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近代史学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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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近代史学上

第九章近代史学（上）

教学过程：

（突出史学的“近代”含义：

研究对象和历史观）

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一致，中国近代史学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分界线，走过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历史时期。

五四运动以前，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战争，是中国史学从封建史学脱胎出来，并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期。

甲午以后，经过戊戌变法，到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论著《新史学》，是资产阶级新史学正式产生的时期。

从190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间经过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史学继续发展并开始分化的时期。

五四运动以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20年代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实验主义史学为代表的新型资产阶级史学取代了晚清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疑古思潮盛极一时。

到30年代，发生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加茁壮，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

总之，走出封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基本线索和方向。

本章主要讲述魏源史学和梁启超的“新史学”。

魏源史学是近代史学的开端，梁启超的“新史学”是近代史学的形成。

第一节近代史学的萌生

一、近代史学萌生的背景

（一）时代变革。

史学与现实存在密切的联系。

清王朝统治的衰落（引发经世史学）；西方因素作用的加强。

（政治、军事等的威胁；西学的传入）引发史学的经世（边疆历史地理学、元史研究等）

（二）传统史学的危机

近代中国，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到来，附着其上的中国传统史学，到十九世纪后期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其主要表现有：

1、严重脱离现实的学风

以乾嘉史学为主体的清代史学，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为我国留下了不少值得珍贵的史学遗产。

但其发展到后期，显现出了许多弊端，集中一点就是：

乾嘉史学的考证大多集中在经解和古代名物制度方面的繁琐考证。

当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衰世，国家正面临被奴役和被瓜分的危险时，这种取向的史学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自然要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厌弃。

清代学风，前后经过三次大变。

清初几位大儒，都是明代遗老。

他们痛感空谈亡国，不喜空谈性理，讲学强调笃行实践。

他们志在讲求天下利病，隐求民族之复兴。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是这些人的代表。

到了乾嘉时代，汉人反清意识逐渐消失，清朝统治已经巩固。

而且经过一系列文字狱，知识阶层生怕一言不慎，招来诛家灭族之祸。

大家闭口不谈本朝事实，只是成年在故纸堆中讨生活，考据训诂之风因而盛极一时，对国事不闻不问。

道光以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尤其是鸦片战争失败，给了全国士大夫以极大震惊。

他们痛感前此盛极一时的考据学，脱离实际，于国事毫无补益。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在呼吁更法改革的同时，就倡导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之后又撰《海国图志》，用意也在启发国人加强对中国和外国实际情况的了解。

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思想，对晚清学风的转变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

2、落后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十九世纪后期，西学开始在中国传播。

西方先进的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有许多开始传入中国，如达尔文的进化论。

而中国传统史学还停留在五德终始说循环论的阶段。

二、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

（一）魏源的史学

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要求传统史学迅速向近代史学转变。

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首先是以魏源为代表首先开始的。

他们改变原来史学关注的对象，转而研究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情况。

1、生平和主要思想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

著有多种史著《海国图志》、《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

其主要思想有经世和开放。

2、《圣武记》

内容：

清初的军事胜利和乾隆末年的困境

意义：

从历史中反思为当前斗争提供经验教训，具有近代史学的意义。

3、《道光洋艘寇海记》

内容：

鸦片战争史实

意义：

表达时代思想

4、元史研究

魏源的元史研究是其经世思想的重要体现。

他的元史研究主要就是编订《元史新编》。

史料方面，魏源不但收集了包括《元史》所收资料在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考订和整理。

并广泛收集域外史料，吸收前人成果，对一些历史的空白作了补充。

例如，魏源根据后出的《元朝秘史》等书及域外史料，对从太祖至宪宗四朝的史实进行了大量补充。

《元史》中没有西域传，《元一统志》仅载内地各省情况，缺少漠北、辽东、西域的详情，《元史·地理志》仅有一《西北地附录》。

针对这种疏阙，魏源创补了太祖、太宗、宪宗三朝平服各国传，并根据耶律楚材《西游录》、《刘祁北使记》、《刘郁西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补叙了一些西域的情况。

　体例方面，魏源采纳了刘知几、郑樵等人的意见，并仿照欧阳修《新五代史》以“司天、职方考”置于列传之后的先例，将《元史新编》的列传置于表、志之前。

而列传的编写，又改变《元史》一人一传的形式，首创“以类相从”的形式。

对旧志，则或删或补。

所有这些体例上的改变与创新，都有利于史料的安排与叙述上的方便。

　　史识方面，他注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不但写成了《元史新编》，而且还写过一部《辽史稿》，惜未存留下来。

由于研究少数民族史，也就必然关注中国的边疆地区，这就为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开导了先路。

魏源认为，后人对元朝的统治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多半是沿袭明朝人的说法。

在《元史新编》中，他对明朝人的民族主义偏见，多处给予了批评。

5、《海国图志》

内容：

围绕“夷”这个中心，全方位地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宗教、文化、教育、风土等各种情况。

意义：

是近代史学萌生的重要标志。

（撰述目的：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依据的史料：

有中国的史料：

正史、典制、地理、类书、笔记等；外国史料：

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的旧著：

《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当时西人著作：

《地球图说》、《地理备考》、《外国史略》、《美理哥国志略》等几乎当时能找到的西方图书。

研究对象：

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

科技比重大：

科技内容占到1/5，（卷84～100）侧重近代军事

实际效果：

道光三十年传入日本，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思潮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

对百日维新也有影响。

《海国图志》是划时代的巨著，《海国图志》不仅标志着中国从此开始真正地观察整个世界了，它成为了近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也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是学转变的开始。

主要就是它完成了史学对象的转变。

边疆史地学

嘉道之际学术风气演变的又一推动力，是学术界有了新的关注的重点，这就是边疆史地学的兴起。

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嘉道年间受到学者注意，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

清朝建立起空前版图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此已有一百多年，学者们以前的智识范围大致只限于中原内地，至此很有必要将视野扩大，系统地研究西北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的变迁。

这是国内方面巩固统一国家的需要。

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西北地区的威胁，而至鸦片战争后边疆危机更加突出。

这是对外关系方面形势发展的刺激。

最早注重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是祁韵士和徐松。

祁韵士早在任国史馆纂修官时，对边疆问题早有兴趣，撰有《蒙古王公表》。

后因事充军伊犁，此期间他对边疆地区有了亲身见闻，对边疆问题的重要性也有了亲身感受，特殊的环境诱发了一门新学问，先后著有《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

西陲系指新疆，藩部系指蒙古。

徐松的成就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的。

徐松也曾因事流放伊犁，出嘉峪关后，沿途详细记下道里城郭，撰成《西域水道记》。

又受将军松筠委托，在《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撰成《新疆识略》。

至道光年间和咸丰初年，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进一步关注这一新的学术领域。

龚自珍曾修撰《蒙古图志》，规模颇大，书稿未完成而遭火灾烧毁。

他任国史馆校对官时，参加重修《一统志》，曾上书总裁官，订正旧志中蒙古、新疆、青海地区有关部落居住、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错漏，共18项。

更可贵的是，他善于利用边疆史地方面的渊博知识，来研究如何解决边疆地区所出现的问题，所撰《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名文，都充分显示出他着眼于安定边防、巩固国家统一，来解决边疆问题的卓识。

魏源所著《圣武记》，大量的篇幅有关边疆民族问题。

他不但记载康、雍、乾三朝在西北进行的巩固统一的战争，而且很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用历史事实驳斥不利于国家统一的论调，谴责制造民族不和与边境事件的清廷不法官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

清代边疆民族问题很复杂，而经过《圣武记》的整理记载，一些较重要的问题已初步有了一个大致清楚的蓝本。

在上述学者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张穆和何秋涛分别著成了边疆史地的名作。

张穆著成《蒙古游牧记》。

他著史明确以经世致用的观点为指导，“既陈古义又论今事”。

自序中说，各省、州、县都有方志，足以“考镜古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学者多懵其方隅，疲于考察，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

”所以要“缀古通今”，着重考察古代蒙古和近代蒙古之间的关系变化。

这种切于实用的观点，使张穆在当时便被誉为西北边疆史地的名家。

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

他之所以特别关注中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不能不高度重视。

他强调撰著此书的目的是“备用”，在《凡例》中揭明：

“明曲直以示威信”，“惩前事以具法戒”，“志险要以昭边禁”，“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

前两项，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正直、有理的一方在中国；后两项，则强调这部书在军事防守上有重要用途。

全书主干部分是《圣武述略》，囊括了清代北部边疆的主要事件。

其他篇章分别对边界、边疆地理、山脉、水道、历史事件等，作详细记载和考证。

当时，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都看出俄国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威胁。

何秋涛在书中记载这些中俄关系史实，证明中国是正义者、受威胁者，唤起人们注意俄国挑起的新纠纷。

书中对于中俄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也如实记载，反映了史学家全面的观点，史料价值很高。

张穆、何秋涛的著作，成为嘉道之际边疆史地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兴起的标志。

与他们时代相同的姚莹，其后的曹廷杰、李文田、丁谦都在这一领域撰写了有价值的著作。

由于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又引起晚清另一新的研究领域元史学的崛起，沈曾植、洪钧、屠寄、曾廉、柯劭忞等都相继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由嘉道年间导源的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因其适应时代与学术发展的需要，至晚清时期终于蔚成风气。

（二）梁启超与“新史学”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新史学”的形成背景：

社会危机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

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

1918年起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

史学是其所长，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上很大的影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

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

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

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分别是：

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

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新史学”一是对旧史学的批判，一是对新史学的探索。

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

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

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

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

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

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

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

又一条是，梁启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

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

《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

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对新史学的探索：

1、历史学的性质和内涵。

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

作者指出：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他说的“历史”，就是历史撰述。

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

以此为前提，他进一步为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

“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

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

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

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

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

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

“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

“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

”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

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

“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梁启超进而又指出：

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

他认为：

“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

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

”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

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2、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他指出：

“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

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

他进而阐述说：

“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

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

”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

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

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史乎！

史乎！

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

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3、重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

梁启超认为：

“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

”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

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

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起来说，梁启超的作用主要是对旧史学的“破”上，对于新史学的“立”，他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科学完整的体系。

与梁启超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家章太炎也对传统史学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梁启超、章太炎建设新史学的主张桴鼓相应，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徵等人开始尝试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撰写中国历史。

夏曾佑编写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书中从西方社会学引进了“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

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等都列有专课论述。

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据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所编《支那通史》增改而成的。

他的另一著作《中国商业史》讲义，论述了历代商品、商政、商业措施、商业地理、中外互市的沿革变迁，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商业专史。

上述这几部著作自然有许多缺陷和错误，但作为近代史学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其价值是很可珍贵的。

　　对于新史学的出现来说，还应该提到当时一些结合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鼓吹革命的普及读物，例如《民报》发表的陈天华的《中国革命史论》和汪东的《法国革命史论》等。

这些读物虽然不是学术著作，但它们所宣传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却是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本文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所具有的鲜明特点之一。

三、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及其重要建树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先驱者中间，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学者是王国维。

他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所做的大量工作，标志着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开始创立。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现了一大批震动中外学术界的珍贵史料，包括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和新疆的汉晋简牍，敦煌莫高窟的六朝及唐人写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等。

这些新发现的史料为王国维开拓新学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王国维在敏锐地觉察到出土文献对中国学问的影响，并在此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邀请作公开讲演时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

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

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  （王国维：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第3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他对甲骨文和金文，对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以及在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

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大多收入《观堂集林》一书，其中如《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和《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王国维对乾嘉考据学有深厚的根底，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开创者，得益于他受过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哲学的熏陶。

他曾经说：

“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皆吾人所酷嗜也。

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

”

王国维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和方法。

他由文字声韵考证古代的制度文物，又进一步从古代的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就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窠臼，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时指出，“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三证”的研究方法，

确实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尤以王国维称之为“二重证据法”的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互相释证，一直被治古代史的学者奉为圭臬。

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与罗振玉有密切关系。

罗振玉对甲骨和金石器物的搜集和考释也有不可抹煞的功绩。

在罗、王的带动下，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在二三十年代一时蔚为大观。

甲骨文研究有“四堂”之称：

雪堂、观堂、鼎堂、彦堂，分别指的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人。

青铜器的研究此时摆脱了传统金石学的骨董圈子，开始形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郭沫若建立两周重要器铭的断代体系，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这一时期对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还有唐兰、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等人。

陈寅恪的史学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妻子为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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