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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行长朱小黄银行天然优势正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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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x年12月06日08：

39

证券日报作者：

张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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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0.49%资金研报]行长朱小黄在12月5日出席“21世纪亚洲金融[0.00%]年会”时表示，商业银行多年赖以生存的传统金融模式正在受到冲击，银行的天然优势正在丧失。

银行业务未来要做功能性的调整，要从以融资为主，向支付、代理、保管等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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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银行盈利模式

不再高枕无忧

朱小黄指出，商业银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也受到挤压，存款也不再是银行唯一重要的金融资源。

银行业最后的屏障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全面实施而打破，如果未来银行固守传统的盈利模式，有可能会面临生存危机。

朱小黄认为，银行过去有“吃利差”的天然优势。

近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是增长，银行等金融机构依靠规模，在粗放式经营的状态下就能够生存。

在增长的主题下，社会对间接融资需求较多，银行更倾向于融资功能，即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在法定利差状态下，银行就可以享用吃利差的盈利模式。

在谈到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的影响时，朱小黄指出，在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以融资为主的生存方式，可能转向新的功能革命和功能改造。

目前，我国间接融资的比例正在减少，直接融资的比例伴随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正逐步扩大。

银行在这个变化当中已经逐步感受到生存的压力。

朱小黄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在从快速发展的状态，向平缓发展的状态发生演变，过去银行业的生存方式所依据的经济背景已经发生变化了，调整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今天所谓银行信用主要是指银行对企业的融资能力，未来银行的信用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保证社会资

金运行准确性和安全性上。

银行业下一步要做功能性的调整，从以融资为主，向支付、代理、保管等方向为主来调整。

中信转型

依靠渠道建设与发力互联网金融

朱小黄指出，为了应对新挑战，中信银行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从去年以来做了大量的策略上的调整。

第一是建设渠道，现在的中型银行都面临渠道不足的问题，使得银行的支付服务能力和代销服务能力都受到限制。

第二是打造网络支付能力，中信银行今年推出了新的支付产品，希望能够通过网银业务扩大交易规模并拓展渠道。

朱小黄还透露，中信银行希望能够把非主流业务主流化，即把业务重心转向传统的存贷汇业务所延伸的以服务为主的银行产品，并在未来把这类产品做成一个巨大的市场。

朱小黄认为，银行应该是一个“百年老店”，所有的银行家都应该立足于长久生存来确定自己的战略，不能盲目追求当前的热点和眼前利益。

因为银行关系着大量存款人的利益和资金安全，如果银行家不考虑长远，不能未雨绸缪，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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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2x）》访谈手记之一：

中信银行朱小黄行长谈中型商业银行转型《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2x）》访谈手记之一：

中信银行朱小黄行长谈中型商

业银行转型

课题组。

朱行长您好，您去年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到中信银行这样的中型商业银行任职，首先请您谈谈对于中型银行经营定位、管理特色的理解。

朱小黄。

中信银行作为中型商业银行的代表，在治理结构上是传统的大公司体制下的一个上市公司模式。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等之间的权利制衡，实质上是决策流程的制衡，是非常必要的安排。

本人原来对中小银行的管理不是很了解，实践证明，中小银行和大银行走的路径有些不同，中小银行更加趋向于市场热点、更加趋向于激励、更加趋向于人脉的建设、管理和构造，这可能跟中小银行以前的生存状态有关。

值得肯定的是，中信银行经过20几年的发展，基本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建立了以公司业务为主体的几万亿的资产框架，全国有几十家分行的架构，还是很不容易的，大体上是成功的。

但是这种成功是生存意义上的成功，就银行的发展或强健性而言，中信银行面临的问题比以前成功生存下来更为困难，因为以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生存下来比较简单。

我走访了一圈，发现几个大的问题跟当前经济从快速发展向平稳发展的转换中银行面临的深层压力有关。

课题组。

中信银行发展至今，面临哪些压力与挑战。

朱小黄。

在管理和经营套路方面临既要跟上又要转型。

一方面管理上欠的帐很多，要跟上主流管理理念和新的要求；另一方面要面对目前经济平缓发展状态下，脱媒、互联网对金融机构的压力。

这也是中型商业银行都要面对的问题。

课题组。

在当前宏观环境下，中型商业银行的业务方向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调整，请朱行长以中信银行为例谈谈。

朱小黄：

中信银行本身业务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的差异，即比例关系不对。

我来时零售业务所占收入权重不到14%，网点全国只有800多个。

一个正常的综合性的商业银行要有一个适当的零售业务比例，否则除了存款不稳定、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外，很多商机也抓不住。

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我们仅在77个城市有分支机构，在新一轮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触角是到不了的。

二是客户结构需要改变。

中信银行之前有个固有套路，认为做大客户来得快，但是其实办银行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事实证明现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就显现了，大客户的定价上不去、波动性大，存款说走就走，风险也大。

三是业务特点这些年在逐年丧失。

早年间的中信银行在国际业务、外汇上是很不错的，后来别的银行这方面都发达了，而我们没有动，就变成落后于其他银行。

面临这些问题，银行整个位置也是从早期中型银行的排名前

1、2，但去年已经排在

5、6了，对中信这块牌子而言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要转型，一方面要转换管理，从粗放转向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经营模式、生存方式、盈利模式要转型，在原有市场框架下所形成的那套打法在现

代市场、利率市场化进度下需要调整。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转型。

课题组。

朱行长觉得贵行的转型从哪些方面入手。

朱小黄：

中信银行的转型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管理提升。

转换基础管理，从粗放年代调整转到精细化。

二是战略调整。

战略调整决定了我们的经营方式。

未来经济社会的动力结构转换的方向肯定是不会改变的。

以消费拉动为主的成熟社会模式会逐步演化，所以在行业选择上要全面进入服务行业，在产品上要全面推动消费金融业务。

现在银行的经营模式是以存、贷、汇结构状态下，其基本经营资源包括存款、贷款、客户，以信贷规模为主来挣钱。

这个模式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是成立的，但是在经济平缓发展的阶段，靠存贷汇这种传统银行的盈利模式是受到威胁的，因为价格在变，不能追求原来的利差。

想通过固定利差、通过把规模做大来增加利润的时代在慢慢消失。

所谓脱媒喊了很多年，实际上已经慢慢在进行，虽然银行的融资功能很难衰退，但是别的非利差业务的兴起是必然的。

所以业务结构上要把零售业务作为一个发展重点，同时将非利差业务做起来。

过去我们没特点，现在业务上逐步形成三个特点：

一是网络银行。

我们现在刻意地要解决零售业务问题，有三条路：

1）物理扩张；2）收购一些地方网点（例如前不久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他们有3万多个网点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3）更主要的是打造网上银行。

经过一年的努力，网络银行发展较好，基本上形成了网络信贷、网络支付（二维码的新支付手段）、手机支付、金融商城，与几个信用卡、借记卡联手，与腾讯、苏宁等几家零售商、电商都有合作，挤入互联网金融圈子，有了一定市场影响。

二是关注服务业。

我们在服务业里搞个一个新模式，一年来签约了十多家省市政府，推进“投行+商行”模式。

推行的模式是：

政府就是一个大公司，手上有现金流充裕的资产，政府将资产的现金流给银行，银行做资产对资产的核算，然后发一个价格合适的理财产品或信托产品为政府融资，不够的用信贷资产来配。

这样和政府合作，选择一些东西来做，其中我们重点发展的是服务业，这是我们和政府新的合作模式。

三是非主流业务主流化。

实际上是把大银行弯不下腰来做的小业务、功能性业务作为中信银行的主业务做，当然要主动放弃一部分大客户，投入到中小客户和其他客户上很困难，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方向是这样的。

更主要的是把公司业务中的票据、同业、保理、托管，个人业务中的保管箱、贵金属、银行卡、代理这部分业务，像浙江商人一样，把扣子做成全球最大的市场，这既是收入结构的转型也是业务结构的转型。

以上形成了三个大的市场形象，前两个基本有动静了，第三个我们现在已经正式提出来，并开始投入。

中信银行是第一家明确提出对服务业感兴趣的中大型银行，把非主流业务做成主流业务在以前也没有人这样想，而我们要做到。

同业业务，保理中心、票据业务进展都不错，资金业务也在理顺。

另外一个就是内部组织结构。

内部管理的东西如何适应市场的转型。

中信银行现在要解决的问题要从行政王道变成绩效王道，所以搞了一整套的评价分行、部门的体系，部门完全业绩化，拿绩效说话，当然弹性不同，业务部门弹性大；另外进行组织体系改革，现有的体系是总行太弱，现在提出建设强大的总行，不是权力强大而是能力的强大。

我认为中信银行作为一个城市银行，定位也是城市战略，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总行后台处理能力，能驱动200-300个城市分行，管理半径短，顶多城市分行下面再设支行。

这样一个框架下的商业银行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做到差异化。

所以组织结构做了矩阵安排，总行分成几个业务板块，尽量按板块来沟通，一个合适的矩阵权利分布对企业来讲很重要。

评价体系、组织结构调整完以后，我们的市场状态也灵活了，现在在市场层面上做了很多新产品，包括e动支付、二维码支付等。

客户结构调整方面，我们提出“六二二”（中型客户：

大型客户：

小型客户为6：

2：

2）的客户结构比例关系。

退出一部分大客户做中小型客户。

在我看来银行未来的业务产生于客户的新需求，如果客户不是你的客户、需求跟你无关，这个银行就没有未来，所以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客户群。

现实地看，我们不可能在大客户中占优，所以，零售业务到底怎么干。

真正的治本措施是：

公司业务重心上移，个人业务重心下沉。

我们的支行网点现在基本上都是做对公而非对私业务，支行的行长心思都在跑大客户上，所以一定要下决心退出一部分大客户，真正抓住自己能干的客户，把网点资源让出来做零售业务，支行的行长一定是以零售业务为主的行长，公司业务稍微大点儿的都在本部去做。

课题组。

也请朱行长谈谈今年中信银行的业务发展情况。

朱小黄。

年初的时候m2超过100万亿元之后，我的逻辑是m2存量这么大，中央银行货币回笼的力度会加大，所以抓存款是今年的主题。

上半年我们存款抓的很好，有两三千亿增量，所以中信银行在6月份出现钱荒的时候平稳过关，毕竟手上有资源。

财务方面，今年中报利润203亿，拨备提得比较足，冲销了几十亿，不良率等方面保持大体平稳，相对于去年同期而言还是保持一个低幅度的增长，年底跟同业相比大体能够挤回到中游偏上水平，至少止住了下滑的态势，开始反弹。

今年年中我的讲话主格调是回归“三性”。

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

远经济周期安排业务，轻资本占用安排结构，低杠杆率安排规模。

通过这些逐步使我们的整个经营回归正常。

我属于保守的，认为中国整个的虚拟经济量太大了，银行业的浮躁也很严重，应该回归基本的观念。

第三篇：

救急易，革新难——专访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救急易，革新难——专访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202x-10-23温州等地的金融危机不能用输血等简单方式来救，而应着手调整其经济结构，借机给所有中小企业模式树立范本。

这必然牵动中国经济深层次的改革

温州、鄂尔多斯等地民间借贷危局的上演，将许多高利贷者和中小企业逼入绝境，亦令中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局曙光乍现——决策层紧急抛出一系列金融、财税政策解救困局。

这些解救重灾区危机的应急之举，能否为相关领域深层改革投石问路。

“不能只是简单地输血、救火，更应进行制度层面以及战略上的考量。

”10月12日，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要点，关乎中国金融业体系的变革。

银行沉疴与监管疏漏

《财经》。

针对温州等地民间高利贷资金链断裂所引发的危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解决措施，能否以此为契机推进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

朱小黄。

我认为，当前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着眼于救火，还缺乏制度层面以及战略上的考量。

救火很容易，无非是货币输出，政府可以要求各家银行分别拿多少投入，把有关债务该展期的展期，诉讼可以暂缓。

但这不解决根本问题。

《财经》。

这些地方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

朱小黄。

“温州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银行体系的问题，小企业从银行正规渠道不太容易拿到钱，即便拿到了，也价格不菲。

另一方面，则在于金融秩序监管上的疏漏。

为此，首先需要对现行银行体系进行反思。

传统意识上，我们一直强调国有经济的命脉作用，这导致了一个误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向国有企业倾斜。

于是国有垄断企业资金源源不断，而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小企业就率先颤动。

银行体系要进行改革，在保持政府一定话语权的基础上，将资本最大程度分散化、市场化，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

其次，当前银行体系的业务领域、产品严重趋同，趋同的背后是趋利，趋利的背后是去责。

因为体制上的安排，小企业进入不了主流融资渠道。

所以在框架上要改，要允许银行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不同的经营模型，不同的嬴利模式。

从银行本身来讲，调整要从资本结构进行，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也必须真正市场化。

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会永远存在。

此次危机发生在温州，也暴露出金融秩序监管上的漏洞以及当地金融环境存在的种种问题。

温州的民间融资由来已久，且为地方政府津津乐道。

在温州当地，政府公告保护基准利率4倍以内即年化25％的利率。

这显然就是泡沫，因为目前许多行业的投资根本达不到25％的利润率。

这次危机是金融风险长期在民间融资中积累的大爆发，只不过时机是在货币政策紧缩的情况下。

指责一个具体交易是没有道理的。

市场环境下，个体的图利都有其合理性，只要不违法，就应当容忍。

而普通高利贷交易的投资者并不违法，他买的是一个合约，但是当这个合约到了1万个的时候，监管部门应该对风险敞口有所察觉。

可惜，当地政府部门失去了对宏观形势的把握及调控的市场手段。

《财经》。

应该从何处着手化解温州等地的金融危机。

朱小黄。

不能用输血的简单方式来救，而应着手调整温州等地的经济结构，借机给所有中小企业模式树立一个范本。

当地政府应当按照结构调整的需求，该淘汰的企业坚决淘汰，如果企业本身有市场，就通过银行或者其他贷款公司以市场化的模式重新评估。

政府应推行减税补贴，但要制定相应的约束条件，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落后的企业不必姑息。

此外，现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这也正是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好时机。

目前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达48％以上，而这近一半左右的出口依赖度又通过强制结汇，引致基础货币增发了20万亿至30万亿元。

这导致一个奇怪现象：

人民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即外升内贬。

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不要刻意去援助应当淘汰的小企业。

淘汰掉一批出口型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并无大碍。

《财经》。

有一些人认为，温州等地民间高利贷崩盘很大程度源于上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与当前货币紧缩的调控变奏，你怎么看。

朱小黄。

温州等地的危机不是货币政策问题。

货币政策紧缩是伴随通胀升高而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一个企业的经营和防范应当像普通百姓那样，晴带雨伞饱带饿粮，像银行计提拨备一样，保持健康的负债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所以，健康的企业应当扛得住经济的波动，如果扛不住，恐怕还是企业不够健康。

银行业转型挑战

《财经》。

监管层已明确表示要提高对中小企业信贷资产的不良率容忍度。

从银行实际业务出发，这种容忍度能提高到多少。

朱小黄。

要说一个具体的数比较困难，那需要仔细计算。

从经验上讲，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最差的时候，平均不良率曾超过20％，202x年前后，全行业不良率还有17％。

在一家大银行的框架体系里，如果其他的业务质量非常好，某些战略业务的容忍度可高一点。

小企业信贷周期短，不能比照大中型企业一做好几年。

正因为周期短，资金流转速度快，相应的嬴利机会比一般长期贷款好，收益也会高一点，在收益覆盖风险的计算前提下，我认为现在3％到5％的不良率不会出大问题。

但提高容忍度的同时，监管部门应切实履行差异监管，不可松懈。

《财经》。

此前，着力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的多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传统上以做大企业客户为主，现在这些大银行表态转型，面临怎样巨大的挑战。

朱小黄。

银行内部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经营模式，这涉及产品、风险管理手法、客户经理素质等一系列改革。

银行会客观计算小企业领域里的损失率和违约概率，以此估算经济资本占用等方面是否比其他业务更划算。

就外部而言，银监会推行的以新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资本监管体系，也在敦促银行业务向资本占用少、收益高、管理成本低的业务领域转移。

《财经》。

根据你们核算的结果，做小企业金融业务是否划算。

朱小黄。

到目前为止，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的平均收益明显高于其他中长期贷款。

今年1月至9月，按建行行内口径统计，小企业贷款利率平均上浮水平为13.38％，其中9月为16.63％，为各项贷款中收益最高的贷款品种。

建行小企业贷款的不良率仍然控制在1％左右，但目前形势的确使得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加大。

受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上升，特别是近期部分地区民间融资“高利贷”等因素影响，一些小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

温州民间高利贷崩盘使得企业还贷能力下降。

9月份，建行浙江分行（业务主要来自温州分行）的小企业不良贷款增加3.36亿元，导致全行不良贷款率首次环比上升0.04个百分点，达到1.03％。

由于大银行长期服务于大企业客户，现在缺乏成熟的小企业业务模式，业务人员更习惯于做中长期贷款。

要做好小企业金融业务，需要靠另外一套机制。

比如销售方式的零售化、社区化，要像做零售业务一样熟悉市场，投入社区，熟悉客户，熟悉产品，进入客户家庭的生活边缘进行观察，以这些信用信息来代替以往的抵押、担保，更多地发放信用贷款。

《财经》。

在信贷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将业务向中小企业倾斜，在银行内部如何重新平衡大企业业务与中小企业业务的发展。

朱小黄。

中小企业已作为商业银行的一个战略性业务。

比如在建行，我们要求在资源配置上不低于40％的新增信贷，要投入到中小企业业务中。

这已经大大高于正常信贷的增长幅度，一般信贷增长幅度平均8％左右就不错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首批小企业业务推广的23个重点战略城市。

对这些城市小企业信贷资源配置要达到总资源的70％至80％。

同时，要求分行加大存量结构调整力度，鼓励分行把存量回收的一部分规模用在小企业业务领域。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财经》。

当前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内外交困，用工荒、资金荒、订单荒，“三荒”情况下，仅凭自身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很大；而银行在预测小企业无钱可赚或风险很大的情况下，也不能奢望其会放贷。

各种问题纠结，矛头似乎不能单一指向金融业。

朱小黄。

这说明中国经济的一些致命问题到了必须要修改的时候，比如外汇结汇制度、产权制度，再比如经济结构调整的机制，包括财税制度。

要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如果将责任归结给银行，就是简单化了。

更主要的，还是财税杠杆。

特别是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以后，完全有责任和能力考虑一些藏富于民的经济措施。

《财经》。

被卷入温州等地高利贷崩盘的人，除了部分老板，还有大量中产阶层和普通居民，甚至很多公务员、银行从业者也深陷其中。

存款搬家以及银行资金套利背后，是否说明官方的资金定价也有问题。

朱小黄。

这就需要及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过多顾及了这一进程对国有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忽略了对大众和普通中小企业的正面影响。

政策要给全社会经济成员以平等待遇，而不能过多倾向国有大中型企业。

当前，98％的企业是中小企业，80％的就业机会靠中小企业创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改变，利率市场化必须推进，以减少并终结寻租和套利空间。

《财经》。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加剧，是否还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式有关。

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调整更多使用数量工具。

朱小黄。

目前货币政策的调整注重总量调整，而忽视了结构调整。

从工具上看，类似存款准备金这样的总量货币政策可用于控制总量，利率政策则可通过差别化的利率来调整结构。

不过，我们对利率政策的使用并不充分。

不应该等着各种问题积累到如此大风险后再采取临时性措施，这容易造成恶性循环，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假如利率政策使用得当，且利率敏感度足够，早就应该把出口企业的利率升高了，并对结构调整类企业降级，使之逐步淡出市场，避免出现大的融资链问题。

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