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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时代与马华文化
马哈迪的族群政策与华人社会
何国忠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1.前言
马来西亚政治体制不是创建,而是殖民者遗留下来的。
马哈迪从他前面的几任首相接任这样的体制,固然让他方便治理国家,但他也知道,他最主要的挑战还是如何让这个英式政治体制正常运行,特别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国家,如果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不了,整个体制就会像其他许多曾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最后成了残垣断瓦。
这个国家能够取得独立,当然是因为各族团结寻求共识所致,但长期的族群问题,却不是国家取得独立后就彻底解决,反而因为当时及后来教育、文化、宗教和族群资源分配的政策和立法进一步强化。
所有的政治考虑都避不开族群色彩。
经济、政策、区域发展、语言、教育、移民、聘请公务员等都和族群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由于民主选举制度的存在,控制着马来西亚政局的巫统为了维持自己的优势,不得不设法取得到华人与印度人的支持。
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总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46.6%上升2004年的65.7%。
这种发展固然对马来人越来越有利,但是非马来人社会的力量还是不能受到忽略。
从马来西亚的经验来说,对其他族群的压制最后都会误人伤己,产生难以估计的经济灾难,因为非马来人还掌握着一些不可替代的技能,特别是华人在商业的表现卓越,更为国家带来许多利益。
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本身也潜在地鼓励族群之间的合作。
独立以来,马来人也不是绝对团结,特别是回教党更是长期带给巫统威协。
在和回教党进行竞选时,巫统经常得依靠非马来人的选票才过关。
华社就在巫统偏向马来人政策,又考虑到非马来人的利益的游戏规则里寻求对策和生存空间。
本文是讨论马哈迪治理马来西亚时期的族群政策,集中在他和华人社会的各种纠缠。
马哈迪之所以成为媒体的焦点,主要是因为他有话直说、语句尖锐、在国际舞台上坚毅果敢,以先进回教徒自居。
马哈迪是在1981年7月16日宣誓成为马来西亚的第四任首相。
与前三任首相不同的是,马哈迪没有贵族背景,也没有在英国深造过的经验。
不过,他的政治手腕,比起历任首相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亚洲其中一位掌权最久的民选国家领导人,马哈迪在2003年10月31日退休,当时他77岁。
2.马哈迪与华人社会
2.1第一阶段(1981-1990)
在马哈迪22年的任期中,马来西亚起了很大的变化,初上任的马哈迪雄心勃勃,一口气提出重工业政策、私营化政策、国产车制造及槟威大桥等重大计划。
在外交上,马哈迪也改弦易辙,他主张的“最后购买英国货”政策,宣告大马与前殖民政府的特别关系告一段落。
他贯彻“向东学习”,向日本、韩国等东亚政府取经,学习他们先进的科技与刻苦耐劳的精神,鼓励日韩的投资。
在1982年的大选提出“廉洁、有效率及可信赖的政府”口号。
对于如何处理族群间的问题,马哈迪没有重大宣布,他主要是在延续第二任首相亚都拉萨的政策。
但华人知道马哈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拥护者,马哈迪在1964年以一位医生的身份代表巫统进入马来西亚国会。
未但任首相时,以民族英雄形象活跃于政治舞台。
五一三以前,马哈迪曾经公开将矛头指向首相东姑亚都拉曼。
他认为联盟的架构应该由一个以巫统为主导的政府取代,以挽回流失的支持力量。
五一三族群暴乱事件以后,马哈迪写了一封信给东姑,直接批评东姑不再让马来人信任,应该谢幕下台,这封信后来广泛流传。
马哈迪与东姑的决裂,使他最终被开除党籍。
政治事业上的挫折却让马哈迪因祸得福,马哈迪不畏强权的形象深入马来民间。
五一三流血暴动发生以后,族群之间分歧引起关注。
寻求族群的融合在执政者看来是刻不容缓的。
1970年在新加坡出版的《马来人的困境》,马哈迪有这样的一段话:
国民团结的基础是在一定的地域内,由拥有共同种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的人民所组成……在一个好像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国家中,只要对于语言和有关文化的选择达致协议,就得以达致团结。
只要接受了所选择的语言,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可以通过附加的方法来塑造国民团结。
譬如:
突出效忠形像如帝王,教导国家历史、尊敬国家的象征如国旗、国歌和颜色等,同样重要的是尊敬国家宪法和法律。
在这些过程中,人民必须真正地融合起来,必须冲破每一个区分种族或其他根源的藩篱。
这里头的问题是什么是组成国家的成分?
马哈迪的意思极为直接,大家最后必须认可马来语、马来文化,以单元取代多元。
马哈迪的这种言论使到非马来人感到害怕,选择由谁担任首相基本上是由巫统决定的,华人说话无力。
马哈迪一上任,他在《马来人的困境》中矛头指向华人,强调马来人必须站起来,反对当時政权归马来人,经济权归华人的观点立刻又重现华人脑海。
五一三以后,华社充满了悲情,新经济政策扶持土著下,“族群利益”的意识无所不在。
族群的成员极容易就觉察到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不只经济发展如此、教育领域也是如此,族群的生活形态或文化常被夸大来划分彼此,华人处处受到限制。
以巫统为主导的政府在行政上对华人文化的发展经常阻止或审查。
马哈迪上台前一年,教育部宣布全国华小实行3M制,并列明在这个制度下华小除了华文及数学外,其他科目都以马来文为媒介语。
同一年独大有限公司发动全国一人一元法律基金,起诉政府,经吉隆坡高庭开审。
在马哈迪上台三个月以后,此案审结,亚都卡迪法官宣判独大败诉。
1982年2月15日,独大有限公司上诉联邦法院,但终于在7月6日的大法官会议中,在1票赞成,4票反对的分歧判决情况下,宣告了上诉失败。
从此“独立大学”成为历史名词。
马哈迪上台以后情况,其族群政策可以通过几件大事说明。
1982年9月内政部发函通知由是年十月一日起,除了农历新年外,停止发出准证予所有申请表演舞狮的个人或团体;1983年小学五年级检定考试历史试题以拉惹亚都拉取代叶亚来的地位,1984年政府证实要铲除对华人具有象征意义的三保山,1984年吉隆坡教育部命令华小在集会及其他活动上必须用马来文;1987年马大中文系选修科风波。
马哈迪伤透了华人的心。
“在阴沉沉的五一三暗云下,我们踏入了一个前途茫然的七十年代......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的经济好转的局面下,被忍受了下来。
”说这话的是郭洙镇,现为副农业部长。
这位当时身为华文教育的其中一位发言人在八十年代结集的一本文集中这么感叹:
“苦闷!
大家都很苦闷。
”
华人固然因为族群问题的发展忧心忡忡,马哈迪一国之首的路也一样不好受。
从1985年开始,经济萧条、和副首相慕沙关系决裂,加上贪污事件频频发生,都令马哈迪的政权面对极大的考验,特别是土著银行亏空事件,更让提倡“廉洁、有效率及可信赖的政府"的马哈迪难堪。
1986年大选以后,巫统内部政治斗争终于被搬到台前。
1987年,不满马哈迪领导的前副首相慕沙,连同前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组成所谓的B队,挑战马哈迪与取代慕沙担任副首相的嘉华。
在该年4月24日的党代表大会的选举结果是,东姑拉沙利以43票之差栽在马哈迪之手,慕沙希淡则以40票之微数票败给嘉华。
马哈迪虽然胜了,但两派人马实力接近,巫统的领导层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缝。
1987年是极为混乱的一年。
这一年,教育部委派不懂华语的教师到华小任高职,引起了华社极大的反响,华社领袖一致反对这样的作法。
在同年10月11日,三个华基政党联同十五华团一起在天后宫商讨对策,华文报大幅报导,并对华人空前的团结给予正面的评价。
天后宫聚会引起了巫统青年团的反击,在10月17日召开马来人大会还以颜色。
族群之间的对峙情况是自五一三以后最紧张的一次。
马哈迪采取名为“茅草行动”的大动作,在1987年10月27日运用内部安全法令,在短短的一个月内,逮捕了高达106名来自不同单位代表、不同族群的所谓“煽动族群情绪者”,《祖国报》、《星报》和《星洲日报》同时被禁,
茅草行动以后,敏感的族群问题被克制了。
茅草行动固然将族群的直接斗争暂告一个段落,但马哈迪还是没有完全掌握政局,从1987年到1988年,引人注目的课题还是此起彼落,其中包括马哈迪抨击司法程序,导致最高法庭院长被罢黜;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也因为种种不满,在1988年以“渡假”抗议马哈迪没有照顾马华公会的感受。
巫统内部的发展也让人始料不及。
1987年党选后B队成员以巫统拥有非法支部上诉高庭。
法官判决选举无效,让人最掉眼镜的是巫统被宣判为一个不合法的组织。
但是马哈迪没有因此暴跳如雷,反倒借机清党。
他即刻向社团注册官申请另组新巫统,注册官于1988年2月17日批准新巫统的成立,依然简称巫统。
新巫统的成立,更加巩固了马哈迪的领导地位。
2.2第二阶段(1990-1997)
茅草行动以后,马哈迪渐渐地掌控了巫统以及马来西亚的政局,以后也没有听到教育部委派不懂华语的教师到华小任高职。
董总主席林晃昇与教总主席沈慕羽为了华文教育而坐了将近八个月的牢,可说是继林连玉被褫夺公民权以后对华文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惩罚。
三家不同语文报章被禁以后,其他报章立刻偃旗息鼓,没有再针对敏感的族群问题各自表述。
1990年,没有加入新巫统的B队领导人以四六精神党倡组了反对党联盟,给国阵政府自建国以来最为有力的挑战。
像1986年一样,华人也助反对党一臂之力,直接受到伤害的是马华公会。
马华公会在1986年的大选赢得17个国会议席,在1990年增加了一个,但比起1982年的24个议席逊色,特别是以华人占多数的选区,都被行动党取代。
民主行动党在独立以后,一直都是华社不满国阵政府的传声音筒。
民主行动党在1982年、1986年及1990年所赢得的议席分别是9、24及20。
但是,由四六精神党、民主行动党、马来西亚人民党、马来西亚穆斯林印度人国大党、印度人进步阵线、哈民党、马来西亚团结党等组成的反对党联盟在1990年大选毕竟动摇不了马哈迪政权。
国阵虽然丢失了吉兰丹州政权于回教党,总得票率下降为53.4%,国会议席也减少了21席。
但是还是在180席中赢得127席,继续保有三分之二的优势,损失未如估计的高。
而马哈迪的新巫统通过这次大选证明了其地位无可取代,在参与竞选的85个马来半岛的议席中获得70席。
四六精神党本来预期在马来人聚居的地区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但结果令人失望,只获得8个席位。
这次大选是马哈迪治理国家22年中的分界线。
马哈迪从此以后专心国家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991年提出2020年宏愿。
新蓝图固然延续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内涵,但骨干却是全民参与,让马来西亚在2020年成为一个先进国,到时不再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分,只有团结一致的“马来西亚人”。
马哈迪制定政策时考虑到提高马来人的竞争能力,才是确保族群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的最有效方法,这一点是在发展国家经济的前提下陈述的,也就是说,华人和马来人的经济发展不应此消彼长,而是“双赢”,彼此合作,制造更大的“经济蛋糕”。
2020年宏愿将国家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
从1990年到1997年里,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开放局面,五一三以后华人被压抑的经商机会突然大增,发展主义的政治基调让我们看到马哈迪大幅度调整民族主义的主张。
他掌握到在全球化时代,族群间的彼此对比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之下可说微不足道。
抢分经济蛋糕的假想敌人不应是国内的异族同胞,而是更具竞争能力的外国公司。
这时他实行经济、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化政策,让非土著享有更大的参与空间,最终让马来西亚政府有效地结合各族群的优势,朝向国际竞争的方向。
显而易见的,1990年以后,马哈迪以更宽广的角度看待族群间相处的问题,他似乎更加自觉到他是马来西亚各族的领袖而不只是马来人的领袖,华巫关系进入史无前例的黄金期。
华人对马哈迪的评价,由负转正,产生180度的变化。
在同声一气“成为先进国”的口号中,语文教育或文化问题变成是第二线的问题。
马哈迪发展经济所出现的“解去政治化”(depoliticisation),成功地消解族群之间的对峙。
在“解去政治化”的默契上,副首相安华的举止也引人注目,马哈迪建设马来西亚为先进国家的理想,安华在1993年担任副首相后更加配合无间,他以自信的态度将文明回归于文明本身。
他在马大召开了“回儒对话”(回教文明與儒家文明的交流)学术会议,主张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点,作為亚洲文明“自我革新”的目标。
安华阅读了大量英文书写的中国历史书籍,对宋代王安石尤其激赏,其中让华人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在华人聚会中提毛笔,在宣纸上写下“我们都是一家人”。
正副首相的举止动作起了示范作用,许多马来领袖不断在演词中穿插一些简单的华语,显示了国家首脑意识到多元文化的事实,并尝试将这种多元特征化为有力的资源。
配合这种开明的政策,华人尝试将一部分华人文化推向马来社会,并且希望族群的融合能够加强马来人对华人的认可。
九十年代初期的华人文化节典型地表达了这一种心态。
自1983起每年都举办的文化大表演只是华人自我活动,但从1993年开始的文化节,都广邀他族参加,而他族也配合目前开放的气候,接受邀请。
主办单位在华文报章宣传的是华人文化节,给官方的通知则直陈是马来西亚文化节,这在华人看来只是小节,最重要的是这“表演文化”可以和马来表演文化同台演出,一些华人领导人认为马来领袖既然不拒以开幕人或闭幕人出现,就表示了政府在某种程度下承认了华人文化是国家文化,这种举动和华人常喊“吾爱吾乡,吾爱吾土”,“这里是我们的国家”等口号的心理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马来人能彻底地承认华人文化是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表演文化的交融已经在商业的帽子下悄悄进行着。
马来西亚为了要发展旅游业,1987年成立的文化、艺术及旅游部在九十年代初期不断在旅游手册中以多元文化作为卖点。
在国庆日、嘉年华会及一些观光宣传活动让各族群的文化表演者同台演出。
这些节目是吸引游客及外汇的手段,与八十年代相比,文化节目的商业化看来已让马来民族主义找到一个新的视野。
商业化的确是一个治理华社悲情的良药,1997年的经济风暴以前,大约整十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率都维持在8%之间,像其他族群一样,华人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华团或政党对教育或文化问题都以协商或低调的方式处理,背后的哲学,就像马华公会领导人常说的,不在媒体公开讨论敏感课题,对大家都有好处。
马哈迪1995年9月在英国和马来西亚学生常务理事会对话中就表明除了日本和韩国的特殊案例外,未来的世界将不会出现只有单一族群公民的国家,他的话极有反省意义:
过去,我们尝试塑造单一的实体,然而人民之间的紧张情绪和猜疑之心却因此而起……他们担心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宗教信仰。
这是不可行的,而我们相信马来西亚民族是解决问题之道。
马来西亚民族(BangsaMalaysia)概念的基石即是承认多元文化可以并存,这样的话当然很合华人的胃口。
在1996年11月,共有69个华团,在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的领导之下,联署支持一份《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相对于1983年草拟的国家文化备忘录,这份纲领用字温和,处处照顾国阵政府的感受。
华总早在1992年5月采取了顺应政府的态度,解散因“华团宣言”衍生成立的民权委员会。
《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只是后续工作,文中特别称赞马哈迪的诚意,把国家带上一条“康庄大道”,使民间团体在文教领域,获得较大的活动和发展空间。
”
华人拥护马哈迪当然也不只是其对华人的开放政策,华人社会也津津乐道马哈迪在国际上的声望。
马哈迪的言论固然常引起争议,但是在“促销”国家名声方面,马哈迪居功不小,使马来西亚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作為第三世界领袖的马哈迪,就已经建立了极高的声望,并一度是公认的第三世界英雄、亚洲强人。
现任马华公会总会长总结华人回忆马哈迪这方面的表现时说:
“马来西亚只是一个小国,却因为马哈迪英明的领导,广为世界各国所认识,而且受到大多数国家的尊重。
马哈迪为大马人民建立了自信,并让我们对身为马来西亚子民深感自豪。
”《星洲日报》在称赞马哈迪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为马哈迪锦上添花,并引了印度西报《先驱报》對他评价“冷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领袖中,真正讲话掷地有声、足以震撼西方富国者,唯有马哈迪而已!
”
华人对马哈迪政策回报的证明是大选成绩。
1995年4月大选国阵政府大胜,在192个国会议席中赢得162席,得票率为65%,创下历史上国阵得票最高的纪录。
华人选民转向国阵,马华公会在许多民主行动党传统选区纷纷胜出,获华人选票的60%,取得30个国会议席,反之民主行动党则赢取9个国会议席。
马华公会在这次大选中创下参选以来的最好成绩。
2.3.第三阶段(1997-2003)
安华从担任巫统副主席到署理主席期间,基层力量增强许多,自从他领导的“宏愿队伍”在1993年党选中取得胜利后,安华气势如虹,马哈迪不干涉安华,可以看作是对安华接班的部署。
但是,1997年的经济危机让局势急转直下。
安华倾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认为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包括停止大型工程、提高利率、克服赤字;而马哈迪则要缓解企业界困境,主张放松资金、降低利率和恢复一些大型工程。
过后种种的人事变动,显示两人破镜难圆。
1998年9月安华被革职及逮捕,被指控贪污和“不自然”的性行为,国内局势开始出现动荡不安。
安华支持者在吉隆坡不断举行集会与游行抗议,高喊“烈火莫熄”(reformasi,即改革),镇暴警察好几次以催泪弹与发射水炮驱逐群众。
马哈迪利用自己的判断力,先后实施了多种策略面对金融风暴,包括把马币兑美元汇率锁定3元8角,最终渡过难关。
多项拯救措施在一开始时遭受非议和责难,但最后证明马哈迪的险棋有效,国家经济渐渐地走回正轨。
当安华支持者走向街头的时候,有一些华族知识分子和年轻的活动者直接加入其行列,尝试跨越族群,突破华人不管马来人之事的旧观点。
但是整体而言,华社领袖还是隔岸观火,有评者认为华人的心态是“认为大势已去,无法控制和主宰政治发展,产生‘偏安’的心理。
”1999年的大选证明了华社维持现状的心态。
以安华妻子旺·阿兹莎为首的公正党联同其他3个反对党即回教党、民主行动党和人民党协商后达成一致,成立“替代阵线”,决心与国阵决一雌雄。
巫统的国会议席虽然从其本来占有的93席减到72席,但是公正党也不是赢家,他们只赢得5席,反倒是回教党收获最大,从原有的8席增加到27席,并且执政吉兰丹州及丁加奴州。
马哈迪固然对成绩不满意,但也松了一口气,特别是华人给他绝大的支持。
华人在这次大选中倾向执政党,马华公会获得29席,民政党7席,反观民主行动党只得10席,其领袖如林吉祥、卡巴星等都饮恨沙场。
很显然的,华人还是觉得站在马哈迪的后面比较可靠。
可是这并不表示在族群议题上,华人完全没有怨言。
1999年大选时,以董总主席郭全强为首的华人团体为了解决族群的困境,在大选时期组织了一个“诉求工委会”,综合全国2,091华团的意见,草拟了一份报告书呈交给各政党,这份报告书在华人看来说词委婉,其中一条大概是如此,华团希望政府最后可以公平地对待各族人民,根据马华公会自己在大选时的陈词,政府原则上接受这个看法,但在诉求举行一周年庆祝纪念会的时候,却发生了大变故。
事因国家经济理事会讨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委员提出对协助马来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抛开特权,让他们在逆境中学习。
此看法引起《马来西亚前锋报》激烈攻击,两个星期后,巫青团又批评诉求工委会也有这个企图,并在2000年8月18日高举“不要挑战马来人主权”、“马来人等于马来西亚”、“我们宁愿为维护主权而牺牲生命”等标语到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示威,掀起了一阵族群纷争。
局势一时颇为紧张。
《马来西亚前锋报》连续几天以头条刊出这个新闻,认为这无疑是挑战马来人的特权,而华文报章的新闻则是反驳这样的看法,高潮是首相马哈迪医生在2000年国庆前夕致词中将“诉求工委会”比喻成共产党和回教极端组织。
可是事隔一年,即2001年8月29日,在布特拉再也的国庆特别集会上,由雪隆华人行业暨社团总会长刘磐石的带领下,190个华团,两千多位代表齐齐向马哈迪敬茶。
《马新社》报导说,总共有全国华团两千名代表出席观礼。
这则新闻还特别强调:
“这项华人的敬茶仪式源自2500年前,而这种贵重的大红袍茶叶每公斤值马币2500元,每杯茶值35元。
”马哈迪在现场致词时表示,他对本身受到此项殊荣非常感动。
他说:
“我了解华人是非常效忠的公民。
”几个月以后,即2001年12月21日冬至当天,由商人李金友发动了一个在武吉加里尔室内体育馆,与首相欢度冬至的晚会,大约有15000名的公众参与,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活动还获得5家华文报协办,即《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华日报》。
马哈迪绝对了解华人对族群前途凌乱不堪的心态。
他应该也知道,除了董教总不断强调华文教育者任重道远,整体华社的文化危机感已经降化,维护“华人”文化已不容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口号,要借危机来“团结”华人,更不容易找到市场。
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以及新一代教育政策的洗礼,全球化的冲击,马来西亚华人更容易治理了。
他更加知道1985年签署代表华社政经文教总要求的"华团宣言",共有5千多个华人社团参与,到了签署1999年内容相似的"大选诉求",只剩下2千多个。
他在2001年破格委任两名华人担任政治秘书及新闻秘书,表面上是加强他与华社的关系,更加重要的是,他要知道华社真正的声音,华社的意见,在他看来不只一个。
三.结语
马哈迪承认在他执政的22年里,无法改变马来人的思维,以使他们不再依赖政府,并且活得自豪且有尊严。
他发明了拐杖文化这个独特的政治名词,指出在推行了约40年的马来人特权政治的大环境中,马来人已养成了过度依赖巫统政府的拐脚现象,形同需要拐杖才能站立一样。
他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专访,评估族群关系时这么表示:
实际上我们已对华人作出许多限制。
我们不给他们这些和那些。
我们将全部的东西都给了马来人。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马来人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马哈迪说这些话的时候,一方面固然是对马来人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一方面也帮华人说话。
马哈迪对华人的历史或文化没有深入的研究,对其了解来自平常生活交往,有时不免自以为是,但是整体而言他觉得华人的思维有其珍贵之处,他不只一次要马来人向华人学习。
和马来人相比之下,他经常觉得华人的努力以及对工作的认真难能可贵。
他有许多让他极为信任的华人朋友,在安华事件发生以后,特别在1999年的大选,许多巫统的支持者弃他而去,华人却出奇地站在他背后。
从最近三届大选的情况来看,包括他所安排的接班人亚都拉所领导的大选,我们可以这么下结论,华人大体满意马哈迪的治理方式和族群政策。
马哈迪是一位争议性人物,在他的时代里,华人社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特别是八十年代更是让华社觉得前途黯淡,但是族群紧张事件并没有恶化成类似五一三的暴动。
治理多元族群国家不易,忠心耿耿于马哈迪的华人不少,他们极可能将多年风平浪静的成绩归功于马哈迪。
在马哈迪退休时,马来西亚几家华文报章同时以“谢谢您,马哈迪”作为专题,从来没有一位华人领袖享有过这种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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