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发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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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发言
作者:
吴敬琏、夏斌、刘世锦
导读:
“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1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危机、转型、创新、动力”。
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夏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的发言记录,个别字句有调整,未经发言者审定。
吴敬琏
中国经济问题很复杂,用20分钟把它讲得比较清楚有一定难度,从哪里讲起?
我就用了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按照逻辑顺序稍微做了点调整,把动力和创新的地位调了一下。
能够解决前面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所以又加了一个改革。
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五个问题——“危机、转型、动力、创新、改革”。
从2008年底对付全球金融危机起,对于避免危机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方略。
这两种方略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是不一样的。
根据今年在金融40人论坛的一次讨论,把它归结为两种:
一种分析的思路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另外一种分析思路是从供给侧进行分析。
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2009年中国采取了强力的刺激政策,把增长速度顶上去了。
但是不久以后就开始增速下降,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于是就引发了一个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
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或者叫做系统性风险。
怎么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是最近两三年大家讨论的一个重心。
从需求侧进行分析这种思路,通俗的说法叫做“三驾马车”,总需求是由三驾马车组成。
其实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来说是四驾马车,我们一般说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进出口。
为什么会出现增速下降?
是因为三驾马车的动力不够。
在2009年财新的峰会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三驾马车这个分析框架有很多缺点,它实际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出来的。
按照凯恩斯主义来说,是总需求决定了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总需求由消费、投资、进出口和财政赤字,是这样来的。
当时就发生了一场争论,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用这样的办法去分析有理论上的问题。
当然对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理论是不是对,我们现在国内的经济学家里分歧也很大,但假定它是对的,在理论上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也是无用的,因为这是一个短期分析。
可是我们这种意见好像没有多大用处。
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不管是政府还是很重要的资信机构,它们的分析都是依据三驾马车,由这个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就很明显了,就是增加投资。
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分析,能够增加消费吗?
不能。
能够增加进出口吗?
不能。
最后就落实到一点——增加投资。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限度,因为超高速的投资增长、投资率的提高,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结果就使得我们的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
按照各种各样的分析,大概三个方面的负债:
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居民负债,已经到了GDP的250%到300%之间,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而且正是由此引出了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
因为到了这么高的杠杆率,出现个别的偿债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直到现在从政府、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还是从这里分析的。
而在实际工作中,好像主管这方面的部门都忙得不亦乐乎地批项目、找钱。
过去批了项目地方就上,但是现在有问题。
我们的金融改革还是有进步,不但要批项目,而且要找钱。
所以这个路子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一种路子是从供给侧、从供给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
我们以前用一个函数来表达这个分析框架。
今年4月,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刚刚故去的青木昌彦教授和余永定教授认为,用另外一个方法从供给侧去分析,提高供给的各种因素、各种动力去分析。
生产函数无非是三个主要因素:
劳动、资本和效率提高。
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余永定教授做了一个系统的分析。
青木昌彦教授转用了一个所谓库兹涅茨进程来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也指出了现在存在的问题。
网上能找到这篇论文,大概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这个题目。
在现在存在的问题上,我们三个人的分析几乎是一样的。
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资本继续提高投资率。
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投资回报递减,这个非常明显,从2009年到现在,刺激的强度并没有削弱,但是它的效果急剧下降,现在增加投资几乎对于增长没有什么作用。
另一方面是杠杆率不断提高,所以造成了危险。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中,劳动因为人口红利的减少,由于——用青木教授的话来说,库兹涅茨进程——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的效率有提高,但是这个过程已经接近于结束。
剩下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
什么是索洛余值?
按照索洛的说法就是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计算就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实现增长。
也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直努力想实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按照这种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转型,也就是我们题目的第二项。
怎么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呢?
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
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
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
这个源泉因素是什么?
刚才已经说了,从过去以投资为动力,转变为创新效率提高为动力实现增长。
但是为什么提出了20年都没有实现呢?
其实我们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用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里面的一句话,“存在体制性障碍”。
九五计划有进步,十五计划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是有倒退。
所以十一五计划里面,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作为主线,那么就要改革。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说法,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附带说一句,其实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跟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是一样的东西。
十六届三中全会说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呢?
叫做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完全实现,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完善这个体系,要实现十四届三中全会讲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但是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好,改革这件事又是自我革命,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何必改呢,2003年的时候经济情况很好,所以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没有能够很好的执行。
我们就分别说一说,怎么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避免危机。
大概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控制好和化解现有的风险,为推进改革赢得时间。
另一方面,辅之以适当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调节。
要推动转型和寻找新的动力,以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效率为动力,这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推进改革。
按照这种分析做出的结论,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
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
这是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的不同结论。
控制化解风险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是有些办法的。
比如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和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有一些在做,有一些做得很慢。
比如偿还社会保障基金欠账,上海做了一个小的,就是把家化卖了。
山东正在拨付地方国有资产30%从事社会保障基金,十八届三中全会里做了明确规定。
但是两年过去了,从中央层面来说到现在没有动作,据说正在拟定方案,另外辅之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按照野村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出现资产负债表问题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很少,因为这时人们都要提高手中资产的流动性,由于现金为王,所以即使放松银根,大概也不会跑到实体经济里去。
因为那个地方流动性很差,要抽出来很难。
中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它会跑到资产市场上去,出现股市泡沫。
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股灾,它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的流动性一直是比较宽松的,除了今年因为外汇占款降低了,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上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有些季度流动性是有些紧,但是从2009年以来,流动性一直比较宽松。
但是你寄希望于货币,它并没有跑到实体经济里去,因为从股市上要抽走很容易,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财政政策还有一点余地,实际上现在财政赤字大概是GDP的2.7%,因为动用了过去的结余,所以从公报上看是2.3%,财政部门也同意。
但是这个钱怎么给,现在还是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政府部门希望靠增加支出来增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力度,比如“铁公基”投资放在面上;另外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由他来用是最好的,比如说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补贴等等。
实际上从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个效果是不怎么样的。
这个有争论,为了支持三代的无线通信,为了支持TDSCDMA据说是花了2000亿,其实效果并不一定好。
当然有些支出是要增加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来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就是要减少收入。
所以我一直是建议着重在普惠性的减税,我们的税收还是太高。
最后根本的一条就是推进改革。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推进改革。
这两年来我们的改革还是有进步的,需要进一步推进,比如说简政放权、审批制改革。
但是根据我们21世纪初期做过一次,那个东西很容易走回头路,还是要把它制度化。
制度化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制定负面清单。
本来这件事是中美投资谈判里提出来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它推广到国内的改革上。
负面清单在自贸区的工作中,因为行政部门往往不愿意放权,所以到现在为止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仍然太长。
至于国内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正在制定,还没有制定出来。
另一方面要按照李总理的说法,对于政府来说,它是跟企业不一样的,正好相反,法无授权就不可行,所以对于政府授权要做正面清单。
而且现在政府官员们不作为的情况很严重,当然有各种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职权不清楚,所以审批有风险。
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都有比较大的推进,特别是金融改革中间两项:
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
这个改革比原来预计的快一点,但是最近汇率市场化发生了一点问题,有些方面的改革似乎进展太慢。
有一个消息,证券法本来是9月二审,结果二审取消了,有人说今年就没戏了。
注册制的改革,如果证券法不修订,大概就不行了。
像这些方面,怎么想办法要做得快一点。
价格改革,深改小组已经讨论通过了,当然这是讲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看来今年有望在第四季度展开。
我自己觉得很关键的但是进行的最慢的就是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在9月1+N的文件一个一个公布了,看来就要启动。
我看起来有几个争论性的问题还不是太清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最后一个是自贸区。
自贸区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自贸区已经有四个,很多地方官员把建立自贸区看成是取得优惠政策的一种制度安排,这和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建立自贸区的目的有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讨论自贸区的讲话,报上发表了,他说为什么要建立自贸区呢,目的是要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开始的时候比较快,最近好像步子有点放慢,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快。
这不是我们上海地方问题,我们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也好,作为一般的经济学家也好,特别在上海这个地方,应该推进。
如果按照习总书记的说法,最近发生的TPP协议达成,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光是一个挑战,而且是机遇。
通过自贸区的建设,可以使得我们的对外开放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变化中,能够实现我们以开放促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夏斌
各位好,今天讲几个观点。
第一,能否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做出准确通俗的判断,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前提。
现在市场上对形势的判断比较混乱。
现在经济领域里的新名词、新概念也太多,很多专家在论证、解释概念,但是市场一点不领情。
加上近几个月来资产价格信号混乱,改革措施的出台市场上又等不及,总感觉有的改革怎么还不出,引起市场上判断的混乱,导致投资风险偏好进一步下降。
特别对于一些有钱想投资又正在犹豫的投资者,更影响他们的预期。
不稳定的预期增加了,对稳定增长增加了负面影响。
我认为在形势的判断上,用语用词一定要讲究。
所谓讲究不是要推新,不是一定要花哨,就是要朴实、准确。
如果你做形势判断,那就要符合哲学上讲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即是对当下形势要准确描述。
什么是当下?
它是不包括对过去模式特征的描述,也不包括对未来发展动力及其功能的刻划和前景展望的描述,当下就是当下,你把当下说得清清楚楚,这是对形势的判断。
第二,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美国经济危机后持久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这是我在2011年向有关领导同志汇报时的判断。
2011到2015年已经过了几年,因为改革滞后耽误了一些时间,我认为2011年的判断没有变,不需要变,我们也不应该回避既简单又准确的是调整两个字的判断。
什么叫调整?
调整的核心是讲什么?
原来那套发展方式所维持的制度、政策不行了,要调整了。
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里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这个调整已经讲了很多,什么叫转变,什么叫调整,讲了很多。
所以我们应该很准确的判断当前的形势就是调整时期,那么进一步就要判断。
既然是调整,就要向国民讲清楚,坦然承认调整意味着什么。
调整意味着经济增速要下来,意味着一些企业、地方政府、平台要破产,实业压力可能会加大。
当然服务业、互联网新业态可能会弥补一点,但是从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讲调整,速度要下来,企业破产要增加,实业压力会增加,这是一般的市场逻辑。
当然一些风险会出来,130多万亿的M2,我们的GDP就60多万亿,速度下来了,这么多货币在外面,风险自然会暴露。
同时我也认为在讲问题的时候,速度调整下来,企业就业,风险等等问题要暴露。
同时我们应该很坦然的向国民讲,即使如此,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很大。
当然所谓大不是两位数,即使是6.5或者是6,在大国经济中也是绝对的高增长,这个观点已经讲了一年多了。
在大国经济体制中间,我们要跟美国、德国、日本、欧元区比,我们6.5%、6%也是绝对的高增长。
第一是中国的增长潜力很大,第二是改革开放几十年财富积累了不少,政府应该有信心帮助大家在调整中间克服困难,政府应该坦诚。
我们即使砸锅卖铁,能不能在调整时期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就是有基本的就业。
系统性风险不爆发,只要守住这两条底线——就业和金融。
我们把问题和困难彻底向市场和国民讲清楚,速度下来一些,我认为大家能够接受。
我们把调整方向、任务和目标也向市场讲清楚,怎么调,调到哪里去,结构怎么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怎么样。
把这些都讲清楚,就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
如果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同时大刀阔斧搞改革,配上及时的改革措施,我相信市场是聪明的。
聪明的市场明白短期的困难和长期的前景,因此预期肯定会比现在好。
现在因为有的讲好,有的讲坏,一般的投资者就慌了。
在座有些投资者都明白,都搞不清楚,会不会到底还是怎么样,我认为这些都应该讲得清清楚楚。
讲清楚以后,市场预期肯定会比现在好;讲清楚以后,投资也会多一些,除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还会增加。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出清太少,动作太小,对困难问题遮遮掩掩,不敢面对。
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困境恰恰又认识不够,判断到底准不准,其实市场人士非常清楚。
我在上海搞了调研,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告诉我,他们把债务进行重组,反映了一些情况:
市场人士非常清楚。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媒体、专家还在引导大家讨论下行是在7%、6.5%还是6%,这对微观企业并不重要,敏感的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或者投机者,他们需要炒作概念,他们非常敏感关心宏观数据。
比如说GDP零点几的百分点,CPI、PPI零点几个点的变化,市场的专家马上就长篇大论,但是我们细想一下我们在座的校友企业家,跟你有关系吗?
有多大的关系?
有多大的短期或中期的关系?
当然各行各业不一样。
所以媒体、专家不停在讨论这些东西,恰恰使得企业和市场更加紧张,更不容易形成准确的市场预期。
再加上有些改革措施不及时,部门间的信号不协调,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有些工作很被动。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很有力,很看好。
如果我们自己的决策不争气,用时间换空间的策略最终会被耽误,工作会越来越被动。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我们当前处于深刻的结构调整时期。
第三,调整有两种方式,两种可能性。
我是讲一般的市场经济的道理。
所谓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的被市场规则强行约束,被强制性调整,那就是经济周期的明显变化,换一个词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缩减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
典型的是81年前1929-1933的美国经济大危机。
一种是适应市场的逻辑,加上适当的政府有限干预的主动调整。
我认为人类经济史实际上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史,关键是你怎么认识、怎么处理。
当然我这里讲的是政府有限的干预,有节制的干预,并不认同政府随意的大规模的干预。
然而因为调整中经济社会会出现干预的政府和市场双方都预料不到的事件。
投资者往往在抽象理解调整必然性的同时,当某天看到周围大量的各种宏观微观数据下行或者恶化的时候,投资者的信心会下降,社会投资调整就会过度,出现超调,进一步恶化增长预期。
所以这个时候政府在调整中一定要把握好各种改革和调整政策、稳定增长之间的协调,要学会如何引导加强市场的预期管理。
第四,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调整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工作重点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顾,中国经济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产生于美国危机前,暴露在美国危机后,我们要看到最大的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至于怎么调整,早已写到党和政府的文件,就是改出口投资为主转为发展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的模式。
因此短期内扩大投资和鼓励创新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一定要看到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们是讲总量、结构、创新、企业家精神,是讲长期增长的动力。
而调整首先直接讲的是总量经济,是讲总需求、总供给。
GDP中间消费占比的提高一定是中国结构调整最终完成的标志性成果,一定也是中国经济今后稳定增长有根本性的调整。
最近GDP中间消费贡献率的提高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出口投资贡献率的下降而得到相对的提高。
我们近期的舆论每天都在寻找增长的新动能,但对消费增长动能的寻找,对扩大消费所紧迫的制度改革动能的寻找强调的不够,花的精力不够,措施不有力,舆论也很弱,形不成一股力量。
我们想想每天报纸上讲的是什么,是重点讲消费吗?
我们战略方向调整最后肯定消费的贡献率最高,结构是消费,慢慢往这方面过渡,但是现在形不成力量。
尽管提高消费是个慢功夫,尽管对居民消费的高与低学术界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客观来讲,最后中国调整的结果肯定是三驾马车的中间消费的比率要大幅度提高,否则发展方式不可能转过来。
所以尽管是慢功夫,但是我们必须给予正名,给予首要地位的强调。
多少年来这么多的规划文件,恰恰缺少加快居民消费的规划。
第五,尽快建立内部决策评估制度,把科学决策落到实处。
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比成熟的市场化国家复杂得多,我们比他们多考虑渐进改革中间的协调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平衡问题。
所以我又用毛主席的话来说:
事情很复杂。
怎么领导?
毛主席讲过领导方法,一是出点子,二是用干部。
现在经济系统的执行力很差,多凭文件主义。
我听说一个地市的金融办一年下发和转发省里中央各部门的文件多达1千份,金融办最多就几个人,一年下发文件1千多份,一年的日子365天,可以想见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事。
靠文件、靠口号、靠书本知识根本指导不了复杂的改革开放实践,但现在又是讲领袖、讲英雄的时代,怎么办?
靠制度建设。
建议在内部建立决策的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制度,现在正在这么做。
目前最重要的评估是对近几个月以来股市和汇市波动的反思,如果不允许反思和议论是非常危险的。
短期如何防止经济由减速迅速滑向失速,减速是正常的,失速是不以定量的概念,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关键看政策制度的配套。
对于失速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有充分的顾及与准备,另一方面要充分顾及到叫了几年的调整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
对于短期内能否马上找到特别有效的圆满的政策措施,不要估计过高,当然工作应该想尽办法尽力。
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新的增长点在方向上、文件中应该说找到了,任务也布置了,但是微观情况仍然相当不好。
市场预期非常不稳定,怎么办?
现象表现为金融,是资源配置有问题。
我认为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间的结构和改革问题。
我们当前的资金量是松的,但是松不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地方大量的债务压力和地方平台的庞氏骗局,以及一些大国企的产能过剩,吸走了大量资金,现在的问题是八个瓶子七个盖,盖来盖去缺少一个盖,要打破一个瓶子,僵尸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该破的要破。
新增长的动力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资源的没有动力——地方平台和国企;有动力的没有资源——中小企业和民企。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命脉关键是什么,就是加快国企改革。
整个社会形不成好的预期,没有好的预期就不可能形成大量的投资增长,对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转型调整和市场出清在经济学上几乎是同一词,怎么办?
改革的内容很多,国务院也做了大量的布置,我在此就其中几点讲点意见。
第一,对地方平台的不良资产赶紧剥离重组。
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不要再拖累他们新的投资。
那么就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让矛盾暴露出来。
不要再增加金融市场的扭曲行为,按照市价或者溢价打折。
剥离不良资产,让银行先承担一块损失,然后继续在市场上经营,最终损失可以先定下来,由中央、地方、银行共同背。
中央可以先承诺担一块,剥离的事赶紧办起来。
第二,用时间换空间的压力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紧迫。
我们要重视大量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收购兼并,这是经济增长的大头,从总量上讲远远比抓创新、新业态重要。
我们要打破常规,大刀阔斧。
财政和银行应该尽快安排一批专项资金搞收购兼并,特别要支持民营企业对竞争类国企的收购兼并,加快传统行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国退民进,明确制度,防止秋后算账。
说曾经的国有资产流失,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国企改革已经成为当前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专兼和命脉。
第三,基于中国潜在增长的情况,这几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
第一步可以扩大到3%,加大有效精准化的投资力度,除目前的城市地下网管投资之外,应大力弥补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健康保健、旅游等等。
国庆长假一年中国流动旅行人口7亿4千万,你想想多少在坐火车、飞机、吃、玩。
中国的老百姓消费没减弱,我们应该进一步再深挖减税的潜力。
第四,认真反思今年股灾和汇市波动中的教训,以全球视角充分认识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对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一定要慎而又慎,要做到不赶时间,不赶任务,实事求是,水到渠成。
我们要利用好资本账户仍然部分管制的时机,在解决好大量僵尸企业和一些旁氏骗局的基础上,加快降息步伐。
降的速度应该一步降到位,迅速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和全社会的负债率。
这个前提就是资本项下的管制问题,这个前提是僵尸企业要出清。
第五,当前中国产能问题严重,但中国这么大,又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大国,我们应该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
我们不要自己捆住手脚。
在控制好重复建设的前提下,把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给沿海地区的土地政策、招商引资政策等优惠,允许在中西部继续实行,防止更多的低端制造业继续外流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这有助于稳定当前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当然前提是在尽可能控制重复建设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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