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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沈从文边城研究报告述评
近十年沈从文《边城》研究述评
温泉
沈从文的《边城》问世已经}o余年了,《边城》的研究也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
据笔者粗略统计,研究《边城》的专论文章有上千篇,沈从文研究专著中设专章研究《边城》的有十余部,在其它文章和专著中论及《边城》的有数千处,直至今天,《边城》仍是许多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关注的热点。
本文以1995年至2005年为研究年限,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论述加以梳理、述评,将其研究的兴奋视闹归纳为牧歌说、悲剧一挽歌说、文化一原型批评说等三个专题,并略览了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边城》整个小说有着浓重、多层次的象征意义,用文化一原型批评的方法来审视小说中弥漫着的淡淡哀愁将会有全新的诊释。
一牧歌说
牧歌(pastoral)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等一类词汇搭配,对那些回避现实矛盾,抒情气息浓郁的乡土文学作品作印象性的描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里,牧歌似乎比“田园小说”这个概念更能反映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抒情的本质和意义,因此,牧歌使用的概率相对稍高。
1995年以前的研究者关于牧歌说的阐释只是简略提及,如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设专章讨论沈从文的小说,他称《边城》为“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
他称这种牧歌体是沈从文“最拿
手的文体”,而《边城》是这方面“最完善的代表作。
”凌宇肯定《边城》的牧歌情调,听到了《边城》里“清越的牧歌声”,但他更注意更强调“清越
的牧歌声里夹着不谐和的现代杂音”,这“不谐和的现代杂音”具体表现就是“横在翠翠和摊送之间的那座碾坊”,但“沈从文不忍心让人心的丑与恶直接出面来破坏美与善,以致这一重大的现实社会因素在表现上,几乎淹没于环境的牧歌情调里。
”杨义则注意到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
”
1995年后也有学者关注牧歌说。
杨义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中说:
“这是一首圆润悲远的乡土抒情诗,一首灵秀惆怅的田园牧歌。
它以柔婉清凉的歌喉,引导人们从桃花源上溯七百里的酉水流域,谛视一种自然、自在、野趣悠然的人生方式。
”旷新年主编的《解读沈从文经典—边城的田园牧歌》中提及:
"I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
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
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
的小说和戏剧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5]贺立华主编的《亲近名著—中国文学卷》认为:
“《边城》中洋溢着牧歌气息,而乐园和挽歌是牧歌的基本框架。
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
”[6]
这些都是蜻蜓点水般的论述,没有系统展开,直至刘洪涛,《边城》的“牧歌说”才得以系统全面地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推出了刘洪涛多年研究的成果《<边城)与牧歌情调》,该文考察了“牧歌”这一术语的来龙去脉,认为《边城》是体现牧歌这一抒情特质的典范之作”。
接着他从《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入手,对《边城》艺术的独创性和意味进行了深人的阐释。
文章认为:
《边城》“首先构筑了一种乐园图式”,《边城》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自然胜景,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感。
乐园图式中的自然崇拜和刻意展示,在《边城》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边城》的忧伤和凄婉无处不在,牧歌中“含有悲剧成分”。
忧伤和悲情主要来自于现实的层面、命运的层面、象征的层面。
大洪水的到来,爷爷之死,渡船飘走,白塔坍塌,这些都象征着诗性人格遭到重创,乐园的倾颓。
从乐园到挽歌,标示出牧歌的基本框架结构。
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人,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
“当《边城》的牧歌图式指向一个文化隐喻时,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
作者指出:
“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
文章说:
“我认为国民性中不仅有劣根性的一面,还应该包括姑且称为优根性的一面。
沈从文的小说大约与鲁迅同时代,不过一个写浙东,一个写湘西。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另一些中国人,他们非常安祥、和谐、善良,恰恰就没有鲁迅小说中劣根性的东西,把两位大师的小说放在一起谈,可能会帮助我们得到国民性的完整形象”,文章认为:
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去理解。
接着作者结合沈从文创作道路阐释了他塑造中国形象的内在动力。
因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外部环境推动作用和沈从文从思想到艺术的高度成熟《边城》的中国形象脱颖而出。
刘洪涛的论文从牧歌人手分析,高屋建领,得出了诗意中国形象的结论。
另外,他将鲁迅的阿Q形象与沈从文的诗意中国形象并列,说明一个劣根性和一个优根性恰好合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不但阐释了《边城》的文学意义,而且稍带肯定了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
二悲剧一挽歌说
与牧歌说相对立的是悲剧-挽歌说。
在近十年的研究中,除了继承以往的悲剧观念以外,研究者开发了多种研究视角,从道德悲剧、农业文明意象的破碎悲剧等视阂拓展了研究范围。
这种观点在《边城》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1996年王轻鸿在《“建筑在水上”的边城—沈从文<边城)内在意蕴新解》中认为:
“沈从文在《边城》中展示的并不是一幅恬静优美的湘西风情画,而是在痛苦的低吟着一曲哀婉的曲子。
”刘敏认为:
“在我们强调沈从文《边城》的这种现代性意义时,从《边城》中还读出了另一种意韵一深沉的悲悯和悲哀。
刘西渭认为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善良,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
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
一个更大的命运缩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的一个永久法则:
悲哀。
”[9〕杨义则为:
“《边城》这是一出愁绪缥缈的人间情爱悲剧,然而在这些人性皆善、性自天然的人群中,辨不清社会的制度和文明的梗阻。
它充满着原始人类阴差阳错的神秘感和命运感,自然安排了人的命运,人无怨无艾的顺乎自然,融乎自然,组成一种化外之境的生命形式,组成一首曲终奏雅的人性抒情诗……它在生命形态的悲剧中发掘的不是残酷而是优美。
邱志高系统地研究了《边城》中的抑郁情绪,从人物的悲剧命运与宿命感、情感倾向与理性审视中的两难心境、白塔的双重象征、现实的宣告与历史的积淀等四个方面管窥了作品中的悲剧意味,从而得出“小说体现的并非牧歌情调,而是‘反牧歌’情调,即一种浓得无法消解的慢郁情绪”的结论,“从《边城》文本隐显的情绪和作家主体当时创作心态的反观与阐释中发现,作家的抑郁情绪得到了外化,作品人物的情绪和作家主体的情绪得到了融合和重合。
整部作品透散出一种无法消解的抑郁情绪,让读者终卷后无法轻松。
”姜彩燕提出:
“沈从文一方面从边城那原始古朴的民风里找到了他渴望的人情人性的美,同时对湘西人民因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继续着悲凉的人生有一种忧患与痛惜。
作品中那翠绿的竹草、清澈的溪水、宁静的白塔、小溪上的绳渡、茶峒的码头、酉水岸边的吊脚楼,以及端午节赛龙舟、捉鸭子比赛与男女中秋月下对歌等,给我们展现出湘西如诗如梦般的神秘与美丽,而翠翠与老船夫的内心孤独,他们对未来命运的忧虑,他们心底不被理解的希望与痛苦,又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紧紧相连,化为《边城》的一种内在的悲凉而感伤的乐章,使作品通篇浸透着一种忧郁的抒情诗气氛。
”
这些研究都是笼统地从传统的悲剧角度出发,到了王洁、刘乃华、王友光、魏家文等人,则开始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边城》中的悲剧情绪。
如王洁、刘乃华在《<边城>与道德乌托邦》中说:
“《边城》创造了一个传统性的道德乌托邦,旨在批判受到工业文明污染的现代社会,并宣传自己的德治理想,但其强烈的悲剧意识却又宜告了这一道德乌托邦的破灭,从而昭示了传统德治思维模式在向现代社会创造转换过程中的局限性。
”认为《边城》“多多少少从某一个层面上揭示了近代以来整个知识分子群落的精神困境或内在紧张感,并将它延伸进整个传统的精神文化意蕴之中。
所以它的悲剧性显得特别深厚与悲枪。
”他们从道德伦理角度重新阐释其悲剧性,特别提出“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悲剧故事的发生方式或者说悲剧类型,正是这一特殊的悲剧类型,才使《边城》在文化层次上显出它的深长寓意”。
王友光则从城市文明、农业文明意象及其沦丧角度进行分析,认为:
“《边城》设置的不是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而是“一组破碎而优美的农业文明的囿于意象”,“来自现实的忧思与悲凉化为一段段凄婉而清丽的惆怅,如烟如雾,丝丝缕缕的萦绕在作品始终。
”
魏家文则将牧歌作为悲剧性的掩体,从表面的优美中发掘出隐藏的矛盾与悲剧性,认为“这些悲剧的发生实际上是极自然的,既没有人为的恶意破坏,也没有外力的逼迫强制……悲剧的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追求幸福的权利。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行为背上‘不义’和‘不孝’的骂名,因为这样的行为与边城固有的文化传统是相违背的……在此,作家已经有意无意的向我们透露:
作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性本身具有无法克服的悲剧性。
”他从人性、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揭示了《边城》中所展示的近代以来整个知识分子群落的精神困境,使人耳目一新。
三文化-原型批评说
随着文化学的勃兴,研究者开始试图用文化批评的方法进一步解读沈从文,解读《边城》。
文化批评是一种宏阔视野,没有一叶障目之弊,对长期受禁锢的批评界,无疑是一剂良药。
近十年的文化批评角度多集中在神话原型、集体无意识、民俗原型等原型批评,使用文化-历史分析方法,从人类学、叙事学、伦理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带有新世纪的研究特点,这也是笔者认为最有研究价值的方向。
较系统使用文化-历史分析方法阐释《边城》的,要数刘永泰的《<边城>:
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一文。
该文分为“是怀念,更是抵抗”、“是悲伤更是背叛”、“两种旋律”、“理想主义的现代化”、‘旧益清晰的真面目”等五节来讨论《边城》。
全文把《边城》放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和中国的被动现代化进程中来解读。
文章认为:
渲泄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才是作家创作《边城》的深层的根本动机。
沈从文曾提起的“湘西的堕落”只能算是一种触媒,一种契机,所谓“民族品德的重造”只能算是表层动机,作家深层的创作动机是“抵抗”,用作家在《水云》中的话说是“将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后生命得到了平衡”。
文章认为:
《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更艺术地表现了作家面对这场变故而生的真切感受。
它是唱给残败湘西的挽歌,但更显示了无可抗拒的历史理性对民族情感的又一次胜利。
文章认为:
《边城》中轻柔、平和、明快的弦律,实际已上升为中华民族牧歌般的思乡曲;另一种则是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其实是中华民族农业社会瓦解的挽歌一全民族隐秘的心声。
挽歌中现代化社会在农业社会的虚墟上建构起来。
文章认为:
《边城》表现出的现代化模式是理想主义的,它具有审美价值而不具有科学价值。
《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已经颠覆了的,但它们却又是现代人极想拥有极为珍视又极为缺乏的。
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因此而有了巨大的审美价值。
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农业社会,照亮了作者和接受者幽暗的心灵世界,它还将继续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永远、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以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16]。
刘永泰不玩文字游戏,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实实在在把《边城》放在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审视,纳人到现代化的经验系统中来解读,出现了不少新的见解,给人以启发。
而用神话原型批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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