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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
名词解释: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
魏氏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
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的“师夷”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
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拜)上帝教:
中国清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教义而成立的特殊基督教组织。
19世纪中期,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并模拟《劝世良言》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作为该会教义,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
亦称“太平基督教”。
拜上帝教的首领是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前身。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曾从传教士手中接过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
他第四次科举考试落第後,创立「拜上帝会」,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四处传教,招立信徒。
当时广西地瘠民贫,连年灾荒,饥民处处,「拜上帝会」在当地吸纳了大批信徒。
公元1851年初,「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反清起事,建号「太平天国」,参与的信徒约一万人。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其目的是:
推翻清朝统治!
《讨粤匪檄》:
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
在这篇檄文里,他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除了列举太平军的罪行之外,还有它的独到之处。
比如:
檄文利用三江两湖百姓不了解太平军的真情,极力描述“粤匪”的恐怖;同时借太平军内的“老兄弟”和“新兄弟”之别,挑拨离间,挑起太平天国内部南北军队的分裂。
说太平军起义是两广人的起义,而两湖三江的人却猪狗不如。
这种挑拨,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以卫道面目出现,争取封建士人,无疑是曾国藩的又一高明之处。
儒家学说,孔孟之道源远流长,中国的知识分子尊崇孔孟,而太平天国极力反孔,捣毁孔庙、孔像,焚毁儒家经典,这就等于挫辱和打击了广大知识分子。
《檄文》夸大其辞,号召知识分子起来捍卫孔孟之道。
曾国藩还把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说成是“外夷”的代表者。
拜上帝在中国没有根基,外国侵略者通过武装和宗教入侵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尤其是南方数省人民的反感和仇视,曾国藩在檄文中抓住宗教问题大力攻击太平军。
《檄文》引证太平天国上下都以兄弟姊妹相称,是违背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伦常秩序,这当然是曾国藩别有用心。
《檄文》抓住太平天国独尊天主上帝,反对崇拜其他偶像,反对鬼神迷信的事实,大加渲染歪曲,说他们已被鬼神共愤怒。
《檄文》还攻击洪秀全假托“天帝”要把天下的田地、货物都归自己所有,剥夺了农民的耕种纳赋权和商人的买卖取息权。
《檄文》煽风点火,为洪、杨等起义号召制造了大障碍。
总之,曾国藩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一心要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本来是清政府卖国投降,他在《檄文》中却反诬太平军是“外夷”的代理人。
所以,号召天下“仁人志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共同讨伐“粤匪”。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颁布的一个政策綱領。
它是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土地改革制度,同時提及中央及地方政制,还涉及经济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中土地制度是根本,是诸种制度所依托的基础,也是《天朝田亩制度》的精华所在,关于土地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包含两个内容:
一是划分土地质量的等级标准;二是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
《天朝田亩制度》把天下田亩按其产量多寡,分为三类九等。
以期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無人不飽」的理想社會。
其他内容还有:
关于生活物资的分配度;关于农村的社会组织制度,太平天国对农村的社会组织,按照太平军编制进行了改组,即以军、师、旅、卒、两司马为编制;关于各级职官的保举与黜陟制度,太平天国的各级职官,分为朝内、军中和地方乡官三种,规定每年一保举,三年一升贬;关于教育,太平天国的教育是以宗教形式进行,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礼拜堂兼学校;关于司法,《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设“典刑法”官二人,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不过,民间凡有民刑讼事,开始还是由两司马调理,如不能平息,则逐级复审。
在《天朝田亩制度》頒佈後,由於戰事頻繁及其它原因,許多列出的措施未能在太平天國統治區內有效實施。
领事裁判权:
領事裁判權即在一國家內,對於這個國家來說的外國人在當地犯罪,可以不接受這個國家的法律審判,而這個審判的權力,歸屬於外國派來的領事官(外交官)這種特權在國際慣例上,僅交給外交官,一般人民不得享有。
一国通过驻外领事等对处于另一国领土内的本国国民根据其本国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制度。
这是一种治外法权。
它的存在,形成对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例外或侵犯。
实际上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事裁判权就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国家所享有的一种非法特权。
领事裁判权是西方列强在近代蓄意侵夺中国司法主权的特权制度,是它们通过鸦片战争,用不平等条约强行建立的,其后又获得进一步发展。
享有这一特权的各国,对它们的在华侨民行使司法管辖权,相应设立、采行各种类型的审判机构和制度,除了极有限的民事范围,这一特权主要适用它们本国的法律。
列强还将这一属人的特权扩大为属地的特权,在某些地域对华人实行某种程度的司法管辖,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会审制度。
领事裁判权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属于国际法领域的一种变态行为。
因为承受领事裁判权的国家,不仅主权受到破坏,司法权受到限制,而且在本国人民与外国人发生争端中处于受侮辱和歧视的地位,从而影响各国人民间的正常交往。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13款,规定了英人与华民交涉诉讼的处理办法,开了侵略者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恶例。
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关于领事裁判权有了更明确的规定。
后来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也订有与中美《望厦条约》类似的领事裁判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与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进一步对领事裁判权规定了较详细的内容。
各国在中国享有领土裁判权(普通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主要由领事官和在北京的外交官来行使的,美、英在有领事的地方设有领事法庭,1904年后,英国在华还设立了最高法院。
其他如法国、意大利虽然没有设立法庭,但也专设若干法官以协助他们的领事在中国审理案件。
在租界内的中国人不受有约国法庭的管辖。
1864年上海道台同意在租界内设立一个法院以审判租界内的中国犯人、无领事代表的外国人等有关案件,这就是会审公府。
清政府接受领事裁判权的原因有:
(1)传统观念的影响。
中国人认为夷人是化外之民,不值得以中国之礼教之,对于夷人向来是执行宽大羁縻政策,任其自理、自治。
所以对于外国人犯法由其官员管辖,并不认为不对。
(2)怕惹麻烦。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官员对于处理外国案件感到有点棘手,处理得不令外人满意,就要出问题。
(3)认为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只有千余人,分散在各口岸,似平问题不大。
《天津条约》:
天津條約包括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是指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與美國、英國、法國和俄國在天津所簽訂的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清朝委派大學士桂良和各國代表談判並簽約。
《中俄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定立的不平等条约。
1858年(咸丰八年)6月13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在天津签订。
共十二款。
主要内容:
(1)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口岸通商,若他国再有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
(2)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并派兵船在这些口岸停泊;(3)俄国东正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4)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实际上是要借此侵占中国领土);(5)日后中国若给予其他国家以通商等特权,俄国得一律享受。
《中美天津条约》原称《中美和好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以调停为名诱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1858年(咸丰八年)6月18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天津签订。
共三十款。
主要内容:
(1)清政府倘准许其他国家公使驻北京,应准美国一律照办;
(2)增开潮州、台湾(台南)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潮州口岸设在汕头);(3)耶稣教教士得自由传教;(4)扩大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
清政府给其他国家的特权,“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事情”,美国得“一体均沾”;(5)确定领事裁判权。
《中英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1858年(咸丰八年)6月26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天津签订。
共五十六款,附有专条。
主要内容:
(1)英国公 使得住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官;增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牛庄口岸设在营口,登州口岸设在烟台,潮州口岸设在汕头);
(2)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3)英国人得住内地游历、通商;(4)英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5)中英两国派员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关税税则;(6)中国给英国赔款银四百万两;(7)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中法天津条约》原称《和约章程》。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1858年(咸丰八年)6月27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天津签订。
共四十二款。
另订《和约章程补遗》六款。
主要内容:
(1)法国公使得住北京;
(2)增开琼州、潮州、台湾(台南)、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登州口岸设在烟台,潮州口岸设在汕头),并在各口设领事官;(3)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法国人得往内地游历;(4)凡中国与各国议定的税则、关口税、吨税、过关税、出入口货税,法国都可“均沾”;(5)法国兵船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停泊;(6)中国给法国赔款银二百万两。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又称《中英通商章程》。
《中英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
1858年(咸丰八年)11月8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上海签订。
共十款,附有《海关税则》。
主要内容:
(1)海关聘用英人;
(2)海关对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3)洋货运销内地,只纳子口税百分之二点五,不再纳厘金税;(4)允许鸦片进口,每百斤纳进口税三十两。
从此,鸦片公开输入,外货充斥中国市场。
总理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外事机构,简称“总理衙门”。
1861年1月,由恭亲王奕奏请设立,由奕等充任事务大臣。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
它一成立,就正式委任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
1863年李泰国离任回国,由英人赫德继任达40年之久。
总理衙门首任事务大臣均为清朝贵族,且与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使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
其间,奕任首席大臣28年,庆亲王奕劻任12年。
直到1901年,据《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孝钦显皇后,满族,1835年11月29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
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光绪帝养母。
慈禧博学多才,能书善画,书法长于行书、楷书,绘画有花卉等传世。
作为政治人物,慈禧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
她的成功在于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上,夺得了本应由男人把握的最高权力,并且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了一番事业。
人们不禁要问:
当时入宫的秀女何止千百,何以独有慈禧脱颖而出,三度垂帘听政、两决皇储、乾纲独断、运大清国脉于她的股掌之上,并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绝不能回避慈禧所独有的能力和人格魅力。
这个能力和人格魅力就是洞悉人性、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作敢为,而这正是专制帝王所应具备的素质。
试想她若无此过人之处,如何以女人身而君临天下?
慈禧又是失败的,她的失败在于,对权力她有着近乎病态的渴求,她的大半生都在恣意领略追逐权力的刺激和尽情享受得到权力的快感。
也就是说,为了权,她什么都在所不惜!
慈禧所处的历史时代,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西风东渐,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也是中国这头睡狮应对这场生死攸关的挑战的关键时刻。
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慈禧本应该运用她的权力,引领中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古老航船,闯过险滩急浪,成功的驶向彼岸。
遗憾的是,她虽然熟谙权力场上的帝王术,却昧于世界潮流。
面对险象环生的时局,或视而不见,或反应迟钝,或判断及决策一误再误,结果让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这实在是中国的悲剧,也是她个人的悲剧!
论述:
分析理解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
权力因素: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领导集团内部逐渐出现明显的问题:
在军事斗争上,骄傲轻敌,不思进取,对主要战略任务——灭亡清政权,没有摆在应有的位置上。
在统治方法上,制订礼仪,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辅助宗教神学来巩固统治。
在个人生活上,贪图享乐,广建宫室,迅速奢靡腐化。
在领导集团关系上,洪秀全避处深宫,杨秀清大权独揽,权力重心偏移,彼此疏远,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斗争则愈演愈烈。
在任何情况下,太平天国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都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在缺乏先进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农民运动只会使封建的生产关系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破坏,但绝不会彻底摧毁它,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民起义政权,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性,并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趋浓厚,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作为小生产者的代表,随着地位的巨变,自觉不自觉地在追求平等的同时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在反对特权的同时建立起新的特权,无法超越历史发展的规律。
杨秀清、韦昌辉及其部下数万人相继被杀,石达开率精兵20万出走。
太平天国初期形成的领导核心已经瓦解,主力部队也所剩无几,造成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困难,清军趁机反扑,出现险恶的军事形势很易理解。
除此以外,给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影响还有:
贪欲和特权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来的理想;滥杀和猜忌代替了团结合作;太平天国中央再也无人能像杨秀清那样驾驭整个政治、军事局面,行使指挥大权。
从而使太平天国不仅是在军事上,而是在各方面由盛转衰。
文化因素:
由于太平天国还只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在封建社会中,在民阶级受着严重的剥削,要求解放,而且敢于用武装斗争来争取解放。
但是农民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纪律,借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
太平天国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或者由于其绝对平均主义方案注定了不可能实现,或者由于其他主客现条件决定了无法实行,太平天国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而又能动员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纲领,这就不能长期保持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因而他就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
太平天国在初期从上到下都保持严格的纪律和艰苦朴素的精神,但建都天京后,却首先从领导人开始,滋生享乐、保守思想,逐渐破坏了团结统一的局面,导致发生内乱、分裂和一系列不正常事件。
到后来,朝纲败坏,许多将领拥兵自重,敛财自肥,腐化堕落,甚至发生一连串叛变投敌的行为,从而瓦解了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的失败。
太平夭国用以指导革命的理论是拜上帝教,它在开始时起过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重大作用,但它终究不可能解决在革命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不能及时地、适当地总结经验,避免重犯错误,提高革命水平。
因此,在太平天国史上同样性质的错误往往一再重复,得不到及时纠正。
尤其是到了晚期,洪秀全深深沉溺在"天父天兄"的速网里,失去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以至使这个理论反而日益成了太平天国前进的障碍。
顽固派与洋务派的论战,如何理解双方的态度:
洋务派与顽固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解决内外矛盾问题产生意见分歧,从而形成了洋务派与顽固派。
洋务派起初人数不多,但都是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人物,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丁日昌等。
顽固派是一批对世界发展形势一无所知的极端腐朽的贵族、官僚,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同治帝的老师、蒙古贵族、大学士倭仁等。
洋务派和顽固派本质上都是要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待“外国事物”的态度上。
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顽固派因循守旧,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国事物,幻想恢复“闭关锁国”的局面。
顽固派代表了清朝统治集团中最腐朽、最保守的势力。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提出“施夷长技以自强”,主张运用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经济和军事技术。
但顽固派一向排外,还沉醉与“天朝上国”的大梦中,不接受西方先进技术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洋务运动兴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派和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
其中影响较大的争论主要有:
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京师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之争;80年代的修筑铁路之争和派遣留学生之争。
首先是同文馆之争。
奕、曾国藩等人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指出:
“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比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
1862年,清政府批准了奕的建议,在北京开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的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
该馆最初只是培养中国翻译人员为目标,只设立一些外文馆,如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等,以学习外国语言为主。
后来,奕建议增加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还希望延聘洋人教师。
此建议一提出,便遭到朝廷中一批守旧官僚反对,由此引发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第一场大论战。
顽固派官僚认为,招人学外语,聘请洋人为师已经是在胡闹,现在竟要一批科甲“正途”之士去学习外国的“奇技淫巧”,这不仅会冲击中国的传统学术,而且还势必动摇士大夫官僚安身立命的“中学”。
大学士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即使科学馆中出了有成就者,也不过是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而能起衰振弱也”。
并危言耸听地说,奉夷为师是坠入了洋人的圈套,这简直是“用夷变夏”,“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强调“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求自强必谋礼仪之士。
” 对于顽固派的反对理由,奕等人不以为然,嘲讽顽固派只会“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责问倭仁,既然视夷为仇,则必有卧薪尝胆之志?
指责他只会空谈道义,与国事无补。
批评倭仁言论中的偏见和短视见识,他再三告诫说,想维持长久安定,就应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装备自己,以达“自强”。
当时的西太后还离不开奕的帮助,所以在这场论战中基本赞同奕的主张。
最后以奕等人的获胜而结束这场争论。
1867年,天文、算学馆举行招生考试,72人参加考试,录取30名,正式开馆。
但所录取的30名,半年后又因程度太低,经复试后仅留下10人,而被并入英、法、俄文馆,天文、算学馆名存实亡。
其次,是关于派遣留学生之争。
1871年,曾国藩等奏请选送聪颖子弟赴外国学习的建议,并上奏力陈派留学生的好处和计划。
1872年清政府采纳了这些建议,正式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
从1872年到1875年,共派出学生120名。
这批留学生主要学习与建设我国工业有关的学科,如造船、开矿、邮电、机械工程、交通运输等。
派遣留学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1881年,清政府还是作出了全部撤回留美学生的决定,这年下半年分三批回国。
在这四批留美学生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两人获学士学位,60人进入专业学习阶段,其他都还是中、小学生。
洋务派与顽固派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在关于修筑铁路的问题上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中体西用: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
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
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
在经济上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先后建成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国第一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从事商业活动可是管理人员甚至管理体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亦官亦商,可谓中体西用之缩影。
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
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积极: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
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
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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