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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的国际大气候和列宁的对策
论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的国际大气候和列宁的对策
金增林、董翊彤
2012-1-614:
27:
36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3期
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事件震憾了全世界,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却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惊恐与仇视。
它们在军事、外交、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疯狂地反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面对严峻的国际大气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俄人民在每一个时期都确立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驾驭革命航船,在惊涛骇浪中,绕暗礁、过险滩,终于巩固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使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之上。
一、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所面临的国际大气候
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即军事斗争时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个时期的国际大气候有各自的特点。
1.军事斗争时期的国际大气候(1917.11—1920.12)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恐惧和仇视。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一诞生就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武装进攻。
除了俄国国内的武装叛乱外,德帝国主义在1918年2月对俄国发动了猖狂进攻,一度占领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逼近彼得格勒,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于极端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了全面经济封锁,加上国内战争的破坏,使苏俄的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1917年全俄粮食播种面积比战前的1913年减少了550方俄亩,即下降了6.7%,产量仅为战前的71%一72%。
莫斯科市每人每天只能供应0.69俄斤的口粮,彼得格勒口粮供应量只相当于战前的64%。
俄国工业也遭到严重破坏,产量和产值比战前大幅度下降。
1917年的生铁、钢和熟铁、煤炭、石油的产量分别只有1913年的67.34%、63.08%、79.09%、74.96%。
由于经济极端恶化,使得苏俄人民经常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停止战争,最大限度地恢复国民经济,那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疑将会被彻底毁灭。
1918年,在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的努力下,终于同德国签订了单独停战协议,即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
这样,就使协约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借德帝国主义之手来扼杀苏维埃俄国的梦想落空了。
帝国主义国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从1918年3月开始,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亲自出马,分别从东、北、西北等儿条战线同时向苏维埃国家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总兵力(包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和由它们武装起来的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反动武装)最多时达到六七十万人,曾先后占领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西伯利亚、乌克兰、巴库、克里米亚和南高加索,截止到1919年,全俄有1/4的国土沦丧敌手,形势极端危急。
敌军所到之处,不仅当地的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残杀,而且工厂、企业也被占领和破坏。
由于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地被占领,交通联络中断,造成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大批工厂停L工人失业,物资奇娜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饿之中。
最困难的时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1/16磅面包。
同时斑疹伤寒的流行夺去了大批劳动者的生命。
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再一次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国际帝国主义国家还极力在外交上孤立苏维埃俄国。
1918年中,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先后同苏维埃俄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同年11月,德国的艾伯特政府,无理驱逐苏俄驻德大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外交事件。
在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也加入了国际反苏反共大合唱。
在阴云密布的反苏反共的国际大气候中,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国际帝国主义所无法起到的。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时人物就是以社会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卡尔·考茨基。
1918年8月,卡尔·考茨基为反对苏维埃革命,发表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
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指责布尔什维克党和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俄国解散立宪会议和镇压反革命的正义措施,极力赞扬资产阶级民主,贬低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马克思偶而说出的一个词儿而已”。
他还攻击苏维埃政权“扼杀民主”。
他在书中极力反对革命政权对敌人实行专政与暴力,同时,反对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
在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大肆攻击苏维埃俄国,攻击十月革命的时候,在国际共产主义者内部,围绕苏维埃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也出现了严重分歧。
德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十分赞赏十月革命,但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同列宁发生了严重分歧。
她认为,苏维埃政权形式“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集团统治—不错,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她还认为,“专政意味着实行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但是这种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所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的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卢森堡赞同建立以集中统一为原则的党,但这种集中不能建立在“盲目听话和党员机械服从中央的基础上”。
她提醒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警惕无产阶级专政的蜕化和官僚主义的产生以及公共生活的“野蛮化”。
她还指出,“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把他们被迫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
卢森堡呼吁苏维埃政权不要抛弃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而应用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去充实这一形式。
卢森堡的许多意见虽然是中肯的和正确的,但是,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重大问题上,却存在着一些原则性错误。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大气候中,她的某些观点更助长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气焰。
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总的来看,对苏维埃俄国是很不利的,但也不是乌云满天,不见天日。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在苏俄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潮。
芬兰人民于1918年1月末成立了人民的政府—人民代表苏维埃;德国在1918年11月爆发了工人武装起义,在慕尼黑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匈牙利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这些革命运动都曾得到了苏维埃俄国的大力支持,反过来,它们也牵制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支持了苏俄革命,鼓舞了苏俄人民的斗志。
2.国民经济初步恢复时期的国际大气候(1920.12—1924.1)
1920年底到1921年初,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军事进攻已经基本上被粉碎了,战云密布的国际环境为一种暂时的和平景象所代替。
国民经济处在初步恢复时期的苏维埃俄国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国际大气候。
第一,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暂时的相对稳定态势。
其主要表现是:
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疯狂地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时刻刻想侵犯它,扼杀它。
另一方面,它们的武装千涉又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种种矛盾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还无力扼杀它。
[1]
第二,1920年至1921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刚刚从世界大战中摆脱出来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都在煞费苦心地寻找出路,因而,有的资产者主张加强同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联系,以开辟其投资市场和商品倾销地,并以此从经济上控制苏维埃共和国,诱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发生蜕变。
而另一些资产者则主张通过更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摧毁苏俄,以此转移其本国人民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满,帮助资本主义各国走出困境。
基于此目的,于1922年帝国主义各国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时刻准备武装进攻苏维埃俄国。
可见,就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而言,当时既存在着建立和扩大双边贸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存在着随时遭受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进攻的危险。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正面临着一种复杂而险恶的形势。
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
一是由于各国资产阶级的摧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叛卖,欧洲各国的苏维埃运动遭受到了血腥镇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德国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共产主义的杰出战士、德国共产党人的两位领袖人物——卡尔。
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惨遭反动派的杀害。
总之,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走向低落。
二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标志着亚洲的新觉醒。
用列宁从前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深刻地概括出这一时期世界苹命形势的错综复杂性,就是“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2]三是在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第二国际组织进一步复活。
1921年由考茨基领导的德国独立民主党和关国独立工党等13个所谓“中派”社会党人在维也纳建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
1923年,这个组织同1919年成立的有26个国家右翼社会党参加的“社会主义国际”合并,而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这些组织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组织的复活。
这些政党和组织肆意攻击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散布十月革命“早产论”,说“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
妄图低毁十月革命和阻止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
他们还疯狂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这样严峻的国际大气候,给苏维埃俄国造成了严重困难。
首先,它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恢复工作困难重重,恢复的速度非常缓慢。
从1921年至1922年,虽然经过了一年的恢复,但工业总产值只达到了战前28%,在岗的工人人数较战前的1913年减少40%,致使大部分工厂不能开工,燃料和原材料极度缺乏,库存的金属和布匹几乎用尽,人民生活仍然处于困一苦之中。
其次,这样严峻的国际大气候,在苏俄国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棍乱,致使一些思想意识不坚定粉产生了悲观动摇情绪。
有极少数人甚至走上了颠倒敌我、反共反苏维埃政权的道路。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十月革命虽然胜利了,国际环境也有了某些改变。
但是,国际大气候仍然是十分险恶的。
布尔什维克党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仍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二、列宁在不同的国际大气候下采取的对策
列宁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既没有因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居功自傲,或对革命的未来掉以轻心,也没有因国际大气候的险恶而失去信心和惊恐失措,而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以非凡的胆识和斗争艺术,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国际大气候,采取不同的对策,因而一次一次地挫败了国际敌对势力的图谋,不断地引导苏俄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列宁首先明确地指出了对待当时国际大气候的策略基础。
列宁所说的这种策略基础有两个蒸本含意:
一是采取各种对策的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二是制定各种对策的基本依据,或者称为“必须遵循的原则”。
列宁指出,在极端严峻、极端复杂而又变幻莫测的国际大气候中,制定相应的对策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科学的可行性,否则,所采取的对策必然是盲目的,或者是无法执行的,因而,必将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1.军事斗争时期的对策
在苏维埃政权创建之初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粉碎国内反动势力武装叛乱的国内战争时期,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撕杀和德国帝国主义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疯狂军事进攻,以及俄国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列宁提出,布尔什维克党对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局势所采取的一切对策都应以巩固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保卫苏维埃政权为根本出发点。
列宁深刻地批驳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提出的“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不同德国单独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的“左”倾错误主张,明确指出:
“现在我们策略的墓础不应当是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个较为有利的原则,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3]
列宁为什么把“更加稳妥地”巩固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一一保卫苏维埃政权作为针对当时国际大气候所采取的一切对策的策略基础和原则呢?
因为列宁始终认为并一再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间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4]“政权在哪一个阶级的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
”[5]十月革命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不仅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也震憾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
因此,苏维埃俄国“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
[6]因而,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是制定一切对策的总出发点和总原则。
为了更加稳妥地保卫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政权,针对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苏俄国内的大气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以下对策:
第一,在外交上,充分利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坚定不移地退出帝国主义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列宁就代表苏维埃政府在《和平法令》中宣布了苏维埃政府将为实现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的正义立场,并向一切交战国家建议立即雏订不荆地、不赔款的和约,以终止战争,实现和平。
但是,国际帝国主义企图用拖住俄国继续作战的办法,来摧毁新生的共和国。
因此,他们拒绝举行和平谈判。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单独同德国进行和谈。
列宁认为,同德国进行单独和谈并签订和约,“就能在日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
”[7]换句话说,单独和谈和缔结和约,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阻止它们相互勾结起来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
由于单独和谈和缔结和约还可以赢得时间,准备力量,争取斗争的更大胜利,因而,单独和谈和缔结和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
历时4年的战争,使俄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性饥荒日益严重,人民已精疲力尽,旧军队已疲惫不堪,正规的人民军队尚未建立起来,苏维埃政权如果不获得一个暂时的喘息机会,要进行有效的军事抵抗是不可能的。
而实行暂时的革命妥协,可以赢得时间,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能够腾出手来组织人力和物力,组织正规的人民军队。
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实行有效的反击,才能收复失地,扩大十月革命的成果。
第二,立足国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做必要的准备,以迎击更大规模的武装进攻。
列宁认为,面对以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所发动的武装进攻为主要表现的国际大气候,苏维埃俄国必须立足国内,从总体上作好充分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从1918年起,在苏俄全境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使国家立即转到战时体制上来。
尤其大力加强了红军建设。
1918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有关法令,把红军的志愿兵役制改为普遍义务兵役制,9日成立了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并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继而在全俄境内实行了军事力量的统一编制。
通过上述措施,正规红军迅速扩大,到1919年起末已发展到300万人,战斗力也迅速提高。
依靠这支革命军队,终于战胜了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仆从们的武装进攻。
虽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实践已经证实,在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下,这一政策的积极意义是必须肯定的。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从思想理论上和组织上回击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国际苏维埃运动。
在这一领域内,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以下3项措施:
首先,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全面批驳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尽力消除它们在俄国和其他国家的影响。
为此,列宁于1918年10月至11月间,专门撰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部光辉著作,驳斥考茨基等人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恶毒攻击,深刻地阐明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论证了十月革命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
列宁在批驳考茨基的“纯粹民主”的谬论时,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局限性,阐明了无产阶级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万倍的新型民主。
列宁对考茨基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批判,从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从思想上武装了苏俄人民和各国的革命者,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在严厉批判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思潮的同时,列宁对卢森堡等人的理论错误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是,这种批评是共产主义者内部的批评,其目的在于澄清理论是非,团结同志,共同战斗。
在对待卢森堡与考茨基的态度上,列宁爱憎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
他把卢森堡比作一只鹰,而把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叛徒比作一群永远飞不起来的鸡。
他说:
卢森堡虽然犯过错误,但她仍然是一只鹰。
“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因此,“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共产党人来说永远是有意义的”。
[8]其次,创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其目的在于从组织上反击已经开始恢复的第二国际,并逐步将第三国际建设成为团结和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心,以便改变国际帝国主义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们所制造的反苏反共的国际大气候,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再次,从各方面支持各国的苏维埃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列宁认为,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支持尚未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时,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人民解放运动也会同样地更强有力地支持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
在这一时期,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从各个方面支持了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的苏维埃运动。
同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还从思想上帮助不断犯有“左派幼稚病”错误的外国同志,这对于促使各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世界规模的运动,对于驱散笼翠在苏维埃俄国上空的反苏反共的乌云具有重要意义。
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对策
针对这一时期国际大气候的特点,列宁提出,布尔什维克党对待国际大气候所采取的对策的策略基础和原则,应该是坚定不移地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实践中探求出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指出:
“西欧资本主义列强,时而有意,时而无意地竭力把我们抛到后面去,利用俄国内战中的各种因素来尽量破坏我国。
,它们“没有推翻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但至少也要使它难于向社会主义发展’。
[9]为了使苏维埃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首要的是发展生产力。
只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才能有效地遏止国际帝国主义的军事冒险和.和平蜕变”的阴谋,才能使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为此,列宁采取了如下具体对策。
第一,利用当时极不稳定的国际均势,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迅速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困境。
列宁在这一时期适时地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积极实现同各国关系的正常化。
从1920年起,苏俄先后同其近邻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等国缔结了和平条约或和平友好条约。
到1921年末,又先后同英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典、捷克斯洛伐克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
同其中的半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国际关系的这些改善,为俄国恢复国民经济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遏止了帝国主义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阴谋。
第二,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实行新经济政策。
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表明在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度里,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办法。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探求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已经有所突破。
新经济政策迅速地活跃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迅速提高。
1924—1925年度,农业产位己达到了战前的87%,播种面积达到了战前的93.3%,大工业的产值已达到战前的75%,国营和合作社营工业的产值达战前的81%。
第三,加强对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批判,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党的思想和行动。
在这一对策中,列宁着重批判了所谓俄国生产力不发达,文化落后而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论调,深刻地论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发展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10]从而阐明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列宁指出,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发展文化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
”[11]列宁对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这些批判,澄清了理论是非,增强了苏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
第四,加强党和国家政权的建设。
针对执政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中易受腐蚀和官僚主义已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滋长起来的事实,针对国际帝国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列宁提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布尔什维党的自身建设,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为此,他提出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一系列改变,包括健全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加强党的监察机构和工农检察院,精简国家机构,改革干部制度等。
采取这些措施的基本口的在于防止和克服党和国家机关人员的腐化和堕落,防止因党的高层领导人物的分歧而造成的党内分裂,使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能够在长期恶劣的国际大气候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几点理论思考
历史绝不会简单而机械地重演,但历史毕竟是一面镜子。
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地研究和分析历史,会指导人们温故而知新。
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我们在对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的国际大气候和列宁所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粗浅的历史分析之后,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对我们是有所启示的:
1.国际大气候是任何政党和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无法回避的一种客观现实。
它是在国际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的相互矛盾和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态势和趋向,它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
国际大气候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上某一政治势力或集团的兴衰变化都能直接引起国际大气候的改变。
因此,分析国际大气候必须首先分析国际间各种政治力最的对比情况,分析它们的相互关系,审视它们的利益要求。
分析国际大气候的目的,在于找出其影响我国的方向、力度和途径,找出影响当时国际大气候的关键因素所在,进而利用分析成果,寻求改变不利于自己的某种国际大气候的途径和策略,以利于本国及世界进步力量的生存和发展。
2.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的国际大气候,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之间,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表现为政治形态、经济形态、军事形态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这些形态的立论位置是可以改变的,但它们的变化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斗争性质和程度的发展与变化。
今天,世界历史条件同七十多年前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大气候虽不及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的国际大气候那样险恶,但在某些方面也颇有相似之处。
分析当时的国际大气候,以及列宁针对当时的国际大气候所采取的对策,对于振奋精神,研究对付当今严峻国际大气候的对策是有益处的。
3.在苏维埃政权创建初期的国际大气候中,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同国际帝国主义总是一唱一合,遥相呼应的,因此,列宁在采取对策的时候也总是统筹考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正确地估计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对苏维埃政权的破坏作用,认真地领导和组织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大气候,同样也有这一特点。
国际资本主义与国际上一些敌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思潮相互配合,遥相呼应,妄图颠班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在某些国家掀起一阵阵反共浪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温列宁的有关思想,是有教益和启发的。
4.面对险恶的国际大气候,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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