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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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

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

　　内容提要：

《金瓶梅》是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最典型的小说，在“不经意的叙事”中透视着明代经济生活细节。

采用“小说与历史互证”方法研究《金瓶梅》这一现象，不要简单谈论白银的交换和使用，而要看到货币化程度对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才能理解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这一研究方向，受到了当代中国史学、社会学关于明代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的很大的影响和启迪：

明代正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诸方面，而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

明代货币化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变化，如赋役方面，从实物税和力役向货币税转变；经济结构方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关系方面，从人身依附关系向经济关系转变；价值观念方面，从重农抑商向工商皆本转变。

这一切都在《金瓶梅》这部明代小说中得到了原生态的再现。

中国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论史学界还是文学界对于明代社会这种“变”，都是从货币交换的角度涉入，触及到了切合历史的实际形态，导引我们在理论上探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明清小说戏曲中所反映的货币使用问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

一

　　研究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有关白银的使用的研究方法，说到底是“小说与历史互证”。

这一研究方法，可以追索到“诗史互证”的传统，古人注释《诗经》时，每引《左传》隐公三年卫人颂赞庄姜之美，而赋《硕人》，即以诗为证；而说到杜甫《秋兴》“匡衡抗疏功名薄”，便指出事见《汉书?

匡衡传》（卷八十一）。

这种传统伴随着注释学的发展，延续到明末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可以说正式确立了。

陈寅恪先生将“诗史互证”扩展到整个“文史互证”的领域，包括“以散文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并由此影响到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

当代学者运用“小说与历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最为突出的是《三国演义》与史籍的比照，以致“虚实之争”至今都是热门话题。

目前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研究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有关白银使用的问题，大都以零星的素材谈论白银的交换和使用，而没有上升到货币化的高度，看到白银货币对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

也就是如何看待“系统”与“局部”的关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都要对那个“系统”整体的把握，即当时的历史形态，究竟是一个怎样性质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社会的变迁向何处去。

只有把握好“系统”的社会基本形态，才能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

否则，不是概述“系统”不准确，便是使用“局部”素材不恰当。

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首要的是对那个“系统”的把握，离开了这一点，零散的素材很难说明问题。

因此，扫视明清文学在“不经意的叙事”中散见的货币使用细节和情节，应当选择小说戏曲所反映货币的使用最典型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

　　《金瓶梅》是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最典型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蕴含经济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

《金瓶梅》所蕴含的经济内容，在“不经意的叙事”中透视着明代经济生活细节，涉及到了许多明代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即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向，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展示了白银货币化的动态进程。

它不仅表现在白银的交换和周流，而且伴随着运河的开通，形成北方手工业、运输集散地的新兴城镇的税收货币化。

随着明代后期一条鞭的法实行，朝廷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总之，来自民间社会的白银货币化的强大驱动力推动了明朝的经济“改革”。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金瓶梅》与白银世界，是货币化动态过程的生动再现。

它本身不仅具有“系统”的基本信息，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局部”素材。

为我们把握好“系统”的基本形态，准确的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

二

　　明代的货币主要有三大类：

铜钱、纸币和银子。

明代初期，朝廷只准用铜钱和纸币，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

由于大量发行“大明宝钞”纸币，只投放，不回笼，引起了通货膨胀，“大明宝钞”几乎成为废纸，弘治以后，渐被废止。

明代自始至终一直严重地存在着铜钱私铸的问题，以致滥恶之钱充斥市面，百姓拒绝使用。

明代的后期，自纸币不用后，正统元年（1436）不得不顺应客观形势，准许使用银钱，很快白银就周流起来。

“弛用银之禁”，于是出现“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

简单地说，前期是以钞为主，铜钱辅之。

后期以白银为主，小钱用铜。

纵观明代自洪武以迄弘治，历时一百二十多年的纸币、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最终以白银的周流而取代。

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朝廷推行纸币，终因纸币滥发无度，导致价格暴落，因而，纸币流通的崩溃势在必然。

不过，当时民间还存在着金、银、钱币的流通。

这便是在商品交换中自然形成一种兑换，呈现出一种三角形态，即银钱的兑换、钱币的兑换和金银的兑换。

由于黄金的价值太大，不是真正的货币，难以大量流通。

这种民间的由下而上的趋势，转而由上而下的全面推开。

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役皆按亩征银。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钱与银耳。

”【1】标志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最鲜明的经济特征。

　　《金瓶梅》在描写明代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白银交换的细节，从日常的吃喝穿戴、丧葬嫁娶、打卦做寿等，到社会经济结构信息的披露，我们作了初步统计。

以1～100回描写用银钱交换共456笔，其中用银430笔，用钱26笔，共计约18万两。

其中用途最多的地方有：

　　经营业务：

　　　　1、做生意22笔，约12万两；

　　　　2、高利贷7笔；约3600两；

　　　　3、典当2笔，约60两。

　　家庭生活：

　　　　1、买卖房屋9笔，约5500两；

　　　　2、婚丧嫖事29笔，约5600两；

　　　　3、日用开支酒钱、药钱、过节、庆生日、请客、盘缠、雇人、上香、买丫头、赌钱、食品钱、磨镜、走差等96笔，约550两。

　　社会交往：

　　　　1、送礼贿赂41笔，约6800两；

　　　　2、做善事4笔，约600两；

　　　　3、赏赐酬劳137笔，约700两。

　　另类事情：

　　　　1、买卖女人13笔，约440两；

　　　　2、欠债拐财8笔，约3100两。

　　上面的统计数字显示：

　　第一，《金瓶梅》表现的货币交换，基本上是以银为主，白银的使用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周流，而且银两交换总额高达18万两。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据彭信威先生考证，“正德以后，官俸九成用银，一成用钱，……这样计算，则正一品官每月可得白银五十四两八钱一分，另加铜钱四千二百六十三文许。

共合白银六十两零九钱。

……正九品则一月可得白银三两四钱六分五厘，另加铜钱二百六十九文半”【2】。

也就是说正一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约是730多两白银。

正九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约是44.8两白银。

相形之下，可见《金瓶梅》描写白银使用额之巨大、使用面之普遍、使用人之众多，在当时的民间社会是很典型的现象。

　　翻开史籍，明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不见白银。

这说明白银在明朝的中晚期之前不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

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进程，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这就是白银的周流始于明代的中后期，民间交易惟用白银的强势造成白银货币化的结果。

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中指出：

　　在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和世风大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

然而，关注晚明社会实态，就会注意到，一方面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钱法”，并不见白银，或者说“银法”。

这说明了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是没有制度可言。

由此可见，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又是历史上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

【3】

　　这种不寻常的现象造成典籍的记载与历史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因白银崛起于民间，典籍记述缺失，所以明代小说、笔记不经意的描写，便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原生态的素材。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七章明代的货币，引用《金瓶梅》、《今古奇观》、《西游记》、《醒世姻缘》、《齐东野语》、《清平山堂话本》等多种小说素材，加以论证，特别是引用《金瓶梅》。

王毓铨主编的《中国经济史》明代经济卷在论述货币问题时，同样也采用明代小说中的素材。

这说明《金瓶梅》等小说对认识明代货币的价值。

　　第二，仅上面四项的统计共368笔，用银146000两，约占银两交换总额的大部。

虽然日用开支、赏赐酬劳这两项233笔，几乎占总交往的三分之二，但用银却只有1250两，仅占银两交换总额的0.69%。

用钱26笔，也在这几项开支中。

由此可见，经济活动用银两是主要的，从总体上反映出西门庆一生的主要行径和经济生活的内容。

为我们把握《金瓶梅》叙事成分的社会内涵提供了准确的经济根据。

　　交易大者用银，小者用钱。

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对钱币的选择，改变了铜币经济时代用钱的习惯。

从秦代开始将原始形态的布、刀、贝币统一于圜钱之下，并确立了外圆内方的基本形制，俗称铜钱。

从汉朝的五铢钱到明清的制钱，都采用这种形制。

铜钱钱币适用的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

当它让位以白银为主，从铜币经济过渡到白银经济，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

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明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无论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哪一方面，而最根本的还是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

因而如何界定达到货币化的程度，不只是一个“量变”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质变”的问题。

换句话说，“量变”多表现在局部上，明清小说戏剧中存有大量的白银交换，对这些素材的识别和使用，如果离开了对“系统”的把握，便很难说明问题。

常常会出现学术观点相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只有白银货币化，才会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征之一，才会在“系统”上得到体现。

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都要对那个“系统”把握好，即所指当时的历史形态，究竟是一个怎样性质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社会的变迁向何处去，才能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

　　第三，《金瓶梅》描写用银的社会阶层极其广泛，上至皇上、权奸、官吏、富人，下至亲朋、家丁、小厮、商贩、妓女、僧尼，车船店脚牙，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但这只是“民生”一个层面，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金瓶梅》展示明代白银的使用和周流最典型的特征，是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这些“国计”层面的大事。

而表现“国计”层面的白银货币化，恰恰是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与《金瓶梅》不可比拟之处。

我们说《金瓶梅》是蕴含经济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的。

从这一点透视出明朝白银货币化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是认识这个社会的性质的一个重要视角。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认识和开掘《金瓶梅》所披露的明代货币化进程的细节，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论述的问题。

三

　　《金瓶梅》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和其他一些小说在情节中描写人们广泛使用白银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白银的使用不单纯是货币的交换，而是白银货币化形成的“不经意的叙事”，显现出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向，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具体表现有以下诸方面：

（一）白银货币化带来了初期的金融机构的出现。

　　民间大量白银的交换，必然催生初期的金融机构的开设，进行兑换和借贷。

“银行”这个字眼在《金瓶梅》里的内涵，却不是金融机构，指的是制造银器的行业：

“我便投在城内顾银铺，学会了此银行手艺。

”而《金瓶梅》描写的最早的银行，当时却叫“钱铺”。

　　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

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笤，或做好事。

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篙芦席的。

这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手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

【4】

　　钱米铺，又称钱铺。

《金瓶梅》写妓女冯三宝对陈经济说：

“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要见你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