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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十大名曲掌故
中国古代十大名曲掌故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汉宫秋月》
《汉宫秋月》本是一首琵琶曲,后改编为二胡曲。
《汉宫秋月》虽列十大古曲之一,但乐曲的历史并不长。
乐曲要表达的主题不是很具体。
不少相关文章对此曲解题时都模糊地称,此曲旨在表现古代受压迫宫女幽怨悲愁的情绪。
有的文章称,此曲细致地刻画了宫女面对秋夜明月,内心无限惆怅,流露出对爱情的强烈渴望。
《汉宫秋月》很可能与《汉宫秋》有一定的关系。
而《汉宫秋》是一出元末杂剧,作者是马致远。
《汉宫秋》讲的是王昭君和亲出塞的故事。
汉初时开国元勋多为布衣出身,而后妃、宫女也多出身微贱。
基于这一传统,汉朝的宫女与嫔妃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因而,每一位宫女都心存梦想,即有朝一日能获得被皇帝宠幸的机会。
然而王昭君在宫中深居数年,却连皇帝的影子都没见过。
葛洪的《京西杂记》中介绍了一则在后世广为流传的故事。
宫廷画师毛延寿因向王昭君索贿不成,就在王昭君的画像上点了一颗痣,使王昭君的相貌显得比较普通。
由于宫女太多,汉元帝只凭借画师呈上的画像上来选择宫女。
这样一来,原本拥有惊人美貌的王昭君就淹没在众多的宫女里了。
此为野史,不足为信。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以赐之。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然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王昭君之所以自愿远嫁匈奴,是由于“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
与其在宫中过着冷清孤寂的生活,让青春年华年复一年的老去,不如远赴异域。
所以听说和亲的机会后,王昭君果断的毛遂自荐。
然而,皇宫内的生活虽然孤寂,倒也平静,匈奴所居之地是草原大漠,未来如何,谁也不知。
李白有诗云: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杜甫显然很同情王昭君,他写下了“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的诗句。
而做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却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认为昭君出塞不是件坏事,写诗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王昭君出塞时,是否充满了悲怨情绪,后人已无法得知。
无论如何,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人生选择。
虽然这是一次政治婚姻,但王昭君的想法也许并不复杂,并非抱有为“汉匈两族世代团结友好”的目的。
这种说法显然是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强行解读了。
后来昭君在匈奴生了两个儿子。
呼韩邪单于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欲娶昭君。
父死后,子可娶继母,兄死后,弟可娶其嫂,这本是胡俗,在匈奴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昭君觉得难以接受,于是上书汉成帝求归,成帝敕令其可以不尊汉习从胡俗,昭君后来只好服从。
唐代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却说,昭君誓死不愿改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儿子,于是,“昭君乃吞药而死”。
难道历史上的“昭君怨”就是源自这等讹传?
昭君的结局还算圆满。
前一段正在热播的《汉武大帝》汉朝和亲送去的宫女倩儿被匈奴烧死。
虽然是虚构的情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宫女命运的悲惨。
宫女之怨是个传统话题。
汉乐府中有不少关于宫女之怨的题材,如《玉阶怨》,《昭君怨》,《昭君悲》等。
后来甚至形成了专门描述后宫的诗体,名为宫词。
唐朝张祜的一首五言绝句《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即是描述宫女的佳作,写出宫女积郁难遣的深怨。
唐朝诗人王建、五代时后蜀花蕊夫人都曾做过《宫词》百首。
宫女身居深宫,不得自由,日久自然生怨。
另一方面,西汉辞赋家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曾感叹:
“女无美恶,入宫见妒。
”三千嫔妃和宫女,整天想的事情是向皇帝一人争宠,怎能不妒。
然《汉宫秋月》中的幽怨并非小家碧玉式的、弱不禁风的闺怨。
汉代宫娥身材健硕,能陪皇帝骑马、打猎,宫内活动受到的限制也较后世皇宫为少。
因而她们怨则怨矣,本身并不幽闷纤弱。
汉代宫女中也有不怨的。
有一个有趣的民间传说,讲汉代有一个宫女名叫元宵,做得一手好汤圆。
她每天极为想念家里的父母姊妹。
她的诚心感动了皇帝,以后每年正月十五,汉武帝批准家家户户做汤圆,点灯笼,允许娘娘宫女出宫与民同乐。
那一天,元宵在自己的灯笼上写着“元宵”两字,带着自己做的汤圆出宫,与家人团圆。
且把遥远年代里的幽怨抛在一边,听《汉宫秋月》,品十五元宵,岂非快哉!
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
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
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
《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
“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
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
……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
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
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
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
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
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
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
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
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
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易》曰:
“天地闭,贤人隐。
”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
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
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
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
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
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
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
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
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
桓玄觉得很没面子。
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
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
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
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
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
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
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
“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
“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
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
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
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
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
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
《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真正做到彻底的隐逸,谈何容易。
自古以来,象陶渊明、谢灵运一样纯正的逸士少之又少。
古代大多数的逸士,或为世情所困,或因言获罪,最终归隐山林,潜居幽庐,也许不过是为世人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
他们表面上超脱,但内心里也许从未平静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沙落雁》的曲中之音和曲外之意,包涵了对怀才不遇而欲取功名者的励志,和对因言获罪而退隐山林者的慰藉。
力拔山兮,虞姬奈何兮――《十面埋伏》
《山海经·卷七·海外西经》中提到一个神话中的天神,“刑天与天帝争,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操干戚以舞。
”后人说,“干戚之舞,猛志常在。
胸腹代首,天刑何有于我哉?
”陶渊明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诗句。
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总令人想起历史上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这个人也一样的“猛志常在”,有“力拔山兮气盖世”超凡气概,虽然最后失败,却在历史上留下耀眼的身影。
这个人就是项羽。
华夏如果有一个战神似的人物,项羽无疑应属第一人选。
项羽具有不可一世的胆识和气势,古今少有。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暴秦的终结者。
诚如太史公所言,“(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做为暴秦的终结者,项羽创造了很多奇迹。
例如巨鹿之战,面对秦军,诸侯皆惧。
唯项羽率领楚军迎战强大的秦军。
从秦二世三年十一月项羽任上将军渡河北上起,至这年七月章邯投降为止,历时九个月,先后全歼王离军,收降章邯军,使秦军的全部主力丧失殆尽,为推翻秦皇朝创造了条件。
又如彭城之战,千里奇兵突进,以三万击败数十万刘邦联军。
然而,打碎了旧王朝后,他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王朝。
而刘邦,以一地位低微的亭长出身,与他的平民追随者们一道,缔造了一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勇猛之余,项羽残暴的一面也相当惊人。
早年攻襄城之战中,由于秦军誓死不降,襄城被攻破后项羽将守城将士“皆坑之”。
巨鹿之战后,项羽下令将秦将章邯手下二十万秦军将士全部坑杀。
汉高祖二年,项羽还支使手下杀了“义帝”。
手下谋士韩生劝项羽不成,说了句“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
”立即被项羽烹杀。
项羽还烹杀了刘邦的御史大夫周苛等人。
然而,残暴并非项羽的致命伤。
项羽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
秦亡之后,天下纷争。
项羽曾经自封西楚霸王,并以裂土分封、功臣为王的方式分封天下,但这次分封后,诸侯们并没有效忠自己。
由于他的残暴和赏罚不明,使得他在诸侯间缺乏公信力。
分封之后回到徐州不到才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反叛四起了。
正如贾谊所说,仁谊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里的仁谊当然是一种政治手段。
项羽显然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人物。
刘邦最后与项羽决战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伐楚,当时韩信、彭越没并有发兵。
最终刘邦承诺把齐地封给韩信,梁地封给彭越,两人才引兵而来,这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分封臣子,而是以对等的资格结下了分地之盟。
所以,与其说楚被汉灭,项羽败于刘邦之手,不如说项楚实际上为被诸侯的联盟军队所灭,汉高祖不过是联军领袖罢了。
两军阵前,项羽曾对刘邦说: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刘邦虽在气概上虽已略输一筹,但他不以为意,大笑着说:
“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那些更有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的人。
公元前202前,楚汉相争接近尾声,双方会战于垓下(今安徽灵壁南),三十万汉军围住了十万楚军。
汉方为瓦解对方军心,就叫兵士们唱起了楚歌,楚兵大多离家已久,早已厌倦了连年征战。
楚军中有人开始唱和,军心彻底动摇。
一看大势已去,项羽已无计可施,对虞姬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则和道: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唱完便拔剑自刎而死。
项羽后来逃到乌江边,面对滔滔的江水,仰天长叹道:
“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于是拔剑自杀。
后人根据这一段垓下之战作了两个有名的琵琶大套武曲《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
《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的前身是明代的琵琶曲《楚汉》。
明朝王猷定为明代琵琶演奏家汤应曾写的《汤琵琶传》中生动的描述了这支曲子。
此曲一开始便是两军决战垓下,一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
“金声、鼓声、剑努声、人马辟易声”此起彼伏,然后一阵沉寂。
胜负已见分晓,一片哀怨的“楚歌声”响起,英雄末路的项羽发出“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后有“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王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等等。
《楚汉》后来演化为两个不同的版本,即《十面埋伏》和《霸王卸甲》。
虽然反映相同的历史题材,但两支曲子立意完全不同。
《十面埋伏》的主角是刘邦和汉军,重点内容是“十面埋伏”、“鸡鸣山小战”、“九里山大战”等,乐曲高昂激越、气势磅礴;而《霸王卸甲》的主角是项羽和出军,重点段落是“楚歌”、“别姬”,乐曲沉雄悲壮,又凄楚宛转,重在描述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与虞姬诀别的场面。
前者是赞歌,后者则是挽歌。
杜牧《题乌江项羽庙》诗云:
“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兒。
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很为项羽惋惜,他认为胜败“不可期”,是兵家常事,假设项羽渡江,也许会象当年兴兵抗秦那样卷土重来。
而王安石则反其意而行,他在《叠题乌江亭》中说: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谁为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与杜牧的看法恰恰相反,为史家正论。
但杜诗表现了一种死中求活的心志,读来更令人荡气回肠。
以上无论是琴曲还是诗,都有两种不同的立意。
后世的观点中有的扬刘抑项,为刘邦唱赞歌;也有的抑刘扬项,为项羽献挽歌。
这种对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英雄史观。
即对历史终结者和历史建构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事实上,“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过是文人的咏叹罢了。
当年是天下人共反强秦,楚霸王几乎靠一己之力,打垮了秦帝国的军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而如今,刘邦携天下之众,而自己众叛亲离。
战乱日久,天下人心思定,势易时移,时局已非当年八百江东子弟起兵抗秦可比。
项羽已经彻底丧失了争天下的资本。
朱光潜說:
“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強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或理想,并以超人的坚決和毅力把它们坚持到底。
”项羽至死不承认自己的过错,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也许这才是项羽。
在《十面埋伏》高昂的曲调中,传来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欢快的号角,还有失败者非凡的气概。
桓伊横笛做三弄――《梅花三弄》
梅花,志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
《梅花三弄》是笛曲或箫曲,后被改编为琴曲。
“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
这种反复的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
《晋书·列传五十一》和《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里都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
恰巧桓伊在岸上过,王徽之与王徽之并不相识。
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是桓野王(桓伊字野王)。
”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
“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
”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
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
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
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
晋人之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根据《晋书》的介绍,桓伊是武将,被封为右军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
也许是音乐陶冶了他的心性,桓伊为人谦虚朴素,个性不张扬,曾立大功而从未招忌。
正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他才能静的下心来精研音乐。
《晋书》称赞了他这方面的突出才能,“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
有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后秦苻坚摔大军进攻东晋,时任中郎将的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共破苻坚于淝水(即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
而丞相谢安也因立下存晋之功而进官至太保。
后来晋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与谢安发生权争,屡进谗言,对谢安极尽诽谤。
晋武帝对谢安有了猜疑之心,渐渐开始冷落谢安。
桓伊为此很是不平。
在一次宴会上,桓伊为晋武帝演奏一曲悲歌《怨诗》,诗中唱道: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
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
”其“声节慷慨,俯仰可观”。
使晋武帝甚有愧色。
谢安也为之动容。
梅花三弄典故里的另一位主角王徽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曾任黄门侍郎。
王徽之行为怪诞,故作超脱,有才而放荡不羁,做官而不管事。
王徽之曾任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职。
一次桓冲问他:
“你在哪个官署办公?
”他回答说:
“不知是什么官署,只是时常见到牵马进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
“官府里有多少马?
”他回答说:
“不问马,怎么知道马的数目?
”桓冲又问:
“近来马死了多少?
”他回答说:
“未知生,焉知死?
”
王徽之的答复幽默诙谐,但都有来处。
西汉时丞相府曾设马曹,但东晋时军中并无马曹一职,王徽之为显示自己率性超脱,不理俗务,故意说成马曹。
后来,宋代陆游曾有“文辞博士书驴券,职事参军判马曹”的诗句,说的就是王徽之这一段典故。
上述对话中“不问马”,来自《论语·乡党》,原是说孔子的马厩失火,孔子“不问马”,只问伤了人没有。
“不知生,焉知死?
”一句,则来自《论语·先进》,原文为“季路问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
曰:
‘未知生,焉知死。
’”王徽之答非所问,令人捧腹,但句句有来历。
其应变之妙,学问之深,令人佩服。
桓伊既敦和又风雅,而王徽之狂狷且博闻,二人相会虽不交一语,却是难得的机缘。
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导致了千古佳作《梅花三弄》的诞生。
据说明清金陵十里秦淮河上,《梅花三弄》是歌舫之上最流行的笛曲之一。
《梅花三弄》几乎成了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们的必修科目。
桨声灯影里传来阵阵清笛声,为当时一佳景。
秦淮河甚至诞生了“停艇听笛”、“邀笛步”等人文景观。
1972年作曲家王建中将古曲《梅花三弄》改变为钢琴曲,其表现主题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即“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姜玉恒演唱过一首流行歌曲《梅花三弄》,也是取自古曲,歌词这样唱道“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若非一番寒澈骨,那得梅花扑鼻香,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从通俗歌曲的角度来看,也算得上是一首佳作了。
然现代人玩古风,无论是表现政治品格,还是表现男女之情,毕竟少却了古人的高格雅意,品味高下自见分晓,毋需多言。
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
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
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
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
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
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
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
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
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
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
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
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
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
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
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
《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
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
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
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
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
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
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
聂荣对围观者说:
“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
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
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
”然后聂荣哀恸而死。
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
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
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
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
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
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
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
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
《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
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
韩傀以之叱之于朝。
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
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
”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
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
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
《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
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
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
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
唐睢还说:
“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
”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
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雄义士的行径。
《广陵散》原是东汉年间广陵一带民间乐曲,之所以与聂政刺韩拉上关系,是因为蔡邕。
《广陵散》琴曲最早出现的年代大约为东汉后期。
在东汉蔡邕的《琴操》里,这次刺杀变成了一则民间故事。
在这则故事里,聂政杀的不是韩相,而是韩王。
聂政也不是为严仲子而行刺,而是为父报仇。
原来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由于不能及时交付而被杀。
于是聂政成了遗腹子。
长大后聂政在山中遇到了仙人,学会了鼓琴的绝艺。
聂政还掌握了异容术,变得无人认识自己。
一天聂政在闹市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
韩王听说后立即召见了聂政,命聂政当众鼓琴。
这时聂政取出琴中藏匿的剑,一举刺杀了韩王,为父亲报了仇。
后来伏在聂政尸体上恸哭不止的不是聂荣,而是聂政的母亲。
这个故事被蔡邕取名为“聂政刺韩王”。
这个“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反而成了《广陵散》的曲情。
虽然故事情节与史书的记载有太多出入,但《广陵散》一曲主要表现的内容,如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等,并未因故事的走样而减色。
聂政所在的时代大约过了六百多年,西晋一位才智超绝、旷迈不群的人物,使《广陵散》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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