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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考古学
史前考古学
史前考古学是以文字记载以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与以文献记载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古学相对,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也称史前学或史前史。
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都以人类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但后者可用文献记载来互证,而前者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者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具有质的差异。
史前考古学以史前人类的遗迹、遗物为基础,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当时的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和分期断代,同时还要结合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复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体质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为分期断代提供更具体的论据。
史前考古学的出现,突破宗教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局限性,空前地延长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
人类和古猿的分化以制造工具为标志,这是劳动的具体象征。
史前人类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一直到文字出现,至少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历程。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史前时期的下限也颇不一致,象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进入历史时期,中国在前16世纪的商代已出现阶级国家,欧洲的古典时代开始于前6世纪。
有些地区的史前时期则延续时间更长,如新大陆的美洲可晚到16世纪,大洋洲晚到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统属于史前考古学研究的范畴。
有关史前的传说,在古文献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前8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令》诗篇里,便把人类的发展划分成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铁5个世纪;中国东汉袁康所撰的《越绝书》中也把人类使用的工具,分成石、玉、铜、铁4个阶段,这些只是根据古代传说而产生的推理叙述。
至于从考古学上得到科学的认识,是从19世纪开始的。
1836年丹麦学者C.J.汤姆森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1865年英国学者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1868年法国考古学家G.de莫尔蒂耶用考古学方法将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分期,后来经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的补充修改,直到今天还在沿用。
1892年英国学者A.布朗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期,称之为中石器时代。
1877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作为过渡期。
于是史前考古学的时代划分基本齐备。
中国史前考古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史前考古学基本上填补了时代和地区上的空白,取得空前的成绩。
旧石器时代
在这一时代人类开始出现,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的体质具有原始的特征。
遗存与若干绝灭动物共存,其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从二、三百万年前开始至一万年前为止。
旧石器时代的时间最长,占人类历史的99.8%。
至于所谓在其前,尚有“曙石器时代”或“木器时代”等提法,都缺乏事实根据。
旧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的不同,文化面貌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而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分期。
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划分,一般采用两分法或三分法,即下部旧石器时代、上部旧石器时代,或早期、中期、晚期。
后者的划分与人类体质发展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3个阶段相适应。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无论人类的体质还是文化,都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
象火的使用,石器工艺的改进,骨、角、蚌器的应用,艺术作品的出现以及意识形态的发展等,充分反映从人类出现伊始,便在同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而获得生存和发展。
欧洲旧石器文化发现丰富,文化系统和分期断代比较清楚,早期遗存有阿布维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中期遗存有莫斯特文化,勒瓦娄哇文化;晚期遗存有奥瑞纳文化、梭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等。
其中有些文化还影响到北非和西亚。
中国也同样有丰富和自成系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早期遗存有蓝田人文化、北京人文化、观音洞文化;中期遗存有丁村文化;晚期遗存有峙峪文化、山顶洞文化、小南海文化等。
美洲和大洋洲也都有旧石器文化,均属于晚期的遗存。
中石器时代
也有人称其为续旧石器时代。
其地质时代已进入全新世,属于冰后期。
此时欧亚大陆的气候转暖,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显著不同。
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使用打制或琢制石器,但磨制石器还没有出现。
文化面貌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类似之处,不过地域性的色彩更加浓厚,如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的中石器诸文化,可分为精石器文化和粗石器文化两大群。
前者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代表,属于采集渔猎文化,象欧洲的阿齐尔文化、塔德努瓦文化,均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主体,用三角形、半月形和梯形的石刀,镶嵌在骨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使用。
中国的中石器文化发现不多,如沙苑文化和灵井文化也都以细石器为特征,是从细小的石核上剥下石叶,一般缺少加工,与前述几何形细石器有显著不同。
中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后,延续的时间不平衡。
例如西亚在公元前9000年已出现磨制石器,向新石器文化过渡,欧洲和中亚等地也有的延续到前3000年左右,丹麦的埃泰博勒文化就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残存文化,其晚期出现的磨光石器和陶器是受了南欧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但还保留较原始的状态。
作为一个过渡关于中石器时代本身还存在争议,是否能作为独立的时代划分出来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中国学术界多对中国是否存在这一时代持反对观点。
新石器时代
概述
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
严格地讲,这时已从依赖天然赏赐过渡到生产经济阶段。
由于农业和畜牧业是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标志,因而当出现陶器以前的阶段,也有人称之为前陶文化或原新石器文化。
旧大陆发展特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地理和时代的因素非常强烈,象旧大陆和新大陆,无论在文化面貌、经济基础和生产手段等方面,都表现了显著的差异,可以分成不同的地区和群体。
旧大陆以生产经济为基础的新石器文化,以伊朗、伊拉克、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所谓“肥沃的半月形地带”为代表,前9000~前7000年的前陶文化开始栽培小麦、大麦,饲养狗、绵羊和山羊,但采集渔猎仍占较大的比重,已形成半稳定性的小规模聚落。
使用嵌镶几何形细石器的镰刀、半磨制的石斧、琢制的石容器,但还没有出现陶器。
前7000~前6000年的前期文化,农业、畜牧业已经确立,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磨制石斧普遍使用,开始制作深钵形的圜底陶器。
前6000~前5000年的中期文化阶段,发明了彩陶和纺织技术,人形陶偶增加,作为家畜的牛也开始出现。
前5000~前4500年的后期文化阶段,已形成大规模的聚落,以制作精美的彩陶和营建神庙为其特征,社会分工显著,阶级分化萌芽。
不过其他各地的发展规律不尽一致,象中国的前陶文化,目前尚属缺环。
以华北为中心,前6000~前5000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和成片的氏族墓地。
种植粟、黍一类耐旱作物。
磨光石器发达,细石器仍有残余。
以三足钵为代表的陶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纹饰有素面、绳纹、篦纹,甚至到了晚期还出现个别花纹简单的彩陶。
前5000~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畜牧业有了更稳步的发展,农作物依然是粟、黍两种。
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畜的数量更多了,出现了羊、牛、马等新的品种,制陶工艺空前发达,不仅使用轮制,还出现胎壁薄达2毫米的蛋壳陶,社会分工明显,阶级萌芽,处在文明的前夜。
至于长江流域及华南的农业活动,与华北显然不同,如前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即以种植水稻为主,后来一系列文化都承袭了这个农业传统。
因此,不能认为新石器文化及农牧业的起源都源自西亚,在世界范围内应有不同的中心。
不适于农耕畜牧的地区或距先进文化中心较远的边远地带,往往以采集渔猎为主,例如欧亚北方地区的篦纹陶文化以及日本的绳纹时代等。
至于非洲内陆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以栽培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却没有发展成真正的农业经济,而处于停滞的阶段。
新大陆发展特点
新大陆在西班牙人到达以前,除了旧石器文化和中南美的个别金属文化以外,都属于新石器文化的时代,象高度发展的玛雅文明,仍属于新石器文化的范畴。
新大陆的诸文化群,有以玉蜀黍为主要作物的农耕文化和仍处于采集渔猎经济的停滞新石器文化,甚至有的属于已出现磨制石器,但不见陶器的先陶文化。
铜石并用时代
或称金石并用时代,此时使用红铜工具,已掌握铜的冶炼术,用冷锻或铸造法制作红铜器,但主要的工具仍然是石器,属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期。
但往往由于发现的例证不够典型,在概念上导致混乱,例如有人把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安阳殷墟作为铜石并用时代便是一例。
有些考古学家象O.门京(1888~1973)和V.G.柴尔德等人就反对这个时代的概念。
中国有没有铜石并用时代也同样是个问题,如齐家文化已出现冷锻和单范铸造的小件红铜器,似可归入铜石并用时代的范畴;但又出现多范合铸的青铜器,据已检验分析的25件铜器表明,红铜占64%,其他属于青铜。
另外象甘肃玉门的火烧沟遗址,经鉴定的66件铜器中,红铜占54.6%,余者为含铅、锡的青铜。
可证即使有了青铜器,红铜器仍在使用,因而有人认为,红铜器的出现只能象征发展上的过渡。
铜石并用时代是否可作为独立的阶段,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青铜时代
青铜是以红铜为主要成分,加入锡的合金。
加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铜的熔点,加强铜液的流动性以便于铸造,并可加强合金的硬度。
由于锡矿的产地有限,开采和冶炼需要一定的技术,因而青铜器的制作往往限于小件或珍贵的兵器、器皿,一般工具仍以石器为限。
同时往往出现以铅代锡,或使用铜、锡、铅的三元合金;但合金的硬度较软,不适于实用。
青铜器时代是继承新石器时代而发展的,但在一些边缘地区,新石器时代处于停滞阶段,没有经过青铜时代就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如日本的弥生时代,美洲和大洋洲便是如此。
非洲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
某些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记载,如埃及的第1到第18王朝,前14世纪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的商周等,因而已不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畴。
不过它们的周边地区,如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地,青铜时代尚无文字出现,仍处在史前阶段。
至于美洲的青铜文化,在公元11世纪以前始出现于南美安第斯山一带,印加帝国基本上也是青铜时代。
铁器时代
最早的铁器于前14世纪之初出现于小亚细亚的东部,其他各地进入铁器时代的时间不甚一致。
至于陨铁制品,如西亚在前3000年开始出现的某些刀、短剑和装饰品,中国商代的铁刃铜钺等,则不能作为铁器时代的产物。
大部分地区在铁器时代早已进入历史时代。
不过欧洲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不少仍属于史前时代的范畴。
这表现了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不一致性。
古代天文历法讲座
对古代社会使用的天文历法知识进行了详细解说。
全书共分七讲,分别讲述了文史工作者与天文历法、纪时系统、观象授时、二十四节气、四分历的编制、四分历的应用、历法上的几个问题等内容,并附有几篇根据天文历法考证文献时间的具体案例。
第一讲 为什么要了解古天文历法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先民出于农事需要,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
随着文明的进化,这些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必然反映到记载古代文化的书籍典册之中,遗留于后世。
出土的殷商时代甲骨刻辞早就有了某些星宿名称和日食、月食记载。
《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国语》《左传》《吕氏春秋》《礼记》《尔雅》《淮南子》等书更有大量的详略不同的星宿记载和天象叙述。
《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更是古天文学的专门之作。
文史工作者随时接触古代典籍,势必常与古代天文历法打交道。
如果对此一知半解或不甚了了,很难谈得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就是一般爱好文史的青年,有一定的古天文学知识,对阅读古书也是大有帮助的。
常识告诉我们,一切与古代典籍有关的学科,无不与时间的记载,也就是古代天文历法有关。
清人汪日桢说:
“读史而考及于月日干支.小事也,然亦难事也。
欲知月日,必求朔闰;欲求朔闰,必明推步……盖其事甚小,为之则难。
不知推步者,欲为之而不能为;
知推步者,能为之而不屑为也。
”(见《历代长术辑要》载《二十四史月日考序目》)可见,古人深知“推步”的重要和“推步”的甘苦。
白寿彝教授也指出:
“关于时间的记载,是历史记载必要的构成部分,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人民日报》,1980年12月30日)
当今的现状是,有关古天文之学众说纷纭,头绪繁杂,令人不知从何下手,欲读不能。
一般著述往往博大疏浅,叙史而已,或者演算繁难,玄秘莫测,“不把金针度与人”。
读者终书,竟无法找到打开古天文历法大门的钥匙,未免望之兴叹,视为畏途。
此篇以基本的天文常识入手,依据本师张汝舟先生星历观点,深入浅出,意欲将古籍中需要涉及的古天文学问题,逐一展开讨论,希望能对校读古籍有所助益,且能由一般文史工作者自行独立推演年月日时,掌握一套基本的“推步”技术,为深入的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一、时间与天文历法
中国古代,合天文历法为一事,历法以天象为依据,历法属于实用天文学的重要内容。
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年、月、日、时这些时间观念紧密相依。
学习古代天文学。
就从认识“时间”这个概念开头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日整点都发出“嘟——嘟——”的时间讯号,以此统一全国民用时间。
全国各行各业都按这个统一的标准时间学习和工作。
没有统一的时间观念,一切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社会将发生混乱。
可知,人类社会对于时间的首要要求,就是有统一的计量标准,不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
远古时代,人类分为若干互不交往的群体,各有自己的一套计时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交流的频繁,彼此认识到生活在地球这个大家庭里。
还必须有统一的国际标准时间来协调全人类的活动,才能促进社会的更大发展。
在古代,人们对于时间的精确度要求不高,最早是把一天分为朝、午、昏、夜四个时段,后来又分为十个时段、十二个时段,也就大体够用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间的精确度越来越高。
现代科学技术,更要求计量时间不能有一秒的误差。
测定人造卫星的位置,如果误差1秒,就有7~8公里的差距。
精密的电子工业,无线电技术,运输通讯,卫星、导弹的发射,要求的精确度都很高。
因此,现代生活要求有精确的统一的时间计量标准。
指导全人类的生产劳动。
时间不是人的主观臆造。
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与物质运动紧密相连的一种物质存在的形式。
人们只能依据物质的运动来规定时间,寻找计时的单位。
我国古代,先民以太阳东升西落确定一天的时间,单位是日;以月亮的隐现圆缺定一月的时间,单位是月;以寒来暑往及草木禾稼的荣枯定一年的时间,单位是年。
远古时代人们的时间计量单位之所以仍有作用。
今天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活动,就在于完全符合人类对时间计量方法的基本要求:
既承认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又以有规律的、匀速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形式作为计量标准。
这种从不间断的、匀速的、重复出现的物质运动形式,在人们的周围是存在着的,这就是日月星辰的出没所组成的若干天文现象。
时间计量单位的确定完全以天象为依据,就是这个道理。
尽管上古先民长期坚持“地心说”,认为日月星辰都在围绕着地球转动,但这种周而复始的物质运动形式却是古今一致的。
在所有的计时单位中,人们把地球自转一周作为计时的最基本单位——日,古人认为是太阳东升西落绕了地球一圈。
月、年是比日更大的计时单位。
时辰、小时、刻、分、秒,是比日小的计时单位。
时、分是日的分数,古人称为日之余分。
明确了时间的计量单位。
还有一个时段和时刻的问题。
换句话说,通常所谓“时间”,包含着两个含义:
一是指某一瞬间,即古人所谓“时刻”;一是指两个瞬时之间隔,即一个有始有终的长度。
从时刻的含义出发,时间有早迟之分。
从时段的含义出发,时间有长久与短暂之别。
历法中的节气与节气的交替(交节),月亮运行在太阳、地球之间的平面上成一直线的天象(合朔),日与日的交接(夜半0点整)等都应该是指时刻而言,十分确切,具体到某时几分几秒的那一瞬间,毫无含糊。
月亮最圆的时间,与合朔时间一样只有那么一瞬时。
差一秒还不是最圆,过一秒也不可能最圆。
电台报时的“嘟——嘟——”那最后特殊一响,就是时刻概念的具体化。
而平常所说的几分,几小时,几日,都是指的一个时段,它必有一个起算时刻。
计时的基本单位——日,是从夜半0点起算的,止于24点整。
任何一个更长的时段,比如百年、千年,都必须明确它的起算时刻。
任何历法都很强调它的起算点,都希望找一个理论的起算时刻作为它的初始,这就是历法之“元”,称“历元”。
我们的先民,十分重视时间,特别是与农事有关的天时,古籍中记载特多。
其实。
古人的“天时”,是指一年四季包括风、雨、雷、电等直接关系农事活动的自然现象,古人认为这些是上天主宰的,所以称为“天时”。
《孟子》云: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
《荀子》云: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
《韩非子》云:
“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
”
《吕氏春秋》有: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是故得时之稼兴。
失时之稼约。
”
《齐民要术》有:
“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
《农书》有:
“力不失时,则食不困。
……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
”
这些典籍中所谓“时”“天时”。
实际是指关系农事成败的气候。
气候的变动,与时令的推移有关,也直接与天象关联着,所以也应视为古代天文历法的内容。
《说文解字》云:
“时,四时也。
”指的是春夏秋冬四季。
据吴泽先生的研究,在殷墟甲骨文中,已出现春夏秋冬四字。
春字字形像枝木条达的形状;夏字字形一像草木繁茂之状,一像蝉形,蝉是夏虫,被认为是夏的象征;秋字像果实累累,谷物成熟,正是收获之时;冬字则形如把谷物藏于仓廪之中。
这四个字,都与农业有关。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季节、时令都同农事密切相关。
时间,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政治、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动。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十分重视年、月、日、时的安排,创制了多种多样的历法;对各项活动发生的年、月、日、时也做了大量的准确记录,保存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
古史古事就靠这些年、月、日、时的记载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我们据此研究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果没有年、月、日、时的记载,众多的典籍史料就成了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记录,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
中国古代大量珍贵史料就是靠年、月、日、时的记载而保存下来的。
我们还可以用后代的历法依据古籍中年、月、日、时的记载推演出当时的实际天象,解决历史上若干悬而未决的年代问题。
如果没有关于时间的文字记载,这种推算也就无法进行。
[史前时期]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概
中国旧石器时代是中国历史最早的阶段,时间与地质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
这一时期的人类,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见史前考古学)。
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共200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其中有距今约180万年的西侯度文化和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它们是中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
还有在人类远古文化和人类进化研究上有重大意义的北京人遗址。
丰富的腊玛猿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国西南地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体质,表现出与蒙古人种的联系,其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即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早期代表之一。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又存在与外界的种种联系。
大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全新世开始的时期,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发现研究简史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迟。
到20世纪初,在中国还未报道过确切的旧石器时代遗物。
当时许多学者甚至不相信中国存在过石器时代。
1920年,法国神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城北35公里处的赵家岔和55公里处的辛家沟,在黄土层及其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一块人工打击的石核和两件石片。
这是中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
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1~1955)受巴黎国立博物馆派遣,和桑志华一起到鄂尔多斯一带调查。
他们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水洞沟发现了一处内容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随后,他们又发掘了1922年桑志华发掘调查过的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发现了成批的哺乳动物化石和许多石器,并且发现了一颗人类幼儿的上中门齿化石,即中国学者后来习惯上称之为“河套人”的智人化石。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是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的,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
起初,发掘者们并未注意人类的文化遗物。
192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之后,又认出了一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英块。
1931年发掘北京人遗址东北角的“鸽子堂”时,发现的石英碎片越来越多,确认了它们是北京人制作的石器。
此外,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和德日进于1929年赴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调查新生代晚期地层时,在河曲县的长城内外,神木县以北,榆林县和米脂之间的榆林河北岸,以及吴堡县、石楼县之间的黄河两岸,也发现了零星的旧石器材料。
如果把1920年在甘肃庆阳发现旧石器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的话,那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30年里,发现的旧石器地点除上述的以外,只不过还有周口店第13地点、第15地点和山顶洞遗址几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首先是将1929年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几经调整、扩充,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该所恢复了中断达12年之久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又发掘出北京人牙齿、下颚骨、额骨、枕骨等化石,为研究北京人体质形态的发展增加了新材料。
以前出土的北京人化石已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失落,因此这些新发现的标本更显得格外珍贵。
该所还单独或与有关机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发掘。
此外,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文物、考古部门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在一些地区也进行了不少工作。
上述努力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
例如,山西的丁村、□河、西侯度、峙峪、许家窑、下川,陕西的蓝田、大荔,河北的虎头梁、小长梁、东谷坨,河南的小南海,甘肃的环县,辽宁的庙后山、小孤山,湖北的大冶,四川的汉源、铜梁,云南的路南、元谋,贵州的观音洞、硝灰洞、猫猫洞,青海的小柴旦湖等重要旧石器遗址,以及湖北长阳、广东马坝、广西柳江、安徽和县和巢县、山东沂源、辽宁金牛山等重要人类化石地点,都是近30年来发现和研究的。
今天,北起黑龙江畔,南到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和两广,西起青藏高原,东抵黄海,在27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可以归入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或人工制品。
这些地点基本上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
通过这些发现,大大提早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年代上限,获得了中国古人类进化的系列材料,
填补了东北、西北、华南广大地区旧石器发现的空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年表,在探索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传统和复原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等方面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此外,在利用同位素和古地磁方法配合传统的地层古生物学方法测定遗址的年代,利用孢粉分析、岩性分析等手段以配合古哺乳动物学来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古人类的生活背景地球历史上的更新世和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
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堆积物的特点和其他环境变化的因素,可以把更新世再划分为早、中、晚3期。
一些学者将早更新世的起迄,定在距今300万至100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早阶段;
中更新世定在距今100万至10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晚更新世定在距今10万至1万年,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在中国又以距今4万年作为晚期的起点。
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更新世大约从距今240万年开始;早、中更新世的界限为距今约73万年;中、晚更新世的界限为距今约12.8万年或晚一些。
更新世是地球上气候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北半球的高、中纬度地区以及低纬度地区的一些高山,在这时期出现过大规模的冰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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