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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研究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分析与启示
全球化与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研究:
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分析与启示
2010-12-3
摘要:
本文基于21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2009年期间的季度数据,将国外产出缺口、进口价格等全球化因素引入传统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中,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全球化对其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影响。
结果表明,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没有普遍出现全球化显著影响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现象,但是全球化因素在近十年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而且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其通货膨胀对进口价格的敏感度越高。
关键词:
全球化,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面板数据
一引言
在过去20年间,无论是发达市场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且通胀波动幅度也变得更加平稳。
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动态特征的转变,引起了学界和货币当局的普遍关注。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通胀动态机制特征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
Tootell(1998)发现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低失业率伴随着低通胀率,意味着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变平了。
pain等(2006)以及Borio和Filard.(2007)发现其他很多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近年来Taylor(2000)和Zhang等(2008)的研究还发现,世界多数国家的通胀动态持久性显著减弱。
此外,传统的通胀动态传导效应在减弱,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国家出现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货币大幅贬值现象,但通胀率并未出现大幅波动(Sekine,2006)。
那么,全球范围内的通胀动态机制特征发生转变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货币当局如何准确选择合适的政策框架,从而实现对未来通胀的有效管理。
已有研究大多强调国内货币政策等因素对本国通胀动态机制转变的影响,如货币政策可信度的加强、通胀目标制的施行以及国内经济周期性条件等。
例如,Clarida等(2002)指出,通胀动态机制特征的转变主要是由于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反应变得更加主动导致的。
Roberts(2006)认为货币政策区制变迁可以完全解释通胀动态机制的变化(如菲利普斯曲线变平的现象)。
Mishkin(2007)也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变平是更加有效的钉住通胀预期的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因为这种情形下中央银行关注于建立一个更牢固的名义锚。
Pain等(2006)以及Zhang和Clovis(2010)发现货币政策可信度变强,有助于降低通胀动态机制中的通胀持久性强度。
尽管各国内部货币政策的系统性改进对通胀动态特征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各个国家机构设置不同,发展程度不同,而且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独立性以及汇率体系等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仅从一国内部条件和货币政策角度来解释这种世界性的共同变化是不足的。
为此,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开始关注国外产出缺口、进口价格以及贸易开放度等全球化因素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尝试从全球化视角解释通货膨胀动态机制的变化特征。
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大部分文献都以发达市场国家为研究对象,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
另外,已有文献对于全球化是否影响通胀动态机制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
例如,同样基于美国的数据,Tootell(1998)没有发现全球化因素影响美国的通胀动态机制,而Gamber和Hung(2001)却发现全球化因素(以美国35个贸易伙伴国的产出缺口来衡量)与美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效应。
Hooper等(2006)的研究则显示,当国外产出缺口的计算以OECD国家为基准的时候,国外产出缺口对美国的通胀率没有解释力。
Mishkin(2008)也认为全球化因素对美国的通胀动态机制影响不大。
在针对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争论。
IMF(2006)利用1970-2004年多个工业国的数据,将贸易开放度、货币政策可信度和劳动市场刚性等自变量引入通胀动态机制模型,发现贸易开放度对工业化国家的通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因为贸易开放度是逐年上升的,所以已有研究推断通货膨胀对国内产出缺口的敏感度降低是全球化导致的结果。
Allard(2007)针对欧盟新加入成员国的通胀动态机制进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在过去10年显著地抑制了通货膨胀。
Bo-rio和Filardo(2007)研究了17个0ECD国家的数据,发现国外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货膨胀具有显著驱动效应,并且已经超过了国内产出缺口的影响。
但Ihrig等(2007)指出,Borio和Filardo(2007)的通胀动态模型设定没有正确处理序列相关性问题,当序列相关性问题得到合理处理后,全球化因素对OECD国家的通胀动态机制影响非常微弱。
综合来看,全球化因素对通胀动态机制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学术界尚未达成广泛共识。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与通胀动态机制转变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已有研究多是从国内因素分析通胀动态机制特征(刘金全等,2006;张成思,2008;杨继生,2009)。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国外产出缺口、进口价格和开放度等反映全球化因素的变量引入传统的通胀动态模型中,并基于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自1990年以来的季度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阶段研究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以国外产出缺口为度量指标的全球化因素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之后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通胀影响程度显著增强,而且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其通胀对进口价格的敏感度越高。
这些结论也表明,虽然从过去20年总体来看全球化因素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动态机制影响相对较弱,但是近10年来各国通过扩展市场资源配置、调节国内外市场的供求关系推进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因素表现出对国内通胀动态走势日益增强的影响态势。
随着全球化生产体系、全球性市场竞争以及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化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显现。
因此,各国货币当局在应对通胀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急需将全球化因素纳入决策信息集中。
二 新兴市场通胀动态机制转变特征分析
本文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界定,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21个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后文简称为“新兴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亚洲(中国、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色列)、拉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欧洲(俄罗斯、捷克、匈牙利、波兰、土耳其)和非洲(南非)。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的经济金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大部分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进程中,因此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不如发达国家有效。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的通胀率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而且变得更加平稳。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的全球化程度也出现大幅上升的现象。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在表1中对比了21个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在2000年之前和之后对应区间的通胀率均值、波动性(即标准差)以及全球化程度,其中全球化程度使用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名义GDP的比重来衡量。
从表1中的统计信息不难看出,新兴市场的通胀率均值和波动性普遍出现大幅下降趋势,平均来看通胀率水平在新世纪一般都没有超过两位数字(除俄罗斯和土耳其之外)。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拉美和欧洲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上世纪90年初曾经历过非常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例如巴西、秘鲁和俄罗斯的通胀率曾一度高达1000%以上,对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表1中最后两列的对比结果还显示,在新兴市场通货膨胀动态特征由高位大幅波动转向低位平稳波动的同时,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开放度出现了普遍增强的现象。
其中,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全球化指标增长幅度在20%以上,而中国、印度、泰国、阿根廷、巴西和南非的全球化增幅更是高达50%以上。
通胀动态机制特征与全球化程度的同时转变,似乎暗示全球化可能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渠道影响国内通胀动态机制特征。
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新兴市场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度日益增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与各国国内驱动因素之间的联动关系可能会受到全球化影响而减弱。
例如,以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为基础的传统通胀动态机制模型,当考虑全球化因素之后,通胀率对国内真实产出缺口的敏感度可能会降低。
另外,全球化因素也可能通过主要贸易国的实体经济变化情况(即国外产出缺口等)直接对国内通胀动态走势产生影响。
这些相关内容将在下一部分进行深入分析。
我们首先利用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作为基础,分析新兴市场各个国家(及地区)的通胀动态机制特征还有哪些变化,特别是考察通胀率对国内真实产出缺口的敏感度和通胀持久性特征的变化,以此作为引入全球化因素之后的模型的比较基准。
我们的基本模型设定为:
其中,c是常数项;Ydt表示国内产出缺口;p是由AIC准则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门是通胀持久性系数,捕捉了所有通胀滞后项对当期通胀率的影响程度,也反映了当逼胀率受到随机冲击后返回静态所需的时间(时间越长,持久性越高);β表示真实产出缺口对当期通胀率的影响程度。
另外,我们还考察通胀率对国内产出缺口的敏感度,根据滞后算子多项式的基本特性,从模型
(1)不难推导出通胀率对国内产出缺口的1年期敏感度为β(1+γ+γ2=γ3),2年期敏感度的定义依此类推。
表2报告了模型
(1)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估计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确保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从估计结果来看,部分国家的真实产出缺口弹性显著为负,这似乎与理论上通胀率与国内产出缺口正相关是矛盾的。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模型
(1)遗漏了重要的相关变量,需要拓展模型才能正确捕捉对应的通胀动态过程。
对于产出缺口弹性为正的多数国家与地区中,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匈牙利和秘鲁的产出缺口弹性在2000年以后明显减小。
另外,在产出缺口对通胀率的累积影响方面,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哥伦比亚、匈牙利、秘鲁和波兰8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显著的减小趋势。
在表2报告的估计结果中,我们还注意到通胀持久性系数的变化。
除印度、巴西、墨西哥、秘鲁、俄罗斯、土耳其之外,其余15个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都出现了通胀持久性的大幅下降。
通胀持久性的减弱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通胀率受到随机冲击之后返回静态值所需的时间减少,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降低。
综合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的通胀动态机制特征确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变,不仅通胀率水平和波动性大幅下降,而且通胀持久性和通胀率的国内产出缺口弹性及敏感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小。
通胀动态机制特征的这种转变,一种解释是各国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加强。
货币当局制定了更低和更稳定的通胀目标,产生“自我强化”机制,有效地引导经济主体产生更低更稳定的预期,使得通胀动态机制特征发生上述转变(ZhangandClovis,2010)。
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货币机构设置、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以及不同的汇率制度,所以仅从国内货币政策角度来解释通胀动态机制转变的普遍现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此,我们将分析的视角进行拓展,集中探索全球化因素是否影响新兴市场的通胀动态机制以及影响的程度和方向。
三 引入全球化因素的通胀动态机制
(一)全球化对国内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机理
前文分析表明,全球化可能通过某些特定传导渠道影响国内通胀动态机制。
如果能够从理论上阐释全球化程度的变化对国内通货膨胀动态走势的影响,就可以进一步通过经验分析检验相关的理论假设。
所以我们需要厘清全球化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影响国内通胀动态机制。
首先,全球化进程可以影响通货膨胀对国内产出周期性变动的反应。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内很多商品的价格不仅取决于本国需求和供给,而且会受到外国需求和供给的影响。
因此,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内产出和需求间的联系,有可能降低通胀率对国内产出缺口的敏感度,相反增强通胀率对国外产出缺口的敏感度。
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国外产出缺口首先可以影响国外的商品价格,而国外商品价格又是本国进口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进而通过进口价格影响国内的通胀走势。
事实上,国外产出缺口不仅可以通过商品市场影响其贸易伙伴国的通胀水平,还可以通过要素市场产生影响。
例如,当一国的工资水平上涨快于国际市场时,不同形式的国外劳动力介入就可能会减弱该国的工资及价格上涨压力。
其次,全球化因素还会影响国内通胀对进口价格通胀率的敏感度。
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对国内通胀率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可以理解为进口价格变化率已被包括在国内价格变化率中,因此进口价格通胀率的升降可以直接导致国内通胀指标的起伏(Thomasetal,2006)。
间接效应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国内通胀,例如进口价格通胀率下降可以提高本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及给定名义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也就是说,进口价格的下降会降低工人对名义工资增长的要求,进而影响国内通胀水平。
另一个方面是通过比较优势导致国内生产的重新分配。
例如低进口价格可以约束国内厂商的定价行为,使得国内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更加富有弹性,通过更加激烈的竞争促使国内厂商削减工资、降低成本或者减少生产,从而影响国内通货膨胀走势。
归纳起来,全球化对国内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有两个最重要的传导渠道:
一是国外实体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即贸易伙伴国的真实产出缺口);另一个是进口价格变化率(即进口价格通胀率)。
我们下面针对这两个渠道基于新兴市场的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
(二)国外产出缺口、进口价格与通货膨胀动态机制
为考察全球化因素对新兴市场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我们这里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计量模型设定规则以及Thomas等(2006)的研究思路,将国外产出缺口与进口价格通胀率两个指标同时引入通胀动态机制模型,即:
其中,Yft表示国外产出缺口(依据IMF公布的各国前十位贸易伙伴国真实产出缺口的加权平均值计算,权数为2007年、2008年以及2009年前三季度的贸易占比平均值);pmt为进口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P由AIC准则选取。
根据模型设定,如果全球化通过国外产出缺口影响国内通胀动态机制,那么在经验检验中会看到国内产出缺口对通胀的影响力降低(即卢变小),而国外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的动态驱动效应增强(即δ增大)。
同时,系数η表示通胀率对进口价格通胀率(相对于国内通胀率)的敏感度。
如果η>0则意味着当进口价格通胀率增长快于国内通胀率时,将会引发通货膨胀上升,相反则会对国内通胀有向下的压力。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存在,面板数据模型经常会出现内生性问题。
因此,如果使用普通面板最小二乘法(LSDV)或者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模型
(2)进行估计,可能无法消除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为此,我们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方法(GMM/DPD)进行估计。
估计过程中,系数和权重矩阵的收敛使用迭代循环方式计算,广义矩权重使用横截面权重法,以允许在相关维度上存在异方差,从而使估计结果相对稳健。
表3给出了面板数据模型
(2)的水平GMM估计结果。
为考察不同时期全球化对新兴市场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情况,我们在表3中报告了3个不同时段,整个样本(1992-2009)、新世纪以前(1992-1999)和新世纪以来(2000-2009)的结果,每个时期又分为无国别固定效应和有国别固定效应两种情况。
在这6组结果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是2000年之前和之后(最后两组)估计结果的对比。
首先我们注意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在全样本区间还是在其他两个子样本区间,进口价格变化率对新兴市场的通胀率都具有正向影响。
其次,在2000年之后的样本区间内,国外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胀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效果,而且对应的系数估计值与2000年之前的结果明显提高。
这里的结果有两层重要含义:
一方面,说明全球化通过国外产出缺口渠道对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形成显著影响;另一方面,表明全球化可以通过进口价格渠道影响新兴市场的通胀动态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外产出缺口不仅可以通过商品市场作用于通货膨胀,也可以通过要素市场影响全球市场的通胀水平进而影响一国的进口价格,所以国外产出缺口与进口价格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共线性。
这种共线性问题一方面可以解释当国外产出缺口与进口价格同时都对通胀率具有正向影响的时候进口价格系数估计值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影响表3中估计结果的精确度。
为了规避这一潜在问题的可能影响,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全球化因素对新兴市场通胀动态机制影响的进口价格渠道,即比较各国通胀率的进口价格敏感度与各国开放度的对应关系。
从理论上说,如果全球化通过进口价格影响通胀动态机制,那么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将伴随着越高的通胀对进口价格的敏感度。
通过分析各个国家通胀率对其进口价格敏感度随着各自开放度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判断全球化因素是否通过进口价格渠道对新兴市场的通胀动态机制产生影响。
图1以开放度为横坐标、以通胀率对进口价格变化率的敏感度为纵坐标,刻画了各个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在2000年之前和之后的两段时期内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2000年之前,没有呈现出开放度与通胀率对进口价格敏感度正比例增加的关系。
而在2000之后的10年间,除少数国家外(阿根廷、马来西亚和土耳其),新兴市场总体上表现出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地区)伴随着越高的通胀对进口价格的敏感度。
在实践中,我们还进一步将图1中上下两幅图的数值相减,得到散点图(横轴是开放度的增加值,纵轴是通胀率对进口价格敏感度的增加值)。
从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点都位于第一象限内,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两段时期内全球化程度是不断加深的,并且开放度增加的同时伴随着通胀率对进口价格敏感度的上升。
综合上述分析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市场不断融入全球市场,新兴市场总体开放度也随之不断提高。
这些重大变化使得各国国内通胀水平日益受到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产出缺口以及各国进口价格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外产出缺口在新世纪已经成为影响新兴市场通货膨胀的最主要推动力,而国内产出缺口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同时,在上文的分析中,不仅面板数据模型明确体现出进口价格对国内通胀具有正向传导效应,而且从各国进口价格敏感度与开放度的对比关系也不难看出,全球化因素通过进口价格渠道对新兴市场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本文还特别考察了在不引入国外产出缺口以及进口价格通胀率的情况下国内产出缺口系数在2000年前后的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我们发现,如果忽略国外产出缺口的影响,国内产出缺口系数在分割点之后并无大幅度减小的迹象(点估计值略有增大)。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全球化因素确实是导致通胀对国内产出缺口敏感性下降的重要原因。
四 结论与启示
全球化是否能够全面解释通胀动态机制的特征转变,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但近年来的研究趋向于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全球化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统的通胀动态机制,进而使得各国货币政策调整变得更加复杂。
Mishkin(2008)指出,尽管全球化不能完全解释一国通胀动态机制的转变特征,但是全球化可能会通过一些微妙的方式影响国内通胀动态走势。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微妙的方式体现在全球化通过国外产出缺口以及进口价格渠道对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在分析全球化对新兴市场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过程中,本文阐释了国外实体经济发展以及进口价格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
概括来说,全球经济由于技术(包括通信和交通等方面)的进步、贸易和合作的深入将会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影响通货膨胀的各种全球化因素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深入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在商品市场上,通过进口价格对国内物价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影响国内商品的价格水平;而在要素市场上,则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双向流动影响一国的供求状况,继而影响工资、利率等名义价格水平。
一个国家的需求不足(或供给不足)可以被另一个国家的需求旺盛(或供大于求)而抵消。
因此,全球化可以通过外部商品市场或要素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平抑国内供求失衡的状况,从而对国内通胀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在当前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大趋势下,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针对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和调整将变得更加复杂,政策调整的系统性误差风险也将更大。
因此,只考虑国内产出缺口的传统通胀动态模型将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相互交融的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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