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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渡舟临证指要0206
伤寒论临证指要
刘渡舟
第一章辨非论
第一节《伤寒论》--中医之魂
《伤寒论》为后汉人张机所著。
张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
生卒年代约为公元150年—219年。
他目睹当时疾疫广为流行,死亡惨重,激发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心情,产生了著书立说、救人济世的伟大志愿。
中医学自秦汉以来,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文献。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总结出来《医经》与《经方》两大门类。
可谓炳耀千古之巨著。
在《医经》类里,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以及扁鹊、白氏、旁篇等著作。
这些书主要论述血脉、经络、脏腑阴阳表里的生理病理变化。
还罗列了针砭、汤液等治病方法。
所以,本书的内容与现在的中医学基础理论极相近似。
在《经方》类里,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疸十二病方》、《妇人婴儿十九卷》以及《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等。
这些书除讲求病证外,还对草、石药物的性味、配伍、治疗进行了阐述,它为复方治病用于临床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继承了《医经》与《经方》的学术成就,推广了六经辨证临床价值,制定了理法方药的治疗体系。
并在继承的同时,结合自已的经验和见解做到了发扬光大与推陈出新。
他将伤寒与杂病共论、汤液与针炙并用,这就打破了《素问‧热论》的六经只辨伤寒的局限性。
张仲景六经辨证的实质,是以人体的脏腑经络、营卫气血的生理病理变化做为辨证的客观依据,又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发病规律做为辨证的纲要与指针。
因此,无论伤寒、杂病和它们互相挟杂的复杂问题,都能用六经辨证方法概括而无遗。
六经辨证的理论经仲景建立以后,中医才掌握这一武器而与西方医学相抗衡,并且出神入化立于不败之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伤寒论》能够在千百种的药物中,选择了最有效的药物和最适当的剂量,组成具有最高疗效与惊人贡献的方剂,这在其它医学之中很难做到。
举例而言,桂枝汤仅五味药,它具有解肌驱风、调和营卫、调和脾胃、调和阴阳的独特作用,但组方与剂量又很严格。
如果此方的剂量芍药大于桂枝之上,则就不叫桂枝汤,而叫桂枝加芍药汤,则为治疗太阴病腹满时痛而设;如果桂枝的剂量大于芍药之上,则就不叫桂枝汤,而叫桂枝加桂汤,则治疗“奔豚”气上冲胸之证。
这就看出本书无论药味和剂量,做到如此严格地步,所以才称它为经方。
实际上经方具有规范性、标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由上述可见,辨证论治的开山是张仲景,他在中医领域里的影响极为深远,如晋之王叔和,唐之孙思邈,金元时期之刘、李、朱、张,清之叶天士、吴鞠通等人,无不服膺仲景之学,而后方有所建树。
据统计,在中医学典籍中,惟《伤寒论》注家为最多,见仁见智,蔚成洋洋大观,既丰富了仲景学说,又推动了中医学术不断发展。
中医之经典著作如《内经》、《难经》等书,如果不精通《伤寒论》之学,则难窥其项背。
所以,我认为《伤寒论》乃是中医学之魂,此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事实如此,而何疑之有?
第二节《伤寒论》祖本探源
陈世杰曰:
《伤寒杂病论》实为万世群方之祖。
自叔和尊尚以后,年岁久远,错乱放失者屡矣。
宋治平初命诸臣校定其目有三:
一曰《伤寒论》;二曰《金匮要略方论》;三曰《金匮玉函经》。
《金匮要略方论》序:
“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
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
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
……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或有方而无证,救治疾病,其有末备。
……今又校成此书,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也。
”
我们从宋臣说的“仍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这句话上分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原书的体例和框架,也都是“上则辨伤寒,下则载其方”的格局。
宋臣为了“仓卒之际,便于检用”,他们便援引唐本孙思邈《伤寒论》的“方证同条”而修改了方证分论的原貌。
为了说明唐孙思邈修改《伤寒论》这一事实,试观《千金翼方卷第九》之文:
“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
览之者造次难语,中庸之士绝而不思,故使闾里之中岁致夭枉之痛,远想令人慨然无巳。
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
……方虽是旧,弘之惟新。
”
由此可见,把《伤寒论》原本的“证”在前,“方”在后的体例,改成方证同条、比类相附,乃是孙思邈开其先例,宋治平校注《伤寒论》时,承袭了孙氏的“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体例,这是显而易见之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仲景之书在其历史长河中,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
经晋王叔和的撰次整理此其一;唐人孙思邈倡方证同条之义此其二;宋臣林亿等人校注治平本时沿袭了唐本“方证同条”之义,又及于《金匮要略方论》,此其三。
基于以上理由,我认为唐本与宋本的《伤寒论》已非王叔和撰次之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与移动。
那么,我可以说,流行于世又能接近叔和撰次之原貌,也未受唐、宋两代“方证同条”之影响,恐怕只有现在仅存的《金匮玉函经》了。
这本书虽然也经过宋臣的校注,但他们小心翼翼地“依次旧目”未敢移动,今据宋臣之疏序可以证实:
“《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其济人之心不已深乎?
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
……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臣等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
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
”
我们从宋臣疏序来看,可有以下几种的理解:
一,这本书的“前后”(指证在前,方在后的体例),乃是王叔和整理原书的之体例,非为出自六朝或唐人之手;二、宋臣认定此书确为仲景所著,所以,可与他们校注的本子,乃是同其体,别其名而已;三,此书可与校注本互相检阅,也可以互为表里,这样作是为了“以防后世之亡逸”而设的;四,宋臣对此书的内容,采取了慎审态度,认为“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这就说明了不改动主本的真实意义。
所以宋治平本校注的《伤寒论》版本既有改革了的原来证在前、方在后的版本;而又保存了证在前、方在后的原貌。
这种“故并两存之”用心之苦亦跃于纸上;五、此书“凡八卷,依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
从以上的“依次旧目”,说明了此书条文未加变动,因此它逼真了叔和撰次之旧。
然而,此书第一卷有“生熟二脏之间”,“故张仲景曰”的第二人称,显然为后世医家遴入之文,不得与正文混为一谈。
第三节《伤寒论》的文法举隅
《伤寒论》为辨证论治之巨著,其文以言简义深、寓意奥妙见称。
严器之曰:
“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
”
学习、研究《伤寒论》文法之特点,乃是打开仲景宝藏秘密之钥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为此不揣肤浅,仅就《伤寒论》的“宾主假借”,“虚实反正”,“对比发明”三种文法,举例分析如下,使人由文达医,籍以提高辨证论治水平。
一、宾主假借
也有人称为“假宾定主”之文法。
“假”,借助也;“定”,肯定也。
即借助“宾文”所起的效果而促进“主文”使它卓然醒目,表现突出,而使辨证论治准确无误。
举例而言,第70条(赵本下同)的前半段“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叙证时方药皆略,则属于“宾文”之义,下半段的“不恶寒但热者,实也。
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所叙内容,辨证论治齐备,辨证思想突出,故属于“主文”之义。
本条文一共有27个字,“宾文”9个字,“主文”18个字。
如果只写主文的18个字,则使人读之索然乏味。
加了9个宇的“宾文”则效果极佳,文简而义深:
第一、借助了虚证以烘托出主文的实证,自有水到渠成,而使人肯定无疑;第二,又可以从“实”以例“虚”,反主而为客,则使两个问题彼此印证,相得益彰,咀嚼不尽,玩味无穷。
再举一个例子,第71条前半段(太阳病,发汗后……,至胃气和则愈),其文有证而略脉,则属于“宾文”。
下半段则脉因证治齐备,而属于“主文”无疑。
这一条的“假宾定主”文法,较第70条的义理为胜。
第一,纠正了时医一见咽燥口渴,动手辄用滋濡之弊。
第二,清晰地指出了下焦太阳蓄水,小便不利的口渴病变为气不化津。
结合临床而论,蓄水而津液不化的口渴反用生津止渴之药治疗,临证所见为多,试举一例于后。
患者张xx,口渴欲饮,饮后又渴,咽喉似痛非痛,如有物梗,小便不利,脉来沉弦,舌苔水滑。
余辨为气寒津液不化之证,悉摒生津止渴之药。
为疏“茯苓30克、桂枝12克,泽泻15克,白术10克,猪苓15克”。
此方仅服6剂,则小便畅利,其病全瘳。
由此可以证明,仲景在"胃中干"的口渴上,而不落滋阴养液之窠臼,提示了消渴、小便不利的下焦蓄水五苓散证治。
“宾文”写的恰如其分,“主文”则另辟蹊径而别具一格,又能针对俗见变津干为津聚之妙,烘托入微,使人叹为观止。
二、虚实反正
“虚”非是空虚无物,乃是义藏于内的一种文体。
“实”是对虚而言,是脉因证治,一目了解,毫无隐晦的一种写法。
例如:
第23条在“一日二三度发”前提下,连举三种转归,仲景就用了虚实对写文法。
第一个转归是:
“脉微缓者,为欲愈”;第二个转归是:
“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第三个转归是“面色反有热色者,……身必痒。
”在此仲景写证而略脉,不与上两段等同。
这并非仲景疏漏,乃是在“实写”之后,改用了“虚写”文笔,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与猜想。
古人有“虽是无声胜有声”之说,从发热身痒太阳之小邪未解,则其脉必见浮,亦呼之欲出,跃于纸上。
所以不写浮而脉自见,似比实写更能引人联想翮翩。
现在谈一谈反、正的文法。
“正”和“反”相对而生。
仲景行文布局,有的从正面来写,有的也从反面来写。
凡是正、反两写之文,反面比正面所取得的效果更为精彩。
举例而言,第159条“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泻心汤已”。
以上18个字证治俱全,属于正面的写法。
“复以它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
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这47个字,则与“正写”相反,是仲景设法御变以引伸“心下痞”、“下利”的各种病理变化和各种治疗方法。
这种“反面”的写法,剥去一层,又有一层,能讲得详,论得透,又不受“正面”文法之拘束。
夫“正”与“反”在事实上也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仲景写的“反面”文章也正是补充“正面”文章之不逮。
因为辨证方法是多样化,不能停留在一个模式之上。
三、对比发明
“对比”文法,是对证候的两方,进行排列对比,分析研究,互相发明的一种方法。
例如第12条的“太阳中风”的桂枝汤证,和第13条的“太阳病”的桂枝汤证,看来两条极相近似,然其重出之义经过对比之后,我们发现第12条冠以“太阳中风”四字,而第13条则只提“太阳病”缺少“中风”两宇。
由于排列对比,看出第12条的桂枝汤局限于太阳病中风,而第13条没有“中风”二字则桂枝汤可以泛治太阳病汗出恶风的一切表证。
于是桂枝汤治疗的狭义和广义之分灼然可见,达到了辨证论治的目的。
再如第93、94、95三条并列,分析三种不假药力而汗出的不同机制。
第93条的“冒汗”可责其虚;94条的“战汗”为邪巳外解;95条的“自汗”则为卫强荣弱而邪不去。
三种汗出进行“对比发明”,则引导辨证思维活力自在其中。
总的来说,仲景的文法、无论宾主、虚实、反正、对比等等,都是从两个方面立论,具有一分为二的辨证法思想。
所以,做到了文简义深、奥妙无穷。
至于“夹叙”、“倒装”等文法从略不述。
第四节从《伤寒论》书名谈起
《伤寒论》原名叫《伤寒杂病论》,或叫《伤寒卒病论》。
此书问世不久,就因兵火洗劫而散佚不全。
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搜集整理,使此书得以传至今日。
到了宋朝嘉佑三年(公元1057年)八月辛酉,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儒臣奉命校正医书时,考虑到“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因此先校订《伤寒论》十卷,于治平三年正月中旬竣工而颁行于世。
《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本来是伤寒与杂病有机联系,互相渗透,相互为用的一部书,自宋治平梓版简称《伤寒论》以来,使人误解为《伤寒论》是专论伤寒热病的专著,而其杂病部分,则认为尽收于《金匮要略方论》之中,这种看法陈陈相因一直流传至今。
殊不知伤寒与杂病只能合论,方可体现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把杂病从伤寒中分开来讲,则大失仲景著书之旨。
这是因为单纯病伤寒者少,而与杂病相兼者多,所以只论伤寒不及于杂病则就不够全面。
况且人分男女,体有强弱,年分老幼,感邪虽一,而发病则异。
如果辨证不明杂病之理,则亦不能明伤寒之治。
又有先患它病,后患伤寒,内伤外感杂揉出现,难求一致。
所以,就不能用伤寒一种发病形式而统摄诸病之原委。
柯韵伯深有体会地说:
“伤寒之中最多杂病,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合而参之,此扼要法也”。
柯氏之说,我认为非常正确。
重要的是,六经辨证原为诸病而立,非为伤寒一病而设,方有执曾有“论病以辨明伤寒,非谓伤寒之一病也”,他的论法使人眼界大开。
由此可知,《伤寒论》是将伤寒与杂病有机结合起来,以发挥六经辨证之特长。
如果把伤寒与杂病分成两个内容来论,我认为都是和仲景之学格格不入的。
如果用这种分开的思想来指导学习,恐怕是降格以求,则就难免失其大而得其小了。
学习《伤寒论》是为了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和掌握理法方药的治疗规律,这就是“从大处着眼”,这样才能求到“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的境界。
余不敏,从事中医有五十余年之久,总结起来,《伤寒论》方法治疗外感热病的机会不过十分之三,而治内科杂病则十居其七,事实如此,胜于雄辩。
《伤寒论》的“伤寒”,亦有广、狭之分。
广义之伤寒,正如《伤寒例》所说:
“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成无已注:
“温暑之病,本伤于寒而得之,故太医均谓之伤寒也”。
《肘后方》也说“贵胜雅言总呼伤寒”,而《素问‧热论》的“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这都属于广义伤寒之辞。
狭义伤寒,正如《伤寒例》所说:
“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秘,则不伤于寒。
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
”成无己注:
“其涉寒冷,触冒霜雪为病者,谓之伤寒也。
”这是说的狭义之伤寒。
《伤寒论》既以伤寒名书,又论述了伤寒、中风、温、湿、暍等多种热病的内容,说它是广义的伤寒而似无可疑。
但是,如果从其内容分析,则发现仲景所论之重点仍在于狭义之伤寒。
何以见之?
试从仲景条文排列来看:
第一条论太阳病的提纲证,第二条论太阳病中风脉证,第三条论太阳病伤寒脉证,第四条令人奇怪的未论温病脉证,而反论述了传经问题。
延至第六条才讲述温病的情况。
从条文衔接来看第二条可以接第十二条的桂枝汤证;第三条则可接第三十五条的麻黄汤证,这种写法,叫做头尾相顾,形成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
惟独第六条的温病则无明确的条文与之相接,所以说温病的行文有头而无尾,更缺少相应的治疗方法。
反映了仲景对温病只能为宾,而不能为主。
有的学者提倡的“寒温统一”,这只是个人见解,自当别论,而不能分庭抗礼混为一谈。
第五节六经经络学说之我见
在研究《伤寒论》的六经实质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意见。
一种认识,他们承认《伤寒论》继承了《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方法,以经络脏腑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辨证的根据。
另一种认识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伤寒论》六经,已非《热论》之旧,乃是张仲景别出机杼,另辟新义,已与经络六经丝毫无关。
以上两种意见进行激烈的辩论。
我认为对待古典医著研究,应当坚定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辨证法的思想方法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才能避免形而上学主观片面唯心主义的错误。
凡是主张“非经”说的,他们坚决不承认《伤寒论》与《热论》两书在历史上的渊源。
因此,他们挖空心思用种种说法来诽谤经络的六经。
殊不知如果经络的六经格局被破坏,则《伤寒论》全局皆非。
对发病时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客观规律,则全然不解。
我们认为《伤寒论》的问世,乃是我国中医学发展的总结。
所以,它的来龙去脉都有秦汉时期的医学痕迹,也都有它的继承内容,例如仲景提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汤大论》”等书,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明朝人吕复说过“《伤寒论》十卷,乃后汉张机(仲景)用《素问‧热论》之说,广伊尹《汤液》而为之。
”日人丹波元胤也说:
“阴阳五行,汉儒好谈之。
五脏六腑,经络流注,《史记‧篇仓传》间及于此,《汉志》亦多载其书目,仲景生于汉末,何独摒去?
”
我认为吕复的话,讲出了《伤寒论》的学术渊源与一脉相承之旨;丹波氏则说出两书历史很近,焉有不继承经络之理。
他们的认识,闪灼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的光辉思想。
非经论者,废除了经络以后,换上了很多概念性的东西,什么“六病”、“症候群”、“阶段”、“地面”、“控制论”、“系统论”等等。
这样,他们把经络学说从中医理论中踢出了大门之外。
他们根本不知 道邪气客入人体经络先受方能逐次入里。
所以,《素问‧皮部论》指出“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起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廪于肠胃。
”由此可见,经是受邪之体,也是传入的道路。
经言皇皇,为何不见?
由于“非经”之说渐深,有的老师讲《伤寒论》课不敢提传经,把经络的存在,当做了反科学的东西,岂不咄咄怪事。
经络学意义深远,有他的独特理论,决非诸家纷纷为了经络一线而聚讼不休。
实际上经络在人体起到了联系、沟通、交流、转化、促进等种种作用。
凡是认为中医理论具有整体观和辨证法的,离开经络学说则寸步难行。
《素问‧热论》说:
“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
风府穴在脑后入发际一寸,大筋内宛宛中,为督脉阳维之会,能有总督诸阳之权势,故为“诸阳主气”。
所以太阳能“总六经”、“统荣卫”、“肥腠理”、“司开阖”、“卫外而为固”,与它的经脉大有关系。
我们认为太阳经脉是主表的物质根据,因此,太阳受邪则经脉先病。
《伤寒例》说:
“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
”说明了太阳的生理病理变化,无不与其经脉相关。
“医之始,本岐黄”,我们讲经络,明气血,乃宗岐黄之旨,有论点、论据为证。
而企图从《伤寒论》中取消经络,岂不令人大吃一惊!
太阳经不但主表而且表现在脏腑联系上更为突出,因为太阳之经脉内系膀胱,如果太阳在经之邪不解,而邪气随经入里,则可出现膀胱腑证。
例如:
第124条的“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
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鞭满。
小便利者,下血乃愈。
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
”吴又可注曰:
“案伤寒太阳病不解,从经传腑,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
血结不行者,宜抵当汤。
”
第71条的“太阳病,发汗后,……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此证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系水邪结于膀胱,而使太阳气化不及,上不能润,下不能化,所以渴而小便不利。
太阳经证,有伤荣伤卫之分;太阳腑证,则有病血、病气之异。
充分反映了太阳经腑的内在联系、以及本经发病的系统性和规律性。
然而足太阳经脉又络肾属膀胱;足少阴经脉贯脊属肾络膀胱两经互相联系,故太阳与少阴成为阴阳表里关系,构成阴阳互通与“实则太阳,虚则少阴”的转化之机。
例如:
第293条的“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钱璜注曰:
“一身手足尽热者,盖以足少阴肾邪,传归足太阳膀胱也。
”肾与膀胱,一表一里,乃“脏邪传腑,为自阴还阳,以太阳主表,故一身手足尽热也。
热邪在膀胱,迫血妄行,故必便血也”。
而第301条说的更为精辟,“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
”此证察其发热,则寒邪在表,诊其脉沉,则阴寒在里。
表者,足太阳膀胱也;里者,足少阴肾也。
肾与膀胱,一表一里,而为一合,表里兼治。
由此可见,六经经络学说的联系关系,在辨证中能够分析出太阳病的经证,随经入里的腑证,由太阳内犯少阴、或由少阴外出太阳的阴阳寒热转化等证,体现了张仲景说的“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的病理变化奥旨。
“非经”说者,否定了六经经络的存在,自以为甩掉了经络羁绊,但是适得其反,无论病理上,经络脏腑联系上,辨证论治上,必然是心无主见,手忙脚乱,不能掌握阴阳表里辨证论治的内涵和客观规律。
黄帝曰:
“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又说:
“凡人之生,病之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莫不由之。
”
经络学说如此地重要,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使中医药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为了中医理论和伤寒学的健康发展,抱着争鸣精神,提出自己的见解,请大家指教!
第六节《伤寒论》的六经提纲
近年来有些同志本着争鸣精神,对《伤寒论》六经提纲提出异议,认为六条提纲证内容较窄,起不到提纲的作用,若依据提纲之理学习《伤寒论》则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对六经病的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更有甚者,认为六经提纲之说实是研究《伤寒论》的桎梏,必须打破。
问题提得很严重,使人读后不能默默。
如有主观片面之处,尚希指正。
考古人著书,率有纲目之制,书中之章节条目,必统摄于一定的理论原则之下,使读者能采摭要义,如纲绳在握,则心胸井然有序。
所以,书中之有提纲,乃是必然之举。
如果著书胸无定见,不讲文法,平铺直叙,缺纲少目,则读如嚼腊,此虽有书,亦不足以为书也。
如此而欲达到“文以载道”成为传世之作则岂非空话也。
《伤寒论》乃是一部医文并茂,言简意赅之巨著,其中提纲、子目,仲景虽未明言,然读书如饮水,冷暖而入自知也。
然则“纲”之义为何?
考《书经‧盘庚上》曰:
“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韩非子也说过:
“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
由此推知,凡书中之提纲,皆具有统摄与指导之意义,而《伤寒论》除体现了仲景对疾病运动规律的正确认识之外,同时在写法上也是以纲带目,主次有序,前后联系,首尾相顾,古人所谓“鳞甲森然”者也。
那么,《伤寒论》之提纲体现于何处?
目前对提纲的认识可分为两种:
一种主张以六经做为辨证提纲,其理由认为仲景辨证方法,总不离六经之范畴。
这一观点,为国内大多数医家所赞同。
另一派指国内少数医家,亦包括日本国古方派,他们认为仲景辨证提纲不是六经而是阴阳,只要辨出是阴是阳,则表、里、寒、热、虚、实等情自可迎刃而解。
这就在伤寒学上形成了一宗六经,一主阴阳的两种观点。
我们认为《伤寒论》确实有以阴阳为纲之处,如《辩脉法》的“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可见仲景以阴阳为纲而统摄辨脉之法也;《太阳病上篇》第7条的“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此又以阴阳为纲统摄辨证之大局也;《太阳病中篇》第58条的“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此仲景又以阴阳为纲概括治疗之大法也。
如此看来,阴阳似乎可以代替六经而为《伤寒论》一书之提纲矣。
然而,阴阳作为辨治总纲,大则大矣、美则美矣,而其义犹末尽善也。
何以见之?
因为中医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之上的,物有象,故阴阳必须应象。
若应于人,则五脏为阴,六腑为阳;血为阴而气为阳;荣为阴而卫为阳也。
所以《伤寒论》以太阳应膀胱,阳明应胃家,少阳应于胆,……于是六经辨证体系始得以建立。
倘无脏腑经络之形客观存在,则阴阳无象可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无法进行辨证论治。
可见阴阳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
后世医家不识此理,企图把阴阳与六经分开。
殊不知阴阳如果没有六经物质基础,则使仲景之辨证论治之道无法进行。
《伤寒论》尚有397法之称,若无纲目之制,则读者未有不望洋兴叹。
于是仲景锦心绣手,于六经之首各设提纲证以统摄之,开宗明义,提要钩玄,以反映本经病证的脉证特点和主要病机,故为方有执、钱虚白、徐灵胎、柯韵伯等伤寒大家所公认,亦为后世广大学者所遵循。
可惜的是,有的同志由于对提纲证之义不做深入分析,为了否定“提纲”竟提出太阳病提纲未言“发热”二字从而否定六经提纲理论。
可以看出,这些同志对仲景之学、柯琴之注缺乏系统的研究,对仲景为何不提发热之底里,则更茫然不解。
仲景曾在第三条说过: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
很清楚,他提发热时用“或”字,提“恶寒”则用“必”字。
仲景认为发热乃后现之证,所以,不列入提纲之中。
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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