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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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一）

（1）

    1900年农历5月26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

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

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1〕。

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对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拟对1909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有关情况略作回顾，并对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

　　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运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方面，国外学者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自1909年至今，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

　　　　　　一

　　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909年至1925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

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

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住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

同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11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

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苌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5月，东方学会编）等。

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2〕，历史文书和历史典籍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所公布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乘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6年至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86年攻占了整个河西地区。

公元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内乱被黠嘎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与天山东部地区。

842年，吐蕃王国因内部权力之争而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

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归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此后直至11世纪上半叶，张议潮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100多年。

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

9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酒泉、张掖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甘州回鹘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

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

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界探讨吐蕃、归义军史和同期西北民族变迁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即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王仁俊还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

他依据所见文书否定了《新唐书·吐蕃传》有关张淮深卒于咸通十三年（872年）的记载，考定张淮深应卒于大顺元年（890年）；确认《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即《旧五代史》等史书所记“自号金山白衣天子”的张奉之敕，并推测张奉之尚白是受摩尼教的影响；指出《曹议金壁画题名》中之曹议金即《旧五代史》所记之沙州曹义金，检出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纪传中有关曹议金的材料。

王氏还依据《新唐书·吐蕃传》指出曹议金是在张奉后以长史身份主持州务，他联合回鹘，通使中原，遂以留后被中原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

王仁俊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太少，所以他的按语在许多地方沿袭了传世史籍的错误。

　　《敦煌石室遗书》也辑录了不少有关归义军的资料。

其中蒋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跋注意到了此碑文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指出据此碑可知在张氏归义军内部曾发生“争夺之事”；但他推定的时间不确，也未能对“争夺之事”作进一步考察。

《敦煌石室遗书》中由曹元忠撰写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第一篇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史书有关记载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

此文指出《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张淮深后即由曹议金继任不符合历史事实，其间尚有张奉和索勋曾为节度使。

该文还正确考定了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次序，即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禄、曹宗寿、曹贤顺，并确定了曹宗寿取代曹延禄的时间在咸平五年（1002年）。

上述次序虽尚缺曹延恭一任，但作者已指出延恭有可能担任过沙州节度。

曹文最后指出景祐四年（1037年）西夏取瓜、沙、肃等州后，并未能对沙州实施有效统治，故有沙州继续向中原王朝进贡之事。

这篇文章为确立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奠定了基础，有关西夏未能有效控制沙、瓜的观点也极富启发性。

罗振玉为《鸣沙石室佚书》所收《张延绶别传》录文撰写的目录提要则进一步指出继淮深者为淮□，淮□以后，尚有嗣者，虽沙州中间偶有篡夺，然不久即灭。

张氏主河西，直至唐终。

从而彻底推翻了《新唐书·吐蕃传》关于曹议金在咸通年间即以长史身份主持归义军的错误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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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至1914年，罗振玉依据史籍记载和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先后撰写了《补唐书张义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两文均见《雪堂丛刻》，1915年）。

前文首先指出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攻陷沙州过程的疏失，推断沙州陷蕃应在贞元元年（785年）。

继而考察了张议潮起事、收复河西、遣使入朝等历史事件的过程。

并确定了张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

即咸通八年（867年）张议潮入朝后，张淮深嗣为节度；淮深卒前淮□嗣；淮□卒前托孤于议潮婿索勋，勋乃自为节度，并在景福元年（892年）得到朝廷任命；后议潮十四女又于乾宁元年（894年）率将士诛勋，以议潮孙为节度，并以其长子李弘愿任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子和三子则分任瓜州刺史和甘州刺史；后梁开平年间的沙州节度使张奉可能是张议潮末孙。

罗氏的成果奠定了张氏归义军政治史的基础。

他关于陷蕃年代的考证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判断张议潮攻克凉州应在咸通二年的说法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张氏归义军节度使世次的考证，以后的研究都是在此框架基础上逐步深入和具体化的。

罗氏此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参考王仁俊有关张淮深卒年的研究成果。

后文在曹元忠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按时间顺序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编排和考订，在一些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

如确定了曹议金在贞明年间已执掌归义军大权，曹氏取代张氏的时间当在贞明以前；指出在归义军张氏时统治区域有瓜、沙、甘、肃等十一州，到五代时归义军所领仅有沙、瓜二州；在“年表”的序言中确定接替曹元忠的应是曹延恭，并推测在延恭后可能还有延禄一世；确定了曹宗寿卒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子曹贤顺继任。

限于材料，此文仍未解决大部分节度使的卒立时间。

　　1924年，王国维《于阗公主绘地藏菩萨题记》跋（载《沙州文录补》），据英藏《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施舍疏》，判定《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曹元忠卒于太平兴国五年和卒后由其子曹延禄继任的记载是错误的。

指出在元忠和延禄之间尚有延恭一世，元忠应卒于开宝以前。

但王氏未能确定此于阗公主是曹延禄之妻，误认为是延恭之妻。

王国维还在跋中开探索于阗史事之先河，对唐初以来有关于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并推测李圣天是回鹘人。

　　在这一时期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一些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契约、书信和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文献。

此外还有反映唐前期敦煌历史情况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等。

时人虽未能对上述资料进行有价值的研究，但却为以后人们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

有的资料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引用、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史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史籍。

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本的史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典籍自然十分珍视。

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有《鸣沙石室佚书》收录的《春秋谷梁传解释》“僖公上第五”、《春秋后国语》、《春秋后秦语》、《春秋后魏语》、《晋纪》、《阃外春秋》等。

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分别据传世文献考出以上史籍的名称，并说明其对研治各时期历史的价值。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则影印了《略出籝金》和包含有历史佚籍片段的《古类书》三种。

《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开元天宝残史书》。

此外，这一时期公布的文学作品《唐太宗入冥小说》和《秦妇吟》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王国维的有关跋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太宗入冥事进行了探索。

　　写本传世史籍这一时期公布了《隶古定尚书》“顾命”的图版和录文，“夏书”四篇和“商书”七篇的录文，蒋斧、罗振玉分别指出上述写本均为未经天宝中卫包改定的隶古定原本。

王仁俊和蒋、罗二人还将写本“顾命”与传世本进行了校勘。

罗振玉《吉石庵丛书》（1916年）影印了《尚书释文》“尧典、舜典”。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了《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五年至十五年”、“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昭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定公四年至六年”，《春秋谷梁传集解》“庄公、闵公”和《汉书·王莽传》残篇。

罗振玉的有关跋文分别考定上列第一、三件为初唐写本，二、四件为六朝写本，第五件为唐龙朔年间写本，第六件为唐太宗时写本。

罗振玉还将上述写本与传世本进行了对勘，具体指出了写本可订正传世本之处。

《敦煌石室碎金》收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春秋左氏传·昭公残卷》和《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残卷》。

　　第三个方面是对有关宗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佛教史方面，《敦煌石室真迹录》和《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包括碑文、窟铭、牒、戒牒、遗书等与佛教寺院有关的文书，但未及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相关的按语和跋每有失误。

道教史方面，《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卷十的录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书的图版。

王仁俊按语（载《敦煌石室真迹录》）认为写本《化胡经》是唐初僧人伪造，并云《化胡经》一造于晋、二造于唐、三造于宋、四造于元。

蒋斧《老子化胡经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搜集了许多传世史籍中有关老子化胡的记载和《化胡经》佚文，但有的佚文是《化胡经》类文献佚文。

罗振玉《老子化胡经补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指出元代所传《老子化胡经》已与唐代所传之本不同，并已认识到有关《化胡经》的文献有《化胡经》和“化胡经类”文献的区别。

罗振玉还对《化胡经》写卷的文字进行了校订。

《沙州文录补》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序》，王国维跋指出此序应为魏明帝撰。

摩尼教和景教方面，分别公布了《摩尼经》和《景教三威蒙度赞》的录文、图版。

王仁俊按语认为《摩尼经》为唐写本，辑录了史书中一些有关摩尼教记载，但误将摩尼教视为回教。

蒋斧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罗振玉又对蒋文有所补充，但他们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论断都属于推测。

　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11期），在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又发掘出一批反映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的汉文资料。

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认为摩尼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并考察了此后其流行与遭禁的有关情况。

　　第四个方面是对唐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也是王仁俊。

1911年，他刊布了《唐写本开元律·名例疏》（《敦煌石室真迹录·已集》），录文后附有他撰写的《唐开元律案证》。

“案证”结合传世《唐律疏议》考定写本为唐开元律疏《名例》的一部分，认为此写本当即唐尚书都省所写，发使散于天下的五十本之一。

“案证”用写本与传世本对勘，互相校补，指出传世本并非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因而写本对于了解唐律的演变及开元律疏的修撰过程都有重要意义。

《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唐代《水部式》残卷录文，罗振玉目录提要据《白氏六帖》考出其名，指出该卷可补《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缺失者十处，并据该卷结合传世文献考察了唐代的海运情况。

《敦煌石室碎金》亦刊布了罗振玉校录的“律疏”和《唐律疏议·杂律下残卷》，罗跋考定了写本与传世本的不同。

同书还刊布了《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王国维1919年跋云此卷系由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所录，王氏经过考证，认为其为唐武德职官令。

此名虽不够准确，但作者仅依据该卷的一小部分即判明了其性质，为后来者进一步考定其准确名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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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方面是对地志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石室遗书》公布了《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等地志的录文。

罗振玉有关跋文和校录札记（均载《敦煌石室遗书》）考定《沙州图经》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西州图经》作于唐乾元以后至贞元以前；并据写本订正了《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的缺失。

《敦煌石室碎金》则公布了《敦煌录》。

《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和《贞元十道录》等全国性地志。

此前，刘师培已于1911年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辛亥第四号）中，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太平寰宇记》，考出了《贞元十道录》的名称和作者，并指出了该卷与传世史志的异同。

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则考出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名称和作者，并举例说明两个残卷可补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两唐书《地理志》等书的缺失。

《敦煌石室遗书》还刊布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的录文，此书虽为僧人游记，但因保存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故有的学者也将其列入地志类。

罗振玉跋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考定出此卷书名，并据其内容推断该书成于玄宗朝。

罗振玉还撰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指出写本的别字异文和伪误。

　　第六个方面是对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

直到1924年，《沙州文录补》才刊布了数件户籍、手实和户状等户籍类文书。

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类文献均名为户籍。

王国维的有关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的户籍制度，并以户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

　　刘复《敦煌掇琐》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

《敦煌掇琐》虽亦为敦煌文献资料集，但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

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已能接触巴黎所藏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和伦敦所藏敦煌文献的一部分，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

他们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其中与历史有关者亦明显增多。

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其中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辑录了不少有关历史的资料。

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公布过录校本）。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0年）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不仅具体介绍了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还从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敦煌文献之类的新材料与学术新潮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说，并呼吁国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

陈氏的这两篇序文特别是前一篇影响深远，指引数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中。

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方面，陈氏也率身垂范。

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中，曾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探讨李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取胜的原因，以实例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亦曾利用敦煌写本吐蕃诏书以印证作者的结论；《秦妇吟校笺一卷》，则以诗证史，每有所得。

　　关于归义军和金山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又有进展。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利用《张议潮变文》结合史籍记载，初步探索了归义军政权周边的吐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

同作者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本3分，1937年），推测“克复凉州之役，必是淮深首功”；继而进一步考察了安西回鹘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两个政权的关系，认为甘州回鹘是“旧河西回鹘部落，非自安西移来者”；该文还探讨了河西五郡陷蕃的次序和具体过程，首次揭出《元和郡县志》中沙州于建中二年（781年）陷蕃的记载，但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此前罗振玉关于沙州陷蕃年代的考证；作者认为以沙州为中心的归义军政权在唐宋间延续近200年，系因这里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体，指出归义军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孙氏两文的结论虽与后来的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他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并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

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47年），对沙州陷落和收复的时间及张淮深死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结论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该文还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源。

但该文涉及的一些问题已被上举《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和藤枝晃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东方学报》12册3分—13册2分，1941—1942年）解决。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依据作者在巴黎搜集的敦煌文书，对金山国史事进行了考证。

使“千载坠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填补了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

虽然此文有关金山国的立国时间及部分文书年代的判定存在问题，但作者公布的材料至今仍是研究金山国史的基本史料。

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35期，1948年），认为张承奉“白衣天子”名号是受到弥勒教的影响。

　　此外，向达《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踏勘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新途径。

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世族。

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则利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氾、令狐、安、李、张、曹、阴等大姓做了探索。

　　对历史典籍的介绍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中，《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先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由北平图书馆汇为两辑印行（第1辑刊于1936年，第2辑刊于1941年）。

此书虽以介绍新发现的古代典籍为主，但也包含了作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或与传世本对勘的结果。

该书介绍的历史佚籍有《春秋后语》之《秦语》上、中、下和《赵语》上、下，同时探索了《春秋后语》全书各卷的内容；《阃外春秋》卷一和卷二（部分），对其作者作了进一步考证，指出了罗振玉的疏失；《帝王略论》，考出其作者为虞世南；《籝金》，指出《略出籝金》系张球所作，并对张球的事迹作了初步考订。

此外还有《唐高宗天训》、唐张仁亶《九谏书》和被怀疑并非今本的《晋书·何曾传》。

传世史籍介绍了《古文尚书》16件，《今字尚书》3件，《春秋经传集解》和《春秋谷梁传集解》各1件，《史记集解》1件，《汉书》3件；分别判定了各件的抄写年代，勘对了写本与传世本的异同。

3件《今字尚书》均被定在卫包改字之前，并据以判定在卫包前已有《今字尚书》。

潘重规《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志林》2期，1941年），通过对比写本与传世宋本的异同，考察宋人删改《尚书释文》的情况。

越政《敦煌左传残卷校记》（《艺观》4期，1929年），勘对了李鸣南藏敦煌写本《左传》与宋本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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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史方面。

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依据写经题记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

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自序”利用敦煌文献结合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考出了15所寺院的名称，并对这些寺院的寺址与兴建存废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

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录校了《神会语录》、《普提达摩南守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神会的著作，并撰有《荷泽大师神会传》，开整理敦煌禅籍之先河。

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本2分，1935年），据敦煌本《大云经疏》考出武则天所颁《大云经》，乃薛宗义取后凉昙无谶旧译《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而成，推翻了旧史所记武氏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的说法；《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国学论丛》1卷2号，1923年），依据敦煌写本题记考出了吐蕃译经大师法成的史迹。

道教史文献的研究仍是围绕《老子化胡经》进行。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国学季刊》4卷2号，1934年），在比较彻底地清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敦煌本《化胡经》在“化胡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刘国钧《老子神化考略》（《金陵学报》4卷2期，1935年），指出《化胡经》与三张道派有关。

牟润孙《宋代摩尼教》（《辅仁学志》7卷1、2期，1938年），指出十卷本《化胡经》已列入唐官方道经。

逯钦立《跋〈老子化胡经玄歌〉》（《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