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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治国方略浅析
儒家治国方略浅析
唐明邦
【摘要】儒家思想为我国传统文化主干之一。
儒家学派本属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一个学派,自汉武帝刘彻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后,长期居于封建统治思想地位。
历代明君贤相、志士仁人都奉儒学著作为经典,从中汲取安邦治国的指导准则。
在封建社会里,儒家竭力宣扬爱国思想,维护国家统一;鼓励农桑,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国力;严肃礼法以安定社会秩序;倡导忠孝仁义以提高思想道德;首倡私学以普及文化教育。
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为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财富。
当今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之一,是要齐心协力重振国学,复兴儒学,光大祖国传统文化,加强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教育,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在多元文化思潮激荡的今天,彰显国学十分必要,复兴饱经沧桑的儒学尤当列为重点。
【期刊名称】广东海洋大学学报
【年(卷),期】2008(028)005
【总页数】5
【关键词】儒家;治国方略;中国传统文化
1制民恒产,鼓励农桑,足食足兵
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保持富强,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土地广大,二是人口众多,三要有足够的可耕土地。
地广则资源充足,人众则劳力富足,耕地足则可望粮食充裕。
然而具备以上条件,国家仍未必富强,关键还要看政治状况。
故《论语》写道:
“子贡问政。
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要有足够的粮食,能养活人民;要有足够的兵力,能保卫社稷,还要政府在民众中享有深厚的信誉,有强固的凝聚力。
孔子说,可以“去食”,可以“去兵”,却不可失去“信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国家如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
如何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易传》指出:
一要靠“仁”,二要靠“财”。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何以守位?
曰仁。
何以聚人?
曰财。
”(《孟子·梁惠王上》)君主要守位王位,须行仁政,爱护人民,要增强人民对国家的凝聚力,须有充足财物足以养活人民,使人民生活无忧。
孟子提出施行仁政,首须“制民恒产”。
他说:
人民有了恒产,才有“恒心”,“苟无恒产,因无恒心,则放僻邪侈,无不为己”。
(《孟子·梁惠王上》)有恒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固守家园;否则必将胡作非为,扰乱社会。
为此,《孟子》规划了一幅理想的社会蓝图。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梁惠王上》)以农立国的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
一家一户是生产单位,男耕女织,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
孟子规划的蓝图,正好满足八口之家的农业小家庭的生产、生活需要,做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孟子·梁惠王上》)其中重要的环节在于朝庭不可任意征调劳力去从事劳役或兵役,以免妨害农事活动。
此外,还要认真注意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
孔子提出: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论语·季氏》)不愁贫穷,而愁财富分配不均;不愁人口少,而愁社会不安定。
因为“均无贫,和不寡,安无倾”。
(《论语·季氏》)如果财富分配均平,就不怕贫穷;社会和谐,就不会觉得人少;社会安定,国家就不愁有倾覆的危险。
财富分配不均,从来就是封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
人民生产的财物,被统治阶级剥削,而饥寒交迫,往往铤而走险。
《易传》指出,为了安定社会,必须:
“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周易·节·彖》)在财政上要量入为出,有制度加以节制,既要保证政府的正常开支而不伤财,又能保证人民正常生活不至害民。
先哲在治国理财方面的基本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安定人民生活的确发挥指导作用,收到良好效果。
然而不少封建统治者,往往对儒家提倡的这些正当主张,并不认真执行,任凭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使农民丧失恒产;重税重赋,剥削农民,使其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大兴土木,违害农时,伤财害民无所不为,迫使农民铤而走险。
昏君当政,农桑荒废,仓库空虚,既不足食,更难足兵,亡国之祸,难以避免。
2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安定社会
儒家治国方略,首重为政以德。
《论语》写道: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论语·为政》)以德治国,让人民心悦诚服,君主象北斗星,稳居中央,臣民若众星宿环绕它旋转。
孔子曾将“齐之以刑”与“齐之以礼”加以比较,指出: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光凭行政手段主导政治,靠刑罚惩治人民,则人民会苟免犯罪,却不认识犯罪可耻;凭道德引导人民,用礼仪教化他们,人民不但知道廉耻,并能自觉纠正错误。
儒家治国靠道德教化,启发人民自觉遵守礼法,是其重大特征,同法家一味强调法制的威力大有区别。
孔子主张礼乐教化同刑罚惩治相互补充,指出: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如不施行礼乐以教化人民,引导他们从善,全凭刑罚去矫治社会难以恰当;刑罚执行不当,百姓会善恶不分,无所措手足,社会怎能安定和谐?
儒家所说的德和礼,都是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的一套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其核心内容是讲究孝道,即从“齐家”做起,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故《论语》指出: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论语·学而》)孝悌本属家庭伦理,儒家主张道德教育应从家庭做起。
家庭道德教育好,就不会犯上;在家不会犯上,更不会在社会上作乱。
孟子发展孔子思想,提出“五伦”观念。
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滕文公上》)注重家庭伦理,做到父慈子孝维系骨肉之亲;夫妻和睦相处,保持内外之别;老少之间能尊老爱幼,有尊卑次序;进而扩展到社会,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如此,整个社会才能保持和谐安定。
孔子强调道德教育同文化知识教育相比较,道德教育必须放在首要地位,他主张: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顺从兄长,做事要谨慎小心,说话要诚实守信,对大众要有仁爱之心,平时要同有仁德的人亲近;在养成良好道德质量后,再有精力就用以学习《礼》《乐》《诗》《书》等基本文化知识。
其所以如此,是由于道德质量的培养关系如何做人的问题,要从小抓起,一举一动时刻不可放松,文化知识的培养,是长期任务,可多可少、可早可晚,不必要求过急。
不难看出,儒家为了安定社会,建立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从家庭教育抓起,对人要从年轻时抓起,要花大力抓道德思想教育,更不能只重刑罚手段而忽视道德教化。
儒家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当然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强调以德治国就忽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相反往往是采取阳儒阴法的手段,以仁义道德欺骗人民,而骨子里采取严刑峻罚镇压人民的反抗。
儒学在封建社会的作用存在二重性。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运动,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必须集中力量反对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儒学。
3顺天应人,革故鼎新,调整制度
从历史上看,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都不可能长期合理,永不改变。
儒家治国方略强调革故鼎新,因时变法。
《易传》指出:
“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周易·革·彖》)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时变化,万物才能生长发育。
社会制度同样会发生变革,商汤王领导人民推翻夏桀的统治,周武王领导人民推翻商纣的统治,这是社会“革命”,即革除旧统治所奉行的“天命”。
对于这种“革命”行为,《易传》提出两个基本准则:
一要“顺乎天”,即顺从历史潮流;二要“应乎人”,即适应人民意愿。
这两个原则是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具有永久魅力。
《易传》更指出,任何改革措施,要掌握好恰当时机,切不可鲁莽从事。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周易·艮·彖》)不合时宜的旧制度旧法令,当禁止就加以禁止,不要拖泥带水;该推行的新制度新法令,当雷厉风行加以推行,不可畏首畏尾,迟疑不决。
一动一静,或行或止,不失时机,才有光明前途。
《易传》明确宣示,《周易》是一部主张变革的书,写道: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系辞下·第二章》)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当及时变革,变革乃能亨通,亨通的事物才能久长。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儒家所说的变革,并非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只不过是对旧制度作某些局部改变,无非是着眼于抑制豪强兼并势力,上以强化中央集权,防止社会分裂;下以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防止社会动乱。
为了能及时革故鼎新,儒家十分注重居安思危,强调树立忧患意识,《易传》写道: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周易系辞下·第五章》)警示执政者千万不要粗心大意,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特别在变革之时,要对主客观形势作充分估计,作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4居宽尚和,保持社会和谐
封建社会本是一个矛盾百出很不和谐的社会。
儒家治国理念十分注重提倡宽容精神,保持社会和谐。
《论语》强调: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孟子》主张: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上》)如何才能做到人和?
孔子主张: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要坚持宽恕之道,能将心比心,自己不愿做的事,或不愿面对的境况,也不要强加于别人。
孔子进一步指出: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要立业,也要帮助别人立业;自己想要发达,也要帮助别人发达。
凡事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样关系才会和谐。
孟子同样主张推已及人:
“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之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又说: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孟子·滕文公上》)在同一村落里的人,平日出入,互相友爱;防御盗贼,相互帮助;有了疾病,互相照顾,这样百姓之间自然亲爱和睦。
总之,处世为人当“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周易·干·文言》)一个社会人人处事宽容,行为友爱,这就是儒家理想的社会生活准则。
宽容精神不止足以促进人已关系的和谐;扩而大之,足以保持学派之间,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
《易传》提出的原则是: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这种原则实施到文化领域,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儒、道、法等学派,多元并存,相互涵摄,共同繁荣的局面;实施于宗教界,促成中华大地儒家、道教、佛教形成三教并存和谐融洽的形势。
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各显其能;乃至在同一庙宇,存在各派神像一体供奉的现象。
三教合一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想象;在中国人心目中,认为理所当然。
这正是在儒家居宽尚和治国理念下造成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坚强凝固力的重要原因。
德国首都柏林的得月园中孔子像前,镌刻着八个大字: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绝非偶然。
说明孔子提出的这一口号,保持着普适性,具有永恒魅力,足以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人民的共识。
5举贤任能,端正吏治
儒家坚持以德治国,而良好的道德情操,固然应当体现在广大人群之中,形成社会风尚;更为重要的当体现在各级政府的官吏身上,发挥表率作用。
德治说到底当体现于人治。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治作用尤为突出,故有“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的说法。
官吏清正廉洁,能体察民间疾苦,执政为民,乃有德政;官吏贪赃枉法,鱼肉人民,政治必然昏败。
故选贤任能,端正吏治,成为治国理财的关键措施。
儒家强调齐家治国当以修身为本。
对于政府官吏,修身的要求更加严格。
首先,要树立“民本”思想。
孟子主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民流亡他国,缺乏劳力和兵力,耕战无法进行,则社稷不保,君主亦无以自存。
君主昏庸,臣僚贪腐,人民必陷入水火之中,君主亦难保其宝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聪明的统治者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故要求官吏树立“民本”思想。
《礼记·大学》云: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首先要看君主和臣僚是否有德。
故《大学》开宗明义指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能否彰显光明的德性,能否亲民,并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乃是举贤任能首要考察的条件。
其次,端正思想作风。
政府官吏经常接触下层民众,政府的正常指令、措施,须靠他们去传达贯彻,他们是否有良好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极端重要。
孔子说:
“政者,正也。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正”就是为人正直,不偏不党;处事公正,不殉私情;光明正大,透明透亮。
孔子又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政府官员遇事能够以身作则,是最好的工作作风。
《易传》说得好:
“说(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悦)以犯难,民忘其死。
”(《周易·兑·彖》)领导者心甘情愿带头工作,人民会不辞劳苦跟着拼命干;领导者不惧危难冲锋在前,士卒也会舍生忘死拼命向前。
作为官吏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自以为是,主观武断,独断专横,听不进不同意见。
孔子主张坚持“四勿”,杜绝四种思想作风:
“子绝四:
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论语·子罕》)即不凭空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已见,不主观武断。
克服此种毛病就须多作调查研究,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深入思考,多谋善断,树立良好思想作风。
儒家尤其要求官吏不可结党营私。
封建社会屡次发生朋党之争,成为最难防治的社会弊端,危害性极为深远。
孔子的警示,恰中要害: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是说正人君子能广泛团结群众而不私结党羽、朋比为奸;小人相反,总爱亲近少数人,而不愿团结多数人合衷共事。
更有甚者,有的官吏听不进下属的不同意见,听到反对意见,就对之进行打击报复。
能如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的君主真似凤毛麟角。
荀子曾经指出,“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
”(《论语·为政》)君主能以宽厚心怀纳谏,臣僚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以匡正君主的缺失。
臣僚上下级之间才能上行下效,敢于坚持不同意见,齐心协力搞好政治事务,造成和谐的社会环境。
再次,不断提高官吏的思想文化素质。
儒家推行“内圣外王”之道,十分重视德治,对于政府各级官吏的思想文化素质要求相当严格。
《中庸》提出的要求是: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中庸·第20章》)即要广博地学习,审慎地询问,谨慎地思虑,明晰地辨别,笃实地履行。
具体地说,要求广博地学习《礼》《乐》《诗》《书》《易》等文化典籍;审慎地询问事件的原委或民间疾苦;谨慎地思虑执行的政策是否顺应民情;明晰地辨析政策措施是否恰当;切实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不玩忽职守。
孔子亦曾提出五字要求:
“恭、宽、信、敏、惠”。
他说: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这是说一个为官的人,态度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就能得到大众的拥护;讲究诚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办事勤敏就能取得成功;施行恩惠就能更好地指挥别人。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成为仁者?
孔子告诉他:
能“尊五美”,才算仁者。
所谓“五美”,即五种做人的美德。
孔子提出的“五美”就是: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论语·尧曰》)进一步解释道,顺着百姓可以得利的方面引导他们去获利,就是民得其惠而于己不费;依百姓可以服劳役的时间征调他们服劳役,就可劳而不怨;自己想成就仁政而获得仁德,就是满足自己愿望而人不以为贪;无论人多人少,大事小事,都不敢怠慢,就是行为庄重而不骄傲;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使人敬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
孟子还提出志士仁人必须心情宽广,接近百性,同人民共忧乐。
他说: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正是这种忧怀天下的心胸,造就了历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数志士仁人,使中华民族的忧国精神永放光辉。
儒家治国安邦理念,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深入人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经世良才,促成祖国不断繁荣昌盛,虽屡遭天灾人祸,依然重整乾坤,傲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孟子当年设想。
“若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者皆欲出于王之途。
”(《孟子·梁惠王上》)这一理想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
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有如此理想同没有这种理想是大不相同的。
没有理想的民族,不可能“发政施仁”,制民恒产以足食足兵,导之以德而安定社会,顺天应人以革故鼎新,居宽尚和以和谐社会,举贤任能以端正吏治。
儒家制定的治国方略,经世理念,无可怀疑,哺育了中华民族无数有志之士,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屡经苦难而百折不挠。
当今的中国,尽管非常古老,却又充满活力,正进行复兴中华的伟大实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
正如著名国际友人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所赞叹的:
“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没有先前的儒家学说,这种实验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效。
……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中国现在的经济繁荣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1]儒家学说受到世界有识之士的首肯:
“反本开新”的新儒学大受青睐,绝非偶然。
儒家治国理念值得深入研究,承继这一份宝贵文化遗产,足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为良好借鉴。
参考文献
[1]中国进行着一项伟大的实验——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畅谈中国印象[N].参考消息,2008-0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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