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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自然观详细
7-1-2-1、关于中医理论方法的特色和优势
(1)中医学的自然观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为指导去认识世界,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观。
它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形和气两种基本物质形态构成,每一具体的物体,都是形气相互转化的生存之宇。
阴阳二气的对立互根,三阴三阳的离合运动,五类形质元素及其相应状态之间的生克制化,形气两大类物质的互相转化,是宇宙乃至人体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
亦是万物之间辩证统一关系之所在。
这是一种物质因素和事物关系统一的理论。
它的深刻意义,尚未被大多数学者所认识。
这也就是李约瑟所提到的为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有机的自然观”(其正在为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所“被迫采纳”)。
在现代西方科学和哲学领域内,物质元素和事物关系被严格区分为两大范畴,表现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分工。
而当代物理学以及系统论的研究成果表明,将元素和关系划分为两大范畴是不合理的。
中医学这种物质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统一,是一种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目来认识它的先进理论的雏形。
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形气学说,内涵着时间空间、物质元素、运动规律,以及质量、能量、信息、形象、相互关系等一系列客观存在的统一。
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曾生动地描述了中医学对宇宙自然总联系的认识:
“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文中将太虚、宇宙、万物、生命描述为一个环环相扣、生化不息的有机整体。
无涯的宇宙,充满了生化的大气,万物由此而孳生。
太虚总统天地,天气统摄地气,天地又主宰着形类。
恒星、行星无不影响着自然界的阴阳刚柔,从而影响着物类和生命的进化繁衍。
由太虚元气所化的时间、空间以及恒星、行星、昼夜、四季、万物与生命,构成了一个严格的系统的整体,一个有生命的“活”的宇宙。
这一自然观认为,人与宇宙同源,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有一个既包括宇宙又包括一切生命现象在内的统一的但不能人为简化的客观规律。
与上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整体、联系、运动)迥然不同,在近代西方世界,随着十六世纪新的自然科学理论的诞生和机器的发明,自然界被看成是庞大的“机器”,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忽略,不再有人理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古希腊的至理名言。
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后,自然界不再被看作是一部机器,而是被看成不断发展的过程。
但是人们又认为进化是生命和环境对立的产物,有机体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中医学则不仅认为宇宙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并认为生命的进化与宇宙的进化是协调一致的。
中医学上述自然观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周易》的学术思想。
中医理论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周易》有密切关系。
明·张景岳深刻揭示了“医易同源”的关系,显示出中医学术体系“医哲一体”的本质特征。
其《类经附翼·医易义》云:
“宾尝闻之孙真人曰:
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
以谓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而易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
且医有《内经》,何借用于《易》?
舍近求远,奚必其然?
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开,学到知羞,方克渐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
易者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合阴阳消长之机。
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
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
”
任应秋亦认为“医通于易”。
他借助于恽氏大论作了如下阐释:
医通于易,自来医家都有这样一种说法。
但究竟如何相通,很少有明白晓畅的解释,甚至有的把《易经》看作是不可思议的神秘典籍,因而把医学理论也弄得很神秘。
恽树珏(即恽铁樵)则认为《内经》与《易经》有共同的基础,故其理论,不仅可以互通,而且有密切的关系;不仅并不神秘,而且完全可以理解。
他说:
“《内经》常言‘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此十字即《易》之精义。
含生之伦,无论动植,莫不有少壮老病已,生长化收藏。
而尤妙者在生则必长,少则必壮,壮则必老,老则必已。
已者自已,生者自生,万汇纷纭,绝无一刻停息。
毕竟孰为之?
孰令致此?
则时序为之也。
夏暖秋必凉,冬寒春必温。
假使无温凉寒暑之变化,则无生老病死之变化。
自今日言之,南北极终年冰雪,动植不生,殆近于无变化者。
古人虽不知有南北极,然早已洞明此理,故《内经》全书言四时,其著者明如‘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
如敷和、升明、备化、审平、静顺各纪之类。
《易经》则曰:
‘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
’知万事万物无不变化。
故书名曰《易》。
知万事万物之变化由于四时寒暑,四时寒暑之变化由于日月运行。
欲万物不变,非四时不行不可,欲四时不行,非日月不运不可。
故曰: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
’四时为基础,《内经》与《易经》,同建筑于此基础之上者也。
”
山西赵炎瑣如此强调中医学的本质特征,自有其道理:
“……特色乃由本质特征所决定。
西医属现代医学,也搞整体系统研究,也讲预防为主和重视正气。
那么,中医和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愚以为区别就在于整体恒动这一根本观念上。
人的生命是在永恒变化着的自然界里生长壮老已,生命的过程是人体内外物质的不停顿地交换,‘非出入则神机不化,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六微旨大论》),‘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这些经文看似简单、浅显,在中医文献中到处被引用,可谓“俯拾皆是”。
也难怪行外的涉猎者见此颇生腻烦。
可是要在具有西方科学技术头脑者思想上牢固树立起这样的观念——或者换一句话说,这些基本概念要打进他们那根深蒂固的“实体论”的头脑,又谈何容易!
然而正是以这种极其简单、极其浅显、极为普遍而又极易为人们所忽略,但却无人可以移易或推翻的观念作为牢固的基础和出发点,古老的中医学得以建立起自己久经考验的理论大厦。
此大厦与天地同体。
除非天地毁、四时不运,春温、暑热、秋燥、冬寒等消失,中医理论大厦才会坍塌——笔者插)。
健康是这种运动的适度稳态,疾病是这种稳态的‘失调’,治疗是对‘失调’的调整——生命在运动中,病亦在运动中,治还在运动中。
这是中医用‘动’的观点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的角度。
《内经》‘人与天地相应’,‘成败倚伏生乎动’,‘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论述,只不过未提出这样一个概念而已。
况且‘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以类比象法成了历代医家之宗,他们以无数直观的事实进行类比、概括,从整体上把握生命与疾病的运动,又从运动中考虑人体内部以及人与自然界的联系,才得以避免那种割断联系的、静态的认识和分析方法上的缺陷,指出人体内部物质运动的矛盾和发展规律,揭示整体水平上的‘超功能’部分的特异性,强调高层次对低层次的支配控制作用,而著书立说,造就了中医学的人体观、疾病观、治疗观。
整体恒动观既强调人体内部的协调完整性和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性,又注重在此基础上的运动变化及其内在矛盾的根源和规律。
这种把自然、社会、心理三方面统一于说明病理、归纳症候、诊断治疗、制方定法、量药达幽等等的整个过程,这种把自然现象(宜改为“规律”——引加)贯注于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之中的思想和四诊合参、全面分析、综合判断,局部与整体有机联系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较比西欧之医,自有珍贵之处。
”
引按:
和上论相反,某些人把在自然科学的东方回归中,现代西医理论医学受到系统论影响所搞的一点点很不成熟的“整体系统研究”——这种研究根本不是近代西医所具备,且远未为现代西医临床所普遍接受——看得比中医经过几千年反复锤锻的整体恒动观还要“先进”,还要“科学”,并进而鼓动中医学向西医学看齐,声称非如此中医学便不能生存。
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和赵氏大论相比,这种论调显得多么肤浅和荒唐!
赵氏总结性指出:
“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归根结底是保持这一核心观念,只有在整体恒动观念指导下,才能深刻理解和发掘中医的理论,才能正确继承中医的学术理论,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
(2)中医学的方法论
现代西方医学的主要方法是“实证分析法”,即按照结构层次逐级深入地对人的实体进行还原性分析、解剖,将整体还原为微末的组成部分,以此来说明整体的功能和变化。
中医学恰恰与此相反,主要采用“模式综合法”,即以自然界的生化模式,类比人体的生命过程,以自然之常类拟人体之常,以自然之变喻人体之变。
通过辩证思维,建立效法自然的抽象生理、病理模型,作为生命实在的“神似物”,如脏象学说、经络学说、伤寒六经辨证、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等,都是经过思维再创的抽象模型,而不是对具体实在过程的机械描述。
它追求的是本质特征和变化规律的“神似”,而略于形迹的逼真。
模式综合法与实证分析法各有利弊,但不能简单地视为“半斤八两”,或随心所欲地合而为一。
就前者而论,它抓住未知物与已知物的相似性,能够从本质上把未知物的特征简要地描述出来。
因而在利用药物、针灸、气功、摄生等方法的整体综合效应,对生命活体进行整体综合调控方面,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
实证分析法仅仅适合于对无机物和机械进行研究,或将生物有机体降格为无机物或机械进行研究。
我们看到,即使对于无机物的研究,现代物理学也开始大量使用模式综合法,如卢瑟夫原子结构模型,就是基于与太阳系类比的抽象思维产物。
自从量子论和相对论诞生后,人们认识到,对微观世界越来越难以进行实证研究了。
理论物理学也被迫越来越多的采用这一方法。
因此,绝不能以中医学的脏象、病机等学说与西医解剖、化验对不上号,而轻率地否定这一独特方法论的科学价值。
我们之所以反对对于实证分析法即解剖分析、仪器检诊等等的顶礼膜拜,道理就在这里。
西方现代科学的前沿已经证明,即使是对于无机物的研究,实证分析法也不是最佳方法。
这是因为无机物同样处于“变化”和“联系”的世界之中。
只不过其自身的变化以及联系较之有机物缓慢微小而不易在短期内为常人或肉眼或精密仪器所察觉罢了。
(3)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目前科学界认为,人类的思维方式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抽象(逻辑)思维,二是形象(直感)思维,三是灵感(顿悟)思维。
当代的思维科学,仅对抽象思维有一定的研究,出现了有一定理论和概念体系的逻辑学。
它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思维方式。
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尚未被认真研究,但它们恰恰是创造性科学的重要思维方式。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而且倾向于整体形象。
中医学史上的所谓“上工”或“神医”,则是形象与灵感思维的结合。
形象思维的方法在中医学里称为“取类比象”。
英国斯巴克斯不久前讲:
“这是一种不同于简单科学归纳的思维,而是复杂的、多途径的、多回路的思维。
”
欧阳錡曾论及中医学的理论思维特征。
他写道:
“……辩证的思维方法,不是把本来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环节隔离开来考察,而是在客观运动各层次上、不同广度和深度上揭示客观形式彼此间的辩证关系。
中医对待临床上的各种复杂现象,也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其内在联系,研究其转化关系,从而不断地把认识引向深入,揭示各种疾病的特殊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正是中医长期立于不败(临床有效)之地的根本原因。
”
凌立坤提出并坚持的所谓“反逻辑方法”即“模式思维”说,可以从中医学获得强有力的论据,并可视为是对中医思维方式的很好说明。
他写道:
新发现的方法仍然可以称为“反逻辑方法”。
思维科学中有逻辑方法与反逻辑方法的出现。
思维中出现了模糊,人们反映这一模糊状况就不单用概念,而且用模型、反映模糊、表现为模式以及模式的变换。
这些都说明它比普通逻辑思维前进了一步,而且比辩证思维有新的发展。
构成模式思维的方法步骤是:
1、根据思维对客观对象的形式的和辩证的反映,加上对未知事物、规律的猜测、假说,通过思维的加工而构成模式;2、通过模型而对客观形象的模拟得到对象整体的模糊认识;3、通过思维的弹动——接近反映对象真实面目或理想面貌的反复优选活动(它内涵实际活动的因素)而认识对象。
可见,模型、模拟、模糊、模式,构成模式思维的特点和因素,它是思维指导实践的必经步骤。
“这一模式思维方法,把它同以往的方法相比,就可以知道,以往人们认识对象采取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人们从静态方面去研究这些形式出现普通逻辑体系,而从动态方面去研究这些形式就出现辩证逻辑体系。
那么模式思维则认为,思维的起点不仅是概念,而且是模型;对事物的判定不仅是判断,而且是模拟;对事物求取新知的方法,不仅是推理,而且是模式。
它是用一般概念和辩证概念去构成模型综合运用各种判断并模拟反映判断包含不了的东西,甚至反映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此句表述似欠妥。
“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岂不是纯主观的东西?
似宜改为:
“无形可征的规律性一类的东西”。
“规律性”等虽无形可征但同样是客观存在而非莫须有。
——引加)。
所以,模拟要比判断的内容丰富、充实。
而模式既包括以往推理结论,又有模拟事物弹动的特性,使人们得到更多更新的知识(俗语云“举一反三”“见多识广”似乎也是讲这种模式思维——引加)”。
引按:
凌氏的“反逻辑方法”大论正在受到锤锻。
从中医特点看来,其表述是很有道理的。
例如中医临床对所谓“柴胡证(少阳证)”的认识,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模式思维。
“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即言中医在诊疗中只要见到被诊病人的主症和经验过的柴胡证的必见症之一,即可以认定为此证而予小柴胡汤治疗,并不要求前后两病人的症状及体征乃至体质完全相同(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其取效虽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绝少出现无效甚至反效的情况。
笔者由于对思维科学领域涉足不深,尽管联系中医临床思维过程产生某种“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但还不敢贸然下结论说:
中医的临床思维特征之一就是“反逻辑方法”。
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与这种“反逻辑方法”为常规逻辑方法所不容一样,中医的相当成功的独特思维方法同样为常规逻辑所不容。
我们现在至少可以从凌氏大论中获得如下教益和启示:
即在常规的经典的逻辑体系之外还另有一个新的天地;截至目前为止的逻辑学的成就还远没有终止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对于人类自身思维规律的认识。
带着这个观点再来看看李某对于中医运气学说的责难:
运气学说“不具备科学理论的严密的逻辑证明,没有借助逻辑证明来说明其真理性,揭示自然界气候变迁及其与人之间的必然的逻辑联系。
”
这里的所谓“逻辑”,显然是传统的、经典的、常规的逻辑。
如果仅限于此,则李某论断确澡无误,中医的运气学说确实没有也不可能为现有的常规逻辑所证明。
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运气学说是科学理论。
因为李某所论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常规的逻辑是否已经达到能证明或阐述运气学说科学性的境界?
常规逻辑远非万能,更没有穷尽真理。
运气学说乃至整个中医理论的所有学说极富奇特性、独创性,几乎全为常规逻辑所不容。
它们也许只有待诸来日,依据凌立坤提出的“具有模糊性、偶然性、瞬时性和创新性特征”的反逻辑方法(即形象思维、灵感思维等等)才能加以理解和说明(请特别注意:
是“说明”而非“证明”。
请千万别忘了,用以证明或判定医学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临床实践)。
关于思维的特征尤其是医学思维,姜兆候也有深入思考。
他指出:
形象思维作为与抽象思维不同的一种思维方式,总是普遍地被运用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渗透,共同为医学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有时形象思维还是取得杰出成就的诱因。
姜氏指出:
形象思维是客观存在的基本思维形式。
它是指“用形象来思维”,“用形象来思考”,就是大脑通过大量的个体形象的记忆进行综合地再现。
形象思维也具有思维共有的特征,即有理性功能和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它不像抽象思维那样通过创造概念,进行判断、推理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创造形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
这种创造是通过主客观形象资料的联系对记忆中的各种形象加以比较、概括和综合,通过把分散的感性材料构成一个典型的总体形象来认识事物本质的。
既然形象思维也是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的一种思维方式,那就不只是艺术家和和文学家才特有的思维方法。
对探索、认识疾病本质的医学家来说,形象思维也妙用无穷,以至必不可少。
姜氏正确指出:
医学科学是生命科学中最复杂、易变、多样,而且是有声有色、形象万千的学科。
英国学者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精辟地指出:
很多人发现:
把思想具体化,在脑海中构成形象,能激发想象力。
古代医学朦胧的、朴素的、闪烁着智慧火花的见解往往与当时的哲学思想、宗教意识糅合在一起,混融于某种形象之中。
提到“形象”,极易与中医相通。
举个常见的例子:
一眼看去目黄身黄,一问尿黄,中医即可迅速确诊为“黄疸”,因为此证已在有经验的中医头脑中构成了形象。
不若西医同道硬要等到化验结果出来才能确诊。
其治疗效果又还远不如中医药理想。
此化验在中医看来无异于画蛇添足、劳民伤财。
和形象思维密切相关,宋知行氏深入探讨了中医思维的艺术性特色。
宋氏写道:
意象是一种概括性的形象,而见诸文字,必须使其具有鲜明生动性和直观可感性,然后才能使别人获得印象。
于是,一连串的艺术手法(如比喻和夸张之类就是最常见的),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中医学里。
另一种情况,如脉象、面诊、指纹、舌诊等,在其动势、图像、形状、色彩等的表述上,与真实情况都有距离,也可以认为是由于对意象进行描绘的结果。
然而,以语言描述意象,有其短处。
那就是语言尚不足以完美表达意象,因而在文字上势难避免模糊和近似。
这样,当以文字所描述的意象在重新诱发他人的想象时,又要求他人对于意象的复现作出补充和调整。
这时复(发)现的意象与原文的意象未必等同。
由此可以说明,学习中医随师诊治的关键,不只是在于获得语言文字上的传授,更需要得到在病机、用药上的“”意象
形成上的一致,而这正是目前我们在培养中医人才上有待加强的方面。
总之,由于中医之疏于形态解剖、药理机转,致使中医在论说生理、病理和方药作用时,广泛采用对意象的描述。
诚然,以艺术方式来表达人们心目中的意象,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但现代科学尽管其主要认识方法是抽象的、逻辑的,仍不乏意象的表达。
诸如原子结构的日心模型、有机化合物主体的构型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然而像中医那样运用语言文字描述众多的意象群体,实属惊人。
故尔可以认为,这是中医学认识论中的重要艺术方式之一。
引按:
显然,以上正是中医学与众不同之处,神奇之处,玄妙之处,难学之处。
因之中医人才也不可能像西医那样用一个模子浇铸。
聂精保提出:
“中医学更像讲求神韵的艺术。
”这一新论有着极强的生命力。
宋文提到中医认识论的另一重要艺术方式:
典型化。
例如:
脏腑的各具个性,就是极明显的;对六淫性能的归纳,也是很突出的。
这都是中医理论中的基本认识。
更复杂的典型是,在确定“证”时,一系列的症候与一定的病因、病位、病势、病性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证型,并有相应的治疗方药。
《伤寒杂病论》中的汤证,后世各家创立的方证等,在临床上对辨证施治有指导意义,因而流传不衰,应该说是与这些证所具有的典型性有关系。
方剂学中的各种成方,方中各药君臣佐使缜密组合,包含着对病因、病机、证候、体征的解决,是临床处方作为借鉴的规范,也是一些典型。
这些证型、成方的产生,所经历的认识过程,无可否认,是由于对大量症状和药物的提取和组合,因而当属于典型化的原则和方法的运用。
而中医在临证时对大多数病症的辨证,都是以某一典型证型作为准绳来进行的;在处方时也很少单用某一成方,每须根据情况加减化裁(这是由于患者具体证情不肯俯就人为划定“诊疗规范”的缘故——引加)。
这类认识和处理方法,与现代医学差距甚大,亦与一般精密科学不同。
与此相联系的是,在中医的各家医案中和临床诊治上,都可看到这样的现象,即辨证是相当灵活的。
在某个范围里,症状、体征和脉舌可以允许有一个质或量上的参差不齐,但都可辨证为同属一个基本证型,而治用同一基本方剂。
有的时候,其证候上的表现甚至可以出现较大的差异。
譬如,《伤寒论》对桂枝加附子汤的认证是: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其证当为卫阳虚弱。
在证候表现有所不同时,仍有以此认证的。
近代即有这样的医案:
一岁半小儿,于伤风汗后,目珠上瞪,四肢抽掣,虽为邪束而痉,却因误汗伤卫,仍以该方主之而愈(《谢映庐医案》)。
于此可以看出,症状表现上的变形,不足以妨碍它们属于同一证型。
这就启发我们,中医的相当一部分灵变巧思,就来源于这种证的辨认。
所以,在证的辨认中的形象思维,乃是中医认识论的艺术的表现。
宋氏最后总结道:
中医认识中蕴含的艺术性是多维度的、立体化的。
作为实践和经验的医学活动,势必经历了长期的严峻的筛选和淘汰,凡是那些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意识,都被无情的剔除出去,缘此之故,才使现在还保存在中医理论和经验中的那些艺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切中”客体。
这才是中医认识论中的“艺术掌握现实的方式”的奥秘所在。
引按:
文中“筛选”显然是指筛去那些被临床实践证明无效的部分。
这里只能以临床实践为唯一标准,不能以所谓“精密科学”为标准。
若以号称“精密科学”的现代西方医学为标准,就会连那些卓有实效的部分也会全部被筛掉。
宋氏还专题深入论证了中医学思维的语义型特征。
这对于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估中医特有的认识方式很有价值。
宋文作出:
中医学思维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具语义型特征(自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以来,思维科学将思维模式分为符号型与语义型两类)。
中医药学的语言文字的含义,往往具有多维多元性。
这种多维的不确定性,在语意上可以呈现以下的性质:
多义性。
中医经典及著作,被誉为:
“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
”尤其是一系列名言警句,一字一音都可以有多重含义。
阴阳精气之类自不待说,五行、标本概念也是够复杂的。
模糊性。
不少文字,不确定性很大。
其原因在于解释上的或此或彼、亦此亦彼,具有模糊而不清晰的特点。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前句究竟指几个症几个病,就很含糊;后句“心”又可改作“火”。
语意上的模糊,使思路在有所侧重的同时,并不排斥相对立相补充的含义,由此增加中医思维的灵活性。
秘藏性。
许多文句,在其表现字词的后面,经过领会,可以理解其深刻的内在含义。
例如,论五色之顺逆:
“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
”历代注家和临床观察可体会,色之顺者多含蓄内在,说明脏气充实;色之逆者为枯槁浮露,反映脏气已败。
对经文来说,后面的意义显然是秘藏于文句之中的,而于经文中未见诸字词,需要通过领会、理解,然后才能提炼得到。
以经典为学术渊源加以发挥的各种学说,故不乏创见,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经文内在含义的揭示和阐述。
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领会和理解典籍文句的多层次的含义,一贯被认为是中医治学的基本方法。
存在于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应该说都是相对于表层含义的深层密义,需要通过融会贯通始能有所领悟。
对于古籍文句的深入体会,均可因人而异,取决于各人的素养、经验和悟性。
这种既从有字处又从无字处着眼的治学方法,从反面证明了中医典籍文句所含有的语义型特性。
只要还有中医实践,那么随着临床经验的累积,对典籍文句的歧义还会增多,而这些歧义往往既不能完全证实,也不能完全否定。
这正是语义型思维在验证上无法穷尽的缘故。
由于中医思维的语义型特征,故而历代前贤反复强调学习中医重在多读善思。
罗天益所谓“医之病,病在不思”即是一例。
前辈名家往往一面临床实践,一面研读经籍,以求参透和领悟文句中的多义、模糊和秘藏之类的深意。
大匠诲人以规矩,而不能使之巧,但若达到灵变、巧思,即臻于化境,善于举一反三,引彼例此,匠心独运了。
正因为如此,熟谙古文和哲学对于学习中医是有积极意义的。
谚云:
“医术一担,儒书一头”;“秀才学医,罩中捉鸡”。
此皆可以认为是由于培养了语义型思维从而有利于掌握中医知识。
宋氏指出:
语义型思维还决定了中医史上对经典、方剂等的无数注释、诠解、发微、索隐,以致有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其本意。
这些文句的一再引申和发挥,已经可以把《内经》原文编出新书,而中医之道可谓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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