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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之概念,大体是从先秦时期的“师长、师傅、先生”而来。
其中“师傅”更早则意指春秋时国君的老师。
《说文解字》中有注曰:
“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
“师”之含义,现在泛指从事教育工作或是传授知识技术也或是某方面有特长值得学习者。
“老师”的原意并非由“老”而形容“师”。
“老”在旧语义中也是一种尊称,隐喻年长且学识渊博者。
“老”“师”连用最初见于《史记》,有“荀卿最为老师”之说法。
慢慢“老师”之说也不再有年龄的限制,老少皆可适用。
只是司马迁笔下的“老师”当然不是今日意义上的“教师”,其只是“老”和“师”的复合构词,所表达的含义多指对知识渊博者的一种尊称,虽能从其身上学以“道”,但其不一定是知识的传播者。
今天看来,“教师”的必要条件不光是拥有知识,更重于传播知识。
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上学之日起,就日诵不辍,一般在几年内就能识记几千个汉字,熟记几百篇文章,写出的诗文也是字斟句酌,琅琅上口,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
为什么在现代化教学的今天,我们念了十几年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竟提起作文就头疼,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呢?
吕叔湘先生早在1978年就尖锐地提出: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中学语文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十几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寻根究底,其主要原因就是腹中无物。
特别是写议论文,初中水平以上的学生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也通晓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真正动起笔来就犯难了。
知道“是这样”,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根本原因还是无“米”下“锅”。
于是便翻开作文集锦之类的书大段抄起来,抄人家的名言警句,抄人家的事例,不参考作文书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章。
所以,词汇贫乏、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便成了中学生作文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在布局谋篇等写作技方面下功夫,必须认识到“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让学生积累足够的“米”。
曹文轩,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农村。
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任教。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著有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学术性著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曹文轩文学论集》《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等。
小说《草房子》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2018),电影《草房子》获第19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2018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第4届童牛奖以及影评人奖、第14届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
要练说,得练看。
看与说是统一的,看不准就难以说得好。
练看,就是训练幼儿的观察能力,扩大幼儿的认知范围,让幼儿在观察事物、观察生活、观察自然的活动中,积累词汇、理解词义、发展语言。
在运用观察法组织活动时,我着眼观察于观察对象的选择,着力于观察过程的指导,着重于幼儿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课本、报刊杂志中的成语、名言警句等俯首皆是,但学生写作文运用到文章中的甚少,即使运用也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为什么?
还是没有彻底“记死”的缘故。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每天花3-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一条成语、一则名言警句即可。
可以写在后黑板的“积累专栏”上每日一换,可以在每天课前的3分钟让学生轮流讲解,也可让学生个人搜集,每天往笔记本上抄写,教师定期检查等等。
这样,一年就可记300多条成语、300多则名言警句,日积月累,终究会成为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些成语典故“贮藏”在学生脑中,自然会出口成章,写作时便会随心所欲地“提取”出来,使文章增色添辉。
【成长的代价──读《孤独之旅》(契丹)】
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上学之日起,就日诵不辍,一般在几年内就能识记几千个汉字,熟记几百篇文章,写出的诗文也是字斟句酌,琅琅上口,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
为什么在现代化教学的今天,我们念了十几年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竟提起作文就头疼,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呢?
吕叔湘先生早在1978年就尖锐地提出: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中学语文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十几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寻根究底,其主要原因就是腹中无物。
特别是写议论文,初中水平以上的学生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也通晓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真正动起笔来就犯难了。
知道“是这样”,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根本原因还是无“米”下“锅”。
于是便翻开作文集锦之类的书大段抄起来,抄人家的名言警句,抄人家的事例,不参考作文书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章。
所以,词汇贫乏、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便成了中学生作文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在布局谋篇等写作技方面下功夫,必须认识到“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让学生积累足够的“米”。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孤独之旅》一文,节选自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
至元明清之县学一律循之不变。
明朝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
到清末,学堂兴起,各科教师仍沿用“教习”一称。
其实“教谕”在明清时还有学官一意,即主管县一级的教育生员。
而相应府和州掌管教育生员者则谓“教授”和“学正”。
“教授”“学正”和“教谕”的副手一律称“训导”。
于民间,特别是汉代以后,对于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者也称为“经师”。
在一些特定的讲学场合,比如书院、皇室,也称教师为“院长、西席、讲席”等。
曾经获得“宋庆龄文学奖金奖”的《草房子》,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成长小说”。
它以九章二十余万字的篇幅,以一座建在“草房子”里的小学为背景,描绘了桑桑、杜小康、秃鹤、纸月、细马等几个少男少女读书、生活、成长的历程,既弥漫着艰辛与苦痛,又闪烁着奇妙迷人的人性光芒。
《草房子》一书的结构也很独特。
在几个主要人物贯穿始终的前提下,每一章(或相同题目的两章)相对独立,着重于刻画一位少年的成长。
其中,《红门
(一)》和《红门
(二)》两章,就是以男孩杜小康为主要描写对象的。
如果说,桑桑的成长是以他生病为契机,纸月的成长与她的“无父”的遭遇密不可分,那么,杜小康的成长,则源自他们家“一落千丈”的衰败,与他跟随父亲到遥远的芦荡放鸭时所承受的即使成年人也很难忍耐的孤独。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死记硬背,关键是记忆有技巧,“死记”之后会“活用”。
不记住那些基础知识,怎么会向高层次进军?
尤其是语文学科涉猎的范围很广,要真正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单靠分析文章的写作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基础知识抓起,每天挤一点时间让学生“死记”名篇佳句、名言警句,以及丰富的词语、新颖的材料等。
这样,就会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给学生的脑海里注入无限的内容。
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从而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功效。
要练说,得练看。
看与说是统一的,看不准就难以说得好。
练看,就是训练幼儿的观察能力,扩大幼儿的认知范围,让幼儿在观察事物、观察生活、观察自然的活动中,积累词汇、理解词义、发展语言。
在运用观察法组织活动时,我着眼观察于观察对象的选择,着力于观察过程的指导,着重于幼儿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
孤独的来临,如同杜小康的家庭变故一样,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
曾经是村中富户独子的杜小康,曾经是“草房子”里的“领头羊”、让孩子们个个都钦羡不已的“大班长”杜小康,刚刚领受了“失学”的痛苦,又不得不跟随父亲踏上了“挽救家道”的征程。
小木船行驶在水上,“当杜小康回头一看,已经不见油麻地……,向后眺望,除了朦朦胧胧的树烟,就什么也没有了”时,当他忽然发觉自己已经“身在异乡”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在一瞬间就袭遍了他的全身。
这种孤独,并非他这样一个初涉世事的孩子才有,连他那“饱经沧桑”的父亲,也不敢让小船和鸭子们停下来,“仿佛只要稍微慢下一点来,他也会像他的儿子一样突然地对前方感到茫然和恐惧,从而也会打消离开油麻地的主意”。
当他们到达芦荡,“芦苇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的时候,孤独也如“万重大山”包围了杜小康,使他“有一种永远逃不走的感觉”。
一连十多天遇不到一个人,父亲与他之间的对话,也“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干巴巴的了”,世界一方面被大量地省略和简化,另一方面,又似乎“满世界都注满了孤独”。
他因此而胆怯,而恐慌。
那恐慌无法驱除,即使紧紧地挨着父亲他也迟迟无法入睡。
他“不堪”孤独的重负,开始“日甚一日”地想家,直至“夜里做梦看到母亲,哇哇大哭起来,将父亲惊醒”。
但是,既然走入了那片芦荡,他们就已经再没有退路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流逝,“父子俩都在心里清楚了这一点:
他们已根本不可能回避孤独了”。
杜小康所能做的,只有“承受”孤独,他已“别无选择”。
在孤独无助的人生磨难中,温情脉脉的大自然,成为少年杜小康惟一的“避难所”。
黄昏时分,与炊烟一同飘起的河水的热气;从大河的东头升起的月亮;夏季青森森的万顷芦苇,以及芦苇丛中一种不知名的香草,在空气中散发出的缕缕清香;水边的芦叶里,几十只几百只聚集在一起、居然能把水面照亮的无数的萤火虫……大自然,以它的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个少年;以它的优美的姿态,感染着这个少年;以它的低吟浅唱、风花雪月,抚慰着少年那颗孤寂的心灵。
大自然,既营造了无边无际的孤独,将少年屡屡抛入“无援之境”;又一次次向少年呈现出它宁静美好的魅力,使少年在孤独中日趋淡泊、沉静,日趋坚定、自信,并渐渐去除了浮躁,走入了一种冷峻、深刻的境界。
从“不堪”孤独之苦,到“承受”孤独之艰,再到“享受”孤独之味,杜小康的世界终于“雨后天晴”,他发现“天空比任何一个夜晚都要明亮”,自己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蓝成这样的天空”,而月亮,“又是那么地明亮”。
当他经过与暴风雨的搏击,疲惫不堪地躺在一片芦苇上,嚼着白嫩的芦苇根,望着异乡的天空,心中“不免又想起母亲,想起许多油麻地的孩子”,但那时,他却没有再哭。
在文章的结尾,作者有这样一段优美而温暖的描写:
“鸭们也长大了,长成了真正的鸭。
它们的羽毛开始变得鲜亮,并且变得稠密,一滴水也不能泼进了。
公鸭们变得更加漂亮,深浅不一样的蓝羽、紫羽,在阳光下犹如软缎一样闪闪发光。
”在这些长大了的、漂亮了的鸭们背后,我们看到了那个少年的身影,他也长大了,坚强了,成熟了。
作者在节选时,将这段不足五千字的文字命名为“孤独之旅”,是有很深的意味的。
人生之路,漫长而又艰辛,每个人都要“独自走过”,尤其是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的今天,孤独已经成为人类根本无法回避的一种“人生状态”。
“面对孤独”,也就成了人生的一种必然。
然而,孤独并非自闭,并非绝望,并非消极、消沉甚至坠入颓废的没落情绪。
孤独使人类从原本狭隘的个人经验中解脱出来,使人对世界、对人生的观察与体悟在因孤独而获得的距离中得到了扩展,有了许多从前不曾有的发现。
孤独使人的目光和头脑皆变得冷静,孤独助人去除了影响思维深度的浮躁和妨碍人观察质量的迷乱。
因此,孤独不仅是人生成长中的一种必然,也是人生成长中的一种必需。
罗曼·罗兰对于孤独,曾有这样的表述:
“……关心社会生活的良好习惯,不应妨碍你们每个人倾注于内心的生活。
在连绵不断的行动和感情的激流里,你们应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离开人群,单独幽居,以便认清自己的力量的弱点,深入思考,然后像安泰那样,重新接触大地……”曹文轩在他很早以前写的一篇名为“论孤独”的文章中,也曾高度肯定孤独对于个人成长的作用:
“它是一种正常并且健康的心态──如果程度得当的话。
它标志着一种人格的成熟。
它使人少了许多盲目。
它使人在嘈杂的生活中有了一份保护身心健康的清静。
”
对于杜小康而言,那个以孤独为底色,由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小船、鸭子、生病、寒冷、饥饿、忧伤等所构成的荒无人烟的世界,已经成为他人生中一份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
那浸透着孤独感的一切,既困扰、磨难过他,也教养、启示过他。
当他们父子二人因为放鸭误入他人鱼塘而再次陷入一贫如洗的困境时,当杜小康抬着病危的父亲回到油麻地时,他,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的那个杜小康了。
虽然头发干枯、面容清瘦,但他“一双眼睛却出奇的亮,并透出一种油麻地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可能有的早熟之神”。
甚至当他后来在自己曾经读书的“油麻地小学”门口摆摊卖货时,“这个当初在油麻地整日沉浸在一种优越感中的杜小康,竟无一丝卑微的神色”,令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都颇感震惊。
杜小康,已经是一个远远大于他自己的年龄的少年了,他真的长大了。
成长,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过程,而这过程绝非永远“一帆风顺”,它往往充满辛酸,饱含痛楚、屈辱与泪水。
成长,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孤独,就是其中最贵重的一笔,是生活或早或晚都要给予每个人的一道美丽又残酷的题目。
经历过“孤独之旅”的油麻地的少年杜小康,一定会长大成人,因为那份孤独,已经撕去了他幼稚的外壳,仔细地雕刻了他的灵魂。
(特约撰稿)
【“被抛”之后的神奇转变──读解曹文轩《孤独之旅》(徐妍)】
曹文轩小说恒久的主题之一,即是:
人,主要是成长一族被命运所抛,在绝望之际,重新诞生的奇迹。
这是哲学上存在论的探险。
“被抛”在哲学上的含义不是某种现成的主体被外部客观世界所决定的“被决定性”,而是指此在根本的生存方式。
借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就是:
此在之为此在,就在于它始终被抛入这样的生存状态。
作为此在,它无依无靠,既无现成的“由来”,也无现成的“所去”,它只是不得不去存在,不得不“存在在此”,“无家可归是在世的基本方式。
”(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
,第318页)这样的观点以世俗化的语言叙述,可以理解为:
人所谓的正常秩序的生活只是人自以为“常态”的既成的生活。
而实际上,这种既成的秩序随时都有可能“退出”或“超出”。
风暴随时都会将人抛入一个“无家”的生存状态。
但是,“被抛”不是命运的突兀逆转,而是人作为存在者寻找存在之本原的必然。
在曹文轩小说里,这样的“被抛”屡屡出现。
或者说,进入曹文轩的小说世界,人“被抛”已经是一种常态的生存状态。
仿佛,曹文轩小说中的人物生而为人,就是要遭受“被抛”的体验。
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
湾刚刚懂得人世间冷暖就因为父亲是个骗子“被抛”在别人的冷眼里(《红葫芦》);阿雏刚刚懂事,就“被抛”在仇恨的火焰里(《阿雏》);弯桥一睁眼就“被抛”入弃儿的命运(《甜橙树》);根鸟在一天清晨“被抛”在一个少年救少女的神话里(《根鸟》)……不止成长少年,少年的父辈更是不停顿地“被抛”入空中、深渊,如《红瓦》中的王儒安、杜长明、汤文甫、汪奇涵等的生存状态。
当然,曹文轩小说的“被抛”对象主要是成长中的少年。
少女在他的笔下还可以幸免,也许,曹文轩对于少女的生存状态还是给予了一位男性作家的呵护与祝福。
课文《孤独之旅》是曹文轩长篇小说《草房子》中的一个片段,亦是成长中的少年“被抛”的生存主题。
课文一起笔,就交待了少年杜小康家境的一落千丈:
“油麻地家底最厚实的一户人家,就是杜小康家,但它竟在一天早上,忽然一落千丈,跌落到了另一番境地里,杜家的独生子杜小康失学了,只好跟着父亲去放鸭。
”这开篇一句暗示了人的脆弱和存在的强大:
没有任何预兆的“被抛”虽然按照哲学的存在论的观点属于一种生存的常态,但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还是被理解为命运的偶然性灾难。
虽然人平日里对命运的捉弄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挑战勇气,但如这般将人打入海底的突变可谓抵达了人的承受极限。
所以,在这个如波涛般起伏的长句里,曹文轩使用了几个让心理陡转的副词和连词:
“最”“但”“竟”“忽然”“只好”。
它们一同传达了人在“被抛”的霎时间的无助和无奈。
文中的“另一番境地”也许是存在的本真形态或者说人所必然面对的生存样式,但在长期既成的惯性的日常日子里,人早已遗忘了存在的本来面目。
当然,曹文轩虽然确立了存在论的主题,但不是在做存在论的哲学演绎。
他只是在进入存在论的主题后更着意于如何以文学的方式表现这一存在论的主题。
所以,《孤独之旅》在交待了人物的“被抛”后,将重点放置在:
人如何面对“被抛”?
即“被抛”的人如何承担悲剧?
由此,曹文轩的小说与西方的存在主义产生分野:
曹文轩在小说里寄寓着曹文轩一向主张的高贵的古典悲剧美学。
进一步说,就是人在“被抛”之后,不怨尤、不颓唐,积极地面对一切挑战。
还是让我们回到《孤独之旅》:
杜小康和他的父亲虽然“被抛”离了生存的家园──“油麻地”,“被抛”向一个不知前路的“一片茫茫的水”,但他们没有呼天抢地地乞求怜悯,而是在绝望处依凭自身──放鸭、孵蛋,然后蛋再生鸭,鸭再孵蛋……,直到积聚足够的力量从“被抛”中回归家园。
当然,在不知前路何在的“被抛”的过程中,人尤其怀念以往既成的生活,难免处于犹疑之中。
所以,“当杜小康回头一看,已经不见油麻地时,他居然对父亲说:
‘我不去放鸭了,我要上岸回家……’”。
这里,“放鸭”对于“被抛”的少年来说意味着一种命运的“流放”,而“岸”与“家”则意味着一种心灵的“落定”与“依托”,虽然这种“落定”与“依托”在存在主义哲学词典里依然是一种暂时的“既成的生活”。
与杜小康似乎相反,他的父亲“杜雍和沉着脸,绝不回头去看一眼”。
但这只是表现方式与杜小康不同,“沉着脸”与“绝不”泄露了父亲内心里比儿子对家园──“油麻地”更深的情感。
只是父亲的身份和一个男人的尊严使他必须将这份情感掩藏起来。
这里,“被抛”之人的“犹疑”心理也体现了曹文轩小说艺术论中的一个“摇摆”。
在曹文轩看来:
“摇摆意味着小说在运行时,不是毅然决然地向前奔突,而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呈出犹疑不定的状态。
”(曹文轩著《小说门》,第234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摇摆是“作为存在状态的写照。
”(同上,第234页)但是,摇摆并不会否决人物对于行动的选择性。
所以,无论是带着“哭腔”的杜小康,还是不发一言的杜雍和都明确一点:
“前行是纯粹的。
”“前行”在此处其实更凸显的不是“前”,而是“行”,因为“前”对于“被抛”之人而言,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可以栖居的空间,正如曹文轩将“前”设定在一个“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的“芦荡”。
或者说,“前”只是相对于“后”而言,只是意味着“熟悉的树木、村庄、桥梁……都在不停地后退,成为杜小康眼中的遥远之物”。
但正是在这明知“前”无目的,或者说“前”就是为了中断以往既成的生活,“行”才表现出人在“被抛”之后的从容和高贵。
于是,《孤独之旅》在度过了节奏湍急的心灵的激流与险滩时,终于进入了一个节奏舒缓、平稳的休止水面:
“终于已经不可能再有回头的念头了。
杜雍和这才将船慢慢停下。
”“被抛”到无望的深处,人才会惊异地发现人战胜自身的潜能。
即在“前行”里,人终将忘记对前方的“茫然和恐惧”,从而打消回返出发地之念。
不过,在“前行”里悬置了与既成生活联系的犹疑感,只是人在“被抛”后所遭遇的考验开端。
接踵而来的就是人在意识到“前行”只是一个比“家园”更遥远的地方并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空间之时的孤独感。
这才是孤独之旅的中国。
也正是在此中国,一位成长中的少年的加冕仪式才刚刚庄严地开始。
“已经是陌生的天空和陌生的水面。
偶然行过去一只船,那船上的人已是杜雍和和杜小康从未见过的面孔了。
”当一切都与以往既成的生活全无联系之后,杜小康才真正让“前方”占据心灵。
但是,“前方是什么样子?
前方是未知的。
未知的东西,似乎更能撩逗一个少年的心思。
”这个句子中一个传神的字“撩逗”非常符合少年的心理:
与成人的记忆力与健忘力成反比不同,少年的记忆力和健忘力成正比,即人在少年阶段记忆力越好,健忘力也越好,因为“前方”总有一些新奇的东西呼唤他的注意力,所以,他尽管留恋以往既成的生活,但很快会转移自己的兴趣。
所以,杜小康在一个陌生之地开始将对“油麻地”的思念移情到一个全新的旅途境域。
于是,借助少年的目光,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第一次打量“孤独”的面容。
“四周只是草滩或凹地,已无一户人家。
黄昏,船舱里的小泥炉,飘起第一缕炊烟,它是这里的惟一的炊烟。
”此处,出现了现代小说里久违了的风景描写。
其中,“草滩”“凹地”“人家”“泥炉”“炊烟”等意象很有古典的风情,但却浸润着现代人无家可归的孤独感。
与此同时,曹文轩还充满感情地描写了善解人意的“鸭们”:
“鸭们十分乖巧。
也正是在夜幕下的大水上,它们才忽然觉得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者了。
它们将主人的船团团围住,惟恐自己与这只惟一的使它们感到还有依托的小船分开。
”这时,我们才会发现:
这些“鸭们”在前面已经出现,并一直陪同着“被抛”的主人一同上路。
只是因为刚才我们的目光完全集中在“被抛”者的心灵波涛中,也因为这些鸭们一直没有感受到“被抛”的无助与孤独而仍然依循着“只要有水就行,水就是它们永远的故乡”的快乐的生存哲学而被我们所忽略。
而此刻,当孤独如夜色弥漫整个大水之上的时候,“鸭们”也仿佛感受到并理解了“被抛”的孤独。
但是,“鸭们”与主人的同舟共济与心心相印并不是“鸭们”在小说里存在的真正理由,他们存在的真正理由是:
作者意欲让它们的存在使得《孤独之旅》中始终漫溢着古典的温馨与感动。
曹文轩在《〈红瓦〉后记》里曾经针对现代形态小说的冷漠感批评道:
“小说失去了古典的温馨与温暖。
小说已不能再庇护我们,慰藉我们,也已不能再纯净我们。
”(曹文轩著《红瓦》,第556页)由此,曹文轩决计在小说里保留住古典一脉的感动的力量。
《孤独之旅》中的鸭们与他的近著长篇小说《细米》中的小狗翘翘,都给予了“被抛”的少年以温暖。
至此,“被抛”的少年与父亲接受了并应对了“被抛”后与“孤独感”的第一回合的交战,完成了少年成长的初始阶段并终于到达了一个休止阶段:
在一个芦苇滩安下家来,与鸭们相伴。
然而,只有到了休止阶段,才会痛定思痛。
而与孤独联盟的两个伙伴──恐惧与寂寞也一同席卷而来,铺天盖地。
因为人在“被抛”急速下坠的时分,还来不及反复体验“被抛”的各种感觉,而正是这一休止阶段,使少年杜小康窥见到了孤独的整个面孔,进而经历了少年成长的重要阶段。
首先上场的是恐惧:
“当杜小康一眼望去,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直涌到天边时,他害怕了──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感到害怕……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不走的感觉。
”如果说,少年在“被抛”之时已经与父亲一道经历了一种无限的弃绝之苦,如果说少年与父亲在“前行”之时已经饮尽犹疑的选择之苦,那么,此刻,他遭遇的则是一种空前巨大的颤栗:
“前方”竟然是一个“永远逃不走”的地方。
这一发现对于一个只有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记忆的少年来说可谓从自己的主人变成了自己的奴隶。
接着,来访的是寂寞:
“他们能一连十多天遇不到一个人。
杜小康只能与父亲说说话。
奇怪的是,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干巴巴的了……言语被大量地省略了。
这种省略,只能进一步强化似乎满世界都注满了的孤独。
”如果说恐惧只是外部世界的强大给少年心灵带来的无边的压迫感,那么内心里渴望交流又无处交流的失语只能让语言最具创造力的少年感到死寂。
少年在孤独的无限性的侵袭里不再顾及一个男孩的体面,开始做梦、大哭:
“杜小康开始想家,并且日甚一日地变得迫切,直至夜里做梦看到母亲,哇哇大哭起来,将父亲惊醒。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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