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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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1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内容提要】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
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着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
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文摘】:
先秦至六朝文学
汉代铜镜铭文保存着大量的文史资料,深入研究这些资料,可以认识、澄清一些历来颇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七言诗的起源形成问题。
关于七言诗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学界说法很多,至今尚无定论。
,,从争论的情况来看,涉及汉代的资料并不丰富,学者们多提及的是汉乐府《郊祀歌》中的七言诗句,以及张衡《思玄赋》系词和《四愁诗》。
那么,除了汉乐府《郊祀歌》中的七言诗句、张衡《思玄赋》系词及《四愁诗》外,汉代还有没有七言诗留存于世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汉代有许多句句押韵的七言诗作品流传下来,它们多保存在汉代的铜镜铭文中。
关于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在明代以前,只是作为古董文物记载的附庸,收入前人的相关着作中。
直到明代以后,它们才被文人有意识地收入古代文集中的汉代作品序列中。
深入研究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七言诗的发展过程。
一、文物着作保存的汉代七言诗
最早注意到汉代铜镜铭文中含有诗歌存在的是北宋时期王黼编撰的《宣和博古图》,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四库全书《重修宣和博古图》,在卷二十八,它专列有“诗辞门”,收录汉代铜镜12面,根据后世资料记载,其中具有七言诗镜铭的大致有:
尚方鉴一,尚方鉴二,长生鉴,仙人不老鉴,青盖鉴,服羌鉴等。
不过,《宣和博古图》只有图录和简介,并未录出具体铭文。
在“鉴总说”中,王黼只是提到:
“至于铭其背,则又有作国史语而为四字,有效柏梁体而为七言”者。
通过王氏图录析出铭文,则是后人的工作。
较早记录汉代铜镜铭文中七言诗具体诗句的是宋代姚寛。
他的《西溪丛语》收载了不少古代文物,其卷上有云:
“李晦之一镜,背有八柱十二兽,面微凸,蒂有铭云:
尚方佳贡大毋伤,左龙右虎辟牛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
”
明代杨慎在《丹铅余录》《丹铅续录》《丹铅摘录》中,搜罗了为数不少的汉代铜镜所载的诗体铭文,其中多首属于七言体。
《钦定西清古鉴》卷三十九,收录“汉尚方鉴”两面,除了介绍铜镜的文饰、形制外,还记录了其铭文:
七言诗各一首。
并且,将它们与《博古图》、《西溪丛语》、《丹铅总录》中所收内容基本相同的汉镜铭文诗进行比较,指出异同。
钱唐倪涛《六艺之一录续编》卷一“金器题跋·汉尚方鉴铭跋”也载有一首七言诗镜铭。
还有从书法文字角度收录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者。
如:
长洲顾蔼吉撰《隶辨》卷八载“驺氏二镜铭”和“李氏镜铭”。
当代文物着作亦有收录汉代铜镜七言诗铭文者。
如朱剑心先生的《金石学》,采录了五首汉代七言诗,其中有两首不见于其他记载:
许氏作竟自有纪,青龙白虎居左右。
圣人周公鲁孔子,作吏高迁车生耳。
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
吉。
(P161)
角王巨虚曰有熹,照此明镜成快意。
上有龙虎四时置,长保二亲乐毋事。
子孙相息家富就,玄天毋极受大福。
(P162)
朱先生按语云:
角王巨虚,言匈奴部落之大也。
《后汉书·南匈奴传》云:
“其大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
”汉印有“四角羌王”、“四角胡王”。
这两首诗,前一首反映汉代选官推举制,诗风没有其他作品古朴,好像是顺口而歌。
后一首反映汉朝与匈奴关系和睦。
这应该是汉代七言诗相对晚出的作品。
而孔祥星、刘一曼两位先生的《中国古代铜镜》一书,收录汉代铜镜铭文十分详备,诗歌方面包括三言、四言、骚体和七言体等。
十分重要的是,这些汉代的七言诗作品,并非仅仅见于文物着作,而是有大量的文物实物——汉代铜镜保存至今,这似乎可以证明七言诗体在汉代已经比较成熟。
汉代铜镜,全国各大博物馆几乎都有收藏。
而今天我们确切可知的具有七言诗铭文的汉代铜镜,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有不少藏品,仅仅根据杨桂荣先生《馆藏铜镜选辑》、介绍,就有七面以上,仅举三例。
其一,“王氏博局四神镜”,铭文篆书49字:
王氏昭镜四夷服,交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告后世乐母极。
(P215)
其二,“尚方博局四神纹镜”,铭文篆书30字:
上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由天下敖四海佳兮。
(P215)
其三,“新有善铜博局四神纹镜”,铭文篆书64字:
新有善铜出丹阳,炼冶银锡清而明。
尚方御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
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雀玄武顺阴阳。
子孙具备属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比金石如侯王兮。
(P216)
这三面铜镜都是王莽时期的物品。
杨桂荣先生还介绍了东汉几件铸有七言诗铭文的同类文物。
总而言之,尽管这些着作收录了不少汉代七言诗,但并没有给予这些诗歌独立的文学地位,只是把它们看作是古董的附属品。
二、明人收入文集中的汉代七言诗
最早把汉代铜镜铭文中的诗歌收入古人文集中的,是明代嘉靖戊戌进士冯惟讷,他编撰的《古诗纪》共有一百五十六卷,尽管是在该书的最后一卷《别集第十二志遗》中收录了汉代古镜铭文中五首七言诗,但其进步之处,在于他首次承认了这些七言诗独立的文学地位。
这些诗,其实与杨慎《丹铅摘录》所收者基本相同。
《古诗纪》所收汉代古镜铭五首七言诗
其一云:
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铅锡清如明,左龙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顺阴阳。
其二云:
上方作鉴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寿如金石佳且好。
又六花水浮鉴:
上方作鉴宜侯王,左龙右虎掌四旁,朱雀玄武和阴阳,子孙具备属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
又十二辰鉴铭曰:
名言之始自有纪,炼冶铜锡去其滓,辟除不祥宜吉水,长保二亲利孙子。
辟如众乐典祀,寿此金方西王母。
又一镜铭曰:
上方作镜四夷服,多保国家人民息,寇乱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无极。
后来,出生于嘉靖二十八年的梅鼎祚所编《东汉文纪》卷三十二,也收录了七首汉代七言诗:
尚方鉴铭一尚方作镜母大伤,左龙右虎掌四旁,朱凤玄武和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兮,宜侯王兮。
尚方鉴铭二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浮游天下敖四海,寿比金石之国保。
尚方鉴铭三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寿如介石。
尚方鉴铭四尚方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母极兮。
汉青盖鉴铭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安,胡虏殄灭天下阳,风雨时节五谷熟。
长孙孙朔阳天。
汉长生鉴铭调刻冶镜日月清,明五得商羽声,天地和合子孙成,常保夫妇乐长生。
汉清明鉴铭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顺阴阳。
另外,明代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四百四十七,亦收汉代尚方鉴铭七言诗二首。
三、汉代铜镜铭文中七言诗的特点
阅读这些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体诗歌,我们最深刻的感受是:
其一,它们绝大多数确实是句句押韵的七言诗。
分析《古诗纪》和《东汉文纪》所收录的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
其中有些诗歌在今天读来仍然是句句押韵。
如《古诗纪》中第二首和第三首《六花水浮鉴》铭;《东汉文纪》中《尚方鉴铭一》、《尚方鉴铭三》、《汉长生鉴铭》。
有些诗歌在今天读来似乎不押韵,但是,按古音是押韵的。
如《古诗纪》第一首和《东汉文纪》中《汉清明鉴铭》,其韵脚是“阳”、“明”、“光”、“阳”,这里面,“明”似乎是个“异类”。
可是我们查阅《说文解字段注》所附《六书音均表二·古十七部谐声表》,发现“明”与“阳”谐声,同属“第十部”。
在《古十七部谐声表》中,我们还可以查到:
《古诗纪》中《十二辰鉴铭》,其韵脚“纪”、“滓”、“子”、“祀”、“母”,同属于谐声的第一部。
这首诗中,只有“水”,不押韵。
但是,“水”是一个借字。
因为“辟除不祥宜吉水”,其“宜吉水”三字,从意义上是讲不通的。
至于“水”借为何字,还有待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作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
而《古诗纪》所收第五首和《东汉文纪》之《尚方鉴铭四》,其韵脚似乎可以分为两个系列:
“服”、“复”、“熟”和“息”、“力”、“极”。
在《古十七部谐声表》中,虽然“复”和“熟”没有查到,但是,“服”与“息”、“力”、“极”却也是同属于谐声的第一部。
只有《东汉文纪》中《汉青盖鉴铭》一首确实不押韵,其韵脚“服”、“安”、“阳”、“熟”相去太远。
这是铜镜制造技术流入民间后,由坊间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匠改造的结果吗?
我们不得而知。
另外,《东汉文纪》中《尚方鉴铭二》,其韵脚第三部的“好”、“老”、“枣”、“保”与“海”也有差别。
但总体而言,这些保存在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句句押韵者居多,出韵或不押韵者较少。
其二,多重复诗句,多重复篇章。
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汉代七言诗,语句重复者颇多,更不乏重复篇章。
事实上,汉代传世铜镜虽多,铭文主体内容却大致只有几类,只不过略改数字而已。
根据《中国古代铜镜》一书论述可知:
一般来说,“尚方”铭最有代表性,可以说是其他镜铭的源头。
“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属少府。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少府下有“尚方”。
颜师古注曰:
“尚方主作禁器物。
”《后汉书·百官制》: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
本注曰:
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物,丞一人。
”铭文中大量出现“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御竟大毋伤”、“尚方作镜四夷服”等字句表明,制作镜鉴是“尚方”的任务之一。
(P112)
《钦定西清古鉴》卷三十九考订“汉尚方鉴”时说:
“《汉书》少府官属,有钩盾尚方御府。
注:
尚方,主作禁器物。
又《通典》:
秦置尚方令,汉因之,铭词尚方作,盖禁物。
”
钱唐倪涛《六艺之一录续编》卷一《金器题跋·汉尚方鉴铭跋》亦云:
“汉宫阙有尚方掖门,官制设尚方令丞待诏,职属少府,主作禁器物,掌上手工作,以宦者为之。
……自武帝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制隋侯剑、宝玉、宝璧、宝鼎,皆尚方为之。
”
因此,尚方镜最早原是宫廷所用器物,后来才逐渐走向民间。
大约在西汉晚期到王莽时期,坊间就出现了大量铜镜产品,其铭文种类繁多。
有宣传铜镜质地的“善铜”铭、“佳镜”铭,标明制造商姓氏的纪氏铭,标明制造年代的纪年铭,标明产地的纪地铭等。
但其铭文主体内容沿袭“尚方”铭,没有大的改变,只不过是将宣传语及纪氏、纪年、纪地的字眼置换尚方镜铭中“尚方”等字而已。
(P108~109)因此,镜铭七言诗多重复诗句,多重复篇章。
其三,多字少字现象。
有些作品,似乎不是纯粹的七言诗,往往有多字或少字的现象发生。
如《东汉文纪》所收《尚方鉴铭一》多出“兮,宜侯王兮”五字,《尚方鉴铭四》多出“兮”字,《汉青盖鉴铭》明显少字。
这是什么原因呢?
考古学家说:
铜镜的铭文字数多少,是“根据镜的大小而定,因常有省字,有时显得文句不通”,“加字又显然是为了补足布字不足的空缺”,有时,所加进的字,甚至“没有实际文字含义”(P68)。
《金石学》也说,汉代铜镜铭文,有的“以尚有余地,故赘此三字也”,有的“则以镜小而不能刻全铭也”(P161)。
很可能,当初尚方造镜专供御用时的设计,是完整的诗句。
后来铜镜成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铜镜的制造商,由于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会扩大或缩小镜的形制,又不想改变原设计的主体图案,这样,就会出现加字或减字的情况。
因此,汉代铜镜铭文中有的七言诗出现多字或少字现象,并不能成为判断当时七言诗体是否规范的一个理由。
需要说明的是,汉代的铜镜首先是专供宫廷御用的宝器,后来随着冶金、铸造、商品流通等工商业的发展才逐渐在民间流行。
因此,铜镜的原始设计,是出自朝廷的尚方机关,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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