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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十九世纪下现实主义
十九世纪(下)
(现实主义部分)
南北战争与第二次文学高潮
美国独立以后,由于残酷的奴录制度的继续存在,极大地妨碍了整个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
尽管1820年通过了南北妥协的“密苏里协定”,但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并存给整个国家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经济上的停滞;再加上黑奴的反抗,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广大民众为一方的废奴派和以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另一方的蓄奴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1860年10月,美国举行第十六任总统大选,代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提出了废除奴隶制的竞选纲领,该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
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指责选举不公正,并以此为借口,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叛乱推翻林肯总统。
同年12月,南卡罗来纳州率先宣布退出联邦,接着六个蓄奴州相继退出,并于1861年2月初在蒙哥马利城召开各州代表大会,另立宪法,另选总统。
3月,林肯就任总统后,多次对南方提出劝告无效。
4月12日,南方军首先炮击并占领查理斯顿港口的萨姆特要塞;4月15日,林肯宣布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人民为维护和恢复联邦的统一向南方叛军发起反击,南北战争正式爆发。
四年内战的结果,不仅是废奴主义者击败了奴隶主,而且也是工业主义的北方战胜了农业主义的南方。
战后的南方诸州经济,依然一蹶不振,而北方的情况恰恰相反,财政经济兴旺发达,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机械化更促进了这种繁荣。
外国移民蜂涌而入,北方人口骤增。
但是,象波士顿、纽约、费城和芝加哥这样一些城市,表面繁华似乎给人以安全,舒适感,其背后却潜藏着与现代工业社会同步发展的强烈不满危机。
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他们满以为战争消灭了奴隶制度,美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民主、最美好的国家,但战后的现实却使他们大失所望。
共和党不久即成为广大民众利益的出卖者;而原先代表南方奴隶主势力的民主党则摇身一变,成了北方金融资本与南方农业资本相结合的产物。
这两个政党沆瀣一气,建立起专制独裁的寡头政权,使美国社会进入建国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战前那种缅怀过去、耽于理想的浪漫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人们需要正视社会、人生和生活,于是,现实主义逐渐取代了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的滥觞及其特点
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小说。
按历史时期划分,废奴小说产生于南北战争以前,它是促使这场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根据废奴小说的性质,它已经不属于浪漫主义的范畴,而是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过渡。
因而战前以写废奴小说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小说家,如斯托夫人、布朗、道格拉斯等都被看作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南北战争之后的六十年代末期,其标志是“乡土文学”的涌现。
这种文学常常采用短篇小说的形式,也有少量诗歌。
它们在艺术上的共同点是采用当地的方言,描绘本乡本土的传说、故事或现实生活,用幽默的笔法描写人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乡土文学”不仅出现在东部文化发达地区,也出现在新开发的西部地区和刚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南方地区。
实际上,“乡土文学”是美国文学从浪漫主义转向真正具有
批判能力的现实主义的萌芽。
它的代表作家是当过马克·吐温早期创作指导老师的布莱特·哈特和萨拉·奥尼·裘维特、路易莎·梅·阿尔柯特等。
九十年代以后,“乡土文学”开始衰落。
在经过了三十年左右的发展和变化之后,这种文学或因过分追求异域色彩流于肤浅而被淘汰,或最终汇入现实主义的潮流之中。
现实主义小说的真正开端是威廉·豪威尔斯和马克·吐温的创作。
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风格的现实主义。
豪威尔斯是一家全国性文学杂志的主编,他竭力反对浪漫主义,提倡“现实主义”。
他的“现实主义”概念是“不多不少地忠实于所描写的对象”,而对象主要是“日常的、平凡的事物”。
他认为,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完美典范”。
但是,“忠实”是有倾向性的,描写现实并不等于现实主义。
豪威尔斯前期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是倾向于歌颂,因而模糊或掩盖了美国战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马克·吐温则从另一个侧面开拓了现实主义的蹊径。
他看到的是美国社会的不民主,因而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马克·吐温讽刺艺术的源泉。
有人把豪威尔斯称为“英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而把马克·吐温称为“美国本土的现实主议”。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对后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历史证明,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经过赫姆林·加兰、司蒂芬·克莱因、欧·亨利和法兰克·诺里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到90年代末期,形成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高潮,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继浪漫主义文学之后的第二个高潮。
与此同时,以豪威尔斯为代表的温和现实主义,在与他的同路人亨利·詹姆斯、伊迪丝·华顿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也形成了一股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潮流。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将近半个世纪。
当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全盛时,美国南部还存在着奴隶制,北部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完成,所谓“民主,自由,平等”口号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理想;因此,在文学创作上,从独立革命以后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占了主导地位。
在这种传统下,即使反映北部社会矛盾的作品,也常常采用象征的手法。
当南北战争尚在进行时,初建的共和党就利用高关税、国家银行与铁路津贴等形式全力以赴地发展工业。
政府在给铁路当局以筑路权的同时还拨给他们备用土地,致使其在向西部开发时一直凌驾于沿途农民之上。
由于范德比尔特、杰伊·吉尔德、詹姆斯·希尔与哈里曼等人建起了他们的铁路帝国,全国的财政金融财富就随着他们的筹划与投机而涨落。
大经营商吞没了工业资本的提供者和地区的财富,随后生意倒闭,把铁路转让给银行家族,尤其是摩根家。
金融资本不久发现了建立拉斯控制产业的方法,以后又出现了有限公司的形式。
继铁路之后,又发展出西部联合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以及一系列规模较小的康拜因。
它们或多或少都受到银行家的控制,“华尔街”成了新权势的象征。
与此同时,另一种力量开始在有组织的工人中形成。
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菜市场,一枚炸弹炸死了七名警察和一名工人。
这一事件震动了全美国。
美国社会以资本为一方,以工人为另一方的分裂戏剧性地表现出来。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就象它以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开始其民族文学成长的时候一样,这时的欧洲又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完全适合南北战争以及西部开发新态势的观点以及文学创作的方法。
从思想内涵看,首先,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批判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特征。
七、八十年代的一些政治小说或“问题小说”,直接描写政客、投机商和金融,家相互勾结掠夺财富、贿赂议员、收买选票等等丑恶行为。
有的作品则揭露垄断组织对小农经济的摧残。
在欧·享利的短篇小说中,金融、强盗与骗子是一路货色;在诺里斯笔下,铁路就象章鱼一样把无数腕足是侵入到各个角落。
马克·吐温的作品对备色各样的丑恶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就连豪威尔斯后期作品中的华尔街老板也不再象他早期作品的资本家那么“可爱”了。
其次,现实主义文学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描写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及其命运。
工人、农民、店员、水手、黑人常常成为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
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他们倍受剥削,生活极端贪困,对垄断资本十分愤恨,向望自由和幸福,但理想往往不能实现。
以上两点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分。
此外,由于战后的美国在北部地区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南部正在恢复战争的创伤,西部有待于开发和建设,给人们的发展留有较大的空间,因而民主自由的口号在战后一段时间内还颇有市场,不少作家相信民主万能,着力于歌颂美国社会的“民主”,如豪威尔斯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马克·吐温虽然能够看到美国民主的真象,但作为民主理想的信奉者,也不时流露出为美国式民主沾沾自喜的优越感。
加兰·克莱恩等人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则是建立在民主、平等、幸福、自由等抽象的人权观念之上。
在他们的作品中,下层人民的形象常常是孤立的、缺乏斗争精神的个人。
19世纪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文学作家一方面继续以怀疑、批判的态度描写美国社会,揭露垄断集团的罪恶行径,并对下层人民寄予极大的同情;但另一方面,由于其民主理想的破灭,而产生了悲观主义情绪。
他们笔下的人物,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幸福和民
主也只能是徒劳的奋斗和追求。
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问题相关的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美国资本主义经过一次次经济危机,科学思想开始传播的时候,改良主义有其丰厚的社会土壤。
改良主义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前提,主张“回到民主政治”,企图以局部改革的办法医治资本主义的顽症。
它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出现了贝拉米作品中不经过武装斗争就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美妙前景”。
豪威尔斯在后期创作中热衷于基督教社会主义,渲染乌托邦理想。
加兰、诺里斯等作
家也认为,只要有个好政府加强“管理”或者真正做到“民主选举”,由“普通的人”来管理政府,抑制垄断资本的发展,人民就能享受民主、幸福和自由。
除此之外,美国的现实主义还有其它一些特征,如独特的幽默描写和自然主义倾向等等。
自然主义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短暂,并不占主导地位。
废奴小说—海尔德列斯、斯托、布朗和道格拉斯
所谓“废奴小说”,是指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而盛行于50年代,以废除奴隶制度,揭露和控诉奴隶主罪行为目的的美国进步文学潮流。
在南部蓄奴洲,整个社会都是建立在强制奴隶无偿劳动基础之上的。
奴隶是从非洲贩运来的黑人,他们在奴隶主的种植园里从事田间劳动,既没有人身自由又没有人权保障。
而奴隶主却从他们的劳动中榨取巨额利润。
因为南部以原料生产为主,其主要产品原棉的推销完全依赖英国市场,所以南部的奴隶主阶层在政治上亲英,在经济上敌视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税制。
南部的蓄奴制与北部的资本主义雇佣制之间一直存在着利益上的根本冲突。
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南北双方通过多次妥协,总算维持了联邦的统一。
北部要求把南部蓄奴制固定在原有范围内,而南部奴隶主为了维持其生存并求得进一步发展,利用他们在参议院中的势力千方百计要把蓄奴制扩大到新州。
50年代以后,南北的矛盾发展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最后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早在18世纪末,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发起并组织了美国第一个“废奴协会”。
进入19世纪以后,以美国进步政治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左翼势力,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着反对蓄奴制、争取废除蓄奴制的努力。
废奴文学就是这方面的努力在文学上的体现。
从19世纪30年代到南北战争爆发,是废奴运动十分高涨的时期。
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威廉·洛易德·加里森于1830年创办了第一家废奴派报纸《解放者报》;1833年美国反对蓄奴制协会成立以后,北部宣传废奴的进步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
到40年代,这类报纸不下几十种,废奴团体多达两千多个。
废奴主义者要求在全世界禁绝奴隶买卖,彻底废除蓄奴制,竭力反对蓄奴制向新州扩展。
这一主张符合广大农民获得
西部自由土地的愿望,与“自由土壤”运动不谋而合,因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废奴文学的早期作品主要是诗歌,朗费罗、爱默生、罗威尔、惠蒂埃等著名诗人都创作过一些杰出的废奴诗作。
30年代后期,首先用小说形式来表述废奴主义主题的是理查德·海尔德烈斯,1836年他的长篇小说《白奴》开创了废奴小说的先河。
1852年,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夫人又以杰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把废奴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黑人小说家威廉·布朗的长篇小说《克洛泰尔:
或总统的女儿》以及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传体三部曲《弗莱德里克,道路拉斯生活的自述》也是
废奴小说中的优秀作品。
理查德·海尔德烈斯(RICHARDHILDRETH,1807—1865)出生在马萨诸塞州迪尔弗特,1826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波士顿做律师。
1832年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奴隶,或阿尔琪·摩尔的回忆》出版后,获得很大成功。
此书在修订后于1852年再版时改名为《白奴》,成为仅次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著名废奴小说。
海尔德烈斯同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发表过不少经济学、哲学和美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白奴》通过一个混血种奴隶阿尔琪·摩尔的自述,描写了广大黑奴的悲惨命运。
主人公阿尔琪·摩尔是春菌种植园主查理·摩尔上校与白一个混血女奴的私生子。
他身上虽然只有三十二分之一的黑人血统,外表与人没有什么差别,但由于他的母亲是奴隶,他的身份也只能是奴隶。
阿尔琪17岁时他的母亲患病死去,临终前,她把阿尔琪出生的秘密告诉了他,这使阿尔琪对以生身父亲摩尔上校为代表的庄园主阶级产生了强烈的仇恨。
阿尔琪爱上了上校大女儿的贴身女奴卡茜,当他们即将结婚之时,凯觎已久的上校企图霸占卡茜,于是阿尔琪秘密约同卡茜逃离了种植园,在荒野暂时栖身。
由于一个白人的出卖,他们俩不仅重落虎口,而且被摩尔上校折磨后分别送到市场上卖掉。
阿尔琪先后两次易主后,在一次郊外祈祷会上意外地遇到了思念已久的卡茜。
而卡茜也已经换过了好几个主人。
与妻子的重逢和儿子的出世,使阿尔琪暂时沉浸在幸福之中。
然而厄运不久又一次降临,阿尔琪被主人卖到了鲁查哈契种植园。
在那里他在黑奴汤姆的帮助下,逃到了自由州的纽约。
后来,他飘洋过海跑到英国,做生意发了财。
20年之后,阿尔琪以自由公民的身份回到美国,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妻子和儿子,全家终于欢聚一堂。
《白奴》中主人公的遭遇是千百万奴隶的缩影。
作品通过对奴隶们所经受的令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的描绘,深刻揭示了美国奴隶制的罪恶本质,对广
大黑奴的非人生活给子了极大同情。
当然,作者是白人,他自己没有也不可能有切身的体验,因而人物形象缺乏某些具体生动的内涵。
小说以阿尔琪发家致富解救妻儿为结尾,表现了作者的美好愿望,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深度。
哈里叶特·比彻·斯托(HATRIETBEECHERSTOWE,1811—1896)出生于康涅秋格州列奇文城。
在学生时代,斯托夫人的思想就非常活跃,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拥护者。
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的作品曾对她产生过重大影响。
1832年,她随父母迁居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城,在当地一所女子中学当教员。
此时她开始尝试写作,并于1834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杰出的故事:
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速写》。
1836年,她与激进的废奴主义活动家卡尔文·斯托结婚,故称斯托夫人。
辛辛那提城位于俄亥俄的北岸,与南部蓄奴洲肯塔基只有一河之隔,对面常有黑奴冒死潜水逃跑,斯托夫人和她的丈夫、兄弟、姐姐都曾多次援助这些逃亡的奴隶。
然而他们的义举毕竟是杯水车薪,更多逃亡的奴隶被抓回受到严刑或被处死。
面对奴隶主灭绝人性的血腥暴行,斯托夫人义愤填膺,促使这位年近40岁的女小说家决心写出一部以黑奴的非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来。
1850年初,斯托夫人随丈夫来到缅因州。
当时关于反对蓄奴制的全国性讨论激发了她的灵感。
她奋笔疾书,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写成了被后人称为“不朽的著作”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小说于1851至1852年先后在《民族时代》杂志上连载,1852年单行本出版后,第一年在国内就印了一百多版,销售30多万册;在国外,原文和译文共销出250多万册。
这部小说击中了美国最大的时弊,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万恶的奴隶制在美国究竟还要存在多久?
此书为斯托夫人带来了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声誉。
但是,南方的奴隶主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反动文人对作者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诬蔑她的作品是凭空编造的,是对南方生活的歪曲。
为了批驳这些可耻的谎言和诡辩,斯托夫人在1853年发表了《关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答辩》一书,用法律条文、法庭记录、报纸报道和私人信件等大量资料和事实来证明作品所描写内容的真实性,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一切有良知的,正直的美国人的大力支持。
《汤姆叔叔的小屋》发挥了进步文学在一个国家政治变动的关键时刻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
正因为此,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结束前夕接见斯托夫人时,戏称她为“写一本书发动了一场战争的小妇人”。
斯托夫人还写了其它一些小说,如《在国外生活的快乐回忆》(1854)、《德雷德,阴暗的大沼地的故事》(1856)、《教长的求爱》(1859)、《奥尔岛上的明珠》(1862)、《古镇上的人们》(1869)、《我的妻子和我》(1872)、以及《波格纽克人》(1878)等,但它们的影响都无法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相比。
《汤姆叔叔的小屋》讲述的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悲惨故事:
汤姆原来是肯塔基州奴隶主谢尔比的“家生”奴隶,从小待奉主人,为人可靠,成年后被主人提拔为总管。
谢尔比在股票市场投机失败,破产负债,不得已决定将汤姆和谢尔比太太的贴身女奴伊莱扎的爱子哈利卖掉抵债。
伊莱扎得知消息后连夜携子出逃,在途中与不堪受恶主人虐待的丈夫乔治·哈利斯相遇。
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他们一家终于逃到了加拿大获得自由。
汤姆是虔诚的基督徒,伊莱扎当时也曾劝他逃走,但他拒绝了,他不愿因自己的逃走而连累其它黑奴兄弟。
不久,他被卖给奴隶贩子海利。
在去南方的船上,他救下了落水的女孩伊娃,伊娃的父亲圣·克莱亚就将他买下来带回家中。
汤姆在克莱亚家里平安地生活了两年。
由于主人劝架死于非命,他又被卖给了一个名叫雷格里的庄园主。
起初雷格里很器重汤姆,还有意提拔他当监工,但由于汤姆生性耿直,多次得罪凶狠的主人而遭受鞭打。
最后,为了掩护被雷格里蹂躏的女奴凯茜和爱弥琳外逃,他被雷格里活活地打死了。
但他宁死也不肯说出她们的去向。
他生前虔诚地依上帝,可是上帝始终也没来救他。
《汤姆叔叔的小屋》取材于现实生活,因而在创作方法上也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突破了在小说方面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传统。
这部作品描写生动细致,有些部分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它不仅成功地刻划了不同类型的黑奴形象,也逼真地勾画出奴隶主阶级的丑恶嘴脸,形象地再现了南部社会的真实面貌。
因此,这部小说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运动的前驱,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结构松散、语言略嫌做作、个别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是该小说的不足之处。
如果说白人作家海尔德烈斯和斯托夫人以其优秀作品为美国废奴文学的出现呜锣开道的话;那么,黑人小说家布朗的创作则意味着美国黑人在美国文学史上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
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WELLSBROWN,1816—1884)出生在肯塔基州中部列克星敦的一个奴隶家庭,原名不详。
布朗生性倔强,少年时就多次企图逃到北方,他的母亲因此而被卖到远方做苦工。
1834年,布朗终于逃出南部,来到自由州俄亥俄。
出逃途中,他曾得到一个名叫威尔斯·布朗的废奴主义者的帮助,因而改名威廉·威尔斯·布朗以志纪念。
布朗思维敏捷,刻苦好学,到达北方不久,就参加了废奴运动,并通过自学获得了一定的文化知识。
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苦难经历,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描写黑奴生活的作品。
1843年至1849年,他应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废奴协会的邀请前往那里工作,从此与社会上改革运动的许多团体建立了联系,逐渐成为黑人的领袖人物和废奴运动的骨干。
1849年布朗代表美国社会和平组织去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此后在欧洲逗留了五年,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从事创作。
1853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克洛泰尔,或总统的女儿》。
《克洛泰尔》是以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传说写成的。
据说杰弗逊同他的混血女管家生过两个女儿,克洛泰尔是其中之一。
她虽贵为总统之女,但由于母亲是奴隶身份,也无法逃脱遭受折磨的厄运。
克洛泰尔成年后被卖给了弗吉尼亚州一名叫霍拉修·格林的政客,成了他的情妇,生下两个女儿。
不久,格林正式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对克洛泰尔母女百般虐待,还把克洛泰尔卖到边远的南部,使她们母女离散。
克洛泰尔历经千辛万苦逃回弗吉尼亚,想把女儿救出火坑。
适逢德雷德·司各特领导的黑奴起义受到镇压,克洛泰尔与许多其他无辜的黑人一起被捕关进华盛顿监狱。
她越狱外逃至华盛顿长桥附近时,因被追捕的白人包围,跳入波托马克河自尽。
这是由黑人作家以黑奴的悲惨命运为素材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它通过对克洛泰尔的特殊身份和她与广大黑奴一样最后被逼上死亡道路的描写,对罪恶的奴隶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并以大量的篇幅对德雷德司格特领导的奴隶起义进行了描写,明确表示了作者的革命倾向和立场。
布朗还创作有《黑人:
他的祖先,他的才华和他的成就》(1863年)、《克洛泰利:
南方联盟的故事》(1864)、《起义者的儿子》(1874)和自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
一个逃亡的奴隶》(1847)等作品。
其中有的失传,有的影响不大,但作为第一个黑人作家,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EUGLASS1817—1895)也是一位奴隶出身的黑人领袖兼作家。
他出生在南部马里兰州的特尔勃特县,母亲名叫哈丽特、贝利,父亲是一个不知姓名的白人。
道格拉斯尚在幼年时母亲就不知去向,外祖父母把他抚养到八岁,此后在一个叫做“卡蒂大婶”的女人照料下长大成人。
他从小就在劳埃德的种植园里从事繁重的奴隶劳动,受尽折磨,有好几次险些送了性命。
1836年,他逃到北方的马萨诸塞州,改名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不久参加了废奴协会的活动。
1814年他第一次在废奴运动大会上现身说法,描述了自己当奴隶的经历,并当众出示伤痕累累的身体,引起很大震动。
此后,他专为废奴协会从事宣传工作。
1845年,道路拉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自述体小说《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黑人奴隶的自述》,详尽地描述了他早年的奴隶生活和逃亡经历。
这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但也暴露了他自己的身份。
为了逃避奴隶主的追捕,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去了英国。
1847
年回国后,创办了废奴报纸《北极星报》。
从此他成为政治活动家和废奴运动的领导者。
南北战争爆发后,作为林肯黑人问题顾问的道格拉斯,说服林肯同意在马萨诸塞州组建了两个独立的黑人师团,他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首批到师团当兵。
这两个黑人师团对北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道格拉斯在黑人中的声望也与日俱增。
战后,他成了著名的黑人领袖,担任过哥伦比亚特区行政长官和联邦法院的法官等政府要职,还出任过海地公使。
道格拉斯一生的主要作品就是《自述》。
这部小说在出版10年后,经过修改和补充改名《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重新出版。
第三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经过增补后于1881年出版书名改为《弗莱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时代》;此后又继续增补,以同一书名再版于1892年。
道格拉斯逝世后,这本书又出版了最后一个版本。
这部《自述》是他一生奋斗的总结,几乎记载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还描
写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
可以说《自述》是19世纪美国的一部形象、艺术的历史。
道格拉斯由一个逃亡的奴隶逐步变成全国闻名的领袖人物和国家高级官吏,在美国史上尚属首例。
他的奋斗史有许多值得人们借鉴的地方。
因此,他的《自述》也是美国文学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现实主义文学领袖: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MARKTWAIN,1835—1910)原名塞缪尔·朗荷恩·克莱门斯,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马克·吐温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弗罗里达。
他父亲曾任地方法官,后因家庭负担过重,改行务农,当了农工和仓库管理员。
在马克·吐温12岁时,因遇风寒突然病故。
马克·吐温被迫中途辍学,去汉尼巴尔城一家印刷厂做学徒。
1853年,18岁的马克·吐温离开家乡,沿着密西西比河,从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靠出卖排字印刷技术为生。
在密西西比河上,他经常听到轮船上的水手在测量水深时呼喊: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
”意思是说水有两(即12英尺)那么深,轮船可以安全通过。
在他的眼里,领航员简直就是密西西比河上的“国王”,心里着迷似地要成为领航员。
1857年,他终于当上了领航员,在大河上下航行,停泊于两岸的大小城镇。
这使他有机会去熟悉各式各样的人物,观察他们的生活,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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