国地少人多，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充分利用现有土地，如杂种五谷，抢收抢种，在住宅周围种桑，田边的地角种瓜果等。

他认为，通过勤劳种田，能使一亩地增产三斗粮食；那么，百里见方的地区就可增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

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措施；第三，行“平籴法”，由国家控制市场，防止粮价受价格波动的影响。

魏国变法的结果，使它成为战国初年头等富强的国家。

楚国的改革

　　   在楚国，旧贵族势力较大，在改革过程中，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

楚卓王十九年（前383年），楚王下令求贤执行变法。

楚国的改革家当推吴起。

吴起是一位有名的军事家。

他在任魏国的西河守期间，即重视开垦土地，增加生产，以充实府库。

公元前390年左右，由魏入楚，任为宛守，后升为令尹（相当于相），主持变法。

当时的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

由于贵族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对新兴地主阶级十分不利，为此，吴起提出“损有余，补不足”，并强令把贵族迁到边远地方去，以“实广虚之地”。

“损有余”是革除一些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国有机构，把无能的、无用的和不急需的官裁减掉，“补不足”是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扶植地主阶级。

至于迁徙贵族，既收回了他们原有的封地，又有利于土地的开发，这对财政有好处。

秦国的变法

　　   秦国在变法前，各方面都很落后，旧贵族势力很大，国内矛盾尖锐，社会不稳定，对外还受到各国的排挤。

迫于自存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秦国的改革，最早为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的“初租禾”，即不分公田私田，一律征收土地税，承认私田存在的事实。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商鞅建议孝公顺应社会情势，进行改革，富国强兵，成就霸王之业。

孝公接受了商鞅的建议，任他为左庶长，推行变法。

商鞅变法，前后共两次。

第一次在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

变法的内容中有关财政经济的改革主要有六点：

（1）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改革，它既为地主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又因承认土地私有而一律征税，使国家财政得到好处；

（2）不分贵贱，按军功赏给房屋和土地。

把大量土地赐给新兴地主，加强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禁止游手好闲，弃农经商。

凡因从事末业或不好好参加生产而贫困的人，罚作奴隶；（4）鼓励分居立户，禁止父子兄弟同家共业。

一户有两个成年男子以上不分家的，加倍课赋；耕织收入多的，免其徭役。

这对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巩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都有重要意义；（5）把山林川泽收归国家所有，按土地多少征收赋税，按人口帛人头税，按人口征兵，建立封建地主武装；（6）为了便于经济交流和便于国家征税划一了度量衡。

　　各国的社会改革，特别是商鞅变法，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这些改革打击了贵族势力，使封建制得到发展和巩固；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商鞅变法为秦朝最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意义及给我们的启示

　总之，春秋时期的各国变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直接的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

但是，统治者承认土地私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井田制的开始崩溃，意味着在奴隶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从财政发展史上看，春秋时期的税收制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土地征税和对工商业征税已经分开；国家对重要物质资源的控制，以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合法权益的措施逐渐施行，这都说明，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以及保护新兴地主阶级合法权益的措施逐渐施行，这都说明，一种新的赋税制度正在形成。

财政负担和国家命运的关系。

一、财政的振兴是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经济基础

纵观中国先秦至明清历朝的兴亡盛衰,不难发现一条普遍的规律:

国家经济的繁兴、政权的稳定,总是与良好的国家财政状况相关联的,财力的大小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国力的强弱。

春秋时齐国在管仲入朝之前,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宫廷内乱频仍。

及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终使“区区之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主。

齐国何以能够取代周天子对华夏诸国的领导地位?

如果没有实行“相地而衰征”、“官山海”和盐铁专卖等重大财政改革举措所带来的经济振兴,齐国是决不可能40年间“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并国三十五”的。

战国中期,仍停留于封建领主制阶段、并保留着许多奴隶制残余的秦国,因故步自封,不图进取,其社会经济发展远远滞后于东方诸国。

后虽经简公、献公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国势有所增强,却还远谈不上强盛。

秦孝公时,商鞅入秦,十数年内两次变法,推出以“农战”为核心的一整套经济改革措施,终于奠定了秦国雄起的社会经济基础。

《史记》称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

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战国策》也称商鞅变法“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

连供职于秦始皇的李斯,也认为商鞅变法使得秦国“移风易俗,民以富强,百姓乐用”。

与封建地主制新兴政权日益壮大相伴随的,便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增加。

由于有了良好的财政经济基础,“蓄积殷富”,秦国才得以“兵革大强”,令“诸侯畏惧”,以致“天子致公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在此基础上,秦国“外连衡而斗诸侯”,“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并最终一统天下。

西汉武帝自元光二年始,随着抗击匈奴战争的逐步升级,财政开支也与日俱增。

军队

的粮饷、将士的奖赏、降人的给养赏赐、新辟朔方郡的筑城固塞、移民实边和水利兴修等各

项耗费大得惊人。

“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

?

财赂衰耗而不赡”,

“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

起初赖有“文景之治”的积蓄可以动用,后财政入不敷出,“府库益虚”,困窘万分,以至复行卖爵之法、货币减重之策及“算缗”、“告缗”之术,但仍不能解除财政危机。

在这种背景之下受命理财的桑弘羊,面对现实,因时而施法,30多年间相继推出了盐铁酒专卖、统一铸币权、经营公田、均输平准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财经改革举措。

连不赞许他的司马迁也不能不承认其财政成绩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很显然,如果没有桑弘羊卓越的理财本领和财政改革的极大成功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汉武帝要建立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卓越功勋是不可能的。

秦汉以后,我们还可以从唐代所谓“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及前清所谓“康乾盛世”清

楚地看到财政经济繁荣与国家政权强大的高度“统一”。

反之,我们也不难找出历代帝王滥

用民力、徒耗民财与其迅速亡国的直接关系。

典型者如隋炀帝杨广。

史载杨广即位当年,

即征发数十万民夫掘修长堑;大业元年,又征发河南、淮北100余万民夫开凿通济渠;大业

二年,除每月役使民工200万人营建东都,又下令建筑方圆达十数里的显仁宫及周围200

里的西苑,并修方丈瀛洲三山;大业四年,再征民力开凿永济渠;大业六年,并开江南运河。

自开凿永济渠时,民间已到“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的地步。

炀帝为利用运河游玩,诏令江南各地大量造船。

传言他三次出游江都,船队相接延绵200余里,纤夫8万余名,陆上护卫骑兵数十万,侈靡耗费价值无算。

而就在这极尽荒淫、穷兵黩武之中,不堪兵役、徭役和饥饿折磨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

?

?

国家财力衰竭与国势衰微之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从清代由康乾盛世至嘉道中落的历

史见诸一端。

如果不是道光年间朝廷的极度昏庸和官场的极度腐败,如果不是八旗绿营的

极度堕落,如果不是漕运、盐课、河工等财政制度弊端毕露而难以补救,面对英国侵略势力

的大举入侵,清廷又何至于节节败退,与之签署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二、财政危机是官场腐败蔓延的必然结局

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史上,历代王朝的覆灭无不与财政危机相伴随。

王朝的覆灭或许

不一定是财政面临危机的直接结果,但财政危机却总是王朝覆灭的“加速器”和“催命剑”。

考察秦汉至清代历朝财政陷于危机,或说面临困难的主要原因,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而

言,不外是以下方面:

（1）因朝廷不重农事和片面抑制工商导致生产者积极性下降及商业

流通受阻,典型的如明“万历非张”后农工商业的迅速萎缩;

（2）因内乱外患导致统一的财政格局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典型的如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导致中央财权旁落;（3）因遭遇重大自然灾害致使农业收成下降。

从财政支出方面而言,外征内战期间军费开支急增导致财政状况恶化是其一;官场腐败日益加重导致机构臃肿、侈靡性开支居高不下,以致入不敷出是其二。

此外,因财政征管制度流弊滋生,滞后于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未予以及时改革,也是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上述诸多原因中,以朝廷及官场腐败加重导致非正常性开支急剧增加,以致入不敷出所导致的财政危机最为常见,其为祸最为严重,其教训也最应记取。

官场腐败加重,财政开支急增,每常成为王朝陷入全面危机的一大征兆。

唐开元年间,李隆基初即位时,曾下令把宫廷里的金银珠玉器具和锦绣绸缎衣物等全部搬出放在朝堂上,堆积如山,用火焚烧,表示皇帝今后不再享用这些奢侈品。

又据宰相姚崇的建议,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沙汰僧尼、压抑佛教,缩减开支、减轻赋役等。

由于赋役宽平,刑罚清明,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产逐步发展,从而出现“开元盛世”。

时“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

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刀刃。

”然而到开元末年,玄宗“在位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

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及不学无术的杨国忠等奸人,其骄奢淫逸较则天武后时更甚。

李隆基宠爱杨贵妃,仅她一人的衣服玩好,就要上千人供应。

“势倾天下”的杨家姊妹兄弟个个“锦绣珠玉,鲜华夺目”,宫廷上下也竞相尽其奢华,皇室开支日见其绌,为了维持挥霍无度的奢靡生活,玄宗不得不起用一批聚敛能手,加紧搜刮人民。

天宝年间,贪官污吏肆意搜刮,“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尺为丈者”。

王拱任户口色役使期间,“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一时“中外嗟怨”。

玄宗却以为王拱“能富国”,将其提升为御史中丞。

一边是穷奢极欲,挥金如土,一边是饥寒交迫,民不聊生,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正是当时社会贫富差别的真实写照。

开元之治之所以衰于天宝,答案自在其中。

明中叶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当政治腐败日益加重之时,封建统治者的生活也日益奢

侈腐化,其耗费与日俱增。

早在宣德十年时,光是为皇室做厨役的人就有5000名之多,正

统时增至6884名。

每年所用的猪羊鸡鹅多达10万只,后又添造腌腊鸡鹅猪羊2.7万只,

子鹅2000只。

从宫中生活用度开支的增加可以明显看出宫中开支急增的速度:

明开国之

初,宫中用于点灯的黄蜡每年不过3万斤,景泰天顺年间增加至8.5万斤,成化以后猛增

至30万斤。

内侍靴鞋合用绫丝罗纱皮张等料,成化年间20余万匹,弘治年间上涨至30余

万匹,到正德末,更飞涨至72万匹。

正德元年,武宗婚礼,用之六礼、妆奁、仪仗诸类,“通计费金8520余两,银530840余两”,而当时每年收入“夏税秋粮马草盐课折银及云南闸办各

钞关船料银两,通计仅150余万两”。

明嘉靖时,朝廷财政入不敷出,窘态毕显,经万历首辅张居正整饬朝纲之后,危机得以

缓解,经济一度振兴。

然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尸骨未寒,神宗即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倒

张运动,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尽行抛弃,由抑兼并变为包容大地主,给以种种优免;由利农

安民变为增税加派,不断加重农民的负担;由厚商资商变为税监四出,野蛮掠夺城市的新

兴工商业。

张居正一死,奢侈靡烂的宫廷生活再也无人干涉,神宗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了。

从

万历十七年至四十三年,这个吸食鸦片的瘾君子竟然25年不朝。

而在“万历非张”后长达

37年的皇帝位上,他的一门心思全都放在了挖空心思搜刮人民以供自己纵欲享乐上面。

—5—

“国家之败,由官邪也”。

上行下效,有皇帝老子做榜样,官场的极度腐败也就“顺理成章”

了。

从“自古未闻尿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这首嘲讽诗,自不难想象当时朝廷苛剥百姓之

重。

后人认为万历初期和中后期也如“开元之治,衰于天宝”,

这由衰至兴、再至衰败的过

程,无疑是政治清浊与国运兴衰关系的最好说明。

可以例举的还有近代中国鸦片战争前后的情景。

清代至嘉道年间,专制政治已腐朽至

极。

上下官吏“其贪以浚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

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

与政治极度昏暗相对应,国家财政也是百病丛生。

魏源《都中

吟》中所说“借问开捐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