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docx
- 文档编号:8181486
- 上传时间:2023-01-29
- 格式:DOCX
- 页数:15
- 大小:529.72KB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docx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原文出处】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311
【原刊页号】42~53
【分类号】F31
【分类名】工业企业管理
【复印期号】200402
【标题注释】本文是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项目”之“中国国有企业的激励与交易成本”研究项目中的主要成果。
感谢福特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项目”的资助。
在本文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Queen’s大学C.Ferrall教授的热情指导以及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的数据帮助,谨致谢忱。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蒋承、彭云峰同学参加过讨论,并贡献过有益的建议。
在此一并致谢。
文中错误全归于作者。
【作者】平新乔/范瑛/郝朝艳
【作者简介】平新乔,范瑛,郝朝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
【内容提要】我们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按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做了估计与分析。
结果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60%—70%的利润潜力。
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企业效率只达到了30%—40%!
委托人(政府的国资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θ、代理人风险规避参数r及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η缺乏充分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总代理成本的2/3;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所导致的代理成本占1/3。
模拟估算的结果显示,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20个百分点;若要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则应该在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
【摘要题】改革探索
【关键词】激励性契约/代理成本/国有企业
【参考文献】
平新乔,2003:
《中国国有资产控制方式与控制力的现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Aggarwal,RajandAndrewNewman,1998,“TheOtherSideoftheTradeoff:
TheImpactofRiskonExecutiveCompensation”,JPE.
Banker,Rajiv,Seok-YongLee,andGordonPotter,1996,“AFieldStudyoftheImpactofaPerformance-BasedIncentivePlan”,JAE21,PP.195—226.
Copeland,A.andMonnet,C.,2002,“TheWelfareEffectsofIncentiveSchemes”,workingpaper.
Fernie,SueandDavidMetcalf,1996,“It’sNotWhatYouPayIt’stheWayThatYouPayItandThat’sWhatGetsResults:
JockekysPayandPerformance”,LondonSchoolEcon.Discus.Paper285.
Ferral,C.andShearer,B.1999,“IncentivesandTransactionCostswithintheFirm:
EstimatinganAgencyModelUsingPayrollRecords”,ReviewofEconomicStudies66,PP.309—338.
Garen,John,1994,“ExecutiveCompensationandPrincipal-AgentTheory”,JPE102,PP.1175—99.
Grossman,SanfordandOliverHart.1983.“AnAnalysisofthePrincipal-AgentProblem”,Econometrica51,PP.7—45.
Groves,Theodore,YongmiaoHong,JohnMcMillan,BarryNaughton,1995,“China’sEvolvingManagerialLaborMarket”,JPE,Vol.103,Issue4,PP.873—892.
Holmstrom,Bengt,1979,“MoralHazardandObservability”,BJE10,PP.74—91.
Jenson,M.,Meckling,1976,“TheoryoftheFirm:
ManagerialBehavior,AgencyCostsandOwnershipStructur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3,PP.305—360.
JustinYifuLin.1992,“RuralReformsandAgriculturalGrowthinChina”,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2,Issue1,pp.34—51.
Laffont,Jean-JacquesandMohamedMatoussi,1995,“MoralHazard,FinancialConstraints,andSharecroppinginElOulja”,RES62,pp.381—99.
Lazear,Edward.1981,“Agency,EarningsProfiles,Productivity,andHoursRestrictions”,AmericanEconomicReview71:
4,pp.606—620.
McMillan,John,JohnWhalley,andLijingZhu,1989,“TheImpactofChina’sEconomicReformsonAgriculturalProductivityGrowth”,JPE97:
4,pp.781—807.
ShavellS.,1979,“RiskSharingandIncentivesinthePrincipalandAgentRelationship”,theBellJournalofEconomics,Vol.10,No.1,pp.55—73.
Shearer,B.,1996,“PieceRates,PrincipalAgentModelsandProductivityProfiles:
ParametricandSemi-ParametricEvidencefromPayrollRecords”,JournalofHumanResources31,pp.275—303.
一、导言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制度,可分为产权制度与内部契约制度两个层面。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国家作为出资人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模式,强调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控制权。
但对于固有企业内部的契约制度,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提出具体构想,这实质上为实践中的国有企业决策者提供了发挥创造力的空间。
企业内契约制度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确定如何提供激励,如何在激励与保险之间进行权衡,其中主要的决策依据是代理成本。
按Jenson与Meckling(1976)的定义,代理成本指由于企业所有者缺乏关于代理人努力与客观状态的充分信息而发生的权益损失。
它以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为参照,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契约所实现的预期利润来估算。
过去三十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导致代理成本的基本原因有三个:
一是企业所有者缺乏有关企业运营中客观随机冲击(以随机变量θ表示)的准确信息,而处于第一线的代理人往往对θ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
这样,由于有关θ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所有者)所选择的基于绩效的契约会导致激励机制上的扭曲,于是造成所谓“次优契约”相对于“最优契约”的效率损失。
这是第一层次的偏离。
二是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实践中的契约常常偏离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从而发生效率损失。
本来,由于信息不完全,理论上存在的次优契约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相比,已是“次优”的了,但在实践中,连这种“次优契约”也难以实施。
Holmstrom(1979)、Grossman与Hart(1983)都证明了,服从信息不完全这一约束的次优契约形式一般来说不是一个显式解,即使有显式解,代理人对利润的分享规则也不是线性的。
考虑到实践中非线性的利润分享规则操作成本很高,企业往往会选择简便易行的线性契约,即比例分成制契约。
这是第二层次的偏离。
三是代理人规避风险的态度,会降低最优激励系数的功效。
一般来说,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与激励强度系数(α)在委托—代理模型的解中是此消彼长的。
代理人越害怕风险,企业越有存在的必要,但内部契约的激励强度也会越弱,最终使预期利润更加远离充分信息条件下的基准点。
这是第三层次的偏离。
由此可见,研究与估算代理成本,实质上涉及到五个变量:
1.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随机冲击(θ);2.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3.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r);4.企业所有者选择的激励系数(α);5.用以评价绩效的绩效基数(x)。
简言之,企业的代理成本,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由委托人选定的契约形式(α,x)与代理人对风险与努力的态度(r,k)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率损失。
考虑到中国国有企业过去10年的经历,我们在代理成本研究上还必须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处于“在位”地位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客观随机冲击θ是变化的,对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而言,θ可能是恶化的。
而当θ持续恶化时,如果处于企业第一线的经理与员工观察到这一现象,又要完成作为委托人的政府硬性规定下来的绩效基数x(x可以是纳税基数、上缴利润基数、或产值基数,甚至按企业分摊的各种费用的基数等),则代理人的最优反应便是不做任何努力,甚至选择跳槽或自动离岗。
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使企业的处境更加恶化。
其次,1992年中国最高决策层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实质上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中国的那种政府与国有企业经理层之间公开的“契约”制(承包制)的结束,但这不等于说,以后的国有企业中就没有实行激励性契约。
事实上,通过对“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样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就企业与工人的关系而言,大体上存在三类激励性契约:
一是广义的奖金制(绩效工资);二是在岗职工的基本工资;三是下岗威胁。
当在职基本工资与下岗后待遇的差别日益增大时,当下岗的概率达到42%(在1/4的样本企业中,下岗概率甚至高达60%)以上时,“续聘”或“下岗”的命运安排理所当然地要列入“激励性契约”的内容之中。
这可以被视为对西方“永聘制”理论的一种引申。
第三,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与大量国有企业的出售是否相关?
第四,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能否从契约层面找到一部分原因?
关于激励性契约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是滞后于委托—代理理论发展的。
在最优契约理论形成20年之后,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这方面研究。
Lazearr(1996)、HarryPaarsch与BruceShearer(1996)、R.Banker、Serk-YoungLee与G.Potter(1996)、以及S.Fernie与Metcalf(1996)都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分析企业内部的激励性契约如何降低了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JohnMcMillan、JohnWhalley与LijingZhu(1989)及林毅夫(Lin,1992)都对中国农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迅速增长与激励性契约之间的关系做过开创性的实证研究。
T.Groves、Hong、Yongmiao、J.McMillan与B.Naughton(1994,1995)的两篇论文,分别估算了激励性契约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生产率的效应,以及激励性契约对于经理人员的筛选功能。
另有一类研究者则注重识别现实中实施的激励性契约的关键参数,进而对契约的效率增进效应或效率扭曲效应做出定量分析。
J.Laffont与M.Matoussi(1995)曾指出,在最佳的分成比率的契约中,分成比率的设定决定于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系数。
C.Ferral与S.Smith(1997)运用结构模型方法,对契约中不可观察的参数做了识别与估算。
C.FerralL与B.Shearer(1999)运用上世纪20年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矿区的工资数据,运用数学模拟程序估算了奖金激励契约的诸个参数。
A.Copeland与C.Monnet(2002)同样运用数值模拟方法,根据企业的生产记录,估算了看不见的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以及努力的边际成本。
我们在Ferrall-Shearer(1999)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如下改动:
第一,Ferrall与Shearer考察的是矿井作业工人的激励性奖金制,他们运用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我们考察的对象是376家企业,并不是某一特殊工种的职工,因此我们将每个企业的员工全体(工人与经理人员的总和)视为一个团队,以企业为单个观察单位,于是放弃了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而采用更为一般的C—D生产函数形式:
y=λθ。
这里,θ为客观的外部冲击,实质上代表了企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经营环境;λ为代理人的努力程度。
第二,工资与奖金的数据不取个人数据,并且我们将基本工资以外的绩效工资统称为奖金。
理由是,这种绩效工资反映了与企业绩效挂钩的激励。
第三,由于我们采用的是以企业为观察单位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因此,当企业i的奖金总额发生变化时,既可能是由于人均奖金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就业人数的变化,还可能是由于该企业上岗职工与下岗职工之比的变化。
按我们关于激励的定义,人均奖金、就业量及上岗/下岗比率三方面的变化,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都属于激励契约的变动。
因此,我们运用企业的工资总额与奖金总额作为模拟的变量,事实上就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
本文不是着重探讨“内部人控制”与资本流失问题,而是在过去10年内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θ)逐渐恶化、大量国有企业被出卖、国有企业存在巨额亏损、42%的职工下岗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并寻找在实际经济运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内部契约的几个关键参数,从而进一步揭示,除了产权体制安排、企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外,在内部契约上,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出血”。
下文的安排如下:
第二节给出了估算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及几种具体的契约形式解;第三节介绍了数据来源及模拟程序,并运用模拟方法得出了无约束估算模型与结构型估算模型中关键参数的估计值,这是本项研究中最困难的环节;第四节根据关键参数的估计值,比较了充分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被扭曲了的契约在预期利润水平方面的差别,从而估算出以效率损失度量的代理成本,并总结全文,给出实证结果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含义。
二、模型
我们假设厂商j的生产函数为
的假设表示努力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情况一: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优契约
定义1:
完全信息条件下(工人和企业都可以观测到θ的值)的最优契约用工资函数、努力函数来表示,它们满足如下关系:
公式(4)表明,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产出决定,另一部分由保留效用和r决定,我们将这部分称为基础工资。
工资并不是一个常数,因为产出会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因此,工人努力的最优选择会根据θ的变动而不同。
工人的努力程度是θ的增函数。
同时,由于工人是厌恶风险的,而厂商是风险中性的,故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契约要求企业完全担保工人的风险。
如果工人的保留工资不同,对相同产出要求的工资便不同,但是最优的分成比例是相同的,都为1/(η+1)。
情形二:
线性奖金(比例分成)
我们下面开始考虑不完全信息的情形。
如果厂商不能够观测到θ的值,他无法区分是外界冲击还是工人不努力造成了产出波动,工人就有了偷懒的动机。
这时,厂商便需要使用与产出挂钩的工资契约来激励工人多努力。
我们首先讨论线性奖金,即比例分成的工资契约。
工资包括基本工资β和奖金ω。
企业j中工人的奖金采取下面的形式:
于是不同企业的工人获得奖金的机会均等。
在这样的假设下,工人就业于哪个企业是无差异的。
因此,假设2中的第四点是合理的。
当企业经营的客观环境很差,无论工人怎样努力,产出都不可能超过产出基数x时,工人就没有努力的动力了。
我们假设θ存在下限θ[*],当θ<θ[*]时,所有工人的努力都为零;而当θ≥θ[*]时,工人会在努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确定最优的努力程度。
θ[*]的存在性对于模型的识别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我们来求解θ[*]。
定义2:
x>0的情况与x=0的情况相比,显然,对企业来说,线形奖金契约是有净损失的。
(注:
这里,我们省略了常数项
因为它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
情形三: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
定义4:
在关于θ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
最优的工资契约由关于努力程度(λ)和工资(W)的函数组成,并且满足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工人的个人理性和激励相容条件,即
我们不知道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的具体形式,但它应该不同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最优工资契约形式和线性工资形式。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利润应该介于定理1和定义3所描述的利润之间。
由于我们无法用数值解法求解定义4中的最大化问题,我们只能首先估计出满足定义3的一组参数,然后采用离散化的方法得到关于定义4的一个近似表达,最后将参数值代入表达式进行计算,以此结果作为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最优工资契约带来的企业最大利润的一个近似描述。
我们分两步来近似这个最优契约。
首先,离散化服从连续分布的生产性冲击θ,方法是找800个分位数,满足:
其次,离散化θ后,关于θ的连续函数变为分布于这800个点上的阶梯函数,在此基础上,我们求出最优工资契约。
定义5: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近似的最优合约是如下问题的解
(注:
这里我们仍然省略了常数项
)
将估计的参数值带入(14)式就可以计算出利润函数的值。
三、模拟
3.1 数据
本文的数据全部来自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
为了保证样本企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本次调查覆盖了11个城市的683个企业,在抽取这11个城市的时候,调查既考虑了城市的地域分布,也考虑了城市的规模大小。
这11个城市自北向南分别为哈尔滨、抚顺、唐山、兰州、潍坊、西宁、镇江、黄石、成都、衡阳和贵阳。
在企业的选择上,调查的初衷是希望能够随机地抽取企业使得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从企业的成分上说应该包括已经改制的国有企业和尚未改制的国有企业;从企业改制前的隶属(尚未改制的企业则指当前的隶属)上说应该包括中央直属、省、市以及区县各个层次上的(前)国有企业;从企业所处的行业上说应该包含各种行业的工业企业。
但是,由于调研是通过国家经贸委以及各地市经贸委组织进行的,此次调研的样本企业并不能完全符合随机抽取原则。
这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是:
1.由于地方经贸委不再是改制企业的主管部门,或者说地方经贸委对于改制后企业的影响力已经远远小于对尚未改制企业的影响力,在样本抽取的过程中,地方经贸委更容易让那些尚未改制的企业填写问卷,他们也更乐意让这些企业填写问卷。
这使我们的样本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国有企业比重过大、而改制企业比例不够的问题。
2.与前面的理由一样,由于各地市经贸委主要负责管理市属企业,因此我们的企业样本主要是(原)市属企业,在一些城市还包括区县所属的企业。
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点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
原因在于,首先,市属工业中有很多企业都是由中央或者省里下放到市里的,市属企业具备了很好的代表性;其次,当前的中央直属和省属企业只是少数大型国有企业,与我们关心的改制主体国有中小型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
3.从问卷回收以及问卷的填写质量上看,较大的企业以及当前仍归国有的企业其数据质量较高。
但是,就我们研究的目标来说,样本中未改制国有企业多恰好符合我们对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研究。
由于大多数改制企业是2001年后改制的,因此,我们运用2001年的财务数据,基本上仍能够反映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
表1 数据小结
表1中各项指标的样本量不同,是由于抽样调查中数据缺乏所致。
而对本项研究至关重要的“工资”数据,有376家国有企业填报了信息,因此,我们模拟估算所依据的样本的规模为376家。
粗略分析一下表1,可获四个方面的信息:
(1)绩效工资(奖金)占工资总额的比例,均值为0.44,说明激励性工资收入在工人的收入中占有相当权重。
(2)在岗职工人数的均值仅为563人,而职工总数的均值为939人,下岗率为42%(见“在岗职工比例的均值”),说明下岗概率非常高。
(3)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大大超过下岗工人的收入水平。
企业即使以全部职工平均的年工资水平作为在岗职工的年工资水平(这显然是被低估了),其均值也为1.25万元,即月工资为1000元,相当于下岗工人月收入(300-400元)的2.5-3倍。
(4)无论平均工资还是工资总额,方差都很大,说明企业之间工资标准与就业量差异不小。
我们估算契约几个主要参数的依据只是“绩效工资”(奖金)总额,它按“绩效工资比例”与“工资总额”之积来定义。
3.2无约束模型
在我们的模型中,当客观的外部随机冲击θ<θ[*]时,也就是企业的经营环境差到一定程度时,绩效工资w会等于零。
最小奖金w(θ[*])总是可以识别的。
我们从样本数据观察到,奖金量在50(万元)的企业就属于奖金发放量最低的企业,大约占到376家样本企业的1/5。
于是,我们设w(θ[*])≤50(万元)。
我们还需要找出奖金发放量最低的企业其经营环境θ的上界θ[**],可以证明:
似然函数也相应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项是奖金为0的部分,第二项是奖金小于等于50万元的部分,第三项是奖金大于50万元的部分。
估计的结果见表2。
表2 无约束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2的结果是我们使用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最大似然模拟程序得到的,所用的奖金数据是从企业绩效工资数据中分离出来的、大于50(万元)的奖金量w[,i]的列向量。
将此代入(20)式的w[,i],就得到了实际计算的算子式。
无约束模型估算的只是探究工人奖金在什么参数条件下获得的概率最大,这是从已观察到的工人获得的奖金量w[,i]列向量出发,反推出使w得以发生的契约的参数值,从而找出激励性契约所受制于其中的客观环境θ与工人努力的边际成本参数η,以及影响奖金量的契约激励力度a与绩效基数x之积ax。
表2的结果显示,工人努力的边际成本曲线其形状下凸,而且非常陡峭,其斜率k=η+1=7.5705+1=8.5705。
这意味着,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中,代理人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得非常快。
它反映的经济背景是:
工人在国企中就业所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这是国企整体经营环境恶化造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中国 国有企业 代理 成本 实证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